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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这里，我的生命已经被分成了在不同的空间中度过的几个阶段：在巴黎做厨师、在苏格兰卖炉具、为好莱坞做民意调查、服务于情报机构、在阿米什人中做农民，还有创办广告公司。现在该找个地方来度过我余下的日子了。 我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着手做这项工作，以24项指标评价六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最适合做园艺的气候？最富音乐性？最适合散步？最适合骑自行车旅行？有最好的美食？ 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法国。这个曾经令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爱迪·华顿（Edith Whart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人们的欢心。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法国人不道德，而且不喜欢法国菜——“都是些浓厚的调味汁”。戴高乐（oeoaulle）那个不合作的忘恩负义之辈，再加上他对以色列的敌意政策，最终让美国人对法国失去了兴趣。 好几年来，妻子和我都骑自行车考察法国。骑车比开车好得多。因为双脚不会退化，而且也不会让钢板和玻璃把自己和风景隔离开来。你可以完全接触自然。你会看到更多，闻到更多。你会看到天空，而法国的天空是很值得一看的。你会闻到野蔷薇、野草蓓、金银花，还有狐狸的味道。把车推上小山时你会充满愉快的渴望，从坡的另一面骑车自由地冲下来，简直像先偷尝到天堂的滋味。一天下来，全身都浸透了新鲜的空气，会睡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连法国人都鲜知的法国：摩文（Morvan）山区——在18世纪，那儿的奶妈是最好的；法国的西南部，从拥有著名天然喷泉的拉康（Lacaune）到贝蒙（Belmont）的路——全法国最美的一条路；道尔芬（Dauphine）——在那儿我们还能吃到有面包味的面包；豪特一索威（Haute－Savoie）的索纳斯（Thoues）上面的道路——父亲和我40年前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大西洋边拉文迪（La Vend’ee）的湿地。这些都是隐士般的地方，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打以上的汽车。汽车是自行车旅行者最大的敌人，它们拼命地朝你按喇叭——叭、叭、叭。我们在路上从未见过外国的观光客。身为广告人，我曾参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当希腊正教让所有的教坛都重复着下面的祈祷词时，我却对它深表同情： 耶稣基督我的主，上帝之子，请垂怜我们教区中正蒙受世俗的观光客带来的痛苦的城市、岛屿、村庄和神圣的修道院。请赐予我们解决这个戏剧性问题的答案，并保佑我们那些为现代西方入侵者的现代精神所强烈打动的兄弟。 法国还有许多令我深爱的地方。法国人没完没了地聊天的天分、性病的低比率——每10万个法国人中只有30个淋病病患者，而亚特兰大和旧金山则超过两千，以及威风凛凛的法国军歌，像“Sambre et Meuse”LeT’em’eralre”‘lorraine”等，都让我因对那种爱国精神产生共鸣而震颤。 如果在每个夏天，法国都能够给我三个星期的平静时光，那么为什么不整年待在这儿呢？正在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听说多佛古堡要出让。屋主把我当成他久违的子侄辈一样欢迎，并且非要我当晚住在那儿。晚餐时有五种葡萄酒。第二大叫我们起床的是一个马夫吹的小喇叭。早餐后，屋主带我们参观马厩，里面养着19匹猎马。多佛堡共有13间卧室、12间盥洗室，其中三间连运转良好。有一个小礼拜堂，挂着一张12世纪完成的耶稣受难像。有一个围起来的家庭菜园。一个葡萄园。接着我们享用了中餐、晚餐，并度过了第二个晚上。又听到了起床号。 50年前，亨利·罗依斯（Sir Henry Royce）爵士离开了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厂，跑到法国南部定居。在那儿，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用无数的信件、指示和图样轰炸他的工厂。这个高明的先例给了我勇气，使我买下了多佛。 有些古堡天生阴沉冷峻，但多佛却是个微笑着欢迎世界的城堡。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色彩——隆萨德（n。n－sard）称之为杏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矫饰的设计，因为它在矫饰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建成了。多佛的内部在1898年被以当时流行的忧郁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新装修过——深红色的天花板、棕色的墙、挂毡，还有不舒适的家具。我把房间漆成白色，换上白色的地毯，并购置了舒适的沙发、座椅。冬天，圆木在巨大的壁炉里熊熊燃烧。房间里永远都插满鲜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百合的香味。花园里出产各种鲜果，樱桃、草范、木葱、红醋栗、醋栗、无花果、苹果、梨子，还有柿子。但我还是比不上我的祖先海克特·麦肯锡爵士（Sir Hector Mackenzie），一次他邀一艘军舰上的全体军官到他在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家里吃饭，餐桌上有34种梨子。 多佛很奇怪地让人发胖。有人说是因为这儿的空气，有人则怪这儿的烹调方法。多佛的空气的确有催眠的效果，我认为它里面含有笑气（译者注：氧化亚氮，牙科手术时使用）。多佛这个名字也很奇怪。第一次听到时，它听起来很像“托斯福斯”（tollS fOLIS），在法文里，是“每个人都疯了”的意思。这个字很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12世纪的“多佛尔”（TOlfO），古法文，指的是“山毛樟树的种植”；13世纪的索佛（ThofO）、多佛（TOf－fO，TOphO）；14世纪的多特怫（TOUtfoll），然后变成今天的多佛。 多佛堡的塔楼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建筑的时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诞生还早150年。法国还有过其他一些建于那个年代的城堡，但是大部分都在中世纪末就遭到破坏，变成了废墟。多佛堡有着迷人的经历。希特勒战争期间，城堡中有一座塔着了火，但是被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中队扑灭了。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试图轰炸多佛堡，但他们击中了德佛堡（Chateau de Fou），离多佛10英里。 我在里边写这些文字的这间屋子，已经住过了36代主人。城堡的石墙厚达10英尺。圣吉恩塔（St．JeanTour）、圣乔治塔（St．GeorgeTour）、赫特利塔（I’Hotellerie Tour），以及拉夏普尔塔（laChapelleTour）都是在14世纪加建的。小礼拜堂下面，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牢，离教堂不远处，还有个以前的多佛主人用来续死敌人的行刑地。 当美丽的导游带你参观多怫时，你看到的第一个景色（我也希望你会先注意到）就是蜿蜒在堡垒之下的维尼（Vienne）山谷。但是，我第一次到多佛时，给我印象最鲜明的却是前主人尤金朗德·沃吉（Enguerrand deVergie）的个性。当时他已经70岁了，高大、和蔼，一辈子都花在娱乐朋友上。他养了一百只猎鹿犬，整个冬天，每个礼拜打两次猎，每次打猎结束时，多佛的总管都准备便餐。他的朋友不跟他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就射杀他畜养的雄鸡取乐，或参观他的赛马马厩，或者欣赏他在周末从巴黎请来的剧团的表演。在我认识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他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胸部，把他从马鞍上吊起来，他的马还在跑，而他的脚还勾在马楼里，他几乎被撕成两半。之后没多久，他的家族生意的经理人侵吞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变卖余下的所有财产。我实在无法狠下心让他搬出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享受他原有的一切，直到不久前他去世为止。 尤金朗德在干壕沟中豢养野猪。厨子把剩菜从窗子里丢出去喂它们。夏日炎热的傍晚，猪圈散发出令人难忘的臭味。有一头好脾气的母猪，总是被用车子运到附近的森林里放出去，然后被猎犬追逐。通常半个小时后，母猪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自动回到卡车里，再被载回家。有一天它产下了一窝小猪，共有九头，并带着这些小宝贝们打开了壕沟与庭院间的活门，逃走了。 多佛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瓶葡萄酒。有一次我把一杯葡萄酒给一位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品酒专家品赏，他闻了闻，浅尝了一口，含在嘴里研究了一下，再吞进肚子。“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就是汽油！”于是我砍掉了所有的葡萄藤，改种小麦。尤金朗德把他酒窖里的藏酒也卖给了我，那些都是来自波尔多和勃根地（Burgundy）的良品，但是尤金朗德保存那些白葡萄酒的时间太长了，找不得不忍痛扔掉了700瓶。“带着连软木塞都没拔开的酒瓶死去的人，要下地狱。” 尤金朗德一直相信，多佛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主人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埋在了地下。于是他雇了专门寻找水源的人来勘探宝藏的藏身之处。多佛堡的园丁们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挖掘宝藏上。由于对水源探测者缺乏信任，我写信去美国买来了一部金属探测器，结果它找到的唯—一件财宝是个煤油桶。我的下一个大发现是一个土堆，当地两位考古学家认定它是铁器时代的古墓，我挖开了它，但只挖出来一些赤陶碎片，年代还不到400年。所谓铁器时代的古墓，闹了半天，原来是一个18世纪的捕兔陷阱。 我买下多佛堡后不久，周遭田园式的宁静就受到了村长的威胁。他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想出了一个把我们这个恬静安逸的山谷变成一座大型水库游乐区的主意，计划中还包括配套的停车场、野餐区，以及运动场。一大群推土机将用四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挖掘工作，而多佛的生活也将变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坦克大战。村里的许多人在山谷里拥有土地，他们非常乐意把它们卖个好价钱。商店的店主们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吸引来大批游客。连教区的牧师都赞成这个计划。当村长发现我是唯一反对他这个梦想的人时，就特地来拜访我。“奥格威先生，您真是神通广大。我知道您已经把建设部（Depart－ment of Equipment）部长叫到您在纽约的办公室去，要他反对我的计划。”这真是太夸张了，我的确见过那位部长，但那是为其他的事情。这位村长接着威胁我：“我们地方政府有权让公路穿过您的土地。如果你继续阻挠我的计划，我会把您的土地规划成三线道的高速公路。”这样也吓不倒我，他又改为利诱：“您的养子是位建筑系高材生。您想他会愿意帮我们设计运动场吗？”我只能回答他，我自认是多佛的护卫者，多佛堡是波亚图省（POitu1）重要的历史古迹，我有责任保卫它，让它免于受到肆意破坏。我们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法国政府把这个山谷明定为历史古迹保护区，这个威胁才算解除。老天有眼。 我对多佛堡的保护义务，并不是说说笑笑就能承担起来的。我发现多佛堡的地基建在沙地上，结果古堡正在慢慢往河里滑，墙上也出现了大裂缝。我得把地基往下扎，直到它落实在岩床上，这个采矿般的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接着张伯瑞·法兰克斯首相（Chambre FrancoisPremier）住过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16世纪壁画又开裂了，我只得从佛罗伦萨找修复专家来拯救它们。现在屋顶又全坏了，如果这本书能有一些收益，就可以帮我换个新屋顶了。 多佛堡闹鬼吗？前几天我对园丁说：“那些工具放在从前牧师的房间里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想，把它们放在仓房里更合适。”园丁也同意我的看法，并自告奋勇地帮我一起去搬。我们刚走到那间房门口，里面就发出了一片唏里哗拉的吓人响动。所有工具偏偏在那个时候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的花园正在成为全法国最香的花园。我将花园分隔成一些隐密的空间，分别用长青树树篱围起来，里面都用花盆种满了以香气闻名的植物——古式的灌木玫瑰、荚迷属植物、月挂、山梅花、冀香草、木兰、醉鱼草、西金斯夫人石竹（Mrs．Sinkins Pinks，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史宾赛前期甜碗豆（PrespensersweetPeas）、天芥菜、特维西恩黄水仙（Trevithian daffodils）、百合、金银花、紫丁香、烟草花，以及古代开整串花的橘树。 来这儿的观光客对多佛建筑艺术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是他们对地车和那座很小的猎鹿博物馆却兴味盎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一看这里的主人，但是从没有人认出那个正在修剪玫瑰花的衣衫褴褛的老头。 我们的邻居分成三种。农民，他们现在也有汽车、电视和洗衣机了，他们对人特别友善。我散步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给我享用自酿的烈性甜酒。贵族，他们把一生都花在打雉鸡和猎鹿上——40只猎犬、30匹马、30个骑手、100个开着汽车的人，对付一头鹿。这些人从小到大都认为绅士不用工作。有些人对妻子的不忠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从不离婚。他们中极少数人进过大学，而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读——连报纸都不看。但是他们有非常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人不可能不喜欢。他们非常像100年前英格兰偏僻地区的贵族。在这个层次严格的社会中，处于农民和贵族中间的是中产阶级——医生、律师、普瓦捷（Pottiers）大学的教授、工业家、政客，以及商人，都是文明人。 在多佛的生活跟天堂差不多。马夫在黎明时用热闹的小喇叭曲叫人起床。十分钟后，佣人送来一个奶油蛋卷、一只牛角面包、蜂蜜——从我们自己的五南花丛采来的蜜，以及一壶咖啡。早上的时间用来整理花园，骑着马在林中晃荡，骑自行车，在游泳池中浮游，或者赏鸟。你想看看爬墙鸟在多佛杏色的墙上跑上跑下，或者戴胜鸟在草地上觅食的景象吗？午餐就在花园中享用，就在一棵种于17世纪、树干周长达57英寸的冬青树的树荫下。下午可以在河上泛舟、玩玩糙球，或者游游泳。然后是晚餐，有时由一位从巴黎是家大饭店退休的大厨烹调。我的第一道菜是Carbonnade flamande，这是一种比利时式切菜。在30年代，每个星期H这道菜都是苏活区（Soho）高江田螺餐厅（Gaudln’s EscargotBienvenu）——我迄今为止最最喜欢的餐厅——的招牌主菜。再采的人都能把这道菜做得非常可口： ①买点很瘦的牛肉，请卖肉的人把它切成薄片。自己将肉片切成骨牌大小的肉丁，在热油中把它们煎成深黄色； ②只要眼睛能受得了，洋葱切得越薄越好。用奶油或者人造奶油把洋葱煎成深黄色； ③调一点奶油面糊； ④将面糊倒入等量的康宝牛肉汁和啤酒中，调成稠糊状。爱斯科菲尔这位烹饪大师特别指名要老牌的蓝毕克（Lambic）啤酒； ⑤用盐、胡椒粉和大量糖调和糊酱的味道，再加进一些月桂叶； ③把牛肉、洋葱都放进铁锅中，把调好味的面糊倒在上面。小火慢煨，直到牛肉变得软嫩； ①放在铜锅或砂锅中上桌，洒上～些切得很漂亮的香菜作为点缀； ③只能用白水煮马铃薯配这道菜，不要用其他蔬菜佐食。 晚餐过后，大家就围坐着讲故事。我们中最会讲故事的是路易斯·斯皮尔（Louts Spears），这个荣誉他一直保持到去世。斯皮尔曾在英国军队中做过57年将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使巴黎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曾经陪同法国内阁官员访问伦敦。“火车停在阿米安斯（Amiens），递过来一个纸条，一位部长看了，他说，出了一桩祸事，800名士兵在一次火车意外中丧生。另外一位部长说比祸事还糟，简直就是个灾难。克莱蒙梭（Clemenceau）就问这两位部长：‘祸事和灾难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们吧，如果威尔逊总统掉进井里，就是祸事，但是如果有人又把他从井里救起来，那就是个灾难。”’ 1916年凡尔登（Verdun）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译者注：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于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邱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邱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Reynaud），建议法国与英国木应该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Jean Monnet），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P6tain）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邱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有一天下午在多佛，斯皮尔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895年，有一个法国女人被泽西岛（Jersey）的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与狗兽交。经过审问，她被定了罪，最后根据泽西岛的法律被判死刑。法国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抗议，指出这样的罪行在法国仅仅会处以罚款。当时的内政部长阿斯奎斯（ASquith）也向泽西当局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坚持原判。阻止行刑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一道暂缓执行的命令，但是首相罗斯柏瑞（Rosebery）勋爵实在不知道如何当面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这个案子，最后只好决定把拟好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夹在一札关于军事将官升迁的文件中呈给女王。年老的女王及时地在上面签了字，并没有询问事实如何。但是这份文件必须事先通知会泽西议会才能生效，不巧的是这个威严的组织正在休会。这时，伦敦的整个内阁都开始关注这件案子。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海军部长大声说：‘首相，您也许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处理。’结果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深夜，一艘炮艇上的官兵突袭了蒙特一圣一奥吉尔堡（Momt－St－Orgueil），救出了那位犯人，带她上了船，全速驶到法国海岸边，然后把她推下了海。她就这样游回到自由的怀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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