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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被具有宗教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死之后，伊朗国王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相，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大地主和伊朗民族主义者。他年逾七十，可是他在伊朗的议会里堪称是出色的演员，常常能要哭就哭，要昏倒就昏倒。许多伊朗人认为，这足以表明他是感情丰富的和为人真实。伊朗的议会中的右翼和左翼议员联合在一起，拥戴这位容易激动而又脆弱的老人，于是他很快就开始勇敢地采取行动来对付英伊石油公司了。这家公司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控制了大部分伊朗的石油工业，包括钻探、生产，并在波斯湾沿岸的阿巴丹建有巨大的炼油厂。当时丘吉尔任英国海军大臣，他很明白石油将迅速取代煤作为军舰的燃料，并想为英国获取足够的石油供应，因而他鼓励英国对伊朗石油进行巨额投资。他选择的工具——英伊石油公司，成为石油世界最大的能源基地。尽管名字叫“英伊”，它还在别的地方开发石油，并在世界各地设有炼油和供销网。伊朗人认为英伊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价格是不公平的，而它获得的偌大赢利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燃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而摩萨台正处在这个热潮的顶峰，他便着手进行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并取消该公司的租让权。他的一些动议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对他们的至为重大的利益是个致命的威胁，他们出售石油获取很大的好处。显然，伊朗人当时没有钱支付他们打算国有化的产业，况且他们并不真想这样干。他们只是觉得英伊石油公司已从投资中掠取过多的利润了。 当摩萨台向英国石油利益进攻时，反英情绪席卷伊朗，他们仍痛恨在二次大战中英苏联合占领伊朗和废黜现任国王的父亲。英国人与伊朗人双方的争论日益激烈，当伊朗人占领阿巴丹炼油厂时，英国人开始考虑用武力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驻在塞浦路斯的第十六伞兵队有可能在那个地区采取行动。英伊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苏联在其边境上可能作出的反应，这种前景是很不妙的。美国对它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可开交的吵闹感到很沮丧，杜鲁门总统吁请双方避免冲突，便指派解决纠纷的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作为调解人，看看能不能寻到使争吵双方都会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哈里曼先生过去是租借法案的促进者，曾任驻苏和驻英大使、商业部长、马歇尔计划驻欧负责人，具有丰富的经验、老练的外交手腕和胆略，由他来担任这一棘手的使命，人们认为是异常合适的。我曾在波哥大艰苦环境中与他一起工作过，后来在执行马歇尔计划过程中以及在华盛顿共事过。他知道摩萨台曾在瑞士念过书，他的法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因而打算用法文与摩萨合谈判。他决定带我去完成这次使命。在杜鲁门的空军副官罗伯特·兰德里将军陪同下，哈里曼在赴伊朗的途中先在巴黎逗留一下。当时我被指派在设于法国首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工作。我去会见摩萨台的使命就要开始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早晨，我在巴黎爱丽舍宫观礼台上观看法国国庆节的游行队伍。我在观礼台上的座位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的助手身份安排的，我对此甚为满意。这次游行令人难忘的原因有几个，但有一个至今记忆犹新。 规模巨大的游行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直升飞机向共和国总统致敬。首先，许多步兵列队前进，接受检阅；接着一排排装甲车隆隆而过，然后是骑着马的共和国卫兵。高度机械化的部队往往在地面上留下某些痕迹。当直升飞机在离爱丽舍宫上空一百英尺的高度向下降落的时候，骄阳炙人。当飞机到达总统观礼台前时，它开始慢慢地着陆，它的水平旋翼喷射出一股小小的但是很浓的褐色烟雾，向总统和外交使团的观礼台扑来。我永远记得这样的情景：法国的总统使劲弯下腰去，紧紧握住他的荣誉军团的宽大的绶带，同时驱散他眼睛、鼻子和嘴前面的烟雾，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烟雾实在呛人。 游行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我母亲告诉我，哈里曼先生来过电话，要我立刻回电找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托已启程赴伊朗，调解由于伊朗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而引起的英伊争端。我就打电话给他，两人互相寒暄一番之后，他就说：“我们将于今晚九时动身。”我祝他一路顺风和调解成功。对此，他立即回答说：“我说的‘我们’动身是包括你在内的。我已经跟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过，他同意让你跟我一起去。摩萨台博士会讲法语，我要找一位翻译，以便直接与摩萨合谈判，所以你也得去伊朗。”我指出现在是星期六（七月十四日）下午，在巴黎的伊朗大使馆一般是休息的。他认为要得到进入伊朗的签证是我的事而不是他的事。于是他问道：“在我来之前，你有没有去搞签证？”我回答说：“没有。”我认为如果我事先这样去办是有些僭越的。他说：“好吧，不管怎样，别搞迟了，不要误了班机。我不想在这里等候了。”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施奈德，她多年来一直在美国驻法大使馆负责签证课的事务。她说，她去想想办法看。仅仅一刻钟之后，她口电话来说，她已经接洽好了，有一位伊朗使馆人员将为我们开馆，并给我一份签证。我得到签证后，即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机场。哈里曼先生又重复对我说，摩萨台会讲法语，有我在场，他可以同这位伊朗首相非常直捷了当地和秘密地谈。他说摩萨台一向喜欢严守秘密，对他自己的许多随从人员都不放心。 我会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兰德里将军，他是杜鲁门先生的空军副官，负责杜鲁门先生的安全；沃尔特·莱维，是一位杰出的无党派人士的石油专家；还有比尔·朗特里，是国务院的外交官和中东问题专家。后来他先后出任驻巴基斯坦和巴西的大使。九时，我们从奥利机场起飞。飞机沿着罗纳山谷向南飞，躲过雷达荧光屏上所显示的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是第一次到伊朗去。飞机越过马赛后，我睡熟了。 在进早餐时，我醒了。我得知我们就快到巴格达了。我一跃而起，走到窗口边上，可是在二千英尺的高度，下面什么都看不清，眼前一片夏日炎炎的灼光。不久，我们在德黑兰上空盘旋，它的上面高高耸立着德马文德山的匀称的山峰，给人很深的印象。在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处，永远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麦赫拉巴德机场，我们受到美国驻伊大使格雷迪博士、英国驻伊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和伊朗高级官员的欢迎。我们首先驱车到国王的王宫去，在宾客簿上签名。我们又步行到对面国王母亲的王宫去，在另一本宾客簿上签名。 接着我们驱车到希姆兰去，它在德黑兰的郊区，树木茂密，但比首都高出一千英尺。我们作为国王的客人，在国王的王宫之一查希勃·加兰尼宫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个宫殿的确象小说《天方夜谭》所描绘的宫殿一样。巨大的接待室四周的壁上镶满了一块块小镜子，给人以充满着珠光宝气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在许多波斯皇宫里都是这样装饰的。国王的兄弟阿里·礼萨王子接见了我们。王子不会讲英语，但法语讲得很流利。 哈里曼先生和夫人下榻在巨大的接待室旁的一套房间里，而其余的人都各占一个大房间，门都是朝着接待室方向开的。那间接待室是那么巨大，我们的空旷的房间与之一比，那实在是相形见细。事实上正如《新闻周刊》所描绘的那样。 当我们坐下来进午餐的时候，我想到人们事先告诉我的必须注意的事项，在波斯你应当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在我们飞机着落之前不久，在机舱里哈里曼先生召集我们全体开过会，告诉我们，他在过去多次访问德黑兰时，他的代表团成员由于对饮食不太注意自我克制，因而经常闹病，他还得服侍他们，把病治好。不管怎样，我们的第一餐最突出的是敞开地供应鱼子酱。因为我不爱吃鱼子酱，我只好在盘子里随便拨一点做样子。有人告诉我，伏特加酒有极好的杀菌功能，所以我一反常态，喝了大量的伏特加。老实说，我怀疑人们怎能把伏特加与纯酒精区别开来。这顿午餐至少吃了三个小时。王子走了，只留下了四十八个仆人来侍候我们。 哈里曼先生的夫人玛丽，是一路陪同他来的。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说话充满着幽默，很快就能编出一些娓娓动听的轶事趣闻。因为我观察了他们好几年，在我看来，艾夫里尔·哈里曼使她的生活有了目的性和尊严，而她则给她丈夫的生活带来了幽默和人情味儿。他们是极妙地相辅相成的，与他们相处是很有意思的。仅仅几天之后，哈里曼先生感染上了轻微的肠炎。哈里曼夫人很风趣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房里去，重复了他丈夫几天前在飞机上说的话，她说：“你们瞧，现在到底是谁在德黑兰不能节制饮食，由于不自我克制而病倒了。”显然，他们是相亲相爱的。 在我们到达德黑兰时，就发现我们处在尴尬的境况中。美国大使格雷迪先生不太欢迎我们去伊朗。这是特使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大多数大使认为他们是总统的名正言顺的代表，而所有与驻在国政府和政府首脑的交往都理应通过他们来进行。他们常怨恨总统企图不通过他们的渠道而执行外交政策。这个问题在我的经历中发生过好几次。在我被总统派去与政府首脑直接打交道的国家里，那儿有些大使使我感到很为难。 在第一次到德黑兰住宅区摩萨台博士家去拜会他的时候，我没有作任何准备。我从报纸上得知，他会突然哭泣，他在伊朗议会里曾有过戏剧性的矫柔做作的表演。摩萨台的性格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我与哈里曼先生一起到了他的朴质的住宅。稍稍等候了一会儿，我们被引到楼上摩萨台博士的卧室。他躺在床上，穿着一件骆驼毛的短上衣，扣子直扣到脖子上。他平躺在床上，双手就在脖子下交叉着；当我们走进房间时，他的双手轻微地拍打了几下。 他用法语向哈里曼先生致意，他说他很高兴会见他，他希望在整个会谈中，美国不要扮演充当英国的傀儡的角色。哈里曼先生向他保证，我们决不会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争吵感到很不安，我们迫切希望能尽一切努力谋求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争端的办法。 摩萨台博士身材矮小，瘦骨嶙峋，直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龄；我回想起来，当时他已有七十多岁了。他显得极其单薄和虚弱，而他曾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事实上正是这样。有一个伊朗的医生，是个议会议员，他在与哈里曼先生的交谈中，回忆了他初次看到摩萨台博士在伊朗议会中戏剧性表演的经过。拉兹马拉将军在一所清真寺里被暗杀之后，摩萨台出任首相，他热情地向议会提出一项提案，希望议会通过。这位医生是反对派。摩萨台情绪激昂地呼吁大家通过他的提案，似乎要昏倒的样子，他泣不成声地表示他准备为他热爱的伊朗牺牲他的生命，他突然倒在地上。医生说，他的伪装的发誓改善了他的政治地位。医生当时跨过几条长椅，跪在首相身旁，解开他的领子，提起他的手腕，满以为会摸到一种虚弱、跳动不匀的脉搏，但事实上他摸到的是一个强壮、健康人的正常跳动着的脉搏。实际上，摩萨台博士可以活到九十岁以上。哈里曼就向医生说：“既然是这样，你怎么办呢？”医生回答说：“我太感动了，我对他的提案投了赞成票。”这仅仅是摩萨台博士巧妙地运用他外表的虚弱作为有力的武器的一个例子而已。 摩萨台博士处于极端反英的情绪中。他认为，从伊朗生活水平的降低，直到伊朗不再象历史上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切都归咎于英国搞的阴谋诡计。他眼睛盯着哈里曼说：“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狡猾。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坏。你不知道他们怎样污辱了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哈里曼先生解释说，事实不是这样的，英国人与别国人一样，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坏人，而大多数人则处于中间状态。摩萨台又重复说：“你不了解他们。你不了解他们。”哈里曼先生有些恼火了，他说：“不，我的确了解他们。我曾经担任美国租借法案的代表面呆在英国。我也担任过驻英大使。我们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过，而你没有参加过。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们有好有坏，而绝大多数居于两者之间。”摩萨台博士身子略略向前倾了一些，握住哈里曼先生的手，脸上显出愉快的笑容。 摩萨台长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我曾多次议论说，他的鼻子之大，足以使吉米·杜兰德①的大鼻子看来相形见细了。他非常友好，可是他的耳朵聋得厉害。在他躺在床上与哈里曼先生交谈的时候，我通常坐在哈里曼旁边，挨近他的聋耳朵。他会拍拍床脚，让我象佛教徒那样盘膝坐在那里为他们翻译。这就成为我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固定的座位。摩萨台博士坐在床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哈里曼先生坐在床旁、我们两人之间。 -------- ①吉米·杜兰德（Jimmy Durante，1893—）：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译者 哈里曼先生试图向摩萨台说明关于石油问题的现实情况。摩萨台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把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该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利润不能全数归他所有。两件事搞明白了。第一，摩萨台不明白英伊石油公司的许多收入来自提炼，来自在许多国家的零售。看来他也不知道伊朗并不是石油公司原油的唯一来源。摩萨台认为，公司的名字的含义就说明伊朗是向该公司唯一提供原油的国家。哈里曼先生已把沃尔特·莱维带到伊朗，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洞察力很强、很有说服力的人。他是在希特勒开始统治德国时逃离德国的。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曾获得“普鲁士高级勋章”，这是德意志帝国授予在战争中英勇战斗者的最高军事奖章；凭这个勋章，可以免受纳粹的迫害。沃尔特不相信它会永远可靠，所以出走了。实际上这枚勋章确实保护了沃尔特一家，直到一九四三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死后不久，全家就失踪了，他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沃尔特·莱维在摩萨台博士身旁坐了好几个小时，力图为他解释国际企业的复杂情况。他说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都出售石油，故而伊朗必须创造条件才能进行竞争。摩萨台终于被说服而理解到，如果许多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对付他，那末伊朗的国有化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伊朗获得成功，那末，别的地区也会照此办理。事实上，他的确有点怀疑了。他欣然承认，他曾想销售从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石油，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伊朗没有油船，他想租用油船，但他发现船主们不愿把油船出租给他。他觉得这是“七姐妹”或其他大石油公司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些公司也许由于要与英伊石油公司进行竞争，所以不想做出什么事情向石油生产国家表明，国有化是控制它们自己石油的最好解决办法。 哈里曼先生或沃尔特·莱维拿世界范围的石油生产和销售的现实情况日复一日地开导摩萨台博士。他们都没有对他的石油国有化的权利进行挑战，但他必须准备付出赔偿。摩萨台对此立即表示拒绝，因为他觉得，与勘探和发展伊朗油田而负的债务相比，英伊石油公司多年来获得的利润要多得多。 此外，还有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摩萨台之出任首相是他的前任阿里·拉兹马拉被暗杀的结果。当时伊朗有一批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拉兹马拉的被杀是有责任的。摩萨台一再以谈知心话的口气提到“恐怖、恐怖、恐怖”的气氛，而他必须在这种气氛中活下去。 与摩萨台博士谈话总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大量的重复。在我看来，他把列宁的名言“退一步，进两步”颠倒过来使用，他的进一步是为了要退两步。经过一天的讨论，哈里曼先生已把摩萨台带到了某一点。当第二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的时候，摩萨台不但不在前一天我们结束讨论时的那个点上，甚至也不在前天我们开始讨论时的那个起点上。他是在前两天讨论的中途的某一点上。我常常有这种印象，我们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后退。 有一天，摩萨台对一桶石油所要求的份额甚至比一桶石油的全部价格还要高，这就激怒了哈里曼先生，他对摩萨台说：“摩萨台博士，如果我们要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摩萨台那双眼睛从大鼻子后面凝视着他，带点儿狡猾神情地说：“什么样的原则？”哈里曼先生说：“例如，没有一件东西的局部比它的整体还要大。”这是指摩萨台希望得到一桶石油的利润的百分之一百以上。摩萨台博士瞧着他，用法文说：“那里面有弄虚作假的。”哈里曼先生不大讲法语，可是他明白这话的意思。他脸带疑惑的表情，问我道：“他是不是说有弄虚作假？”我回答说：“是的，他的确说这是弄虚作假。”哈里曼先生转向摩萨台说：“你所谓的‘弄虚作假’是什么意思？”摩萨台说：“好吧，拿狐狸来作比喻吧。他的尾巴往往比他的身子还要长。”说完，他把枕头蒙在他的头上，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痉挛地笑了起来。哈里曼先生却有些扫兴。 有时，摩萨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的确想谋求一种解决石油问题的办法，协议已经在望。但下次谈话却清楚地表明，任何协议都是遥远的事。他似乎以此为乐。他好象把鱼吊在鱼钩上一样，拿人寻开心。 好些日子过去了，讨论又讨论，没有任何成果。我受命负责会谈记录，并起草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报告会谈的“进展情况”。有一天深夜，白天已经历了完全无效的谈判，我回到查希勃·加兰尼宫，写下了下面的记录：“今天，摩萨台博士和哈里曼先生双方以两小时的时间，重复了过去讲过的话。”摩萨台总是喜欢用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作为有趣的插话，来使他的谈话更加生动地体现他的论点。他津津有味地告诉我们——表明他是如何机敏和灵巧，谁也无法以智取胜于他——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医生们劝告他需要做一次割除阑尾炎的手术。因此，他决定到俄国去做手术。他就与当时住在德黑兰的一个美国医生谈判，如果请医生陪同他到俄国南部的巴库去，需要多少报酬。那位美国医生提出了一个价钱，这在摩萨台看来是太昂贵了，没有成交。摩萨台发现这个美国医生本来自己也要到巴库去，所以他设法比医生早两三天动身上路。每到一个换马的驿站，他就作了有把握的安排，使后来的美国医生不能换得好马，因而超不过摩萨台。一连两个晚上，美国医生总是很迟才赶到旅馆，而发现摩萨台已经住在那里了。到了第三天，医生对摩萨台说：“摩萨台博士，我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我能不能跟你结伴同行啊？这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摩萨台讲完这个故事，就倒在床上，神经质地狂笑起来。他对他自己的精明狡猾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机智超过了美国医生，他使医生在整个旅程中陪伴他而不付分文。这件事使他深信，如果一方持久地进行讨价还价，能促使另一方疲惫不堪以致投降。这就是我们与他打交道时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 一次又一次，每当沃尔特·莱维或哈里曼先生指出，倘使他那方面采取某种措施或不能采取某种措施，那末会给伊朗带来不幸的后果时，摩萨台便会耸耸肩膀，简单地用法语说：“Taut pis'our nons”。对此，我用英文把大意译出来：“那末，我们一起进地狱吧。让我们同归于尽吧。”有时哈里曼力图使他弄明白，倘若对这一问题找不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摩萨台便泪水盈眶，眼泪慢慢地从面颊上淌下来，他说：“是的，我将马上支付不了武装部队和警察的薪金。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再也不会来保护我们了。”接着，他压低他的嗓子悄悄地说：“左面的那个党（他甚至说不清“杜德党”就是伊朗共产党）会夺取政权，他们会消灭我们同西方的一切友谊。”已经多次听到他这类话的哈里曼先生对他说：“可是摩萨台博士，你得明白，他们首先要消灭的一批人中就有你。”“是的，”摩萨台说，接着狂笑起来：“可是，当他们夺取政权时，也会使你们的货车动弹不得。” 他总是摆脱不了这种观点：伊朗对它自己的重大困难没有责任。有一天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谈话：“伊朗的各种问题总是外国人造成的。这笔账得从希腊的亚力山大算起。”他指的是亚力山大焚毁波斯波利斯事件；虽然这是二千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他描绘得有声有色，好象这是刚才发生的事。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人，从来不说粗话。他总是以彬彬有礼、字斟句酌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方式进行谈话，但是很容易激动。当我们谈到美国给伊朗的军事援助时，他轻声轻气地说：“可是别使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会推翻我的。”另一天，当哈里曼先生走进他的卧室时，摩萨台目光炯炯地瞧着他，双手上下挥舞几下，颇为慎重其事地说：“啊，我今天情况不好。早晨我昏厥了三次。” 这次谈判确实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谈判不一样。摩萨台博士有一种顽固而强烈的反英情绪。在经过几周谈判之后，哈里曼先生试图使谈判更加具有私人交往的性质，就问他有没有孙子孙女。几分钟之前，摩萨台还自言自语地谈到英国人的恶行。摩萨台说，他只有一个孙子，他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他。哈里曼先生说：“可是我好象没有见过你的孙子。”摩萨台说：“没有，他出国去念书了。”哈里曼说：“噢，他在哪里念书？”摩萨台发出了大声的痴笑，回答说：“当然在英国罗。为什么到别处去呢？”这就是这个人在性格上的典型的矛盾之处。然而，他自己也的确发觉他的回答是可笑的。 有一次，他为了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机灵，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在瑞士获得一张摩托车驾驶执照的。当他向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子总在捉摸，摩萨台博士驾驶摩托车的景象。当时他在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念书，他去接受驾驶测验。检查员并不与他一起驾驶出去。他要摩萨台驾驶到湖边，然后转回来。摩萨台对我们说，他把车开向了湖边，但他不知道煞车。当他到达湖岸一带，那里有个露天市场，他闯进了一个由一位瑞士老妇人摆设的水果摊，把摊子撞了个底朝天。那老妇人朝着他骂道：“猪猡！猪猡！”摩萨台向我们瞟了一眼说：“你能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一个穆斯林竟被人叫做猪。”他接着生动地说：“我付钱赔偿她的损失，这期间，我的摩托车一直躺在水果摊旁边发出刺耳的声音。最后，我把它扶起来，整顿一下，骑上去，慢慢地驶向小山。当我见到检查员时，他说：‘摩萨台先生，你去了这么久。你该是非常小心地在驾驶吧。我祝贺你。这是你的驾驶执照。’”所有这类故事使摩萨台形成他对西方的概念，并且使他深信，要是一个人能长期坚持或装聋作哑，他几乎可以获得一切东西。当然，这种态度导致整个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 在谈判进行的同时，摩萨台的一个心腹、铁道部大臣呆在我们的宫中。我们经常一起进餐，因而他把摩萨台的话转达给我们，或评论摩萨台对谈判的感想，等等。大使的妻子卢克丽霞·格雷迪夫人是一个活泼愉快的人，但是很喜欢用特殊的言词来表达她的意思。有一次，她对首相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我可以从你发呆的眼神中看出来。”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了她的话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进行深思的时候，我可以从你脸上的聚精会神中看出来。”幸亏当时没有人抓住我在翻译中改变了原意。又一次，她会见了铁道大臣，告诉他在美国使馆里发现一只很大的老鼠，几乎把女管家的婴儿给吃了，所以他们组织了一次老鼠大围剿。她对他说：“现在，布什里博士，倘使你要到这里来，你必须事先通知我们，这样就没有人向你射击了。”布什里博士懂一点英语，他肯定她的话里有把他误认为老鼠的意思。幸而他不太相信这话。我记不起当时我用了什么特殊绕弯的翻译，使那紧张的局面平息下去。 在我们谈判的过程中，哈里曼先生曾一度飞回伦敦，去催促英国政府派遣一个谈判的全权代表去跟摩萨合谈判。英国驻伊朗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原先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他谈起与工党外交大臣厄尼·贝文议论过，他在那里处境困难。于是贝文对他说：“弗朗西斯，你在印度尼西亚遇到了麻烦。我们打算把你派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那里的居民从来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那就是伊朗。”我不认为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完全了解伊朗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在反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还常常乘着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在德黑兰大街上奔驰，车上飘扬着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任何暴力恐怖或别的什么，都不能吓退他。 哈里曼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给予摩萨台的沉重的压力。他觉得专程去拜访一下那位毛拉（或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加沙尼，也许能打开僵局。有人对他说，这不会有好处，因为加沙尼本人就是个狂热分子，跟他进行任何会谈都不能获得有益的效果。然而，哈里曼先生坚持要会见加沙尼毛拉。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安排了一次会见。 加沙尼毛拉住在古拉克区，位于德黑兰市区与我们王官所在地希姆莱区之间。直到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在伊朗看到的大部分东西，使我吃惊地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西方化得多，但当我们到了毛拉的家里，我才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十足东方色彩的地方。毛拉头缠头巾，留着一部大胡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帷怪重重的屋子，我能看到帷幔后面不断有人在活动。 哈里曼先生试图与这位毛拉讨论有关问题。那毛拉一再说他不了解英国人，反正他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哈里曼略带试探性地说他了解英国人。他在英国当过大使，与英国人相处了好多年，并与他们在两次大战中并肩作战过，比伊朗要熟悉得多。毛拉看来极端狡黠，他一面抚摸着大胡子，一面问哈里曼先生：“哈里曼先生，你有没有听说过恩布里少校这个人？”哈里曼先生摇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拉说：“那我告诉你，他是美国人，他在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来到伊朗。他插手到石油事务中去，而这并不是他的事情，这便引起了人民的憎恨。有一天，他走在德黑兰街上，被人枪击中弹，倒在街上Z但他没有死。人们把他送进医院。愤怒的群众跟踪闯进了医院，就在手术台上把他宰了。”毛拉双目盯着哈里曼先生问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里曼先生的嘴唇绷得紧紧的，我知道他发火了。他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回答说：“阁下，你必须搞清楚，在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危险的局面，我可不是容易被吓倒的。”“好吧，”毛拉耸耸肩说：“那就不妨走着瞧吧。”谈话毫无结果。毛拉保持着僵硬的姿态。他咒骂摩萨台亲英，他恶意地预言道：“如果库萨台屈服，他的血将与拉兹马拉一样流出来。”这时我们完全了解到，这个毛拉是参与杀害拉兹马拉的，这同样威胁着摩萨台博士的生命。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威胁了我们，他会把这件事转告摩萨台的。这也是迫使那位老人不愿意跟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因素之一。 在哈里曼先生的请求下，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个谈判代表，他是工党的大财主，名叫理查德·斯托克斯。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后来也承认摩萨台一些主张的合理性。斯托克斯带了一位翻译，但当摩萨台发觉他在袖口上作记录时，就拒绝再次会见他了。因此我被迫担任哈里曼和斯托克斯两人的翻译任务。这件事使我看到了摩萨台博士的另一面。 在讨论到某一论点时，摩萨台对斯托克斯说：“我们不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天主教徒。”斯托克斯说：“我看不出这与石油事务有什么联系。”摩萨台说：“你瞧，根据你们的教义，你们是不准离婚的，而根据我们的教义，我们只消对妻子说三遍‘我要与你离婚’，她就被离掉了。你所不了解的就是我们已与英伊石油公司离婚了。”斯托克斯说：“是的，是的，但你得记住，摩萨台博士，即使你跟她离了婚，你仍得支付她赡养费直到她再结婚，而英伊石油公司还没有再婚啊。”摩萨台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象你这样，我们的谈判就不会有困难了。”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侧面情况是，英国叫我不要把与伊朗人进行的情况告诉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叫我不要把美、伊之间的会谈告诉斯托克斯。 这些会谈进行了两个多月。我曾多次与哈里曼先生一起去谒见国王。一九五一年的国王与今天的国王判若两人。当时他很年轻，没有经验，对摩萨台之得人心印象很深刻，担心摩萨台不忠于王朝，并可能一有机会便宣布伊朗为共和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记得在我们抵达德黑兰的傍晚，我们是在美国大使馆进的晚餐。当时内务大臣法佐拉·查希迪将军在场。我们在花园里进餐，当时外面的枪声清晰可闻。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发生了一起暴乱，死伤了十三个人。摩萨台要求并接受了查希迪将军的辞职。这是一个错误。后来摩萨台废黜国王之后，查希迪将军在使国王复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查希迪的儿子阿台秀·查希迪多次担任伊朗驻美大使。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摩萨台博士就不与哈里曼先生会谈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哈里曼先生通常要出门，他乘他的星座十号飞机到一个风景区去，诸如大不里士、迈谢德、设拉子或伊斯法罕。德黑兰的气温徘徊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我们住的宫里没有空气调节设备，连电扇也没有。幸而晚上比较凉爽。我记得，我们乘飞机离开德黑兰去旅游时，我们的飞机飞得很高很高，关闭了飞机上的暖气。我们都用毯子裹着身子来享受一下寒冷的滋味。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半开玩笑地问哈里曼先生：“我们这样每星期五乘飞机出来，每小时烧掉八百加仑汽油，你是否感到内疚？”平时不喜欢提到他的财富的哈里曼先生，冷冷地瞧着他说：“你如果看到我这几年上交的所得税，你就会知道我已经为美国政府购买了成批这样的飞机了。” 旅游是非常有趣的，人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去看看伊朗的其他地方，并且可以离开德黑兰那儿显然很紧张的政治气氛。 几乎两个月过去了，我们肯定摩萨台就是不想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者不能同意他这样做。因此，哈里曼先生不得不通知他我们将返回美国，希望验不是我们之间讨论的结束，我们是伊朗的朋友。我们的确希望有助于伊朗。我们对伊朗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决不阻挠，但是我们确实认为伊朗应作一些补偿。摩萨台博士激动地谈到阿巴丹炼油工人可怜的景况。哈里曼先生问摩萨台博士，他有没有到过阿巴丹，摩萨台大笑起来，说“没有”，但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消息。 在我们逗留伊朗期间，我们到过阿巴丹，那里气候之热使我大为吃惊。早晨七时的温度接近华氏一百二十五度。我们的汽车从阿巴丹开往省会霍拉姆沙赫尔。伊朗的水手在路旁排着长队，使我奇怪的是，我们在几小时后口来的时候，他们还站在那里。我不能理解，在那样强烈的阳光下，竟然有人能在路边站上几个小时。阿巴丹炼油厂规模很大，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因为负责工厂运转的英国工程师们都走掉了，几个伊朗的工程师只能使这巨大的综合工程的一小部分运转，所以开工不足。况且，正如摩萨台说得很清楚的，提炼出来的油还有个销售市场问题，因为其他石油公司拒绝买他的油。 最后，我们走了。摩萨台送给我们大批礼物。我得到五磅鱼子酱。我向来不爱吃鱼子酱，可是我在巴黎分送给谁还得斟酌一下。我们飞到巴黎，哈里曼先生显然由于没有完成使命而感到不快。在飞返的途中，他作了一个有趣的声明。他说：“我是很少失败的。”摩萨台和伊朗是一个少见的挫折。 哈里曼把我留在巴黎。在他飞返华盛顿的途中，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感谢他派我去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困为他申明，谈判的失败与我毫无关系！ 我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谈了许多关于在伊朗与摩萨台谈判的事情。我想，我们的谈话可能对他后来出任总统决定美国的伊朗政策时是有一些影响的。 摩萨台的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国在海牙国际法庭控告摩萨台博士。我接到指示，要我到海牙去找摩萨合谈谈，弄清楚他的看法和他对于达成一项协议的意向如何。我从巴黎驾车直奔海牙，我到印度旅馆登记房间。这家旅馆建筑古老而环境比较安静，很多著名的外国来宾都住在这里。我虽然事先没打电话去预订，可是很容易地租到了一间房间。我问摩萨台是否住在那里。旅馆的职员瞧了瞧我，讲了一句俏皮说“不，我们这旅馆可没有摩萨台的房间。”我说：“我不明白。你有房间给我，怎么没有房间组摩萨台博士。”那职员盯着我说：“先生，壳牌石油不只是英国的，而且也是荷兰的股份公司，所以，对英国的威胁也就是对我们两国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恰好证明了摩萨台的感觉有道理，世界上各个大石油公司的确企图不让他的国有化政策获得成功。 几个月以后，摩萨台博士又到了纽约，因为英国又在联合国中控告他。由于他明确提出，他喜欢我、信赖我，并且愿意有一位非伊朗人当翻译，因此我又一次飞回纽约，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麦克奇的翻译。而麦克奇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负责与摩萨台打交道。我认为，乔治·麦克奇开始担心我会不经心地把鲁莽和粗野的军人习气带人这种细致复杂的外交谈判中去，但是由于哈里曼坚持要这样安排，并说摩萨台信任我，而我也了解这个老人，这会有助于谈判气氛，他才勉强同意了。我们第一次进入摩萨台的卧室时，摩萨台就拍拍他的床头，我就象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床脚头。麦克奇非常吃惊地看到，一个美国的中校竟然坐在伊朗首相床脚头的景象。 麦克奇办事通情达理，容易与人相处。摩萨台很快喜欢他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摩萨台存心要达成协议的话，那他很可能与乔治·麦克奇拍板成交。由于副国务卿麦克奇一次又一次被召回华盛顿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在纽约的谈判常常中断。 摩萨台住在沃尔多夫大厦，但睡在行军床上，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可以拍出他生活在朴素简陋的环境中的照片，这是做给伊朗的新闻人员看的。摩萨台博士当时确信，联合国只是英国的傀儡，其目的是要命令他把英伊石油公司归还英国。 有一次，当麦克奇先生回到华盛顿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介个成员欧内斯特·格罗斯大使，具有当时许多人所持的观点（也包括我在内），即：“如果人们让我来经办这件事，我能很快就办理妥当。”我知道，人人都想插手于一下。既然欧内斯特·格罗斯是大使，而我只是一个中校，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因此，我把这事同摩萨台商量，他同意我们在当天下午四时去会见他。我和格罗斯大使就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摩萨台博士的房间。格罗斯是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人。他跨进房门就走到摩萨台博士的床跟前。当他走去的时候，我已注意到，我们从他交叉搁在胸前颈下的双手的非常轻微的拍打中获得一种不妙的示意。这通常意味着时机不利。 格罗斯大使握着摩萨台的手说：“摩萨台博士，我是欧内斯特·格罗斯大使。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帮助你寻找一个解决你们的问题的办法。为了帮助你获得伊朗人民公正的份额，我愿意做一切工作。”摩萨台双目谨慎地从他巨大的鼻子后面向大使窥视着，问道：“大使？你是驻在哪里的大使？”格罗斯先生说：“噢，我是驻联合国的大使。”一听到这话，摩萨台就尖声喊叫起来，犹如被刀子捅了一家伙，身子痉挛着从床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竟嚎啕大哭起来，大颗鳄鱼的泪珠从面颊上直滚下来。他这样嚎啕大哭，我在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欧内斯特·格罗斯也为这种大爆发而愕然吃惊。我不得不对他说：“大使先生，我想今天不是继续谈判的日子了。”他说：“天啊，我也这样想。”于是他紧握着摩萨台博士的手说道：“摩萨台博士，下次当你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你吧。”我们走出房间。我们走到门外就站住了，格罗斯大使问我：“他是否常常这样发作的？”我回答说：“我看到过他静静的抽泣，但我从未见他这样剧烈痉挛地哭泣过。”格罗斯说：“你没有见过吗？那你千万别告诉别人他这样对待我。” 摩萨台博士又移居到华盛顿。在他到达的时候，伊朗大使馆印发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穆罕默德·摩萨台——伊朗的乔治·华盛顿》伊朗当时有一条法律，规定年届七十的人不能当首相，也不能被处决。我曾在德黑兰与许多人交谈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多年庆祝摩萨台博士的六十九岁寿辰了。跟（美国的演员）杰克·本尼一样，他总是过三十九岁生日。摩萨台至少还得过几年后，当他因叛乱罪而判处死刑时，他才宣称他早已年过七十了，因此他不会被处死。根据伊朗的凤尚，这就生效了。那时他兴致勃勃地给了我那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摩萨台博士一八八四年生于德黑兰。他在德黑兰跟家庭教师学习。他随后到了瑞士，在纳沙特尔大学获得政治学的学位。他旋即回到伊朗，在一八九六年他成为法尔斯省省长之前，他长期成功地从事法律工作。”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道：“那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来，干得不坏吧。” 在华盛顿的谈判再次证明毫无成效。很清楚，摩萨台博士觉得他的处境不允许他接受任何协议。在他计划动身返国前夕，哈里曼先生吩咐我单独去拜访他，作一次最后的努力，看看是否能使他僵硬的立场略为松动一下。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并且象别人一样，我确信我能解决伊朗石油问题。我到他所住的肖拉姆旅馆的房间里去。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他拥抱着我说：“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我的答复还是‘不行’。”接着，他请我喝伊朗茶。在我们交谈时，他对我说：“你该知道吧，昨夜一整夜我听到旅馆外面开枪的声音。”我说：“摩萨台博士，可能是放鞭炮的声响，昨夜旅馆外面并没有开枪。”他说：“沃尔特斯，你们很好地保护着你们的国家，但我能辨别枪声，昨夜的确在旅馆外面有许多枪声。”我不能说服他，使他相信并无其事。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反复讲他不能改变他的立场。我对他说：“摩萨台博士，你在这里已耽搁了很久了。我们非常希望你这次访问能获得某些有效的结果，而现在你将两手空空地回到伊朗去。”他狡黠地瞧着我说：“你真的认为我两手空空地日伊朗吗？我这样回去，我的地位会比我获得一项协议去向狂热分子兜售要强得多。”我很满意地感到，他只是在此时此刻不愿达成协议。我站起身来告别，他对我说：“我能否向你提一个要求？”我以为这样又有了一线希望，就说：“讲吧，摩萨台博士，任你提什么要求吧。”他说：“能不能让我亲吻你？”我略为考虑一下，最后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要求，那就请你吻我的脸，请吧。”他高兴地咯咯地笑了起来，亲吻了我的两腮，我就离开他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摩萨台。此后的几年中，我总接到他寄给我的圣诞节祝贺卡片，上面画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波斯老人，他周围是一群漂亮、年轻而半裸体的舞女。我还与他保持了四、五年断断续续的通信关系，但我知道我没有可能解决英伊石油问题。这整个使命是愉快而有趣的，然而终究是没有成果的。正如哈里曼先生所说的，我也是很少遇到失败的；而当我看到这位老年人离开时，我感到很遗憾。伊朗国王复辟事件发生后，我由衷地希望这老人能安然无恙。事实上，也不算太坏。他回到祖传的庄园去退休了，多年后他才逝世，年龄已超过九十岁了。 这次使命不同于其他使命。这里面具有小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性质，为此，在我到达德黑兰三天后，我特地写信给哈里曼先生的秘书，要她给我寄一册这部小说来，这样可以使我了解故事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使命失败了，这次使命对此后二十五年西方世界与石油关系的重大问题蒙上一层阴影。这些情况摩萨台博士已不能看到了，但问题却导源于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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