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挂起戎装，开始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重新回到了阔别11年的校园。自从迈出学校大门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军队这片小天地里，穿的是军装，受的是军队规章制度的约束，交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今后，我实际上要过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尔玛即刻着手找房子。我们从来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迄今为止，不是暂住军营宿舍，就是临时寄居亲友篱下，再不然就是在军营附近租公寓住。对于花钱买房子，我们并不惧怕什么，问题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间，我们已设法积攒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价才3万到3．5万美元，完全可以买得起。我们找到一家房地产代理商，便开始在弗吉尼亚北部郊区寻觅。因为军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带。看了大约十处外形极为相似的狭小三居室住宅后，我问那位代理商：“在这里3．5万美元就只能买这样的房子吗？”他对我们说，欢迎我们到华盛顿房地产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说，在弗吉尼亚的伍德布里奇有一处新住宅区，叫做戴尔镇，名声不是很响，房子外观区别也不大，所有的树都被推土机清除了。不过，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住户提供的是空间，宝贵的空间，五间卧室，3间浴室，总共才3．152万美元。我们用抵押贷款买下了戴尔镇德索托街14605号，现付了20美元押金，以后每月付259美元。 我们买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纽约的亲戚们中间传开了：“你听说了吗？科林自己买了所大房子，在首都华盛顿。”“这么快呀！”“他承受得了吗？”我们刚刚搬进去，亲戚们就不期光临来看房子，要检验一下科林的判断力如何，同时，既然已有地方落脚，不妨顺便到首都来逛一趟。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第一学期，我经历了一次信心危机。 陆军给了我18个月时间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学数据处理专业硕士学位。开学前，我到系主任那里去报到，系主任J·麦卡锡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绅士。他一边翻阅我的大学考绩记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嗨，没学过数学；嗯嗨，没学过统计学；嗯嗨，没学过经济学。”他拿起电话，接通了步兵人事处。我听到麦卡锡说，他从我的学历上看不出我有获取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过后来他又补充道：“至少在18个月内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都成绩优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麦卡锡建议步兵人事处给我两年加两次暑期班的时间，他说这样我就有希望拿下来。我很幸运，陆军领导居然同意了。 在做学问方面，我的确感到力不从心。功课吃力不说，我32岁的年龄在多数班级里都是最大的，这一点更不能让我感到轻松。跟我一起上学的其余6位军官都各有所长，他们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经济学和计算机对他们早已是轻车熟路。当教授们把我们一头按进统计分析和微积分（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时后者就不及格）之类的课程时，宛如跟我说斯瓦希里语一样。我开始体会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滋味了。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不属于这里。他们录取我是一个错误。 不上课的时间，学生们都泡在学生会办的自助餐馆里，边喝咖啡边打牌。在那里闲聊时我发现一条真理：在盲人班里，一只眼睛的就是王。其实，不单是我们军官学生，就连大多数工商专业的学生也和我一样如坠入五里雾中。我的学监，管理学教授M·韦夫赛把我拉到一边给我鼓励。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结果，我第一学期的成绩全是A。这可着实使我感到鼓舞。 情况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碰上计算机逻辑那门课时才又触礁。课终考试要求我们画一张软件程序流程图，以显示计算机是如何作出判断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的难题。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个D，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勉强捞回来了个B，也许是老天爷帮忙吧！ 近日来，我经常仔细地翻阅《陆军时报》，查看哪些人可能晋升中校。我是在拟晋升名单上的，可我的序号还没见报。我之所以急于晋升这一级，不仅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且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约900美元，而且还吃力地支付着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贷款。晋升，意味着从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开《陆军时报》，看到有下个月将晋升中校者的号码，我的序号列在其中。这次不是提前晋升，不过，我干得还是不错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几年。我设法和华盛顿军区一名上尉取得了联系，问他如何办理正式晋升手续。他说：“长官，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总该搞点仪式庆祝一下。于是，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号家庭娱乐室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尔玛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当时已7岁的迈克尔·鲍威尔把一副标志中校的银色橡叶型衔徽钉在我的运动衫上。证人有5岁的琳达，还有我们家的最新成员安妮玛丽·鲍威尔。她从婴儿座椅上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幕。 安妮玛丽是两个月前于5月20日出生的。阿尔玛抱着襁褓中的她从医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军人服务社花10美元买的电影摄影机为子孙后代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阿尔玛走下车时，迈克激动而好奇地冲上前去，琳达漫不经心地扫了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脚跟一旋就走了。姐妹关系处于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以后的20年间，她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安妮玛丽美丽绝伦，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时间又多，因而我喜欢抱着她在德索托玩耍，专等邻居们出来赞美她。到这时，我们已有了3个健康漂亮的孩子，于是决定不再给世界人口加重负担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学。一个职业军人呆在处于反战运动顶峰的校园里，从大学生同学会宿舍楼旁走过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宿舍窗户上挂着涂写有和平标志和反战口号的被单，临时演讲台上的演说者谴责着我曾打过的战争。每当我穿着丝光黄斜纹宽松长裤和运动衫到处走动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化装潜入敌营的密探。不过，在这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者中，参加焚烧旗子活动的修读销售管理和工商会计课的学生为数寥寥，因此我与反战抗议者几乎没发生过摩擦。我的同班同学像我一样，更为关心的是好好温习功课，应付下次考试及完成硕士论文，而不是政治。他们是后来的雅皮士，尽管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叫法。 在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华盛顿沸腾了。4月24日，20多万反战者拥上国会山，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从越南撤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到国会山，一路上都闻得到催泪弹的气味。在国会山，我看到“反战的越战老兵”有数百人，他们把绶带和奖章奋力朝国会大厦掷去。我理解他们的辛酸。自从我离开越南之后，又有5000多名美国人死于那场混乱的冲突。但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国，奖章应该是骄傲的源泉，而不应当是耻辱的根源；军装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装部队是国家荣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异体。 那年5月，我没有自找麻烦去参加毕业典礼。考虑到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及我是个已婚且有3个孩子的男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什么典礼、仪式，或者是抗议。我去教务长办公室领取了学位证书。在读研究生的两年里，除了计算机逻辑一门课得了一个B外，我其它各门功课都是A。我的导师韦夫赛博士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陆军也许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有数。我是个好学生，但算不上什么学者，当兵比当学生更合适。我渴望回陆军部队去。 白宫、国会、联邦政府各部门、法院、记者和院外活动成员等构成了一个连锁权力网，人称“环内”，五角大楼也是该网络中的一环。1971年7月，我带着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五角大楼，被分派到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工作。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威廉·E·德普伊中将虽个头矮小，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号称越南出来的最厉害的将军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人出名。一次，他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厉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眼看着无能的指挥官使多少年轻的美国人送了命。”他往往对新来的人说：“按照你的标准，你也许算是能干的，但是按照我的标准，你还不行。我会辞掉你。在别处你也许干得不错，在我手下不行。” 当时，为了使战争越南化，尼克松总统已开始撤回美国部队。撤军过程中，有一份秘密文件开始影响军方的思想。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陆军军事学院搞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450名中校军官，他们几乎都在越南服过役。调查结果犹如一个炸药包。答卷人猛烈抨击陆军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遭抨击最厉害的是高级领导层的诚实问题。被调查的军官谴责了虚假的战备情况报告、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学、颁奖过滥、虚报尸体数等所有自欺欺人装璜门面的东西。上级令他们失望，他们直言陈述。正如那份报告所说：“大家普遍感到，陆军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只要有点成绩，哪怕是无足轻重的短期表现，都会受到奖励，而长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却被置之脑后或受不到鼓励……” 该报告的撰写者们没有试图从陆军之外寻找替罪羊，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财政、政治、社会或管理方面的外在影响是酿成这种不良氛围的主要因素。而公众对越战的反应，陆军的迅速扩编，或是当前的种种反军表现，也不是陆军偏离职业行为标准的主要原因。”陆军的混乱局面是它自己造成的，报告对最终应负责任者亦直言不讳：“因此，变革必须始于陆军最高层。” 卡莱尔调查泄露出去后引起了一场争吵。不过，它并未被漠然处之。有些将军，如W·斯威特摩兰、G·福赛思、B·罗杰斯、C·艾布拉姆斯、W·“荷兰人”·克尔温，还有B·帕尔默等都行动起来了。我的新上司，德普伊将军，站在这些改革者的最前列。他既不满意我们的作战原则和体制，又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越南失败后陆军的道德风气。他鄙视腐蚀军队的一味追求名利的把戏。这位三星将军赋予自己的任务是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重新思考整个陆军的作用和结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他能找到的头脑最敏锐的中校，并让他们成了他所信赖的私人智囊团。 因为陆军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学的技术是搞计算机系统，我以为肯定会让我在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搞那项工作。然而，生活往往会突然遇到转机。刚到五角大楼报到时，信息管理局准将局长与我谈的话。他让我等了半小时，接着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气地纠正了之后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谈的全是华盛顿的房地产生意，以及如何从中赚钱。我只有听从命运安排了。鉴于是陆军出钱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违心地在这里干了。 后来，一位令人钦佩的军官救了我。他就是计划与规划分析局局长赫伯特·麦克里斯托尔少将。该局属于德普伊的精锐部队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楼第六走廊的“陆军区”，去见麦克里斯托尔的副手F·G·“大鹅”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对我说，他认真阅读过我的档案，认为我不应该去绘制计算机流程图，而应该上这儿来帮助德普伊将军设计明天的陆军。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着想、得过且过的人工作，另一个是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工作。于是，我直接从格斯林的办公室来到步兵人事处，恳求他们把我从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并交到后者的手中。步兵人事处同意了。就这样，陆军放弃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二流的计算机程序编制专家，而我却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结识了陆军出类拔萃的一代人。 我被安排在一个小隔间办公。过了一段时间，我即开始为德普伊将军本人工作。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德普伊实际上并不像所传的那么厉害可怕，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或二流货色，只要你交给他的不是这种东西，他对待部下是很好的。他认为我具有交际能力，于是就把为他起草讲话稿的工作交给了我。 1972年初的一天，我应邀去将军办公室出席一个机密会议。他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一端，身旁只有少数的几位军官，其中有麦克里斯托尔，我的顶头上司钱德勒，还有隔壁办公室一位头脑敏锐的A·“时髦”史密斯。门关上之后，大家屏气敛声，气氛顿时神秘起来。德普伊很快就切入正题说，陆军正在加紧从越南撤军。战争的失败使国家对军队很失望，国会正在紧缩军费开支。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而且还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在作了一些冷静的分析之后说：“鲍威尔，你带上几个聪明人，关在一间房子里设想一下不可想象的情况，我想要你们计算一下如何构建一支50万人的陆军。” 我们全都惊异万分。考虑到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军投入了54．3万部队，考虑到美陆军现有员额达160万人，再考虑到自从1940年以来陆军从来没有少于50万人，这种裁减似乎太过分了。有人问，这是否是将军预计会出现的兵员数？他说不是，但这是为以防万一必须做好战备的部队。请大家务必保密，今天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这个房间。 我回到我的角落，主要是和史密斯一起干。我们设计了一支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部队，我们称之为“基础陆军”。我们的工作最终不可避免地透露给了高级军官们。五角大楼甚为恐慌，假如国家真的相信它凭借50万人的陆军就能支撑下去怎么办？军队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因此，“基础陆军”一事被搁置起来，以后再也没有让它见过天日。 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哪一种经历会毫无益处。正如陆军在越战之后削减兵员一样，冷战结束后，整个武装部队必须紧缩。后来当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面对这一现实时，我实际上早已于20年前在德普伊手下就接受过部队削减方面的研究生教育了。 ※ ※ ※ 德普伊将军传授给我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如何在以强调统一和个人服从为特点的职业中保持个性的精髓。一天深夜，将军在利文沃思堡发表完演讲后，我们乘直升机返回。单独坐在一架空军小型飞机里，这种时刻军阶不存在了，我俩不过是宇宙空间的两粒原子。这位彻头彻尾的军人，这位军人的杰出典范对我说，一个军官不能完全奉献给军队，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他告诫我说：“你绝不能让自己的职业把自己吞噬尽，以致于再也没有属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东西了。”我们得保持一部分独立的东西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他最后说道：“不要让你的职业变成你生活的全部。”我记得当时脑海中出现了参谋们已注意到的一件事。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德普伊将军家里是什么样。此时我明白了个中原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在按德普伊的哲学行事了。五角大楼的同僚没人知道我在伍德布里奇的圣玛格丽特新教圣公会担任高级教区委员，也没人知道我在那里教主日（星期日）学校的五年级。我们在谷城定居不久，就开始参与这些活动。有一天，我和阿尔玛开车到住地周围看看。突然，我们发现一座小山上有个简易的圣公会教堂，名叫圣玛格丽特，和我小时候在布朗克斯区的教堂同名，我们就成了圣玛格丽特的教友。我从初级教区委员一直升到了高级教区委员，阿尔玛则当上了圣坛联合会主席，迈克尔和琳达做了教士的助手。我们和父亲卢瑟与母亲艾丽尔一样，帮助组织教堂义卖、薄烤饼晚餐及开设廉价旧货店。在我们教堂筹建资金运动中，作为向每个成员募集的领头人，我向全体会员募捐，成了教会的理财人。 我还一度想把教堂卖掉。我们的牧师罗德尼·L·考尔金斯大师是一位很得人心的本堂牧师，他的教徒人数增长很快，圣玛格丽特教堂拥挤得几乎快裂开了。这所教堂坐落在郊区房地产黄金地段，占地12英亩。有个房地产投资开发商想把它买去建个购物中心。他出价很高。我和考尔金斯神父都明白，有了这笔钱，我们可以在附近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以容纳不断增长的教徒。教区代表也同意出售，堂区居民也投票赞成，主教也批准了。开发商忙不迭地把钱送了过来。但是，正如我对1928年那本老祈祷书爱不释手一样，我们有些教徒对老教堂亦不忍割舍。况且“老”这个字眼在新兴的郊区只是相对而言。圣玛格丽特是座“金”字型的建筑，10年前才刚刚建成。有位年长的堂区居民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这块地，我们就不能将教堂所占的这块地与1号公路相接，使其产生商业价值。于是，那些老居民就去找她，说服她不要卖那块地，以此制服了少壮派激进分子。反对派最后赢得胜利的论点是，他们决不跟随圣玛格丽特迁往新地。他们要转到弗农山附近的波希克去，那里号称有一座可以追溯到G·华盛顿时代的圣公会教堂。传统主义者赢得了胜利，鲍威尔和牧师没有卖成教堂。圣玛格丽特如今仍坐落在原地，兴旺依旧。 有一年夏天，教区代表们决定到里士满附近的一个会议中心去静修。安安静静地敛心默祷和体验生活的真义，这种奢侈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很乐意这样做，其他人亦然。不料我们的内省结束得比预想的要快。第二天晚上，有一位教友问：“谁带扑克牌来了？”圣玛格丽特俱乐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起初是每周两次，玩几美分的，后来竟发展到一夜输赢10美元的程度。扑克俱乐部令考尔金斯神父深为不安，以此引发了一场神学辩论。玩牌是不是教区代表的正当娱乐？更重要的是，参加教会活动时是否应该禁止赌钱？最后，我们决定尊重政教分离，总算没有酿成分裂。 这个时期，我开的是一辆锈迹斑斑的白色1963年产“雪佛兰”牌贝尔艾尔车。这辆车是花88美元从阿尔玛的舅舅史密斯手里买的。阿尔玛极不乐意被人看到坐在这辆破车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赶到人民杂货店，买了一罐油漆房子的乳胶漆。大家还没起床，我就把活干完了。我把阿尔玛唤起来，带她出去看。她一阵激动。汽车看上去焕然一新。你得走到6英尺之内，才能看出有刷痕。 此后不久，扑克俱乐部要志愿油漆一下考尔金斯神父的住所。那天的天气又闷又热。我们带了啤酒，好缓解一下喉咙的干渴。我正在房子后面刷漆时，突然觉得屋前静得可疑。走过去一看，和我一起来的教区代表们竟然正往我的白汽车上涂红漆呢！我抓住他们时，他们已经漆完一扇半门了。我无所谓地继续开着这辆新涂漆的双色汽车，可是阿尔玛怎么也不干。没办法，只好又给“雪佛兰”涂了一层人民杂货店的白色乳胶漆。 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一时期，我们没有依靠军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支撑着一个家。我们没有送孩子上营区内的学校，而是上了公立学校；我们在民用商店，而不是在军人服务社购物；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不是军队住宅内。在我们生活的中心，矗立着我们的教会。我踏着我父亲的足迹，负责清点募集的钱，然后把钱存进银行；阿尔玛则继承了她母亲和我母亲的衣钵，参加捐献物义卖和圣坛联合会的活动。看着迈克和琳达参加弥撒，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身穿法衣，在凯利大街的圣坛前挥着香炉。这传统已传到了下一代，像一条永无止息的溪流，从一个圣玛格丽特到另一个圣玛格丽特。 一天，我正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闲荡，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喊：“咦！过来，我想跟你谈谈。”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位黑人上校。那时候，你即使整天绕着五角大楼的五环转，也看不到一个黑人军官，更不用说是上校军官了。我走到这位粗壮结实、气度不凡的黑人面前，他讲话直截了当，带有权威口气。“你怎么还没报名？”他问道。 “报名？干什么，长官？”我回答。 他自我介绍说是B·G·伯克。他给了我他的住址，然后说，“你和你妻子星期六晚上到我家来，8点钟。”他没完就走了。我就这样知道了“石子俱乐部”。 R·“石子”卡特赖特曾是一名黑人准将，本来他会沿着B·O·戴维斯将军和D·“花花公子”詹姆斯的道路走下去。在我到华盛顿报到前不久，卡特赖特和他的妻子在一次民航客机坠毁事故中双双身亡。华盛顿地区的一伙黑人军官原已学着白人权力结构的样子，组成了一个以B·伯克为首的老同学网。开始他们称自己的组织为“无名俱乐部”。在“石子”·卡特赖特死后，他们便将其更名为“石子俱乐部”了。 我和阿尔玛在那个星期六晚上到伯克上校家见到了“石子俱乐部”的成员和他们的妻子。这些军官大多数比我年长，大部分在职务上已升到了顶，因为早先没有我当时正赶上的好机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帮助年轻的黑人军官往上升，告诉他们好差事与坏差事的内幕消息，给他们讲哪些司令官能干，哪些不能干，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人宣传举荐有发展前途的提拔对象。“石子俱乐部”的成员还到大学去，向后备军官训练团里有希望的黑人学员传授经验。他们每年都向原来的黑人大专院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最佳学员颁奖。也有的时候，他们对有些人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别无办法。他们曾在偏见之墙上撞得头破血流，而今他们想放下一代踩着他们的肩头向上攀登。 我很赞赏“石子俱乐部”的精神，他们时时为我操心。从此以后，我也留心发现年轻的黑人军事人才，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军队里的黑人互相关心照料做得可能比任何其它美国组织里的黑人都要好。我认为，我们堪为其他黑人社团的楷模。 “石子俱乐部”也有轻松愉快的好时光。我们主要的社交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黑人晚餐会，或者如阿尔玛所说的“特殊心脏病节目”。这种社交生活与在利文沃思堡时一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文化渊源使我们聚到一起，这与玩保龄球的人或者牙医喜欢凑在一起没什么两样。当黑人聚到某个角落里去听他们喜欢的那种音乐或跳他们喜欢的那种舞蹈时，我总想对我的白人朋友们说：“别惊慌，我们不过是开开心而已。”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当以后回想起来时，你可能会说，不论是好是坏，那是个转折点。对我来说，这一时刻于1971年11月降临了，当时我仍在德普伊将军的办公室工作。步兵人事处的一位少校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送一份8页长的申请表来，让我在那个周末前填完。申请什么？我问。申请当白宫研究员。我一点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待他解释完毕之后，我说我不感兴趣。我已经在五角大楼最负盛名和最有可为的办公室工作，不想再跳槽。再说，当白宫研究员一事对我来说似乎太勉强了，因为我已35岁，已到了该项计划规定的年龄上限。 那位少校明确地讲，步兵人事处不是在请求我，而是命令我这样做。因为军方提出申请的候选人寥若晨星，当时的国防部长M·莱尔德十分不悦。因此，步兵人事处仔细梳理了一遍人事档案，寻找合适的人选，我被选上了。我填好表，附上要求的证明文件，按时交了上去，随后就把它丢到脑后去了。申请者有1500多人，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白宫研究员计划是根据约翰·W·加德纳的主意实行 的。当时他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他的想法是，招一些年轻的新人，尤其是私营部门的人，进入联邦政府的最高层。目的是使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政策是怎样形成的，政府又是如何运作的。加德纳说服约翰逊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到当时为止，该计划已实施7年了。已经当过白宫研究员的人中包括大公司经理、专业带头人、杰出的学者，还有几位军官。该计划成效卓著，以至于有些研究员在尝过华盛顿的滋味之后干脆就不想走了。他们或参加国会竞选，或想法通过任命再回到联邦政府高级职位上来。 申请表上要求回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成为白宫研究员。我本人并不是特别想当这种研究员，但还是尽可能做了最好的回答。由于在越南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军方与人民开始疏远。我认为，在民主国家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所以，在了解政府如何运作的同时，我想让平民界也看一看军队的军官头上并没长犄角。1972年6月，纽约市立学院取消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军地间的鸿沟有多大。那座我曾呆过4年的后备军官训练大楼，竟被拆掉了。后备军官训练计划高峰时曾达到过一届1400名学员，最后一届上课的却只有81人。可见人们对军队的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这种衰退之所以让我悲伤，其原因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联系。在以民选文官控制军队为立国之本的美国，军官在公民中的来源锐减实属不幸。 白宫研究员资格申请交上去几周后，我得到消息说，我通过了第一轮筛选，成了130名被邀面试者之一。我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计划。结果，进入决赛时名单上只剩下33人，而我仍在竞争者之列。随之压力也来了。消息传到老家亲戚那里，“科林要去白宫了！”“是的，要去给总统当帮手。”我要这时落选了可怎么办？我好像都能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 “他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真让全家人跟着丢脸！” 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老行政楼前与其他几位进入决赛圈的人一起登上一辆大客车，向着艾尔黎府驶去。这是弗吉尼亚州沃伦顿附近一处豪华庄园，已改作会议中心。在继后的3天里，我们将在选拔的最后阶段在那儿被人刺、受人戳、挨人拧。最后将剩下17人。在车上，有人发给我们一个资料袋，里面装有各个候选人的简历。这是我们首次有机会衡量对手的情况。我坐下翻阅资料袋中的资料，一位年轻的黑人在我身旁坐着。他自我介绍说是吉姆·E·小博斯蒂克，南卡罗来纳州人。我瞥了一眼他的简历，他是第一个在克莱姆森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年方24岁，是进入白宫研究员决赛圈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在这些人里干什么呢？”我对博斯蒂克说。他看着我，显然是在考虑我的军阶和年龄，似乎在为同一个问题心里正犯嘀咕呢。这次乘车途中我得知，博斯蒂克是南方一户贫穷人家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家里大部分人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有人在他身上发现了特殊才能，于是良师益友们——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帮助他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如果没有受到人注意，他也许会像弱小的幼苗一样很容易就枯萎了。 我们在艾尔黎府一住下，气氛就变得介乎于大学生联谊会为争取新会员举行的社交聚会与警方审讯两者之间。我们被指定轮流参加一系列面试。那些令人肃然起敬而又难以对付的“委员们”，他们的水准至今尚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的一位身上便可见一斑。他是M·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提问时故意刺激你，目的既是想搞清楚我们到底懂多少东西，也是想判断一下你的沉着应对能力和个性特点。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候选人轻声说：“弗里德曼博士，我对您写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一书印象深刻。”“真的吗？让你印象深刻的那部分讲的是什么？”一阵死寂。这个可怜的家伙显然除了知道弗里德曼所著书籍的书名之外毫无准备。 最后一轮面试是在星期天晚上进行的。委员们想出了一个颇怪诞的方法通知评判结果。午夜时分，我们门下会突然塞进一张小纸条，通知我们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在此期间，我们可随意进行交谊活动。在军队候选人中，我与B·巴克斯特、J·弗莱尔、D·斯蒂克尔，还有来自肯塔基州政界豪门的L·小纳恩很投缘。我们都习惯于被人打分，都经历过比选拔高级外科实习医生更为严峻的考验，所以当晚我们在一起，一直玩到深夜方散。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一张纸条，上写道：“祝贺你！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被总统委员会选为1972—1973年度的白宫研究员，谨致诚挚的敬意。A·E·杜威主任。” 翌日上午，我们又坐上那辆大客车到白宫去参观。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首次参观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又让人感动。参观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坐进自己的1963年产贝尔艾尔车，驾车赶回戴尔镇。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18街的拐角处，我看到博斯蒂克，他也是入选者之一，现在却像一个迷路的小男孩似的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显然无处可去。我热情地请他上车，把他带回我家。他和我们一家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投身商界，在佐治亚—太平洋公司干得非常出色。他与E·霍华德结婚时是我作的男傧相。他娶的是一位军界先辈E·霍华德上校的女儿。霍华德上校194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时间正是各军种取消种族隔离之后不久。博斯蒂克成了我从来不曾有过的小弟弟。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忠实可靠的朋友。 由于要为白宫当研究员做准备，我同德普伊将军和副参谋长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假如今后几年陆军能搞出什么像样东西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非凡的德普伊将军及其工作班子的远见卓识与冲天干劲。他身边的一些中校军官后来晋升到了四星上将，单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们的才能不一般。这些四星上将中包括：M·瑟曼，杰出军人的化身，众所敬畏的思想家与领袖人物，后来当了南方总部司令；L·梅尼特里，驻韩国美军司令；F·马哈菲，本来要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但因患脑瘤病不幸于52岁时倒下了；还有后来当了陆军参谋长的C·沃诺将军。 白宫研究员为期一年，我明白自己应在那个闻其名即令人敬畏三分的机构——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度过为好。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段时间使我懂得，预算之于组织如同血液之于循环系统，而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控制着各个部门的颈动脉。它虽最不为人理解，但却是华盛顿最强大的联邦政府机构。 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一位个头不高但精瘦结实、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人接待了我，他名叫弗兰克·卡卢奇，是局长C·温伯格的副手。卡卢奇在“环内”人物的心目中早已小有名气。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在扎伊尔平乱时他曾被人刺伤过。后来，当洪水袭击宾夕法尼亚州时，他这位多才多艺的前外交家又帮助搞好了救济工作。 我被接纳为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后，不久就结识了温伯格麾下另一位成员，美国第27任总统的孙子威廉·H·塔夫脱四世。塔夫脱任温伯格的首席助理，他是我在陆军部队中从未遇到过的那种人。威尔（塔夫脱的昵称）博学多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不亚于官场权术。 前4个月我是在管理与预算局的一个分支——新行政大楼度过的。之所以谓之为新，系相对于老行政大楼的主要处室而言的。老行政大楼坐落在白宫近侧，是19世纪一座雄伟壮观的堡垒式建筑。开始我想干些可有可无的工作，结果却证明这工作实际上很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有用。F·D·罗斯福总统曾评论说，联邦政府机构像一只巨大的怪兽：你朝它尾巴上踢一脚，两年后它脑子里才会感觉到。罗斯福总统说过此话后这么多年，情况依然如故。尼克松总统下达过不少指令，可是谁也不晓得这些指令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的下文。 我的任务就是了解这些指令的落实情况。 此时，一位妇女进入我的生活，使我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所度过的日子颇为丰富多彩起来。她就是行政处处长韦尔玛·鲍德温。分到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都由她照管。没地方停车吗？韦尔玛给我这个新来者在大名鼎鼎的老行政区院里找了个停车位，于是我便斗胆把自己漆的“雪佛兰”车停在了那里。感觉被排斥在部门的重要事务之外吗？韦尔玛会让你去参加重要会议。需要预先提取旅差费吗？韦尔玛会找到钱。不过，韦尔玛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告诉我在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一个职业行政官员。他们知道资金在谁兜里放着，知道怎么避开公务员行政管理部门繁琐手续的卡掣雇到人手，还知道人死了如何处理后事。韦尔玛解释说，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蟑螂都死了很久之后，这些人们会存在。多亏有了韦尔玛·鲍德温，我才逐渐认识了不少在各个内阁机构内干她这一行的人物，并因此得以概览政府是如何运作，或如何无法运作的。 我到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后不久，温伯格就离开了该局，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任部长。当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做里根州长的预算主任时因削减预算赢得“大刀卡普”的美称，到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后，他这一名声更响了。卡卢奇也跟过去做了温伯格的副手，塔夫脱去当了顾问。尽管我与这几位仅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们对我后来的发展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温伯格和卡卢奇走后的抢椅子游戏中，弗雷德·马利克当上了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副局长。马利克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哈佛商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挽救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机床厂，因此发了一笔财。早在白宫人事局工作时，他就以“打手”著称。他曾到内政部去通知失宠的内政部长W·希克尔在日落前辞职，这件事使马利克进一步巩固了地位，成了政府中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要是秘书通报说：“马利克先生打来电话找你。”就好像听到黑手党对你说当晚12点前把钱交齐，而且不许讲价钱一样。 马利克曾是在艾尔黎府面试我的委员之一。我给他写了封信，祝贺他就任，并告诉他我正在管理与预算局的最底层作白宫研究员，还说如果需要我效力，请随时打招呼。他几乎是即刻便回了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马利克鹰勾鼻子尖长脸，体态瘦削，腰板挺直，说话时轻声细语但是很果断。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他的特别助理，办公室设在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老行政大楼内。我成了他的看门人，如果你想见马利克，你得先找鲍威尔。 马利克对各部门争吵扯皮制定出的联邦预算兴趣索然。他真正想做的是为白宫获得对政府机构的控制权。人民选举总统来统治国家，但总统很快会发现，他自己未必控制得了政府机构。总统的许多理想常常在这只怪兽从屁股被踢到头脑中有感觉的这两年期间遭到挫折。 马利克着手控制政府，他的做法着实让我这个初入权力之门的学子大开眼界。正如管理与预算是整个联邦政府机构的神经中枢一样，各部的预算与人事局也是各个部的神经中枢。马利克开始在主要联邦政府机构的关键部位“部长的行政助理”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让那些内阁官员演讲、剪彩和在《会见新闻界》节目里露面去吧！忠于马利克的无名助理部长们却在处理日常工作，并且都在按照尼克松政府的意愿行事。 我从马利克教授给我上的研究生课中获益匪浅。例如，他想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搞吐故纳新，用新的“管理人员”，如从哈佛、斯坦福和沃顿等大学毕业的年轻的能人来换掉职业官僚，可是却苦于无地方安置这些官僚。有一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向我说明了他的策略与我扮演的角色。随后我便开始给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打电话，说明我代表马利克先生向他们通报一个好消息：他们的权力将要扩大，目前由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承担的某些职责将要移交给他们的部门负责，他们的编制也将增加。这些官员起初的反应都是：“太好了。”编制职位多意味着经费多，经费多权力就大，这话任何一个官员都爱听。然而，先别太高兴！请让我解释一下：你们得到的只是职责和人员。编制职位和经费暂保留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内（我们需要把这些职位和薪水留给马利克的年轻精英们）。各部的行政官员马上就叫苦连天地争辩说：“可是把你们给我们的人放在哪里呢？……他们在我们这里无事可做，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发薪金。”这时我就说：“部长助理先生，弗雷德·马利克完全相信，你们发挥创造性，一定会找到办法解决人员的自然削减问题的。”很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那些没用的官僚就不见了，他们的办公室和职位也空了出来，马利克的新鲜血液输了进来。这次经历又使我总结了一条经验： 任何事不试着做一做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做成与否。 1973年1月，白宫研究员们都聚集到中央情报局在市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研究员们在这一年里最大的冒险行动要算冬天去一趟苏联，而后夏天再去一趟赤色中国。等待介绍情况之时，大家都相互乱开玩笑，如说谁有可能把缩微胶卷藏在想象的某个缝隙里，我们当中谁最有可能叛逃，等等。情况介绍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人员作的，结果很乏味。他没有交待我们什么情报目标，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拍摄微型照片，只是警告我们提防房间里有窃听器，电话会被人搭线窃听，还要警惕过分柔顺的苏联女人。 白宫研究员全由伯纳德·利奥夫克中校负责管理。他集牧羊人、监护人和导游三者于一身，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利奥夫克出生在哥伦比亚，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兼有完美的军人举止与黑肤色者的英俊。他的履历也绚丽多彩。伯尼（伯纳德的昵称——译者注）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当过白宫研究员，还是优秀伞兵、无师自通的飞行员、狂热的健身运动爱好者、会使用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奥林匹克级游泳健将。此外，他几乎能自如地使用好几门外语。在越南，他得了3枚银质勋章、4枚铜质勋章和1枚紫心奖章。就是按那个年代奖章贬值的标准衡量，他也相当出色了。那年冬天，伯尼将率领我们到当时仍令人生畏的铁幕后面去旅行。 现在我们对冷战的苦涩记忆已相当淡薄了。但是，当我1973年冬天初次踏上苏联领土时，那块土地仍很坚硬，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们从日本乘班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面、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入境。我遇到的第一个苏联人员是阿拉·费奥多罗娃，苏联国际旅行社派给我们的导游。她讲的美国英语简直无懈可击，人也相当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带有敌对方的新奇和神秘。这位黑头发的俄国人，我们估计可能是克格勃。 我们被安排在哈巴罗夫斯克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这座阴郁灰暗的城市到处林立着起重机、钻塔和大烟囱，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而且冷得好像冰水浇到了背上似的。不允许我们与苏联人民接触，如果我们企图接触，主人则表示十分不安。 我们住在旅馆的头一夜，俄罗斯人选了一部关于捕捉海豹的电影给我们看。礼堂一黑，电影就开演了。伯尼小声对我说，“电影没意思，咱们走。”于是我们设法溜了出去，不过没出旅馆，因为有人警告过我们不许外出。我觉得，即使允许外出，我们也不会出去，因为室外温度是零下40℃。 我们循着音乐声来到旅馆一处类似俱乐部之类的地方。 里面似乎聚集了苏联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军官。他们都穿着军装，带着妻子和女友。我和伯尼站在门口，身着蓝色便服，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别针，那副模样好似失足跌进熊洞里一般。音乐戛然而止，里面所有的人都转头看我们。伯尼用俄语对服务员说：“请找一处两人一桌的位子。”服务员看样子吓得木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的恐惧及房间里沉默的原因即刻就得到了答案。原来克格勃的人已在跟踪我们，此刻就站在我们身后。他们解释说，我们肯定不知道捕捉海豹的电影还没结束，或许我们愿意回去看看结尾。 翌日，我们坐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奔赴旧日西伯利亚的流放城伊尔库茨克。我对苏联内地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它无边无垠。我们坐了3天火车，竟还没走到横跨全国不足一半的目的地。第一天我们是在观赏风景中度过的。日瓦格医生描绘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挺拔秀丽的白桦树，还有那一群群的驯鹿。我们一边喝着甜茶，一边从窗玻璃里面向外观赏着这一切。 第二天晚上，伯尼说：“这太枯燥了。咱们去瞧瞧另一半人是怎么过的。”于是我们溜到后面似乎是三等车厢的地方，里面坐满了穿着臃肿的农民。伯尼介绍说我们是美国人，他们脸上登时露出喜色。“啊，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勇敢的盟军，一起打败法西斯的战友。”他们递过伏特加酒瓶来。我们刚要快活一下，国家安全机器的朋友们又露面了。他们肯定地认为，我们在一等车厢更舒适。那是东德工业的优质产品。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包厢时，看到下了班的海关官员一边翻一本似乎熟悉的杂志，一边在猥亵地狂笑。回到我们车厢后，我们才得知有位白宫研究员的《花花公子》杂志被没收了，据说那是苏联禁看的淫秽刊物。 我们在另一个军事驻地赤塔市临时停了一次车。附近的中苏边界沿线局势紧张，一触即发。我们被允许下车去伸展伸展腿脚，但不许出站进城。也不得拍摄照片。我们听见一声哨子响，那是提醒大家快回车厢，伯尼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两个人还没回来，就通知了阿拉·费奥多罗娃。她刚一走，我们就从车窗里看到五六个神色不安的“乘客”在本应空无一人的站台上踱步。直到我们失踪的朋友出现了之后，这些俄罗斯人才上车。克格勃选派来对付我们的其他几位就这样亮了相。 快到伊尔库茨克时，我们沿贝加尔湖驶过，这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一片淡水水域。湖岸周围都是工厂。冷战结束后，我听说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破坏了世界上最丰饶的几个养鱼场。显然，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并不是对环境的惟一威胁。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一天后，俄罗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车上那3天之外，我们又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才抵达莫斯科。到了此时，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显得让人着迷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旅行，感觉有点像美国早期飞行观光。飞机里几乎没有暖气。我们沿过道走时，有位乘客的脚从客舱底板陷进了行李舱。飞行员还没坐进驾驶舱，飞机就被牵引到了跑道尽头，对此我们有些好奇。当飞行员真的到了之后，他们也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开大油门试一试发动机，而是直接开足马力起飞，就像米格—19战斗机陡直飞上天空要去拦截侵入苏联领空的入侵者一样。后来我们了解到，牵引飞机是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飞爬高的确是前米格—19飞行员所为，无疑是由于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思恋所致。 对于一个50年代长大，第一次任职便驻守在富尔达峡谷面对着红军、而且曾两次赴越南与共产党作过战的人来说，在冷战期间竟站在后来一位美国总统称之为“罪恶帝国”的心脏，着实有些怪异之感。过去25年间，美国生活中不少东西均有这位对手的烙印。美国的预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学研究及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甚至于千百万适龄服兵役的美国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响几乎同受华盛顿的影响一样大。如今我作为用来遏制这个巨人的美国军事机构的一员来到这里，站在红场上，听苏联思想库——“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精英作情况介绍。这个研究所的人似乎全讲美国英语，或许还能说出全美棒球协会球赛各队的名次呢。 我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一种不仅是通过耳闻目睹，而且是通过亲身接触、感受和嗅闻得来的感觉。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我们的死敌的俄罗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人，在红场上碰见的人，还有在百货商店擦肩而过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是与我自己的家人同样的苏联人，母亲为晚餐采购食品，父亲在单位的收发室劳累了一天后疲劳地往家赶，孩子们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对基辅的足球赛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传播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与力量，那震慑本国人民的可怕力量和与我们抗衡的能力，无论我们集中多少军力，它都能够枪对枪，炮对炮，武器系统对武器系统地进行对抗。从苏联人给我们提供的表面情况来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点。其实那时它的致命弱点已在暗中破坏他们的体制，注定将最终导致其垮台。 我们从莫斯科来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同是共产党集团内的国家，可是这里却有了生动的色彩。我们又去了华沙，那里也富有生气。从苏联到这些国家，就像从静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电影一样。我们被苏联现实的严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时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华沙，我们参观了2000年展览馆，它试图向人们展示千年之交时的未来波兰。我决不会忘记一位老教授对我们讲的话。他个子高大，步履蹒跚，脸上带着沉思默想的表情说道：“看看上帝把波兰放在哪儿了吧，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我们每一代人不是受来自这一边的，就是受来自那一边的碾轧。 有时两边一起来。我们波兰人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共产党人听起来绝不像时刻准备为保卫苏联而献身在街垒上的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和她的同胞愿意摆脱他们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这样一粒种子。16年后，共产党集团解体初露端倪时，我记起了那位波兰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陆军高级军官面前预言，这些卫星国非但不愿留在华沙条约组织，相反却可能想加入北约组织。 白宫研究员有晋见在德文斯堡或朱莱一般见不到的人的权利。访问东欧回国后，我们被带到佐治亚州去会见州长，此行还允许携带配偶。我们的车队驶出亚特兰大机场时，佐治亚州的州警骑着摩托车在前边开道，警笛鸣叫着，四面八方的交通都为我们让路，我望着窗外对阿尔玛说：“好气派！” 州长原来是个49岁面带稚气的人，脸上透着笑容。他请我们坐下，然后介绍了佐治亚州的情况和他对国家政治的看法，白宫研究员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纳、G·华莱士及前佐治亚州州长L·马多克斯，后者很喜欢赠送斧柄给固执偏见的同僚。现在我们面前这位州长代表着新南方。我记得当时我暗自思忖，这个人是当总统的材料。3年之后，吉米·卡特果真当上了美国第39任总统。 在这一时期，我与海军上将H·G·里科弗曾有过短暂的接触。里科弗是核潜艇之父，性情暴躁，蛮不讲理，他能让坚强的军人掉泪。一次，有位曾申请参加海军核潜艇计划的朋友对我描述了里科弗对他的严厉质询：“我为什么应该让你参与我的计划呢？你凭什么认为你会开核潜艇？你看上去好像连什么叫尾墩都不懂。” 我应邀去联邦勤务总署参加宣誓典礼，里科弗预定要在典礼仪式上讲话。这位海军上将仅说了寥寥数语，但其中的意思却令我终生难忘。组织并非真正会起什么作用，计划也不管什么大事。管理理论并无多大意义，事业的成败在于干事业的人。只有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你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应当承认，里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残忍的：先把他们打碎，然后再按照他的标准重新塑造起来。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无可否认的。从脾气坏的人口中说出来的真理照样是真理。 ※ ※ ※ “这事就跟让小孩观察性行为一样。”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公共关系主任乔·莱廷有一次这样对我说。乔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赞成白宫研究员计划时说这番话的。他和马利克一样，成了我在管理与预算局的又一位贤师。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从老行政大楼到我在戴尔镇的家之间交通一路堵塞长达26英里时，我就听乔滔滔不绝地讲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原先是报人，后来有点成了政府公共关系圈内四处走动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约翰逊领导下的白宫新闻处干过一阵子。他那些在夜里讲给总统听，以便让约翰逊总统安然入睡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编了点经济新闻讲给约翰逊听，岂料总统透露给了报界，搞得股票市场有一两盘像疯了一样。 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长时，曾想过解雇乔。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头头可不吃闲话威胁。我问乔他当时是否有过担忧。“我告诉你吧，”他说，“每个新来这儿的人都想把我开掉。这事儿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第一周，他们说咱们处理掉莱廷吧。第二周，他们知道莱廷是个职业官员，不容易摆脱。到了第三周，他们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与《华盛顿邮报》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队员就出来救他们了。这时他们开始考虑，这家伙也许并不那么坏。到了第四周，他们就喜欢上我了。” 我问乔，他反对白宫研究员哪一点。我是其中一员，我和他相处得不是很好嘛。乔解释说，民主政府在大白天并不总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民主就是讨价还价。人要从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换、改变、交易、退让、屈从、妥协。对于不了解内情者而言，这种过程可能是乱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妥协可能会使参与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讲原则，阳一套阴一套。我目睹这些当然没事，乔接着说，因为我年龄已长，有经验，“但是让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内阁成员的办公室走来串去，他们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办的之后，会大生反感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乔说，“他们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此他们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于纵权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会惹上麻烦的。”“好了，性交本身没错，”乔接着说，“但是，让小孩观看却有点不道德，得等他们懂事以后才行。” 莱廷的观点与我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与智慧相去不远。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裴逊这些人物认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与平衡的政府，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性中不够完善之处。莱廷明白这一点，但不敢肯定年轻的白宫研究员是否领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来到中国的一个村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到过的世界，听当地一位精瘦干瘪的领导介绍情况。这是我们那年白宫研究员实地考察旅行的最后一站。7月23日，我们到达广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在洁净无垢的街道上悄然滑过我们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却依然这么清洁，这么静谧，简直让我吃惊。中国人还带我们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游者通常驻足之处——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医院里，我们观看了一名妇女在针刺麻醉状态下做了20分钟甲状腺手术。手术一结束，她站起身来，喝了一杯柠檬汁，然后走着出去了。在沈阳，我们参观了一家机械厂。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都带棉衬里，外面引着线，没形没状，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厂里很难分出男人与女人。我们听说，工人们一周工作6天，偶尔有假日，但没有休假，每月工资相当于52美元，除最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包括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人都是这样。尽管条件恶劣得会让美国工人组织罢工，可他们似乎心满意足。 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位54岁的教授，曾在美国上过学。他对我们说，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工作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给学生灌输的也都是书本知识，使学生只知道去搞个人奋斗。他和学生对实际知识和社会道德都知之甚少。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位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在那里，他说他首次进行了“诚实的劳动”。“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甚至连种棉花都不会。我这个曾经教过不少高材生的人，还得重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他说话时脸上浮起庄严的微笑。我听到年纪较轻的白宫研究员大发感慨。我自己因为在百事可乐装瓶厂参加过体力劳动，因而对此反应平静。 中国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没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访问过莫斯科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们的中国导游似乎不像其苏联同志那么恐惧。他们没有不断地搜查我们的行李，没有限制我们的行动，或者阻止我们拍摄照片。然而，有两件事十分突出地贯串在我们的中国经历之中。你可以问北京、广东、沈阳或者是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人：“你过得怎么样？”回答照例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了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在如此巨大的国家，思想控制得这么彻底，真让人惶然。第二条铁的定律是，中国官员承认有缺点，但决不承认有错误。 一次，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黑龙江沿岸参观时，我问导游能否参观一下军事基地。他宽厚地笑着对我说不可能，原因是爱好和平的中国在多事的边界不设基地。在参观一所寺庙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转身看到两架米格—19飞机正飞上天空，显然是从附近机场起飞的。“那是什么？”我问我们的导游。他继续平和而安详地凝视着前方。“什么是什么？”他回答。讨论到此为止。 在村里，满脸皱纹的老村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解释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实际上只用双手就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后他们又把碎石运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们刚完工时，天连降大雨，冲走了他们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小红书武装下，他们又从头开始干了起来，直到建成了这片富饶的家园。队长邀请我们一块吃顿饭，尝尝梯田里的收获。饭菜——我尽可能判断得准确些——是带点肉卤的小米饭，外加一种叫不出名的蔬菜。我们的主人承认说，饭菜很简单，但是有营养，而且会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给我们以力量。 饭后，他站起身来说，他很抱歉没礼物送给我们，但他想让我们收下一小块刻了当日日期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从梯田里拿来的，饱含着村民们衷心的深情厚谊。利奥夫克上校站起来说，他给主人们带来了礼物。说着，他拿出一只购物袋，分发快乐笑脸的小徽章、圆珠笔、尼克松就职像章及其它小装饰物，这样做使人联想到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曼哈顿的情景。村长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说：“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却给了你们那么少。请谅解我们。” 做白宫研究员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弗雷德·马利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电视机正调在播放关于S·欧文参议员的水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频道上，“这事会一阵风刮过去的，”马利克评论道。他说他想跟我谈谈关于我在管理与预算局再呆一年的问题。此时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愿当白宫研究员是新手所犯的一种错误。白宫研究员跟尼克松总统讨论政府行政权力问题，和美国参议员在一起研究立法问题。探讨社会计划时，我们直接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对话。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会见了日本、苏联、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德的领导人。我们每周均与像E·赛瓦赖德、D·拉瑟和H·赛迪这样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和晚餐。该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发动机房里来，看看政府轮齿和传动装置是怎样运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们带到政治峰顶从高处俯览一下社会全景。在所有政治学院里，在全国所有公共行政学课程中，无一能和这种教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回陆军部队。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军官和白宫研究员，我离开真正的部队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宫研究员，已经偏离了军事生涯的主线，因此我急于回到正轨。我担心会遇上先前一位陆军白宫研究员的命运。他在白宫曾大为轰动，于是被要求留下来搞国内问题，他留下了。你猜怎么样？陆军不给他晋升上校。白宫给陆军施加压力，最后他还是获准晋升。可是，这位在白宫的赞扬声中洋洋得意的军官，既没有指挥过一个营，也没有经受过其他考验，他不是被晋升委员会提名而是通过政治压力才得以晋升上校的，他这辈子就到头了。他当上了上校，好吧，永远就当上校吧。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陆军是我的生命，我对马利克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此外，尽管马利克很乐观，但S·欧文和水门特别检查官揭露的证据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别经得起风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楼对一个急于再次指挥部队的军人有什么任命没有。自从1962年在德文斯堡当过连长以来，我还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时，尽管在花名册上是顾问，实际却当过不挂名的营长。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当过参谋军官。此时作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处认为我够格，我希望能有一个供我亲自指挥的营。 1973年春，在白宫研究员班结束前最后几天里，我去了步兵人事处任命办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页簿，当着我的面打开。陆军所有的营级单位全列在内，并分为三个栏：A栏，标有该营现任指挥官是谁；B栏，谁已被定为下一个接班人；C栏，再下一个预定由谁接班。因为我想找个马上能任职的地方，所以就顺着B栏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并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容易办。那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耍权术、老同学关系网和走后门都能影响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师去，那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的制度则更为客观，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少。陆军把军官晋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和准备晋升的军官的人事档案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有办法由谁替受宠的待晋升人员帮忙。再说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一个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委员会成员会仔细阅读档案材料，权衡长处与弱点，不把最有潜力的指挥官找出来他们就不出那个房间。由于够资格晋升的指挥官多于指挥职位，因此有些候选人不可避免的会落榜。奇怪的是，老办法与新办法产生出来的利与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办法的弊端产生于人的客观认识能力，而不是产生于任人惟亲。 我最后选定去韩国，不是我偏爱那里，也不是我有什么门路，而是因为驻韩第八集团军第二步兵师三十步兵团一营营长之职是B栏内有限的几个空白中的一个。该师被称为女王陛下的海盗。简称“海盗”师。顾名思义，该师根出夏威夷，即19世纪90年代利奥卡拉尼女王统治时期。 难办的是怎么告诉阿尔玛我要去那里。去韩国属于“无陪伴服役”，这意味着要把阿尔玛留在戴尔镇一年，由她一个人带3个分别为10岁、8岁和3岁的孩子。我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没有大惊小怪。我对她说：“我请求你做出牺牲。” 阿尔玛没有反对，她说：“不过，假如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对你最好，那就这么办吧。” 她的支持使事情好办了一些，但决非容易之举。这是我第三次从我儿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离开琳达，第一次与处于最可爱的年龄的安妮玛丽别离，当时，只有丢下妻小才能去韩国，这是我们面对的最痛苦的事情。 白宫研究员班结业后，我又重新穿上军装。在白宫的这一年我所结交的人日后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我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我得先去韩国。在那里，一位老军人将让我领略一种别具一格的军事领导方式。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