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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是魏晋时人伪托《庄子》中的道家真人列御寇所作的伪书，这已成定论。所以本来不该在我这本专谈先秦寓言的书中提及。但是《列子》中的大部分寓言都能在先秦其他子书中找到源头，这一篇愚公移山却找不到所本（至少我没有发现），而这个寓言却一直家喻户晓，本世纪下半叶更经由毛泽东的同名杰作而无人不知，所以值得一提。 故事情节大家都已熟知，无须我再详述。其大意是，冀州之南的愚公要挖平自家门前阻挡出入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被智叟嘲笑为不自量力。愚公口诵豪言壮语道：“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永无穷尽，而山却不会再增高，何愁不能把山挖平？”智叟被驳得哑口无言。到这里为止，这篇寓言确实非常有英雄气概，但是结局却令人泄气：愚公感动了上帝，上帝让大力神背走了冀州之南的两座大山，一座放到朔东，一座放到雍南。 愚公虽然说出了可圈可点的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壮举。也就是说，智叟当初认为愚公不自量力，口气比力气大，并没有大错。按照这个结局，羞愧的不应该是智叟，而应该是愚公。如果愚公要想不羞愧，当时应该这样回答智叟：“我自己是挖不平两座大山，但是我这样一直挖下去，迟早会感动上帝。一旦感动了上帝，事情就好办了。你等着瞧吧！”那样才是老实话。 既然当初愚公没说实话，而只是说大话，那么如果智叟现在再来质问他，愚公至少这回该说老实话了：“我本来就知道这么干迟早会感动上帝的，但我当初不能说。我一说，上帝会认为我在居心叵测地利用他老人家的同情心。所以我当初只能说那些大话，而说那些大话的目的，正是为了感动上帝，而并非真要那么傻干！你误以为我真要那么傻干，那说明你徒称智叟，却愚不可及。而我心底雪亮，料定指点江山的是上帝，而不是我。我虽是愚公，其实倒是大智若愚。” 中国人的这种互斗心计，你骗我，我骗你，历来没有人事后覆按。只看结果是否有利，不管前言是否搭得上后语。像智叟这种一根肚肠通到底的笨蛋，是永远无法了解愚公这种曲里拐弯的算计的。 这且不去说它，更让人寒心的是，两座大山毕竟没有挖平。感动了上帝的愚公，只要自家的出路畅通了，就感谢上帝了；至于朔东和雍南的其他愚公愚婆愚子愚孙们被飞来峰堵住大门，就管他娘了。对于愚公们来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天经地义。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百姓被地方官欺压，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千里迢迢去告御状、舍生忘死去滚钉板，偶而感动了皇天上帝，终于把狗官调任，于是就自以为恭逢盛世，要扬尘舞蹈了。愚公决不会想到，自己虽然不受该狗官的欺压了，但该狗官换个地方，朔东雍南的愚公愚婆就要受苦了。所以，愚公认为自己胜利了，智叟却认为愚公失败了。但寓言没有让智叟来做最后总结，智叟只受到了永远的嘲笑。 更何况，智叟还有进一步的意见：朔东雍南的愚公愚婆也同样会发扬这样的愚公精神去感动上帝。上帝会把大山搬到朔东、雍南，为什么就不能把朔东、雍南的大山也搬到冀州之南？有个民间笑话说：某愚人的左邻是铁匠，右邻是铜匠，愚人被吵得寝食不安，就许诺说愿意出钱让他们搬家。铁匠与铜匠欣然同意，于是领了赏钱，铁匠与铜匠对换了房子，愚人依然鸡犬不宁。把冀州的狗官调到朔东，把朔东的狗官调到雍南，再把雍南的狗官调到冀州，愚公和他的子孙们辛辛苦苦挖了那么多立方的土石来修理地球，能得到什么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大众。那么谁是当代愚公呢？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当成上帝的当代愚公，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试图感动过人民大众？在我看来，自称愚公的，倒成了上帝；被称为上帝的，倒成了愚公。但中国的百姓是容易被感动的，欺压得稍微温柔一些，就会忍不住山呼万岁的。当他们是愚公时，他们当然要高呼“上帝万岁”；当他们成了名誉上帝时，他们就改口高呼“愚公万岁”了。当中国的百姓是愚公时，上帝是铁石心肠者，于是百姓们不得不每天挖山不止，付出子子孙孙无数代的巨大代价，才“千年等一回”地等到了上帝的一次感动。而当百姓们成了名誉上帝之后，上帝就成了“心太软”的感伤主义者，于是百姓们差不多每年每月每日都要热泪盈眶地感动几回。 愚公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繁衍下来，智叟却没有留下后代。不肯高呼任何人万岁的智叟，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高呼过万岁。所以，中国的智叟，在先秦就已经死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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