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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指挥官亨利·E·埃默森少将，外号“神枪手”，是在我来韩国前几个月才到驻凯西兵营的陆军第二师任职的。在我的指挥官交接仪式上，我便对他的为人有了初步了解。我接替了泽普·布莱德福中校的职务，他也是从德普伊班子里出来的。在“海盗”师任营长，他做出了一流的成绩。指挥官交接往往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人都不愿过多地了解前任是如何掌舵的。我希望交接工作尽量简短些，而这一次果然如此。 交接的那天上午，布莱德福和我一同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阅兵场上。我早已习惯了在德国和越南时那种过分喧闹的交接仪式，出席的人很多，会上要颁发勋章和奖章。但是在这里，只有孤零零的4人组成的军旗护旗队站立在操场中央，5位连长和各自的旗手，分别代表所属的5个连，像单兵警戒哨一样扇形散开直立。还有几个人在检阅台上旁观。布莱德福对我说：“神枪手不愿意让部队晒着太阳听几个校官在这儿无聊地相互奉承。”这时，军士长将军旗交给布莱德福，布莱德福又将军旗转交给我，我又把军旗交给了军士长。交接仪式就结束了，才用了不到30秒钟。我预感到我会喜欢这位神枪手埃默森的。 这以后不久，我去师部向师长报到。他一下子冲出自己的办公室，紧紧握住我的手，像压手动抽水机柄那样使劲地上下摇动。他大约有50岁光景，高个儿，偏瘦，鹰勾鼻子，脸庞棱角鲜明，有着热情的目光和洪钟般的嗓音。他一边表示欢迎我到职，一边不停地踱来踱去。他的雅号是在越南时得的，因为他不用制式的9毫米手枪，总是配带着一枝牛仔式的6响左轮手枪。这里我注意到他的腰带卡扣上还镌刻着6响左轮枪的图形。此外我还了解到他享有作战英勇的美誉。 这天上午，埃默森将军已通知要召开指挥官例会。我便留下来参加会议。我的同级军官们到达后，将军向我一一做了介绍。我们围坐在会议室。埃默森还是不停地来回踱着步。 “今天的议题，”他宣布说，“是关于射击技术问题。”一开头，他语气平和，但越往下讲，情绪越激动。射击很重要！踱步的速度也随之在加快。如果忽略了射击技术，士兵们便不会做好战斗准备！他的眼睛开始熠熠生辉，如果士兵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就打不赢。这算什么领导？拳头开始砸在会议桌上。我在神枪手领导下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这种模式从没发生过变化。开场白心平气和，然后情绪越来越激昂，到最后结尾时像发了疯似的激动。我留意进行了观察，不论什么议题，从在非军事区部署直升机到士兵选修的函授课程，他总是越来越激动。他的经典妙语总是那句话，鼓着脖子上的青筋说：“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士兵们就打不赢！” 他在部队面前的表现也毫无两样。有一次全师在凯西兵营阅兵场上集合，我第一次看到，神枪手开始时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在朝鲜的使命是维护联合国和北朝鲜于1953年7月27日达成的停战协议。进一步说，我们的使命是在停战协议一旦被违反时帮助南朝鲜盟友。”一边说，语速一边在加快。我听到一个军士低声说：“他又来劲了。”不一会儿，神枪手便喊着说：“如果狗娘养的北朝鲜人敢越过非军事区，我们就要狠踢他们的屁股！”这时，他眼睛闪着光，脖子上的青筋突起。部队情绪高昂起来，便开始呼喊：“加油！神枪手，加油！” 埃默森接的是个烂摊子。他接任师长时，步二师的士气低落，纪律松懈。看到领导人能够得到如此热烈的响应，并且有这样的愿望改变现状，的确使人受到很大鼓舞。来一点热烈的同心协力的激情，对我们师只有好处没坏处。 我到职后的第二天晚上，便体味到部队的状况不佳。我住的是用瓦楞铁皮预制构件建成的一种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内设淋浴间、床铺、办公桌和油味很浓的柴油取暖器。我当时正在自己的宿舍里准备就寝，却来了电话要我立刻到宪兵主任办公室去。夜晚户外很凉，已能感觉到即将来临的朝鲜冬季的寒意。我一边急匆匆地沿山坡向下走，一边系好军上衣的衣扣。 走进营门里侧的那栋房子，房子里有一张宪兵军士的办公桌和几间禁闭室。我好像是撞上了一群人正在和一只野猫打架。只见一名宪兵正要用手铐铐住那个体重150磅怒不可遏的士兵，他又抡胳膊又踢腿，弄得另外五六个宪兵只能围着他兜圈子。一名少校军官，表情冷若冰霜，站在圈外说：“还记得你们是怎么训练的吗，我给你们讲过多少遍了，不能一对一地打，要大家一起上！”听到他这么一说，宪兵们一起扑上去制服了违纪者。我看到一个小个子列兵被压在这群人下面。据说，他是我们营的兵。 宪兵们把他带出房间押上了面包车，准备送往汉城的拘留所。那位少校向我解释了事情经过。有一个团伙据说要暗杀营区宪兵主任，这个列兵便是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他和他的同伙们故意滋事，以便被拘留后住在禁闭室。在禁闭室里他们要再佯装打架，等宪兵主任进来制止时，就由我们刚见到的那个家伙用一根长针将宪兵主任刺死。他们设法逃过搜身，把一根长针带进了禁闭室。我最后看到那个囚犯时，他手脚都被铐了起来，汽车开走时还在用脚乱踢，踢掉了汽车后窗玻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普遍困扰驻韩美陆军的吸毒、种族关系紧张和无组织无纪律问题。在这里不像在越南，没有战争分散人的精力。 今天的美国陆军部队全部由志愿兵组成，水平很高。但当年可不是这种情况。那时正处在从征兵制到志愿兵制的过渡阶段。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撤出越南回到家时，全国人民都对军队嗤之以鼻。用陆军的缩略语说，部队里很多人文化不高，被称作“四等猫”，即属于“第四类”人，他们仅具有最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他们是被生活所抛弃的人，只稍高于“第五类”人——不适合在陆军服役的人。今天，陆军中的第四类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而当年他们所占比例近百分之五十。 埃默森少将决定彻底扭转这种纪律松懈而风气败坏的局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神枪手当时还是光棍，对他来说，部队便是他的爱妻，是心上人。他实施了一个重塑第二步兵师形象的计划，美其名曰“热爱生活”。读者千万不要把它和以此为口号的反堕胎运动混淆起来。据埃默森解释，他的“热爱生活”计划“是为了给士兵创造机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而不是失败者”。从当时驻韩美陆军的状况看，只要合理，“热爱”什么我都赞成。可是讲求合理并不总是神枪手的强项。 在改革热潮中，他并不是惟一的呐喊者。美陆军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也正在设法使军旅生活变得诱人一些，尽量消除掉那些让人不愿留在部队工作的因素。令人厌恶的帮厨取消了。陆军实行了5天工作制，只要情况允许，周末全天放假。营房经过重新改造，3名士兵合住一间带浴室的房间，看上去不再像医院的病房了。然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进，尚未在驻朝美军中落实。尽管如此，神枪手下定决心要提高部队士气。 我们驻扎在韩国是因为2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几乎总是被隐藏在两场战争的阴影之中，激动人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令人痛苦不堪的越南战争。然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达5．4万人。以其为时3年的战斗计算，这个数字与美国较大规模地卷入越南近10年的伤亡人数相比，可谓伤亡惨重。我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我刚8岁，还是一个儿童，所以只是零零碎碎地记得一些当时的情况。但是，当凯利大街上的小伙子们参军开赴朝鲜时，我已到了13岁至16岁那个敏感的年纪。打完仗返回家园的士兵们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原始，东西靠牛车来运，粪臭味四处可闻。而今天，南朝鲜已经成为亚洲另一个经济奇迹，从生产汽车到录像机到微电子线路板等无所不能。我到韩国时，经济奇迹已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汉城一座座写字楼拔地而起，处处洋溢着创业的气氛。但几英里之外，首都的现代化便让位于茅草屋顶的农村，小片菜园和水稻田，还有那无处不见的牛。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在凯西兵营度过。从这里到汉城开汽车要一个小时。营区里杂乱无序地布满了二战时期的半圆拱形活动房屋，蜿蜒整整一个山谷并辐射到四周山坡上。全然一派战区气氛，丝毫没有那种有随军家属营区的温馨。我们距离非军事区有25英里，非军事区在北南朝鲜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说白了，美陆军第二步兵师在这里就是用美国人的血和肉来实现缓冲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阻挡北朝鲜的进攻。危险一旦消除，美军将立即撤走，因此无需花钱添置太奢侈的东西。这些半圆拱形铁皮活动房屋夏天热似烤炉，冬天冷似冰窖。这时马上就要入冬了。取暖主要靠一种效率极低的需要汽化阀的柴油机系统。我发现许多房屋正是因为缺少汽化阀这个部件而无法取暖。这反映出营区管理马虎这个普遍的问题。当我的军需秘书要求订购汽化阀时，维修营只用一句话——“没有现货”就把他打发了。我亲自去了仓库并大发雷霆，不找到不罢休。最后终于在存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毒面具滤毒罐旁找到了汽化阀。那些找不到给营房送暖的汽化阀的供给人员说，他们保存这些差不多有60个年头的滤毒罐是因为害怕扔掉它们。这就是埃默森正设法改变的环境，而我是百分之百地赞成他的决心。 检查营里的记录，我对大量的短期无故离队现象感到震惊。士兵们通常只是外出几小时，副营长解释说那是为了“妖宝”。什么是“妖宝”？年满18岁的男青年如果在中学没有找到女朋友，就可以在凯西兵营旁边的东豆川，独享一个套间和一个姑娘即一个“妖宝”，每月只需花180美元。这些姑娘是由一个专为美驻军服务的半是老鸨半是好事者的人提供的。在营区内住宿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这种安排的诱惑力是不难理解的，而且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安排比惠顾开价10美元的娼妓要可取些，因为那些娼妓已经使得凯西兵营内的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一些单位若把复发病率计算在内，人员的性病发病率超过100％。 东豆川只有一个行业，那就是为驻该地的美陆军部队服务。在美国国内，当时正是时兴埃弗罗发式和观看《谢弗》和《超级弗莱》那些关于黑人受剥削的影片的年代。在美军部队里，黑人士兵不允许留地道的埃弗罗发式。但在业余时间，他们便身着各种超级弗莱式时髦服装招摇过市，如3英寸厚的高跟鞋，古怪的套装和斗篷等。这些奇装异服在东豆川，裁缝铺只要20美元手工，一夜之间便能加工出来。白人士兵业余时间的时髦装则是牛仔帽、新潮皮靴和工装布衬衣。他们还想尽办法蓄长发。 我第一次到东豆川去时，发现那些街头艺术家似乎总想抢我的钱夹子。最后我才弄明白他们用洋泾浜英语所说的意思，他们想看看我家里人的照片。我拿出小女儿安妮的照片。只用了20分钟，一位画家便为我女儿画了一幅油画，开价20美元。但他所画的好像是我的朝鲜女儿，因为不论这些画家画的是谁，总带着东方人的特征。东豆川的画家最爱为美军白人士兵画的是摇滚乐歌星艾尔维斯·普莱斯利，他的各种姿势被画在尺寸大小不一的丝绒布上。真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家庭的起居室里装饰着长着一双杏仁眼的猫王画像。保存这些画像的人也该是大腹便便50多岁年纪的人了。 东豆川有许多条街全是出售黄铜器的商店。只要是黄铜能够敲打成形的器具，如蜡烛台、烟灰缸、盘子、牌匾等器物，这里应有尽有。不久我便弄清了这些黄铜的来源。那年秋天，我们进行夜间实弹射击演习。我们先是用炮火轰击一座小山坡，然后步兵冲上去后再用轻武器射击。最后，一发红色多星信号弹升空表示“射击停止”。刹那间，山坡上闪亮起无数光点。“怎么回事？”我问。“是朝鲜人。”我的副手告诉我。模糊的身影一个个从黑乎乎的土洞和壕沟里爬出来，径直奔向射击场。他们带着手电筒，有的甚至端着蜡烛。刚打过的子弹壳、炮弹和黄铜药筒还热得烫手，但他们迫不及待地便开始了搜寻。一些人事先就躲藏在弹着区内的洞穴里，这时便抢了先。这便是东豆川的商店里所见黄铜的来源。 我们营第二次进行这样的夜间演习之后，我不得不派副营长第二天到附近的村里去，告诉村长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在射击场被意外地打死了。村长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村民们穷得要命，为了生计，他们甘愿冒性命危险。 “大家都明白，如果踢足球，场上只有22个人。打棒球，要有9个人再加上一个跑垒的。打篮球，要10个人。”埃默森将军在秋天的一个上午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我真看不出这次指挥官例会的议题是什么。他接着说：“但是我们师里有1．8万人，我们要让他们都有上场表现的机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胜利者。热爱生活！”他的解决办法是，搞“战斗式体育活动”。 神枪手进一步做了解释。可以先从战斗式足球开始。上场的不再是11人组成的常规的球队，而是让整建制单位上：一排对二排，也许场上同时会有80个人。还是在普通足球场上玩，目标是把球弄到对方球门里。怎么弄？怎么弄都行，将军解释说。带球跑，扔球，用脚踢，传球。为了玩得更活跃，可同时玩两个足球。什么规则？没有规则。可以铲球，阻挡，从后边拉人，什么都行。有裁判员吗？没有规则，也就不需要裁判员了。也没有罚球。 “战斗式足球”一开展起来，师医院的医生们就闹起来了。骨科病人多得治不完，有的伤势严重。医生们还威胁说要向上级反映神枪手的这种做法。我们制定了最起码的规则，设立了裁判员，至少当两个球同时出界时由他叫停。场上只许穿球鞋，换下了战斗靴，禁止踢人、从后面拉人或用拳头打人。部队很喜欢“战斗式足球”，至少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神枪手埃默森更是乐此不疲。 每一支优秀的部队之所以优秀，每一个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功，我敢说其原因是其内部一定存在着不同的领导风格。如果第一把手不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他周围的人必须加以弥补。如果第一把手有远见卓识但仅此而已，他就需要一个手持鞭子能贯彻他的意图的人。如果一个单位有了远见卓识和手持鞭子者，那么还需要一个“牧师”式的人物来软化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第二师，这个牧师式的角色就是由副师长H·布鲁克斯准将来扮演的。他是我的直接上级中惟一的黑人。每当神枪手假戏真做，暴跳如雷，要求刻薄，固执己见时，H·布鲁克斯便以稳重、冷静和通情达理相辅佐。布鲁克斯把“战斗式足球”运动从全面灾害降低为部分灾害。假如H·布鲁克斯不发挥稳定性齿轮的作用，神枪手那种值得称赞的干劲一定会把整个部队搞乱。我敬仰他们两位，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早——晨好！凯西兵营。”每天清晨5点30分，语气坚定而热情的广播声都会叫醒我。神枪手埃默森热爱生活计划中治理吵架、吸毒、酗酒、淫荡和企图捅死宪兵主任的又一招便是体力消耗。因此，我们黎明即起，要在32分钟之内完成4英里跑。营地广播员接下来便说：“上周晨跑的优胜者是……今天的气温是……”噢，天啊，冷到零下10℃以下吧。假如天那么冷，我们就可以不跑了。只要比零下10℃高1度，我们就必须从温暖的床上硬撑起来，在寒气袭人的户外去跑步，先上一个缓坡，再上一个陡坡，来到山顶上的霍维兵营折返点，然后再下山回到凯西兵营，这一切都要在早饭前完成。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要以短跑速度冲刺，几百人一起声嘶力竭地喊着号令。奇怪的是，那些对晨跑总是抱怨的人一跑过终线便围着我着急地问：“我们跑了多少时间，中校？我们跑得怎么样？我们比第七十二装甲营快吗？”神枪手这一招还挺灵验。 我们营是坦克旅中惟一的步兵营。在德国盖尔恩豪森时的几个老朋友，K·塞奇威克和B·维尔，指挥着友邻的坦克营。他们都是一路慢跑。而我则全力以赴，和我的士兵一样要经历那几个步骤：先是很不情愿地在这极地般的冷天起床，然后在半途中感到精疲力竭，最后到终点线时激情振奋。我下决心要带领一营赢得优胜，绝不能在赛跑时让那群整日乘坐活动铁碉堡的装甲兵赢了我们步兵。 我们部队里的韩国兵一跑起来有使不完的劲。我们中间有韩国兵是因为我们总是缺编。我们营的员额在编制上是700人，但实际在编人员从未超过500人。于是差额就用韩国人来补充。他们被称作“卡图萨”，意思是补充美陆军的韩国人员。他们在补充到我们这里之前，经过严格的竞争选拔才能离开原单位。因此他们是韩军中的精英，是我所指挥过的最优秀的军人。他们从不喝醉酒，也从不无故缺勤。他们不知疲倦，纪律严明，好学上进，而每月只挣3美元，这个数还不够一个美国兵到东豆川一晚上喝啤酒的钱。 当韩国补充人员在个别情况下违纪时，我就跟他们的军士长谈。“军士长，你今天好吗？”“是，中校，军士长很好，谢谢。”“军士长，列兵金在服从命令方面有点问题。”不出一个小时，那个不服从命令的列兵就会被调回韩军原部队。如果列兵金值得挽救，军士长就会把他叫到营房后面，在那儿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假如一个美国兵遇到类似的纪律方面的问题，他会写信给他的律师或议员。关于自由和命令之间的矛盾，个人权利和群体需要之间的矛盾，不同的文化在起着作用，不同的文化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虽然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对当权者较为麻烦和不便，但从全面考虑，我仍赞成我们的方式。 冬季里的一天，神枪手把各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他对我们说要搞一种叫作“颠倒时间训练”的活动。我们要把夜晚变成白天。神枪手说：“北朝鲜人毕竟不会在正常上班时间和我们作战。”这样，我便带领全营来到临津江畔的山里。我们把时间倒过来，晚上8时吃“早饭”，然后在野外进行按方位运动训练，直至凌晨1时开“午饭”，然后在从凌晨2时到早晨7时的“下午”时间进行武器分解结合训练、克莱莫地雷操作训练和迫击炮射击训练，直至上午8时开“晚饭”。最后从上午9时至下午3时是睡觉时间。我们以10天为一个周期，设法将生理节奏调整过来，但由于一定的原因，未能成功。在这样荒唐的时间里用餐，使一些士兵感到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恢复和其他人一样在正常的时间用餐。尽管如此，神枪手仍然是对的，战争的确不是按正常作息时间进行的。 12月里的一个空气清新、天气晴朗的冬日，火炮轰鸣，迫击炮的爆炸声四起。比我在两次越南服役期间所听到的任何一次炮击声都响。我已把“海盗”营布置在罗德里格山脉峡谷的一侧，准备好随时冲向峡谷的另一侧。“前进！海盗们！” 一个军士喊。先头士兵便向峡谷谷底冲去。 北朝鲜人并没有突然撕毁已有20年历史的停战协议。我们只不过是正在进行一次“对抗性战术演习”，这是一次使用大量实弹的演习。除了不流血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近似实战。我们向假想的进攻敌军发射了数百发81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弹和106毫米无坐力炮炮弹。 火力怎么这么猛烈呢？我的一个连长问我。峡谷中回荡着的枪炮声听起来就像是发起了又一次诺曼底登陆。我什么也没说。解释是不明智的。因为神枪手不想让他的部队误以为只用有限的训练弹药打几炮便是实战情况了。我们动用了战备弹药，这一点最好不要让北朝鲜人知道，也不要让我们华盛顿的上司们知道。 “鲍威尔中校，你赶快到C连来一下，要快。”在这个星期六下午打来电话的是C连连长，一个尚未学会用恩威兼施的方法管理部下，但又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军官。 我急忙离开宿舍来到C连娱乐室附近的十字路口处，看到一群人。士兵们给我让开路。在人群中央，站着一个士兵，要么是喝醉了酒，要么是刚吸了毒，挥舞着一根台球杆。他眼冒火光，表情异样，嘴里喊着：“有人找死！有人找死！把我的哥们儿关进监牢里，你们谁敢把我关进监狱！我让你们先死！” “我已报告了宪兵，中校，”中尉报告说，“他们马上就到。” 我点点头，向挑衅的士兵走去，和他之间保持着一个台球杆的距离，我说：“孩子，你想干什么？打我吗？” “我让你们先死。”他又重复说。 我心平气和地说：“孩子，放下台球杆。” “不，长官。” “你知道我是谁？” “是，长官，鲍威尔中校。” “趁还没伤着别人，把台球杆放下。趁别人还没伤着你，把台球杆放下。”我又走近他一步。“你看，要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做，这些人就会把你打得半死。他们打完你，还要把你送到拘留所关上一年。那又有什么意思？所以，放下台球杆，咱们好好谈谈。” 他松了手，台球杆落在地上。他痛哭起来：“没人理解，没人关心。”转瞬间，这个杀人犯变成了一个受了伤害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们给予他限制行动的处分。几周后，我在营区见到他时，他啪地一声向我行了个礼说：“中校，您好！”随即转身向他的战友咧着嘴说：“那就是鲍、鲍、鲍大哥。鲍威尔大哥，他人真好。”这样鲍大哥变成了我的绰号，至少在我任他们营长期间，黑人士兵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凯西兵营的种族摩擦问题部分起因是音乐爱好不同。白人士兵喜欢听摇滚和西部乡村音乐，而黑人士兵喜欢听黑人音乐，如A·富兰克林和D·沃威克的歌。问题变得如此激化，我们不得不把东豆川镇上的酒吧老板们请到师部来，看是否能拿出个万全之策。最后达成协议，他们每播放7首白人歌曲，就播放3首黑人歌曲。这个妥协的结果是白人只在30％的时间里不高兴，而黑人不高兴的时间是70％。 实际上，士兵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法。白人士兵集中去镇上某一片儿的酒吧，黑人士兵则到另一片儿的酒吧去。这两片儿之间的分界线被称之为“裂缝”。白人士兵跨越裂缝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不亚于民权法实施之前黑人进入白人区伯明翰酒吧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在神枪手看来，这种状况令人厌恶之极。一群人竟能够“霸占”东豆川一方，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一个美国兵居然还要担心别的美国兵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主义是要不得的。”神枪手对集合在一起的高级军官们说，“种族歧视不是热爱生活。在我们师里，不允许有种族主义。”我们差不多就等着他说“种族主义必须在明天早晨7时0分结束。” 神枪手有一个方案。他告诉我们他已派出一支特别宪兵分队到东豆川镇去了。“先生们，请你们各位到‘裂缝’处的每条街上去，到歌舞厅、酒吧和各个公共场所去。如果有谁受到威胁或袭击，我立刻派战备值班旅和宪兵一同去清理那个地方。”说完，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一笑说：“现在，你们都去好好地玩玩吧！” 在一间酒吧，我遇上了天主教随军牧师吉亚纳斯塔西亚神父，他正在和一个酒吧女跳舞。一些军官对此感到吃惊。我却没有。我知道吉神父的工作方式，他总和他的教徒在一起。一个士兵有了问题，但又不愿到营部找营长谈，便可到这个“辉格党人”俱乐部来，吉神父会和这个士兵一杯杯地喝啤酒，直到这个士兵把心事谈出来。也有其他一些牧师，他们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研读《圣保罗致科林斯人的信》，这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却不能为遇到麻烦的士兵解决问题。虽然吉神父的方式是不够正统，但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哪怕是私下里说吉神父违反了他的神圣誓言。 我不能说向“裂缝”进军产生了全面的喜人效果。即便在美国国内，这种办法都没能行得通，就更不必说在远离美国半个地球以外的小镇子里了。但是埃默森将军富有勇气的方案还是冲破了种族界线。在此之后，没有哪个群体再敢霸占东豆川的任何一片地方，没有什么维持治安法可以取代美陆军的权威。我们打破了“裂缝”的神话。 寻求种族和谐并不是神枪手的一时冲动。像对待其它工作一样，他是全力以赴地抓这件事。一天，我听说一个埃默森最为赏识的军官把黑人士兵叫做“黑鬼”。此人能力超群，并刚由他提升为二师主任参谋。我做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凿，认为这事性质严重，应当报告我的上级。我们旅长又把此事反映到师里。神枪手当天下午就撤消了那个违纪军官的职务。 诚然，我知道失去一个得力的下属对他来说是痛苦的。 白人军官和军士对白人闹事者或逃避任务者敢于严厉处治，但对于不服从命令的黑人处罚时则畏首畏尾，他们害怕被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方面，我毫无顾虑，处理下士比格斯一事就是证明。营部军士长艾伯特·佩迪格鲁是个老派军人。一天他愁眉苦脸地来到我面前说：“请求中校允许，我必须向你报告从北面的炮兵营调到我营一个兵，比格斯下士。” “那又怎样？” “比格斯下士看起来是个麻烦。”佩迪格鲁说，“他原所在营营长因无力控制自己的士兵而被撤了职。比格斯则是闹事者的头头。现在他想办法调到我们营来了。” “想法调动？”我问。佩迪格鲁解释说，这个狡猾的比格斯下士想办法说服有关部门把调令开成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想见见他。”我对佩迪格鲁说。 不一会儿，比格斯就站在了我面前，一个个儿不高却很傲慢的家伙。他对我说：“我很高兴到这里来。” “为什么？”我问他。 他以非常信任我的语气告诉我说我们营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不过他认为他能解决这些问题。 “真的吗？”我说，“那好啊。不过你得知道海盗营的规矩。”我向他说明了我是怎样管理部队的，他虽不耐烦但还算礼貌地听着。 紧接着我便得知他在营房屋后正召集黑人士兵开会，这证明他的确是个老练的组织者。他严肃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敢于面对白人军官，白人军官便会对他们这样或那样。他用毒品使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位。他做了3个星期的挑拨工作之后，我让佩迪格鲁把比格斯的档案取来。看过他的档案之后，我叫比格斯下士到我的办公室来。“你干得怎么样，比格斯？”我问。 比格斯表情严肃地说：“长官，营里的问题比我预料的还多。正好我及时调到这儿来。我们应该每天开碰头会研究这些问题。” “那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 “下士，你看，汶山有一架飞机，今天你就去那儿上飞机。那飞机飞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你到那儿下飞机时，有人会拿着你的退伍通知书等着你。他们会送你出大门。”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比格斯抗议说。 “这一切我已经替你办好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营，不是我们旅，不是我们师，甚至不是我们陆军的人了。你退役了。” 这样做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我已在比格斯的档案中找到了他违纪行为的足够多的记载，他完全够得上“强迫退役”这一条。这一条适用于处理由于各类原因不宜服役的士兵。我叫军士长佩迪格鲁和我手下个子最高、体格最健壮的两名军士进来把这个人带走。不久，消息便传遍了全营。“听说鲍大哥怎么干的了吗？他收拾了比格斯。对，比格斯滚蛋了，伙计，他滚蛋了。可不要跟鲍大哥捣乱。” 我们有不少捣蛋的白人士兵。但按人数比例计算，黑人在纪律方面的问题要多些。在美国国内，黑人的机会较少，受的教育较少，挣钱较少，工作机会较少，这些便使得他们表现出较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而这种态度是会蔓延的。我也观察到黑人士兵不如白人闹事者那样会钻制度的空子。黑人往往表现出无法无天，好像黑人自豪感的标志就在于破坏纪律，他们的态度好像是说“我就是这样”，而白人违纪者的态度则是“谁干的？长官，会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吗？” 在黑人当中，我认识一些最优秀的士兵和军士。他们在军队里，找到了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空间。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令人自豪的表现被虚无主义败类所玷污，这些人当然是少数人中的极少数。士兵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那个拿着台球杆的小伙子一样，是要有人关心他们，而不能像比格斯那样，只会用海妖塞壬式的歌声把他人引向毁灭。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关心他们。神枪手尽管有时做得过分一些，但他也愿意关心他们。 恪守“热爱生活”宗旨的一名军官便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旅旅长P·G·格拉瑟。格拉瑟是一个出色的带兵人，既要求严格又能赢得士兵的尊敬和热爱。随着严冬的到来，士兵们越来越愿意呆在宿舍里避寒或把所有空闲时间花在“妖宝”身上，而不愿意从事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P·格拉瑟决定，我们旅需要建一个滑冰场，工程必须在圣诞节前完成。神枪手完全赞同这一计划。我们派人找出凯西兵营里最平坦的一块地，然后将四周放置沙袋使其约有6英寸的深度。接着用燃油胶囊的胶皮将其密封，又在四周安装了长条凳，并且将55加仑的空油桶切割开做成烤火炉，以便大家能在上面烤果汁软糖和栗子吃。格拉瑟还从天知道什么地方订购了滑冰鞋，他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我可以想象得到他脑子里跳动着的甜滋滋的梦幻景象：在J·马西斯演唱的“篝火烤栗子……”的歌声中，在B·克罗斯比哼唱的“白色的圣诞节”的乐曲声中，士兵们欢快地在冰面上滑呀滑，把东豆川灯红酒绿的诱惑差不多全忘却了。 终于在一天接近黄昏时，溜冰场完工了。士兵们将其灌满水。我回到军官俱乐部一边喝饮料，一边等着水结冰。这在12月的韩国不会花太长的时间。不一会儿，我注意到几个年轻中尉在淘气地笑。每当下级军官眼睛里流露出异常的目光，我的触角便会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起身离开了。我招呼在吧台另一头儿的副营长说：“去看看这些家伙要干些什么。”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满脸通红，不知是外面天冷冻的还是捧腹傻笑笑的。刚才那些小伙子们从车辆调度场拿了一桶5加仑的防冻液。正当他们要往格拉瑟上校的溜冰场里倒防冻液时被副营长发现了。否则滑冰场里的水到了零下50℃也不会冻结。这样，恶作剧没有起作用。溜冰场冻硬了，但是冰面像水泥地面，结果是溜冰场不能用。 神枪手在促进种族宽容忍让方面最爱使用的办法是那部1970年影片“布莱恩之歌”。该片讲的是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G·撒耶斯和他的在芝加哥熊队的白人队友B·皮科罗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营地礼堂放映这部影片，之后还组织讨论了以下问题：片中的两个人起初隔阂有多大？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又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对于凯西兵营的部队有什么可汲取的教训？这个办法很灵。神枪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安排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算了一下，“布莱恩之歌”我已经看了6遍。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40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带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邦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嚎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在过去的3周里，我已经使全营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测验，我一直在尽力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达标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能获得殊荣的士兵一般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体能训练、识图用图、导航等测试中达标。剩下的谁一难题便是3小时12英里行军。我回头看看队列不整的队伍，说：“领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坚持己见地说：“长官，除了最后几英里，一路地形平坦，我了解咱们的士兵，他们能完成。” 在陆军部队里我学会的一件事便是不要挫伤积极性。我随即向前后传达了加快步伐的命令。士兵们的步伐节奏像火车慢慢加速时一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见大衣解开了扣子，寒夜里照样汗流满面。几百号人的吸气、呼气听起来像一阵奇特的风。最后我们到了进入营区前的那段陡坡路。真不知道士兵们是怎么走完这段路的。我自己每走几百码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儿。 这时，在队伍的前列，先是有几个人唱起乔迪之歌，然后更多的人唱起来，最后整个山上都回荡起我们营的歌声。队伍通过大门进入营区时，军士们开始整队齐步走。当我们走上水泥铺筑的路面以阅兵队形走过师部时，洪亮的歌声吵醒了埃默森将军。神枪手身穿浴袍走出他的宿舍，高兴地看着部队像接受检阅一样在他面前走过。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在韩国的深更半夜里，曾经是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700人现在凝聚成了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整体，这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一生中十分珍惜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个营取得特等步兵证章资格的士兵人数比友邻步兵旅3个营取得特等兵证章资格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第二天我便回国度假，心里觉得好像是离开了这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似的。 如果说去年9月离开家去韩国赴任是件难事的话，那么10天休假一结束又要离开家则更难。1962年我离开阿尔玛去越南时，是一种25岁的年轻人外出去探险的心情。现在我已经37岁了。从工作角度讲，在韩国这段任职到目前为止是我最感满意的。但这次回家休假便能看出我得付出多大代价。离开戴尔镇的家里，我感到心绪杂乱，因为没有陪伴我的孩子度过他们成长中的美好时光而感到失落，因为没能承担自己那份家庭义务而感到内疚，甚至对家里没有我也能一切料理得那么好而感觉懊丧。要不是有像神枪手那样的人，要不是有另外那个大家在等着我，回到韩国去便不会有什么乐趣，仅仅是尽职责而已。 我返回部队正赶上神枪手刚推出的热心项目：韩国式的空手道即跆拳道。他请来韩军的教员传授要领。全师每人早晨都必须练习跆拳道。每人都必须参加一个拳队，每人都必须获得段级，每人都必须穿跆拳道专用的白色拳服。神枪手说，拳要打得好，先得有个样儿。师后勤处长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纳税人经费中没有韩国武术服这笔钱，可是神枪手不想听任何烦人的借口。一时间，附近所有的韩国缝纫店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制成了数千套跆拳道服。我后来晋升到了绿腰带级，可是有一天我的司机一个后飞脚，踢中了我的太阳穴。我的头像爆炸了一样，立时像锯断的树一般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时，正听见司机呜咽着说：“啊，天啊！我打死了营长。我得去蹲拘留所了！”这之后，我再没能晋升到下一个段级。 ※ ※ ※ 在一天上午的指挥官例会上，埃默森将军宣布：“我们师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达到中学毕业水平。”士兵中大约有半数达不到这个水平。许多人除了参军或应征入伍外，还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即没有对任何事执著追求过或者一干到底过。我们只得请老师，办班，帮助士兵们达到普通教育发展计划的标准，让他们最好能通过这类考试。 我们在乡间物色教师，聘请一些美国士兵自费带到韩国来的妻子和其他一些美国平民做教师，也选派有资格的军官和军士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利用营房、文化娱乐室和储藏室开班上课，下午3时部队从野外训练回来后，直到晚饭前，士兵们都在上课。他们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当将军问及需要补习文化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在补习时，我们报告他说有85％。他问“那其余的15％干什么去啦？”在他看来，美国陆军和这些当兵的年轻人之间是有一种契约关系的。入伍时我们曾对他们说过，陆军会造就他们，会教给他们一些退伍后有用的东西。假如他们退伍时还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回到地方便会变成社会的渣滓。 尽管神枪手一直都在健身基础上推动智力开发工作，但他所领导的师险些未通过年度大检查，而事实上真的在装备保养方面没及格。经过对第二师保养计划复查，检查长的结论是第二师根本没有保养计划。埃默森对此并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是培养人而不是保养机器。 他鼓舞士气的做法有时让你夜里好觉难眠。我想神枪手肯定不知道摇滚乐和格里高利颂歌有何区别，但是他知道士兵们想念国内的摇滚音乐会。所以我们每两三个月就举行一次通宵摇滚音乐会。此刻，我的宿舍一直像锣鼓一样震颤着。一个年轻中尉出了个主意，把神枪手都逗乐了。在国内，人们举办“木托”音乐节，我们便把这种通宵狂欢音乐会叫作“枪托”音乐会，正好和他的神枪手的雅号相呼应。 春季里的一天，我正向旅部走去。注意到一个士兵头戴海盗营标饰的头盔走出旅部大楼。他身着绿色礼服，而当时规定任何人如着作训服以外的其它服装就要军法处治。他向我行礼，出于好奇，我说：“怎么了，孩子？”他说，他刚作为“每月一兵”的候选人接受了面试。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看上去很失望地说，他没有被选中。我说：“知道了。竞争是很激烈的。等下一次吧！” 他说：“长官，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我会做得好些。”这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你什么时间得到通知的？他回答说，今天上午。我生气了。不是因为我们营丢了一个荣誉而生气，而是因机关工作粗心使得一个年轻人从可能的胜利者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获得承认，反而遭受淘汰。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论怎样，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在旅部办完公事以后，一回到办公室，我便叫来军士长佩迪格鲁。我向他了解我们营是怎样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的。原来全是碰运气。我说：“打仗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我们绝不把毫无准备的士兵投入战斗。推选‘每月一兵’候选人也是一样。今后绝不允许再出现盲目派人参赛的现象。”我命令佩迪格鲁召集所有的上士开会，制定了每月从全营士兵中推选最佳士兵的制度，并留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为参赛做准备。此后，我们连续5次赢得了“每月一兵”的称号。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大事上成绩卓著，他就必须在小事上注意习惯养成。争优秀不在于破格，而在于有个锲而不舍的态度。我的信念，要从每一件具体的事做起，例如争取“每月一兵”的称号，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当考虑出兵越南、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巴拿马、海地或其它什么地方时，就要目标明确，准备打胜，否则就不要介入。 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少校衔级以上的军官得不到奖章。他的解释带有他个人特有的直率：“我不赞成给高级军官授奖章。校级军官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得好，就会得到一份评价为优秀的鉴定报告。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互相写无聊的吹捧材料上。别浪费秘书们的时间。” 基层军官仍然被授予奖章。军士也一样。更多的奖章是授给士兵们的。在埃默森看来，这些青年人失去了在中学校足球队当四分卫的机会，也不能和啦啦队长约会，又没机会当选学生会委员，生活中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是他最终使他们成为某方面的胜利者。新调来的军官，了解到神枪手的看法，便大为吃惊，尤其是对校官不发奖章的政策，因为这和他们以前的情况，特别是在越南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然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很快，奖章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空洞的嘉奖令、人为的压力不存在了。我们埋头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一些人仍有怨言。在其他部队任职、在其他司令官手下工作的军官，提升时晋衔委员会还是要考虑立功受奖情况。但我目睹过越南战争期间的奖励过多过滥现象，并且认为改革必须从某个单位首先开始，因而我支持神枪手这一大胆明智之举。 1974年秋，我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不是埃默森将军的宽宏大量，我的军旅前程很可能就被断送了。9月里的一天晚上，为我举行的送别晚会在“海盗”营的军官俱乐部开始了，大家都很文明礼貌。恰巧，第二航空营营长R·牛顿中校也在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来到飞行员的高空俱乐部。为获得该俱乐部成员资格，必须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里圆满完成做爱动作，或表明并让大家相信（因为很难找到证人）已完成该动作。 酒过三巡之后，我们联合聚会的一群人便朝较为正规的师军官俱乐部走去。到那儿时正巧遇上新近才开展的一种社交活动。美国的一些单身女性居住在汉城，她们中大部分人是教师或是军方聘用的文职人员。师部机关邀请她们到凯西兵营来，此举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美陆军第八集团军军部以外的地方也有彬彬有礼的军官。女士们在凯西兵营照样能找到理想的约会对象，甚至未来的丈夫。 这时，我们一群人蜂拥而入进了师军官俱乐部。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要算俱乐部主任R·H·瓦格纳少校在事后报告里讲得最清楚：“当我来到酒吧时，看到两名军官坐在自动电唱机上。我请他们下去……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师人事处长指出，第二航空营和第三十二步兵营之间可能会出乱子……正当这时，有四五个军官抓住鲍威尔中校要把他扔过吧台。这引起一场群架……有15至20名军官参与……不明身份的一名军官被抛过吧台，砸碎了许多瓶子……此时，武斗变成口角，争吵步兵和航空兵哪个兵种本领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难说是高品位的，因为女客人就在酒吧的另一头儿……一名军官举起桌子摔在墙上，接下来他们便随意摔砸酒杯……酒吧入口处的旋转门也被毁坏。柱球桌被翻倒过来。牛顿中校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鲍威尔中校似乎还能控制住下属军官……我的判断是，事件是由第二航空营的成员挑起的。我建议不妨把高空俱乐部的名称改成青年俱乐部……” 第二天早晨，我的头还觉得嗵嗵直跳，副营长就把营区副司令官C·W·沃尔多罗普中校一封刚打好的信拿给我看。信中详细地列出俱乐部的损失价值411．40美元，将由我营和第二航空营共同赔偿，赔偿金必须在当日16时前交付。我给牛顿中校去了电话，他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我通报了情况，然后说：“要公平地分担赔偿费，我的人付100美元，其余的由你们赔。”牛顿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未表示异议。 我早上通常都在营餐厅和士兵们一起吃早饭。这天早晨，我觉得最好到师餐厅去吃早饭，顺便看看埃默森将军的脸色如何。神枪手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下属军官中有几位带着乌眼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或肿胀的嘴唇。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一丝苦笑。我们支付了所承担的那部分赔偿金，这场幼稚的闹剧就结束了。 今天的陆军已经不同了。类似这样的不当行为——虽然不能和泰尔胡克事件同日而语并且不直接涉及任何女性——如果发生在今天，有可能会招致纪律处分，结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军旅生涯。一旦消息透露给一些善于造声势的记者，这场闹剧很可能会见于某大报的报端或上电视新闻，当然也就会让埃默森丢了乌纱帽。但当时的韩国是被人遗忘了的前线。没人关注我们。陆军中几乎没有女性，像凯西兵营这样的前哨基地女性就更少。坦白地说，大家的行为有时的确像禽兽。不过，对于孤独、烦闷的士兵们的不当行为采取一定的灵活处理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多年的报国献身是片刻的愚蠢举动所抹煞不了的。 直到最后，神枪手还有不少惊人之举。在我卸任前几天，他把我叫去说，他要我们营试一个新的体育项目，战斗式篮球。乍听起来，这不会像战斗式足球那么要人命，但一听他细讲起来可不得了。打法是一方出20人，目的和常规篮球相同，要把球投入篮环内。不同的是，除了传球、带球以外，还允许踢球、滚球、把球抱在怀里或像美式足球那样冲跃。阻挡和铲球也同样允许。为了使更多的人有表现机会，场上也同时打两只篮球。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但是这完全符合埃默森将军的体育哲学。常规的集体运动项目规则严格，突出明星。在什么招都能用，击打擒拿不限的运动项目上，专门训练的技巧便无足轻重。体重96磅的瘦人可以轻易地绊倒县级队6英尺高的大汉。在战斗式足球场上，人人都是四分卫。在战斗式篮球场上，每个人都是前锋、后卫和中锋。神枪手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参与。首场战斗式篮球赛是在一所大型钢梁拱形活动房屋里进行的。拱型钢梁固定在硬木地板上。我丝毫不敢大意，在出口处设置救护车和医疗队，以防开赛之后场上队员碰到钢梁上（我可以想象得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陆军部长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扣篮时不幸……”）。一场混战下来，战斗式篮球的历史便告结束了。 神枪手希望我延长任期。一时间我还真动了心。但是此刻家庭的牵挂太大了，而且我梦寐以求的另一份工作在等着我。不过，当这一任职期满时，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前两次部队任职是连级，而每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给我留下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在后来的11年里，我担负了一些其它类型的工作，这些也没能使自己感到存在的价值。我的愿望是当一名能干的步兵指挥官，而且相信自己是这块料。在韩国任职期满后，我才真的从内心里感觉到这一点，一切自我怀疑都荡然无存了。 我知道在我将指挥权移交给下任营长时不会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我到任时相比，我离开韩国时的礼仪更为简单。当时我们正在罗德里格斯靶场进行演习。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握了握继任营长的手，将军旗交给他并向他祝贺，然后登上直升机便返回了凯西兵营，接着就启程飞回国。没有奖章，没有演讲。不过神枪手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他免去了一些花架子，却给我写了一份成绩优等的鉴定报告，其结论说我是将级军官的材料。 我可以把他偶然的过分做法进行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毕竟重要的是看结果。当我在埃默森将军领导下工作时，全师的无故缺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服役期满后再次应征率上升近百分之二百，虽然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时会大打出手，与种族有关的闹事基本上杜绝了。神枪手晋升为中将，退休前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他的许多创造发明，是在韩国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形成的，也许经不起新时期陆军的检验，经不起军法署的检验，也经不起新闻界或者说国内的卫生勤务部门的检验。然而，他很有鼓动性，他具有了解普通士兵的本领，他给基层官兵以自豪感，尤其是给那些在生活中很少体味到自豪感的士兵们以光荣和自豪感。 神枪手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不变的个性。他当了第十八空降军军长，职位高了，房子大了。他觉得自己身居这样一个高位需要有一位夫人。他记起了曾见过一面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名字。他找到了她，爱上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步紧接一步，很快向她提出求婚并达到了目的。阿尔玛和我应邀参加了他在麦克奈尔堡举行的婚礼。吉亚纳斯塔西亚被特意请来主持仪式。吉神父选用了迦南婚礼上所用的一段美好的祝福，同时又穿插了不少有关与神枪手在韩国一起服军役时的佳话。令所有宾客吃惊不已的是，神父刚一离开讲坛，将军就大步登上台阶。他站在讲坛边大声说：“大家听见了没有？”教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新郎接着说：“大家听见这位上帝的美好使者关于韩国的事说了些什么吗？的确，他跟我在一起，是‘热爱生活’计划的重要成员。”神枪手目光炯炯，脖子上的青筋高暴，接着发表了一通鼓动“热爱生活”的演讲，就像给第二步兵师训话一样，忘记了面前是他的客人，只是没用那些粗话。他那既有修养又有艺术风采的新娘没有料到自己嫁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军人。 要不是在德国有米勒“红脸”和巴雷特那样的人；要不是在德文斯堡有艾伯纳锡和斯迪威那样的人；要不是在越南有格蒂斯那样的人；要不是在韩国有神枪手埃默森那样的人，也许我早就离开陆军了。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趣、品位、神韵、情感和气氛，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回想20多年前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在韩国股役那段时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从旧历史时期的陆军过渡到新时期的陆军；从由应征、应募人员过渡到由全志愿者组成的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军队；从仅有少数女军人的陆军过渡到有很多女军人的陆军。它标志着酗酒、闹事以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全男性文化的结束。再也不会有几百名士兵声嘶力竭地唱着无聊的“乔迪之歌”穿过营区的事出现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在文雅讲究的陆军取代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当老派步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往日的陆军比现在好吧？不。今天的军队更好！正如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波斯湾的“沙漠风暴”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没有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已在前面较详细地列举了不少。事实上我曾对自己发过誓，我退休以后绝不说“在过去我们可不是那样干的。”然而在深夜，当我的思绪游荡时，我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我回味着那强烈的战友情谊，压不服的个性，小马驹般的激昂士气。我也认识到，30年以后，今天的中尉、上尉也会两鬓斑白，也会朦胧中回忆他们“往日的‘陆军’”。我为自己参与了领导创立新型的陆军而感到骄傲，正如我为自己曾属于那个需要改变的往日陆军感到骄傲一样。我在韩国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后回到了家，说那一年最愉快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事，也因为那些经历此生不会再来。 ※ ※ ※ 即将离开韩国之前，我把阿尔玛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捆扎在一起。有一封信当时读后并无特别的反应。后来再读它时却感到它包含着一种神奇的涵义。阿尔玛1974年8月13日在来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就要遇上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你在五角大楼来来去去的，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在戴尔镇共度一生……我说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总觉得有某种大事，令人兴奋的事将要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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