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宪法街的礼堂内签署了关于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同盟条约。①早些时侯西欧国家曾为组织起来建立共同防御作过努力，这个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成立了西方联盟总部，并委任蒙哥马利元帅为联盟的武装部队司令。正像大部分有见解的美国人一样，这些国家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美国参加，它们就没有足够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杜鲁门总统为他的外交政策争取到了两党莫大的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决定参加西欧国家的共同防务。在它们与葡萄牙人、丹麦人和挪威人谈判之后，这些国家也参加了。瑞典则选择了武装中立的道路。后来，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同意加入这个组织。苏联接管布拉格，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军事压力以及苏联的其它威胁性行动，使这些国家深信，如果它们不团结一致，就会一个个地被吞噬掉。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原已答应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现在则决定为欧洲自由国家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这些自由国家在华盛顿，共同作出保证，认为一个成员国受到进攻等于所有成员国受到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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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译者

　　一九四八年初，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之间发生了争吵，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撤销了他们一直慷慨地向希腊共产党游击队提供的援助。希腊政府终于把游击队驱赶到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北约国家通过协商确定了这个联盟的主要的组织结构。最高机构将是政治理事会，每个成员国都将派一名大使参加这个理事会。军事机构将包括一个统一的司令部。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联盟。三十年以后它依然存在。有人说现在它已经失去作用，而且过时了。也许是这样，但是瓦解这个组织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如果苏联并不认为北约是他们实现计划的障碍，而且是个还在起作用的、难以克服的障碍的话，我怀疑他们是否还会浪费那么多精力来诋毁它。
　　联盟成员国同意把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并把政治理事会和军事司令部都设在法国首都附近。一九四八年为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临时修建的大楼可供政治理事会使用。但在军事方面的工作却进展不大。
　　一九五０年美国的参谋长们来到欧洲，向欧洲人提交联盟军事组织的计划草案。这些计划将代替西方联盟成国早些时候所制订的计划，当然将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后来在纽约条约上签字的其它国家。美国参谋长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度、陆军将军奥马尔·布莱德雷率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庞大的军团的司令员，所向披靡，解放了西欧很大一片土地。他是仅次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孚众望的美国军人。他沉默寡言，谈吐温柔，但又刚毅、坚定。布莱德雷将军到达巴黎后，把我从哈里曼先生那里借过来，要我为美国参谋长们向欧洲军事当局陈述时作翻译。当时我正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欧洲国家的参谋长们喜欢美国的设想。由于南北朝鲜之间发生了战争，组织欧洲防务一事变得更加紧迫。
　　每次一开始讨论由谁出任司令的问题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他的名字是与解放一词紧密相联的。由他出任军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会使所有的人感到莫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它将告诉苏联人，美国将认真履行它对保卫西欧所作出的承诺。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时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不大急于离开那个岗位。最后，他同意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出任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职务。一九五一年一月初，他决定访问北约各国首都，去会见这些国家的军政首脑。他将同他们商讨建立欧洲最高司令部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我能说几国语言。他请哈里曼先生安排让我参加这次出访。当时我正在白宫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哈里曼先生欣然同意，因为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出访之后，我仍会回到他那里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挑选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其中包括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他是麦克阿瑟将军的侄子。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们乘坐杜鲁门总统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的“星座号”军用专机离开华盛顿。飞机彻夜飞行，第二天上午到达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我们着陆时，法国国防部长朱尔·莫克和国防部参谋长阿尔方斯·朱安前来迎接。像大多数欧洲的非共产党人一样，他们看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时感到欣慰，热情地欢迎他。
　　尽管飞行了一整夜，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投入了工作。我们同莫克和其他官员一起用了午餐。这位法国国防部长是社会党人，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物。他的儿子在大战中被打死，因此他痛恨德国。他强烈反对德国参加任何西欧的防务。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有点神经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他也不愿意同佛朗哥的西班牙打任何交道。除了这点以外，他在其它方面能力很强，在工作中是有帮助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筹组联盟的最初几个月里同他会见过许多次。莫克先生的英文还过得去，但他感到说本国语言更方便些，因此通常都由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这些会见。
　　到达巴黎后的那一天，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拜会勒内·普利文总理。他还拜访了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舒曼是个极不寻常的人。他生于卢森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现在是法国外长。他和德国的阿登纳、意大利的加斯贝利和比利时的斯巴克一样，是欧洲团结运动的伟大创始人之一。舒曼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一生都致力于结束法国和德国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在本世纪中曾经两次导致了可怕的毁灭性战争。
　　一月九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见了樊尚·欧里奥尔总统。这位法国总统也是一个社会党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法国南部口音。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轻型飞机把他秘密地送出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随后他在伦敦与戴高乐会合。他是一个慈父般可亲的人，但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那天上午我还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到枫丹白露访问了西欧总部。晚上未安将军来到我们下榻的拉斐尔饭店参加鸡尾酒会。他和艾森豪威尔十分亲密，他们是至交。
　　接着，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布鲁塞尔，受到了国防部长德格雷夫上校和国防部参谋长雅克·皮隆将军的欢迎。后者曾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率领比利时军队为解放欧洲作过战，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负责国防的比利时官员时，都由我陪同前往，一切很顺利。比利时人十分乐意帮助并支持这个新的北约司令部，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荷兰。由于所有的荷兰官员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我就没有陪同他去拜会他们。等于休息了一天。像在比利时一样，这里事情进展得也很顺利。但是，国防部参谋长克罗尔斯将军和首相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首相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反对军国主义的协会的会员。克罗尔斯告诉艾森豪威尔说，在促使首相批准荷兰武装部队最起码的军需上，他遇到很大困难。
　　随后几天是在丹麦和挪威度过的。在哥本哈根，丹麦国防部参谋长埃哈德·克维斯特加德海军上将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美国部队中一名志愿兵，不久前在朝鲜战死。海军上将愿意给予协助，但是丹麦很久以来一直是个和平主义国家。一九四0年德国入侵时它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后来倒是有过一些英勇的抵抗，但是许多丹麦人认为，任何防御都是徒劳的。该国政府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很大的帮助和合作。北欧国家都是传统的中立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和挪威都遭到人侵。瑞典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挪威和丹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挪威顽强地抵抗了德国的侵略和占领。挪威人知道残酷的占领将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保卫祖国的愿望比丹麦人更为强烈。王储奥拉夫设晚宴招待艾森豪威尔将军；国王哈康七世还接见了他。我陪同他参加了上述两项活动。
　　一月十二日晚，我们在雪花纷飞中离开了奥斯陆。在加德莫恩机场，飞机驾驶舱的表面涂了一层甘油，以防冰冻。我们飞往伦敦后，英国人把艾森豪威尔当作一位高贵的老朋友来接待。他同艾德礼首相共进了午餐。当英国人得到保证，他们将在联盟指挥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会谈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艾森豪威尔在伦敦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我们走出克拉里奇斯饭店时，碰到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头上戴着圆顶硬礼帽，看起来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校长时曾授予尼赫鲁名誉学位。但是这位印度总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时却显得十分紧张。苏联报纸当时正骂艾森豪威尔是战争贩子。他们交谈的时候，尼赫鲁总是偷偷地四下张望，唯恐有人拍下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照片。但是没有人拍照，他松了一口气。
　　我们从伦敦飞往里斯本，在那里我用上了葡萄牙语。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到圣本托宫拜会安东尼奥·萨拉查总理。我以前随同哈里曼先生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曾见过萨拉查。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一边和我握手，一边问我的葡萄牙语是否还带着巴西口音。我承认还是那样，但答应争取在访问葡萄牙期间把它改掉。
　　萨拉查富于哲理性地谈到北欧和南欧国家之间的差别。他说，在美国、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民主制度也许是行得通的，但这种制度在葡萄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他回想起一九二六年他执政前夕葡萄牙全国的混乱局面。他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威胁。他害怕苏联人支持他称之为海外省份的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他预言说，苏联的战略将包括横跨西方国家海上交通线的非洲基地，这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准确预言。这位葡萄牙领导人看来根本不像一个二十五年来惯于使用独裁权力的人。他举止文静，像个教授，说话细声细气。他从不穿制服，也不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高谈阔论的演说。当我们乘汽车离开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沉思着萨拉查的怪僻性格，并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话我并不全都同意，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的巴西口音显然并没有影响双方的交谈。与这位葡萄牙总理会谈以后，我们发现这位葡萄牙的军界领导人乐于帮助。
　　接着，我们飞往意大利。意大利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参谋长都到罗马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将军。当艾森豪威尔开始发表机场讲话时，我心不在焉地把讲话翻成了葡萄牙语，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很不好意思地改译成意大利语。一月十八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战后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斯贝利作为奥匈帝国的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曾经在哈布斯堡帝国中代表意大利少数派。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并能用历史眼光观察问题的人，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意大利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参加了会谈。加斯贝利回想起我以前曾陪同哈里曼先生拜访过他，他记得我当时佩戴一枚有皇冠图样的意大利勋章。这是国王翁伯托二世赐给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奎里纳尔宫拜会了卢伊季·埃伊瑙迪总统。然后，他与国防部长朗多尔福·帕奇纳迪一起吃午饭。意大利人对于他们能参加联盟，感到高兴，并非常乐意为联盟提供帮助。德·加斯贝利是欧洲团结和共同防御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第二天上午，我们飞往卢森堡，这是联盟中最小的成员国。因为那里法语也很通行，所以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拜访了女大公夏绿蒂、首相皮埃尔·杜邦和外交大臣约瑟夫·贝什。贝什担任外交大臣时间之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卢森堡武装部队的规模不大，这个美丽的小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飞往德国。当我们乘坐吉普车在达姆施塔特附近沿着乡间公路行驶的时候，两个德国男孩兴奋地指着将军。停车厉，我用德语问他们是否认识他。他们笑着说认识。艾森豪威尔同我们在德国的许多指挥官讲过话，了解他们的看法。当时德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占领国。
　　次日，我们飞回巴黎。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察看了几处可供建筑新司令部的地点。最后他选中了位于罗康库尔的那一处。该处是属于法国总统的，欧里奥尔先生马上给让了出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继续同法国人磋商，并向他们转达了他访问各国时感到的良好的合作精神。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他在阿斯托里亚旅馆向他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讲了话。在新的司令部大楼竣工前，这里是临时的司令部所在地。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飞往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这是联盟中唯一没有武装部队的国家。我们在呼啸的暴风雪中在凯夫拉维克机场着陆。由于我对冰岛语一无所知，因此在将军同冰岛政府进行简短会谈期间，我一直留在飞机上。还有一位无拘无束、爱说俏皮话的年轻少校也同我们在一起，他发现那些穿风雪大衣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是美国人。随着夜幕的降临，风雪席卷机场。我想，要是再加上一群狼，这幅可怕的画面就完整无缺了。年轻的少校从开着的机舱门口向外望去，看见一个人正在保养飞机。他对那个人说：“嗨，伙计，你怎么被送到这鬼地方来？”那个人严肃地瞅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生在这里，我是冰岛人。这儿可不是鬼地方。”我们把年轻少校拉国舱内，让他坐在那里，直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回来。随后我们向渥太华飞去。飞越格陵兰上空时，天气晴朗，巨大的冰帽的景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在拉布拉多一个名叫熊肠的地方着陆。这个地名令人难忘。我们抵达渥太华时，受到加拿大高级官员的欢迎。我们在劳里埃旅馆下榻。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强调他职务的国际性质总不愿意在美国大使馆住。同加拿大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了解艾森豪威尔，喜欢他，也信任他。；
　　一月二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结束了他旋风式的十三国之行，回到纽约西点军校。他将在那里度过周末，起草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我们在迷眼的暴风雪中在斯图尔特训练基地降落。当飞机倾斜飞行对准跑道时，我感到飞机在侧滑，并一闪念想到飞机将会撞毁。我的兄弟文森特当时正在地面上看着飞机，他后来告诉我，他也曾有同感。后来，驾驶员比尔·德雷珀拨正了飞机，使它安全降落。我在纽约辞别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到华盛顿。每访问完一个地方，我就在飞机上向机上的两名准尉速记宫详细口述我们的谈话内容。因此在旅行结束时我就没有积压的备忘录要写了。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某些会谈不是由我翻译，但是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替他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后来我又回到哈里曼先生手下工作，没有几天他就告诉我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请求杜鲁门总统委派我到巴黎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我回到华盛顿才六个月，我很喜欢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也不急于离开他。但是哈里曼告诉我，杜鲁门总统曾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他想要谁就可以得到谁。我自己是无法选择的，要嘛乖乖地跟着走，要嘛闹上一番，最后照样被拉走。第一种选择更合情理。哈里曼先生还发现，我在旅途中很爱玩桥牌。我和道格·麦克阿瑟为一方，对手是两位桥牌能手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格仑瑟将军。我和麦克阿瑟同他们对阵时打得不好，因而哈里曼先生给了我几本戈论写的关于桥牌的书，希望这些书对我有所帮助。后来两位将军再也不找我打桥牌了，显然他们感到我打桥牌的本领不能同我对语言的精通程度相比。
　　就这样，我为马歇尔计划工作后回国还不到半年，便又踏上了重返欧洲的征途，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司令部去就职了。
　　二月二十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夫人乘船去瑟堡，因为艾森豪威尔夫人一向不爱坐飞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开始工作，着手筹建司令部和组织盟军的指挥机构。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和信心灌注到了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身上。我多次陪同他拜访法国的军政要员。我还跟他一起去看过法国政府提供给他的位于马恩拉科凯特村的房子。这个小村庄离罗康库尔的司令部不远。事情进展得很快，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布了关于建立欧洲最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
　　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加速司令部大楼和附属的服务设施用房的建筑，几乎不间断地同法国人保持联系。他对军衔相同但国籍不同的军官所得薪金相差悬殊这一点很吃惊。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在一个一体化的司令部里，这肯定会引起问题。因此他说服法国人修建了大家知道的欧洲最高司令部村这一住宅区。这里的住房按军衔高低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房租比较便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消除薪金不均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也使不同国籍的军官能够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从而增进了友谊和了解。
　　我被分配在“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办公室工作。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的军官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是以国家或军种的代表身份出现的。代表国家或军种的有关工作由类似军事使团这种机构承担。各国军事代表们要解决与他们各自国家的特殊利益有关的问题时，通过我们办公室同最高司令接触。各国军事代表执行官是安东尼·德·比德尔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的大使。他的这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他个人的巨大魅力为我们同各国代表打交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每天在那个部门工作，但不用说，当最高司令接见外国来访者需要我时，那就是我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必须使盟国的全体人民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需要集体防务，特别是需要北约的军事组织。这样一来，各成员国的来访者川流不息。不仅军政当局人士，而且民众团体、记者和各种协会都个别地或集体地来司令部了解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联盟有好感。有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我参加他为巴黎市议会议长、戴高乐将军的兄弟皮埃尔·戴高乐先生举行的午宴。戴高乐将军那时正领导法兰西人民联盟，极力反对法国当时的政府。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飞往意大利北部去看望那里的部队，并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乌迪内地区访问进行安排。由于意大利人认为当地的旅馆都不适合他住宿，因此决定让他住到弗罗利欧伯爵夫人的私人别墅里。大战期间，她丈夫的飞机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上空被击落，他和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伊塔洛·巴尔波元帅一起阵亡。她拥有大量的地产，丈夫死后，她进波洛尼亚大学学习，取得了农业方面的学位。她很会经营土地。她的起居室里放着国王翁伯托二世（当时流亡在葡萄牙）和巴尔波元帅的照片。乌迪内的地方行政长官担心法西斯元帅的照片会使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不快，也不知道将军对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被废黜的国王的照片会有什么反应。伯爵夫人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拿走照片，并表示如果行政长官不愿意，他可以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安排到别处去住。由于该地区没有别的合适住处，最后还是伯爵夫人胜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屋后不久，便注意到那些照片。在场的行政长官很紧张。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的客人们谈起他同翁伯托国王的良好关系，还说，在巴尔波元帅率领意大利一个飞行中队横渡大西洋参加芝加哥一百周年成就展览会时，他被指派为巴尔波元帅的副官，当时他对元帅很有好感。这时，那位行政长官才松了一口气，伯爵夫人则得意地笑了。后来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观看意大利阿尔卑斯部队的山地战演习。这次演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炮火落在演习部队很近的地方，整个演习非常逼真。演习结束时，阿尔卑斯人把一顶插着一根长翎毛的阿尔卑斯帽送给艾森豪威尔。新闻界照了像，他们为能拍摄到这些照片感到高兴。
　　艾森豪威尔利用到各下属部队视察的间隙，不断在司令部接待大批来访者。与此同时，他继续进行筹建指挥机构的工作。为了解决某些政治问题，他需要竭力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选派指挥职务是特别棘手的问题。但将军没有因解决某个问题而招致怨仇。他是一个搞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大师。
　　中立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北约司令部的建立。他们想知道美国是否真的为其欧洲盟国的防务承担义务。南斯拉夫派科·波波维奇将军来见艾森豪威尔。他能讲一口极好的法语，因此需要我在这次极为秘密的会晤中担任翻译。波波维奇离别时确信美国将实践诺言。瑞典也有一位类似的客人小心翼翼地来到这里。他会讲法语，我再次当了翻译。他拜访最高司令后也放心回去了。
　　法国的一场政府危机使乔治·皮杜尔取代朱尔·莫克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位新部长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呆在被占领的法国，曾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莫克先生自称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以谦和乐从的态度对待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调精神准则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努力。他似乎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正试图组织儿童十字军。皮杜尔则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能理解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最高司令的许多会见都由我陪同，我常常要向他简单介绍他所要会见的人的情况。在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的岁月里，我曾有机会见到艾森豪威尔后来会见的许多领导人。我最感兴趣的是艾森豪威尔在会晤这些领导人后对他们所作的评论。他是判断各种人物的行家。
　　他日复一日地接待一批批新闻界人士、北约成员国的议员、美国国会议员、群众和爱国团体。如果来访的团体人数多，他就举行冷餐会招待他们，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同他交谈。如果来访的团体不讲英语，我就设法呆在他身边。要把他的幽默感、信心和热情准确地翻译成其它语言往往是不太容易的。这些来访者中最令人难忘的也许要数温斯顿·丘吉尔了。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的。他给我们讲了话，赞扬了北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他的话使我们深受感动。正如他所说的，继凯撒之后，象艾森豪威尔那样文武双全的非凡人物还不曾有过。有时，艾森豪威尔还会见来自非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人和西班牙的记者以及南美洲的大使们，他要会见五大洲的人。在这种场合，我通常和他在一起。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在此期间也来了。许多议员想让艾森豪威尔参加一九五二年的总统竞选，另有一些议员则想把他排除在外，说他是欧洲不可缺少的人。议员们总是受到极大的尊重。我不禁要把这一点同最高副司令对待来访的英国议员的情形相比较。有一次我看见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象对待小学生那样来教训英国的议员。当他们想提问题时，他就命令他们站起来，通报姓名，然后再提问题。有位议员照办了，他报了姓名后，蒙哥马利便说，“啊，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说我如果闭上大嘴就是件好事的人，现在你却想来听我的意见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法国驻印度支那总司令兼高级专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去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指挥过由十一个师组成的法国第一军。他是印度支那地区一位杰出的司令官。在他的独生子在印度支那被打死后不久，他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德拉特尔得到国葬的待遇。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均被邀请参加扶灵，要伴随枢车步行数英里，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走到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军事教堂。拿破仑就安葬在那里。那天天气很冷，艾森豪威尔的不少顾问劝他不要去。他先听他们议论，几分钟后便打断他们的话说：“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我对一位老同志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吗？”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后面随着队列前进，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天气极冷，寒风刺骨。艾森豪威尔伴随棺木步行，这给观看葬礼的数百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达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墓地后，我到他身旁呆了一会儿。我问他：“将军，你还活着？”他笑了一下，回答说，“还活着，可只剩一口气了。”
　　有一次，我先行前往德国，去为他视察法国驻德部队作准备。一天清早，法国人告诉我，杜鲁门总统已经免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自从我参加威克岛会晤后，我一直预感到可能发生这一情况。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从法兰克福前来视察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的，我想他一定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因而没有对他提起这件事。我们观看了法国部队的进攻演习。休息时，随同他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围了上来。站在前面的一名摄影师把像机对准将军，然后说：“准备好了，向他提问吧。”后面的一名记者便问，“将军，杜鲁门总统已经以不服从领导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您有何看法？”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记者抢了个镜头，那张照片在当年得了奖。在我同他乘车回法国司令部的路上，他对我说，“你知道，当你穿军装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麦克阿瑟可能忘记了这一点。”当然我知道，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不会因此丧失，因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菲律宾时，艾森豪威尔就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过。据传，麦克阿瑟那时曾说过，艾森豪威尔是他手下最好的办事员。艾森豪威尔曾经提到，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学过业余演剧活动。
　　三月初，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前往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刚加入北约组织。他在土耳其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同土耳其人谈得很好，解决了由于土耳其不愿由意大利人当司令官以及由于对希腊人的疑虑而产生的微妙的指挥权问题，至少暂时是解决了。我们从安卡拉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游览了几个小时。我们走进清真寺时，艾森豪威尔指着门框上的题词问是什么意思。一位年长的土耳其将军回答道，“题词说：‘你要祈求真主恩赐，自己先要作出努力’。”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欣赏这条忠告。
　　我们接着飞往萨洛尼卡视察希腊第三军团，然后继续前往雅典。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希腊军事学院进午餐，他在那里向学员讲了话。当晚我们去皇宫参加国王保罗和王后弗雷德里卡举行的晚宴。晚宴前，国王保罗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格仑瑟将军高级希腊勋章。我坐在国王的叔父九十岁高龄的尼古拉斯亲王旁边。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真可笑，把勋章授给那些已经有了很多勋章的老将军们，他们应该把勋章授给象你这样的年青人嘛。”我对这种想法深以为然。
　　在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意大利停了一下，去拜访国防部长帕查尔蒂。他坚持要由意大利的司令官指挥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但希腊和土耳其都曾告诉过艾森豪威尔这是办不到的。在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好象突然误解了由我翻译的帕查尔蒂刚说过的某些话，他满脸通红并愤怒地拍着桌子。帕查尔蒂几次软弱无力地试图说明他误会了，但后来还是让了步，同意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由美国司令官指挥。我极为沮丧，因为在帕查尔蒂看来，是我误译了他的话才使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的。我想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声誉在意大利算是彻底完蛋了。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我们回到那不勒斯机场，动身去巴黎。我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前舱，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迪克，如果说有时我似乎误解了你的话，那是因为我想借机发一顿脾气。”他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是管用的”。这使我好受多了，但我仍然担心着我在意大利的声誉。
　　在这一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美国争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前来巴黎给他做工作的政客络绎不绝。起初他并不表态。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名单揭晓那一天，我已随他飞往德国。我想不起来是由于什么原因，在返回巴黎时，飞机上只有我们俩人。那天从早到晚，人们不断地把初选的部分结果、最后把全部结果报送给我。我知道，从理论上讲他可能对初选结果不感兴趣。在口家的路上我终于对他说，“将军，你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但其他人却感兴趣。今天一整天，有人不断地把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消息报给我。现在我已得到最后的结果，就在这里。”他咧嘴一笑，看了看材料，然后对我说：“唉，对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很多同胞对他感到满意，而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那他就会被看作是个奇怪的家伙。”在初选中他没有参加竞选提名，竟然轻易地一举获胜。我个人从不怀疑他是会参加竞选的。一个人在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时，通常希望在别的方面也取得成功。
　　他最后决定宣布他将回美国参加竞选。这个决定将在欧洲最高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到了预定的那一天，大批记者从世界各地云集巴黎，等待艾克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巴克·拉纳姆将军宣布将军的意向。这项宣布将由我翻译成法文，那是盟军的另一种官方语言。预定的宣布时间已到，拉纳姆将军却没有露面。其实他当时正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急得满身大汗。他上完厕所后裤子的拉链拉不上了。时间越来越紧，只得作出紧急决定：让拉纳姆将军穿着裤子，把拉链遮布缝上。在几位上校的陪伴下，一位女秘书及时缝了几针。一场危机终于避免了。
　　在宣布参加竞选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得不照顾大量的国会议员。有时候，他们为了占一些“小便宜”，却给我们带来十分严重的麻烦。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帮助把一位喝得烂醉的议员护送回皇家蒙梭饭店去。另有一位议员告诉我，他在一家夜总会里丢失了钱包和护照，如果我能替他找回，他将不胜感激。我到了那家夜总会，他们告诉我，他是和一个年青女人一起离开那儿的。我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那个女人。她承认他找过她，但不承认他留下了护照或钱包。我解释说，我对钱不大感兴趣，但很关心那个护照和钱包里的文件。我告诉她，我在巴黎警察局里有好朋友，并要她再去卧室找一找。几分钟以后，她回来了，笑着说：“你知道吗，在那儿呢！”她把钱包和护照递给我。我发现钱包里只有十元钱。那位议员这一夜的代价太昂贵了。他向我道了谢，但没有问我是如何找到的。另一位议员在旧货市场上买了一盏大型水晶吊灯，吩咐我把它弄回美国。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我车篷顶架的钩子上，车开到奥利机场后，我偷偷地把它放进了议员们乘坐的“星座号”军用飞机。我把它挂在机舱顶的一个钩子上就走了。那位议员后来从美国写信来感谢我。他说我一定很想知道那盏吊灯是否已经安全运抵华盛顿。它已经安全运到了。
　　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最高司令部任职期间，作过多次努力，想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将军那时处于政府的反对派地位。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能使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就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然而，安排这样的会见是困难的，因为艾森豪威尔是法国政府的客人，甚至住在法国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戴高乐将军非常注意礼宾规格，他是不会到欧洲最高司令部来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他们在颁发解放勋章的大厅共进了午餐。颁发解放勋章是戴高乐首创的。艾森豪威尔是得到这种勋章的唯一的外国人。七年以后，他们以各自国家总统的身份再次相见，我再次为他们担任翻译。
　　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的消息使大家感到惋惜，只是在想到盟国在白宫将有一个好朋友时，才稍感宽慰。没有人怀疑他会当选。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总统樊尚·欧里奥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正式告别午宴。我已无法记起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我仍然记得酒菜味道极美。五月二十九日，欧洲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为他们的即将离任的统帅举行了一次场面感人的晚宴。三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向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受人尊敬的军人——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正式移交工作。当艾克离开他在马恩拉科凯特的别墅时，一个儿童合唱队高唱着《美好的往日》，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其他都已成为往事了。艾森豪威尔胜利地当选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欧洲最高司令部伟大的远征时代的结束。我为能在这段时间里与艾森豪威尔紧密相随而感到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