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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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han456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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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赤裸裸的脚上的沙子刷掉，在游廊的尽头左边打开了门。厨房内的彩色瓷瓦和白色的瓷漆显得多么明亮。我跟着她穿过了一个拱形的门口进入了一个既是餐厅又是起居室的房间。“请坐下，”她说，“我不会很久的。她消失在右边的过道里。 我点上一支烟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房间是舒适的。与外面耀眼的白色的珊瑚沙石相比之后光线是宜人的。挂在前窗的窗帘是由深绿色的宽松的织料制成的，而淡绿色的墙壁和光秃秃的水磨石地板增添了一种凉爽的感觉。空调设在左边的墙上。那墙外面是没有门户的汽车间。空调机的模糊的嗡嗡声是唯一听得见的响声。空调机上面是一张很大的安装许可证，许可证和那一边前面窗之间是一个装在浅色的柜子里的真空吸尘器。房间的后部有一个餐具柜，一张由竹子和重玻璃制成的餐桌。房间的中央是一张长沙发，两张扶手椅以及他们中间的一张柚木咖啡桌。这些形成了一个会话交谈的客厅。沙发和椅子是竹子制成的，上面有色彩鲜艳的坐垫。这房间的另一边过道和正面之间是许多挤满书的书架。对着门厅的右边是一张巨大的书桌，书桌上有电话，手提式打字机，好几个纸盒子，还有两台照相机。我向书桌走过去看到上面也放着好几格彩色幻灯片，还有一堆要冲景色的照片，大部分是黑白或彩色的8×10的放大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放大的，接着我想起来了《风中之音》。她是个使用照相机的艺术家。依稀可以听到大厅的某某地方有淋浴的水流声。 过了几分钟她回来了，她换上了一件由某种浅蓝色的料子做成的清新的夏装，裸露双腿拖着凉鞋。她的头发剪得相当短，有种粗心的，淘气的效果，看起来比在太阳下更黑了一些。帕特丽夏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姑娘。她不知怎的又重新恢复镇静的样子，露出个微笑。“对不起，让你等了。” “没关系，”我说。我们坐了下来点燃了香烟。 “你是怎么查找到我的？”她问。 我告诉了她，“你圣特•巴巴拉同室的人说你在完成某个杂志上的项目。” 她作了一个表示不赞同的手势。“不是应任务的，我说。我还不是一个专职的人呢。有个编辑答应找一篇关于要冲的文章，而我只是在霍兰德先生和夫人去欧洲时才有个机会暂住这个房子。他们是我们在麻省时的邻居。而在这同一时间我也做一个彩色幻灯片，我沿着礁石在水底拍照的。 “仅仅带面罩而不穿潜水衣的潜游运动不算是很好的实践，“我说。 “哦，我只是在浅水里工作。但整个区域都是迷人的，而海水是美丽的。“ 我露齿笑了。“我是个佛罗里达人，我不喜欢听起来没有爱国心，可是你应该在巴拿马群岛磨练，在某些条件下水的各种颜色差不多对你有害的。” 她忧郁地点点头。“我有一次在那里，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母亲和我乘着一艘吃水很浅的小渔船在那里巡游了大约一个月。” “租来的船吗？” “不，是我们自已的。父亲和我乘着船顺流而下，而母亲是乘飞机来到纳索和我们会合。她很会晕船。” “那这条小船叫什么名字？” 那对棕色的眼睛很快地与我对视一下。摇了摇头，有点窘迫的样子。船叫“女巫”，帕特公主是一个心爱物的名字。父亲和小女孩之间的秘密的玩笑。他是唯一的曾经使用这名字的人。” “我很对不起，”我说，“但他是怎样到达凤凰城的呢？” 处于衰退阶段，结果是这个样子。她告诉了我，甚至此后的一段时间仍是存在着不顺心和令人为难的事。里根的一家是一个叫做伊丽斯顿小城镇那儿的人。那小城镇是在麻省的海岸线上林恩附近。他们一家一直是水手，专业的，要么就是业余的。有几个当过大副或船长。在1840年——1850年代的快速帆船时代。另外一个在革命时期是武装民船船长。克利福特•里根属于快艇俱乐部的成员，参加过若干次大洋竟舟，虽说不是在自己的船上。 我猜测他父亲相当富裕，虽然她是尽可能地避开这一点。他一直从事玻璃制造厂的业务，有不动产，而在那个城镇的主要银行里拥有相当可观的股份，而且是董事会里的成员。克利福特•里根大学毕业后就在那银行里工作。他和本地的一个姑娘结婚。而帕特丽夏是他们的独生孩子。可以看出当她小时候和父亲长的很相似。然而在她16岁时一切都崩溃了。 她的父母亲离婚了，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当她母亲的律师要对共有的财产作一番说明时，其余的部分被发现了，他不仅失去了在加拿大投机矿产股份所获得的一切，也失去了他从银行里拿来的一万七千美元。 “除了银行的总裁和家里之外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她说，“低着头看着她膝盖上的手。”我祖父补足了那不足额，于是他没有被起诉。唯一的规定是他必须退职，而再也不在银行工作了。” “可是他又在凤凰城的一家银行里工作了。”我说。 她点点头，“实际上任何人没有办法阻止他的。以前的那事是如此的秘而不宣，以致债券公司都不知道。祖父害怕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又能怎么办？能告诉银行他的儿子偷过银行的钱吗？那不就毁掉了他的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可是一个已经过了40岁的男人没有关系又怎能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呢？”我问道。 “一个女人，”她说，“是他的第二个妻子。”、 里根选定亚利桑那可能是由于想远离过去的生活联系，同时又可以呆在同一个行星上。他作为一名帐户代理人在一家经纪业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地认识了凤凰城郊区一些高阶层的要人。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遇见了康尼夫人，而在1951年和她结婚了。她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区的一个不动产开发者的寡妇，他前夫在凤凰城附近买了一个大农场饲养四分之一的马匹。她也拥有德罗俄斯国家银行的大量股票，所以里根到那儿去工作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只要那正是他想要的话。 婚姻没有持续下去——他们在1954年分手了——奇怪的是工作仍然保留着。人们喜欢他在银行工作，而他也干得很出色。不同凡响的外貌，温和，有教养的态度，还有和许多富有的顾客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切对他有益无害。他升级了好几次，到1956年之前负责信托部。 “可是，他并不快乐，”她继续说，“我想是不幸福的。我能觉察出来。虽然我们不能象过去的方式那样互相谈话了。每年我仅仅去看他一次，就是当我在学期结束后去那里的两个星期内。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猜测父亲和年轻的女儿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世界，一旦你离开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打高尔夫球，骑马，在冰上滑行船上射击，还有他带我去参加聚会，可是真正的通讯线路是处于低落状态。” 她体会到他不喜欢沙漠。他生活在不对劲的天地里而当时年龄也太大了，不可能去某某地方来重振旗鼓。她认为他不怎么喝酒，他简直不是那号人。可是她认为有不少姑娘们，每个都是很年轻的，到他那里去轻快地跳舞。尽管他还不得不对银行的业务相当关切。 1956年1月份她已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了。就在那时从地方的执法官那里打来了电话。她乘飞机到凤凰城。“我害怕，”她接着说，“祖父也感到害怕。我们两个都相信人们再也不会发现他还活着的。我们脑子里想的是自杀的可能性，虽然理由不完全一样。祖父恐怕他又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他又拿了银行的钱。” “可是他没有拿，不是吗？”我问。 “是的，”她说。“如果他拿了自然会被发现的。他自己的账户上还有几百美元呢，相当于付给他的一个月薪金。” 这就是了，我想，那是绝对没有门窗的墙。他没有从银行里偷到什么，但是深思熟虑地消失了。而当他在一个月以后作为哈梯出现的时候，他就有钱了。 她默默无言。我点了一支烟。好了，这应该是这条线的终点了；我不妨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后来她说，“请你把有关的事告诉我吧。” 我告诉了她，谈到了心脏病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易于接受。我解析了怎样撕破了主帆而因无风帆船漂浮不动。而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他埋葬于海上。实际上没有丢三落四，只是粗略地谈了葬礼这方面的情形。我是不懂得一切有关海葬的仪式。我告诉她那是星期天以及地理位置，还设法告诉她那天的天气怎样。她低声地哭了起来把脸转了过去，而我低头看着我的烟就在这时她突然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那里感到身体很不行。尽管他使我陷进这么多的麻烦，我还是喜欢他的，而我也开始喜欢她了。 哎！我原来一直认为当我不科不面对他的亲属告知他们这件事的时候将是何等的不容易。而现在是更加糟糕了。因为尽管她心中知道那就是她父亲，但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那一点点残余的疑惑令永远地存在着的，伴随着所有的那些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到底他是躺在那沙漠的某某地方呢！还是安息在加勒比海二英里的水底下呢？不管他是在哪里，为什么他在那里呢？原先发生了什么事？他在逃避什么呢？ 突然间那种情形又重现了，当我想起埋葬他的时刻，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总是笼罩着我。就在那精确的一瞬间我是站在栏杆旁观看着他的尸体滑进深渊。对这个无法解析。我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我要伸手去抓的时候，它不见了。象一个只记得残缺不全的恶梦，留下的唯有这种不定型的恐惧。生怕某种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也已经发生了。我尽力想不在乎地摆脱掉。也许这一直是一种预先的警告。为什么现在还在接连不断地为它担心呢？我已经懂得这所有的坏消息了。 一会儿她回来了，要是当时她大哭了一场的话她已细心地抹掉了一切痕迹。她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可乐。“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我想。我宁可设法使他们相信而不管那些暴徒。哦，我想这是相当无望的，你曾经听说过一个叫邦纳的男人吗？J•R邦纳。那名字会是伪造的，当然了，我把他描述了一下。 她摇摇头。“不知道，对不起。” “我不喜欢把您拉进这事情里面，”我说，“但我必须告诉他们。可能将会调查你父亲的事情。” “不可能对这有什么帮助，”她说。 我点上一支烟。“你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这样的人，不指控是我杀了他，偷了他的钱，或者放他上了岸而谎报他的死亡。你不这样想是吗？或是仅仅出于礼貌呢？” 她莞尔一笑。“我相信你不会的。这时我想起了我是认识你的——至少说是从声望上认识你。我在林恩的几个朋友对你评价很高。” “谁？”我问道。 “特德和弗兰西斯•霍尔特。他们随你航行过两三次。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说，“他们在爱克休摩斯一带拍摄了一些了不起的水下电影。” “我看我们真正应该说这只是一个小世界，”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罗杰斯先生——” “叫斯图亚特，”我说。 “斯图亚特，为什么人们不会认为那个叫基弗的人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呢——假定这钱还在船上呢？他似乎有一大笔人们不能解析的钱。” “他们已发现了。”我说。“当他们把旅馆保险箱里的钱和可想象的花费加起来，仍然达不到四千美元。三天内仅仅是喝酒的话是不可能抛掉一万九千美元的。而这主要的因素是当他离开船的时候他不可能带走的。我就在那里。他没有什么行李，你瞧，因为他所有的家当还在那条在巴拿马没赶上的船上。他在这次旅行中只买了两套工作服。而他把这些东西卷起来时我就在他旁边站着，他没有把什么东西包在里面。他没有一件上衣。他可能是把四千美元存放在他的钱包里和裤兜里，而不可能是二万三千美元，除非是非常大的票面。我坏疑这一点。一个逃跑想隐藏起来的人会引起很大的注意的要是想换开比几百美元更大的钞票的话。” “也许他第一次停靠就带上岸了。” “不，当时我也和他在一起的。” 她皱起眉头。“那么一定还在托帕斯船上。” “不，”我说。“船已被搜查过两次，由专家们搜的。” “那么这似乎只有另一种可能性了。”她说。她停了一下，然后又不高兴地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容易说。可你认为他可能一直有关精神失常吗？” “我认为没有，”我说，“当然，当我第一次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指的是，他说他带着二万三千美元，可是没有别的人曾看到过。他说他打算要我放他上岸，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他打算在我们到了海上之后再等待着机会提出这个疯狂的建议，在我看来这本身也不合乎逻辑。一个有理性的人会体会到任何人会赞成的这种机会是多么微小。应该在开船之前会探听一下我的口气。要是你重新考察这一切，你就不会这么断定了。” “显然他确实有带着一些钱。不管怎样，有四千美元。所以如果他有那些的话。他也可能有全部。要是你正确地观察的话，他的这种做法是可理解的。也就是等到在海上再向我得议。假如在我们启航以前他提出的话，我可能会拒绝他上船的。在那个斯利多尔赶上他之前脱离运河区才是头等重要的事。如果他在以后提出另外的那些事而我拒绝他，至少他也出了巴拿马暂时获得平安。” “这样我们圆满地结束在我们开始的地方了。” “是的，”我说，“依然是同样的两个问题。那些其余的钱下落如何？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门铃响了。 我们很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站了起来。外面一直没有汽车的声音，人行道上也没有脚步声。她示意我到门厅那边就向门口走了过去，可是在她到那之前门就被破开了。一个穿着灰色衣服戴着墨镜的高个子男人踏了进来。粗暴地示意她向后退。在这同一瞬间我听到后也被打开了。我施转过来。一个宽肩膀的旅游者站在厨房的拱形门口，穿着一件过分花哨的运动衫。戴着草帽，戴着一副完全相同的太阳镜。他脱下眼镜对着我冷笑着，原来是邦纳。 逃跑是不可能的了。第一个人有一把枪；我可看出他上衣口袋里鼓鼓的下垂着。帕特丽夏喘了一口气。退了几步，她眼睛因受惊睁得大大的。她回来靠在大厅进口的那张桌子上。邦纳和那个人朝我走来。后者取出一包纸烟。“我们一直在等着你呢，罗杰斯，”他说，把烟伸给我，“抽烟吗？” 一瞬间我们三个人似乎都僵在那里，他们两个差不多是以一种消遣的态度，而我是枉费心机地四下环顾想找一种什么武器，口干干地等着他们移动。接着我看到她正在做的事情，更使我吓住了。她是不可能脱身的，对付不了这些人的，但我又无法阻止她。电话就在她后面，她向后一拿，举起听筒，轻轻地放在桌顶，正试图拨通总机。我捡起一个可乐瓶子。这使他们眼睛再瞪着我2——3秒钟。然后是拨电话的卡塔声。 邦纳转过身来，漫不经心地把话筒放回原处，张开右手对着她的脸就是一巴掌。一声尖锐的爆破声打破了静谧，象一声枪声一样，打得她头昏眼花伸开着四肢扑在地上，裙子乱七八糟地缩成一团，露出修长的双腿。我当时挥着可乐瓶扑向他。偶尔地打中了他，把草帽打飞掉，他直起身子来，我又干过去。他用前臂挡住这一击而一拳击中我的胃部。 这一击痛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努力站稳了。用那瓶子对准他脸猛击过去。他把头往后一收刚好使得瓶子无害地从他的下颚滑过去，露齿轻蔑地笑着，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包着皮的铅头棍棒。他是使用这个的行家，就象一个良好的外科医生使用手术刀一样。挥舞了三下就使我的左臂失去了知觉；又一击刮下我前额的一块头皮，打得我双眼都是血。我想过去扭住他，他把我推了回来，丢下棍棒，对着我的下颚残忍地一击。我靠着空调的操纵装置跌下来滑在地上。帕特丽夏尖叫了一声。我把脸上的血擦了擦想站起来，此刻我看见另一个男人。他甚至连看却不想看，他半坐在书桌的坐落上，悠闲地挥着他的太阳镜，一边看着她的那些照片。 我站了起来再次打中邦纳。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斗争了，他回手一击使我撞在墙上又跌倒了。他把我起来用左手把我顶在墙上而用右手猛击我的脸部。就象用混凝土石块敲打一下。我觉得牙齿松动了。房间在我眼前旋转起来。就在昏倒之前，他松开了我。我尽力想爬起来，只能用膝盖了。他把脚向我脸上一踹，我又倒在地上，喘不过气来。嘴里眼里都是血，他俯视着我。“这儿还是坦帕吗？笨蛋。” 另一个人把照片扔回书桌上站了起来。“行了。”他干净利落地说，“把他放在那张椅子上。” 邦纳用一个手臂把我从地板上起来，举到房间中间的一张扶手竹椅上。有人扔过一条毛巾打在我脸上。我把血抹了抹，尽量没有恶心。 “好了，”另外那个人说，“回旅馆去把弗劳尔斯找来。然后把汽车隐藏起来，停在树林里或什么地方。 帕特丽夏坐了起来，邦纳朝她扭过头去，“这姑娘怎么处置？“ “她呆在这儿直到我们完成。” “为什么呢？她在这里是碍事的。” “动动脑子吧。罗杰斯在迈阿密有朋友，其中一些可能知道他在哪里。当他没有回来时他们会打电话这儿来找他。把她放在沙发上。” 邦纳扭了扭大姆指，“坐在那儿吧，小猫。” 她轻蔑地盯了他一眼。 他耸耸肩，抓住她的手臂把她起来，推过去。她往后一倒经过咖啡桌末端跌在与我相对的沙发上。邦纳出去了。 “我很抱歉，”我说，“都是我的过错。我原来认为我已摆脱了他们。” “是的，只是暂时的。”那个男人插嘴说：“可是我们没有跟着你来这儿。我们是在等着你呢。” 我茫然地盯着他。 他把另一张椅子拉到咖啡桌的末端坐了下来。在那地方可以看守我们两个人。如果说邦纳是这要命的行业里的雇用人员的话，这个人就应该是开票人，顶头上司了。这是再明显不过了，他那干净利落，生气勃勃的态度，脸上的有才智的印记，无情的，毫不动摇的凝视。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大概在40——50岁之间，长着又短又硬的红头发，钢铁一般的灰白的眼睛，瘦瘦的脸被阳光晒成黄铜色。 “她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我说。 “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没有肯定你也一无所知。当我们在坦帕让你逃脱了，我们就在这里密切注意你，除了别的地方以外。” 血仍然从脸上渗出来滴到我衬衫上。我用毛巾抹了抹。我双眼开始闭起来。整个脸感到肿大。说话要经过伤口和鼓起的嘴唇使人感到困难。我不知道邦纳会去多久。此刻我被打的太厉害，太虚弱难受而不能离一这张椅子，可是休息了几分钟后我也许能对付这个家伙，或者至少缠住他足够长的时间来让她逃走。接着，仿佛他看穿了我的想法，他从衣袋里举起枪，摇摇头。 “别动，罗杰斯，”他说，“你太有价值了我们舍不得杀你。而你如果没有膝盖是跑不远的。” 房间又静了下来，只是空调的嗡嗡声。帕特丽夏的脸色苍白，但她强使自己伸手到咖啡桌上抓起一支烟点上。盯着他毫不畏缩。 “你不能就这样逃走的，”她说。 “别傻，里根小姐，”她回答说。“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工作习惯；没有人来这里打扰你的。甚至不会有人给你来电话的，除非是有人找罗杰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说他一直在这里现在刚刚走了。” 她挑战地发火了，“如果我不呢？” “你会的，相信我好了。” “你是斯利多尔？”我说。 他点点头，“你可以那样叫我。” “你们当时为什么追赶里根？” “我们仍然在追赶他，”他纠正说，“里根从我这里和另一些人那里偷走了50万美元的债券。我们要讨回来，或是把剩余的要回来。” “而我猜想首先是你偷的吧？” 他耸耸肩，“你不妨说这些债券是刚发行不久的。当然，这是可协商的。可是那么一大笔钱是难控制的；保护这些通过寻常的渠道会使双方都花大量的时间或大打折扣。我是在拉斯•威格斯遇见里根的。而当我查明了他做的工作，我试探了他；他就是我们需要的连接物。首先他不想干，但我发现他欠凤凰城的一些赌徒的钱，就安排了对他施加一点压力。当时和他达成协议。他处理了十万美元。作为我们同意给他的佣金。接着我们把其余的部分移交给他。我想她告诉过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点点头。 他继续说下去。“当然，我们一直密切地观察他，甚至在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出去游猎时我们也久久地跟着他，可以肯定他不是在试图逃跑。但他比我们想得更机灵。要么他把另一部汽车隐藏在某处，要么是有人来接走了他。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搜出他来，甚至雇用私人侦探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注视他。他在迈阿密，可是他避开夜俱乐部和从不出现在引人注目的场所。我们查出他来纯属运气。有人发现一本渔猎方面的杂志上的一张相片与他类似。当我们搜出这个摄影者要他从底片上给我们放大一下。结果那就是里根。 “可是他又一次把我们击败了。显然他也看见了那张相片。而当我们到达了迈阿密要跟踪他时，发现两星期前他的船在佛罗里达和巴拿马之间爆炸燃毁，他也死了。起初我们不能很肯定这又是假相，但当我们搜了他的房间和地面时连保险库的钥匙都找不到，我们开始检查他的女朋友们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在同一天去瑞士了。或者是她告诉每个人的。但她是粗心大意的，当我们搜查了她的公寓时在她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旅行社的条子可断定是为查尔斯•韦恩预定到圣胡安的飞机票。他一定在那里看见了我们，因为当我们查到了他时他又不见了。我们跟踪到了纽约，到这个时候他们分开了而他把她藏在某处，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在近处注意他。他飞到巴拿马。当时我比他迟了一天，才差12小时没有在克利斯托伯赶上他，那时他和你一起离开了。 “而现在他死了，”我说。 他冷冷地一笑。“这是第三次了。” “我告诉你——”我打断了他的话。那又有什么用？接着我想到什么东西，“瞧，他一定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 “很清楚的，除了那二万三千美元之外，他正在使用所有的钱来逃脱。” “那么你们不走运。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她正在南普特医院里，要是她活下来，警察准备从她那里得出整个故事的经过，她不得不把存钱的地点告诉他们。” “她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她为什么来南普特吗？”我说，“她要来见我，因为她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难道你不明白我是讲实话吗？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早该给她写信了。” “是的，除非他也在避开她。” 我倒在椅子上。这是没指望的。即使我能使他们信服我是讲实话，现在还有什么益处。反正他们会杀掉我们的。 “然而，”他继续说下去，“那个前提有一个严重的漏洞，要是他有意要避开她，那么从克利斯托伯给她写一封信之举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说你也承认他可能死了。” “是的。对这件事存在着若干非常奇怪的个人动机，罗杰斯，但我们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将要探到底的。他的死因可能是若干理由之一。你和基弗可能杀害了他。” “哦，以上帝的名义——” “你是个注定要完蛋的人。你的故事听起来又是从头开始了，而且每次考虑过后只是越来越糟糕。让我们来谈你那份上交给美国地方执法官的漂亮的报告吧，描述心脏病发作。起先会愚弄每个人的，但要是我查出你是怎样写的，难道你不会觉得那联邦调查局同样也会查明的吗？他们不可能为这情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他们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你写的东西使人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我指的是，一般的外行的人要设法在纸上写出心脏病的发作时总会倾向于勉强拼凑或故作多情地说出发病时的里根作的各种疯狂的举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冠状动脉毛病致死时的情景。每个人，我指的是，除医务工作者之外。医务工作者是知道人也同样可能死于致命的一击而在正躺在床上等待别人为他剥葡萄时。而你也懂得这个道理的。你的一个叔叔是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当时你大约十五岁——” “我当时甚至不在场，”我说。“那事是发生在弗吉尼亚他的办公室里。” “我知道，但他前一次发作时你是在场的。大约在那前一年，当时你和他还有你父亲乘出租船离开迈阿密海滩出去捕鱼。当他发病时他没有捕到一条鱼。他只是坐在椅子上喝一瓶啤酒。这些都加起来，罗杰斯，这总而言之意味着什么？” 好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想起了这事。我开始这样说，但我碰巧转身过来看了一下帕特丽夏•里根。她双眼盯着我脸上，眼神充满疑惑，还存在着一丝恐怖的神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谁能责备她呢？这时前门打开了。邦纳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搬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盒子，大约跟手提式录音机一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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