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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歌手在楚国的郢都开个人演唱会，一开始他唱了几首民歌，像什么《下里》啦，《巴人》啦，台下有数千名发烧友跟着他哼唱。随后他又唱了几首艺术歌曲，像什么《阳阿》啦，《薤露》啦，台下也有几百个听众跟着他哼唱。最后他又唱了几首创作歌曲，台下只有几十个人还能跟着瞎哼哼，但是他一变调，只剩下几个人还能哼得对头。这样看来，他的歌曲越高级，能唱和的人就越少。 爱因斯坦在看了电影《摩登时代》之后，兴奋地发了一份电报给卓别林：“祝贺你，你的美妙作品是所有人都能懂的。”卓别林回了一份电报给爱因斯坦：“祝贺你，你的高深作品是少数人才能懂的。”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卓别林是在讽刺爱因斯坦吧？但是在中国，曲高和寡却永远用于讽刺。 很显然，宋玉这个寓言的最初寓意决非批评歌者的歌艺太高超，恰恰是赞扬歌者的歌艺超迈群伦。然而，中国人自古有一种精神上的广场恐怖症，他们害怕孤立，渴望把自己融入众人之中，渴望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众人的大合唱之中。为文要“代圣人立言”，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历”，都是人格上不敢独立的表现。很难想象中国会出现与整个雅典为敌的苏格拉底、向整个教会宣战的布鲁诺、与经典力学抗衡的爱因斯坦。如果说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可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比高下的精致艺术，那不是因为艺术家们敢于独标高格，而是因为借助了对人民大众的极大蔑视。事实上，本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高雅艺术，在士大夫阶层是和者众多的“下里巴人”。众多的传世名作，正是在诗酒唱和中产生的。以致于除了极少数超级天才，大部分高雅艺术极其缺乏艺术家的个性。唐诗宋词中的大部分作品，不记住作者我们就会张冠李戴，而把某个诗人的作品错误地编入另一个诗人的作品集也十分常见。暂挂杜枚名下的《清明》诗，和暂挂刘禹锡名下的《陋室铭》，就聚讼多年归属不明，很难通过具有个性的文风来判定。只有少数像李商隐这样的天才，其作品才不易跟其他诗人的作品混同起来。李商隐的无题诗无疑代表唐诗的最高成就，但却少有人赞扬其卓绝诗艺，更多的人批评他过于阳春白雪。 然而，士大夫的“下里巴人”，相对于略识之无的普通百姓，却成了“阳春白雪”。士大夫里最下里巴人的白居易，就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阳春白雪。当时俯拾皆是、极为通俗的唐诗宋词，现在成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成就的高雅艺术。而且这种相对的“阳春白雪”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永远消失了。因为从五四以来，是否通俗化、是否大众化成了是否新文化的主要标志乃至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只有下里巴人才是新文化，一切阳春白雪都是脱离人民大众、不合时代潮流的旧文化。于是，害怕曲高和寡的精神恐惧日益加深，害怕孤立无援的广场恐怖症日益蔓延，对阳春白雪几乎谈虎色变。当艺术作品不能让大多数人理解时，文学家艺术家总是牺牲艺术标准，迁就听众观众读众，而不是让听众观众读众提高艺术修养后再来欣赏这高超的艺术作品。于是出现了与“艺术可以充实精神”相反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艺术定律：艺术修养低的大众感到精神极为充实，艺术修养高的小众感到精神极为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艺术修养低的大众有大量适合他们口味的艺术快餐和印刷垃圾让他们欣赏，下里巴人的艺术作品数量之多，多到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欣赏，所以他们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欣赏艺术，精神无比充实。相反，艺术修养高的小众找不到多少适合他们口味的艺术精品和文学经典让自己欣赏，阳春白雪的艺术精品和文学经典数量之少，少到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欣赏，所以他们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无所事事，精神无比空虚。 或许上面这段描述过于抽象，不够形象，容易让人误以为我在故作惊人之语，是幽默，甚或讽刺。让我举个例子，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比方说吧，两个初中女生，都是文学爱好者，本来她们互相借阅琼瑶，业余生活很充实。随后，其中一个人感到琼瑶不能满足，于是她就读《红楼梦》，读不懂；于是她就读大学，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然而大学毕业，她还是不完全懂，她又读了硕士、博士，继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终于，她读懂了《红楼梦》。然而，读完《红楼梦》，她就空虚了，因为只有一部《红楼梦》。相反，那个对琼瑶十分满足的女同学，初中毕业就不必再提高艺术修养了，她有读不完的琼瑶、读不完的三毛、读不完的雪米莉、读不完的席娟，她还有看不完的电视连续剧，她永远觉得无比充实，她根本就不需要《红楼梦》。那位女博士呢，除了反复读《红楼梦》，为了逃避空虚，只有回过头去像她的初中女同学一样，读琼瑶、三毛、雪米莉、席娟，但她艺术修养太高，这些能满足和充实她的初中女同学的艺术，无法满足和充实她的精神──过高的艺术修养，使她已经不再能满足和充实了。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苦修得到的艺术修养，就像庄子笔下的屠龙之技，毫无用武之地。她唯一的办法是用屠龙刀屠狗，用杀牛刀杀鸡。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也不看《红楼梦》，并且断定《红楼梦》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并非真正的艺术，只有下里巴人的琼瑶才是真正的艺术。经过逆向的脱胎换骨，再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下看齐，把屠龙刀在现实的大熔炉里回炉重锻，做成无数把裁纸刀、杀猪刀和小剪刀，于是她终于能够像她的初中女同学那样，陪着肥皂剧的女主角一起垂泪到天明了──因为那个美丽动人的女主角用小剪刀自杀殉情了。结论是：提高艺术修养，对充实精神不利；只有降低艺术修养，才能充实自己的精神。 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说，他去读大学，本来是为了能够读懂《红楼梦》，能够欣赏高雅艺术，但是等他终于能够读懂阳春白雪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辛苦准备了那么多年，唯一的用途就是读一部《红楼梦》──除了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红楼梦》以外，他的多年准备完全白费，因为现在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都是只需初中文化程度就能读的。当然，现在已经是由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在写小说了──写给小学程度的人读，但大学程度的人在不读或早已彻底读腻《红楼梦》的时候实在没事可干，也只好读初中程度的人写的弱智小说，看初中程度的人编出来的弱智肥皂剧。 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力提倡：要让不识字的文盲老太太也能搞懂弄懂，要让刚刚从扫盲班出来的劳动大姐也能看懂读懂，要通俗化再通俗化，要大众化更大众化，要让更多的人听懂看懂读懂，这样无限度地向下迁就，于是，哲学被通俗化得没了，文学被大众化得没了，智慧没了，有趣没了，新文化变成了没文化，没文化变成了有觉悟。剩下极少数从“旧文化”中浸淫出来的文化人，经过史无前例的革文化命，终于革得全体中国人都没了文化，都有了觉悟，于是皆大欢喜：人人四大皆空，个个大彻大悟。工农兵写新诗，人人参加赛诗会；三突出搞京剧，人人会唱样板戏；三结合写小说，人人都会三句半。让旧文化已被砸烂、新文化尚未掌握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倒去种地、做工、站岗、放哨，于是大家都一样，谁也不比谁高明。人人会唱的样板戏，无疑是最通俗最大众的下里巴人了吧，难道它们就比阳春白雪更能代表人民的心灵之声和大众的崇高精神了吗？ 也许会有人说，难道文盲老太和半文盲老头就没有权利享受艺术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冷酷地把他们拒绝在艺术殿堂之外吗？我的回答是，如果把所有的艺术都弄成了文盲半文盲能看懂听懂读懂的东西，虽然对于这一代文盲半文盲有一层无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面纱，但是对于人数更多的子孙后代，却是更加无情的赤裸裸的冷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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