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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韩国时，有5位将军在华盛顿开会研究挑选出一批陆军军官送军事学院深造。我幸运地被选中了。陆、海、空三军都有各自的声望极高的学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陆军军事学院。选拔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贝克顿中将是我的一位导师，他认为我应该去位于首都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家军事学院。国家军事学院堪称军事教育系统的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约140名学员，从军队的各军种和地方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额选拔。贝克顿自己就是国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当我在韩国完成12英里行军唱着乔迪之歌时，国家军事学院对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我接到被选中上国家军事学院的通知时，正在野外实施师长导演的实弹战术演习。1974年9月我回到美国，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正经历一段奇特的插曲。几个月前，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刚刚辞职，正巧我赶回家时，尼克松的后任G·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我记得当我决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韩国去赴任时说的那句话：这一切都会一阵风吹过去的。 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在这儿原地踏步消磨掉这9个月，可是负责人事、后备役和后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却另有想法。我刚一走进门就听他说：“鲍威尔中校，我们在国会遇到了难题。我们需要对军方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过去几年我们一直不能按时完成。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要及时交给我一份预测报告。” 我生来第一次开始和五角大楼的职业文官们共事，上司是欧文·格林伯格，一个真正的内行。递交给国会的报告必须包括每一军种所需的兵员情况，因此如何把4个军种的材料搜集上来，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当然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随着工作的起动，我发现空军的反应最快，作为最年轻的军种又习惯于超音速，这并不令人意外。海军陆战队编制最小，对每一个编制员额都斤斤计较，好像打仗一样。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海军最为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陆军的表现呢？实实在在，靠得住，但不那么富于想象力。 直接体验军种间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是上了重要的一课。有朝一日处理各军种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可能成为我的本职工作。初次接触便使我认识了这个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军种间的竞争既能产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要维持恰当的平衡。 那几个月里，我像狗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样，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后终于提前向国会呈上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去国家军事学院学习了。 上国家军事学院之所以令我高兴，一是因为这是关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还继续住在戴尔镇，我每天乘车去麦克奈尔堡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华盛顿军火库。国家军事学院所占据的这座1907年建造的建筑物带着一种威严。进了宽大的正门，就来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层圆形建筑中央，四周是有栏杆的圆形长廊，屋顶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砖色建成的圆形拱顶。整个楼里有一种类似林肯纪念堂般的肃穆气氛。刺杀林肯的密谋者就是在附近被处绞刑的，据说他们当中一个名叫玛丽·萨拉特的鬼魂经常游荡在附近一座建筑里。 在军事学院里，我们无须回答多项选择那类机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必参加考试。历史、政治、外交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与开发学员的智力，而不是教他们掌握技术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纪油画上的医学院那种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听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外交家、学者、军种指挥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权威。他们向我们介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其中有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下午，我们上选修课，课程有未来学，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激进派意识形态等。 这段时间在国家军事学院学习，时机很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内省（探究什么地方出了错）产生了活跃的研究气氛。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着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起来。 那位博学的普鲁士人K·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写的《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克劳塞维茨写道：“任何人，或者说任何神智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并如何达到目的，那么就不能发动战争或不应该发动战争。①”越南战争的第一大错误正在于此。接下来便是克劳塞维茨的第二条原则：必须由政治领袖来确定战争的目标，由军队来完成这些目标。越南战争中，政治领袖和军队都希望对方提出战争目标，而双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标。最后一条，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是人民贡献着他们的财富和儿子，今天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必须确信牺牲是值得的。随着越南战争久战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性支柱倒塌了。克劳塞维茨给予我们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军人，尽管高度爱国，勇敢，有才干，也仅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没有三足——军队、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来的。 -------- ①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八编，第二章。——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同级的、有时还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同龄人中间。此外，还有邻居、亲戚等。而H·厄尔曼却没有这种限制。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他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主宾是马默杜克·G·贝恩海军中将，他的职务是国防大学校长，国家军事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隶属于国防大学。在我的圈子里，少校一般都不和将军们喝酒聊天的，可是厄尔曼却这样做。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原来他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一名学员。 在国家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妻子允许旁听选修课。朱丽安常来旁听她丈夫的课。她常和我坐在一起。华盛顿的下午让人感到困倦，很难不打盹儿地听完“布匿战争给予我们今天的教训”这一课。多年以后，我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时，厄尔曼夫妇应邀参加我的50岁生日聚会。到了我做简短讲话时，我把朱丽安招呼到身边，她跟我是同一天的生日。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向大家透露说，当我在国家军事学院读书时，她和我曾一起睡觉，讲到这儿我有意停顿了令人难熬的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是在听她丈夫的课时。” 1976年2月，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学习时间过半时，我提前晋升为上校军衔。许多无可挑剔的可敬的职业军人到了这个级别便到了顶。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大发展。当时的军队遵循严格的职业原则：不提升就退伍。这个制度是严格的、极富竞争性，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残酷得多。那些不能晋升的人也不能在原级别上泡时间。如果一个军官任职期满，在同一级别上两次失去晋级机会，他就只得退役，为下一代人空出位子来。级别越高，竞争越激烈。在最初的100名职业少尉军官中，最后恐怕只有一个人能晋升到准将军衔。 我对于自己职务晋升的期望总是持审慎态度。然而，在我提前晋升上校之后不久，我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国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我要被任命到驻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一○一空降师第二旅担任旅长职务。在军事学院晋升上校军衔的同班同学中我是最年轻的，而且仅有两名陆军军官将出任旅长，我是其中一个。在韩国，我指挥的是由700人编成的1个营。今后，我将指挥3个营，共有2500人。即使是慎之又慎，看到这种种迹象——国家军事学院深造、提前晋衔、即将任旅长，不能不令人想到我可能有希望进入高层，有可能当将军。当然，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一空降师素有“呼啸天鹰”的雅号，是一支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部队。在国家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我将去那里任职，为此我兴奋不已。第一○一空降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始建于1942年中期，由撤编的原第八十二摩托化师的5个伞兵团组成。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发起前一天正在与涂黑了脸的伞兵谈话，那些伞兵就是第一○一空降师的。在“商品菜园”行动中，第一○一师空降到荷兰，他们被写进了《夺桥遗恨》这本书并以同名搬上银幕，因而名垂青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最后攻势中，巴斯托尼被包围，德军要求美军投降，一○一师师长A·麦考利夫传奇般地答复说：“呸！没门儿！”第一○一师在越南也打出了名气。 万万没想到，我遇上了麻烦。我要去接替的是弗雷德·马哈菲上校，他也是德普伊的门徒，官升得比谁都快。大多数人在他不幸去世之前都猜测他有朝一日能升任陆军参谋长。第一○一师师长约翰·威克姆少将打电话告诉我说，马哈菲要晋升准将并会立刻离开第二旅。马哈菲的提早离任，意味着威克姆要马上任命别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他不能等两个月，待我毕业后再到职。我对此很感苦恼，但同时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国防大学规定不得提前离校。国家军事学院院长是空军少将詹姆斯·默菲，他的上级是国防大学校长海军中将贝恩。我向默菲解释，如果我不提前离校，就将失去这一职务再重新排队等待。默菲表示同情，但他重申了学院的规定。我必须学完课程，然后到国外考察，最后回校毕业。 我看到了一线光明，由于我曾作为白宫研究员到俄罗斯和中国进行过考察，也许我这次可以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去一○一师的驻地坎贝尔堡考察怎么样？“嗯，”默菲说，“你就这样办吧，然后再回来提交课终报告并和同班同学一起毕业。” 我和威克姆少将取得了联系，请他为我保留那个空缺的职位。与此同时，我连忙到步兵人事处去走后门，不巧又碰到障碍。他们不允许我在正式隶属国家军事学院的情况下以执行临时任务身份接受部队指挥权。那么好吧，我说，派我正式到坎贝尔堡任职而把回国家军事学院改为执行临时任务吧。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鲍德温会为我骄傲，马利克也会的。 我把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汇报给默菲将军。他说：“注意一件事，返校时切记要把伞兵靴和一○一师的徽章留在坎贝尔。我们大可不必把这次的安排张扬出去。”我没带家属，一人前往坎贝尔走马上任。6周后又返回国家军事学院正式毕业。 那些年，华盛顿地区房地产业的规律是凡是涨价的就要一直地涨上去。戴尔镇的房子住了7年之后再卖掉时，卖价大约是当年的两倍。阿尔玛已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既然她的丈夫现在是指挥一个旅的“鸟”①上校，我们也该享有近似豪华的军队住房了！ --------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上校军官的衔徽是鸟形图案，与中少校的橡叶形图案不同，故此处称“鸟”上校。——译者注。 像往常一样，我们全家老小从华盛顿开车去坎贝尔堡，这次开的是一辆形如怪兽的“克莱斯勒”，这辆车是花50美元从国家军事学院一个同班同学比尔·布拉姆利特手里买过来的，平均7英里耗油一加仑。坎贝尔堡位于跨越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界的一片旷野，从纳什维尔向北约一小时的汽车路程。我们按照指路牌的指引来到了科尔花园，这是将级指挥官以及旅、营级指挥官们居住的地方。开进住宅区，我们驶过一座用圆木建成的高级宅第，那就是威克姆将军的家。阿尔玛以羡慕的神情瞪大了眼睛。接着又驶过一座小巧的凯波哈特式房屋，这种房屋以提出军队住房法案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而得名。接着又是一座座清一色的凯波哈特式房屋。阿尔玛的眼睛眯缝起来了。原来这些房子才是旅长和营长们的住房。我们在分配给我们的那座房子科尔花园1560号前停车。3个孩子像是从铁笼子里放出的小老虎一般从车上跳下来，到房子四周去探险，而阿尔玛和我则进了房子。 阿尔玛说：“不错，和你当上尉时在本宁堡住的那座带硬木地板、洗碗机和空调机的房子一样，只不过这里是塑胶地板，没有洗碗机，也没有空调，而你现在是上校。”她接着问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说的那种漂亮房子住呢？” 我说：“快了。” 威克姆曾在五角大楼为两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担任过军事助理，因此被一些庸俗之辈诬蔑为“政治将军”。威克姆还要面对另一种偏见：他现在的师长职务通常都是由飞行军官担任的。我在师部见到他，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头发暗灰，神态平和自信。他动作敏捷得令我吃惊。在越南，越共把一个炸药包扔进他的掩体，他受了重伤，在陆军医院住了一年多。威克姆将军尽职尽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 威克姆的副手，我的顶头上司韦尔顿·C·霍尼卡特准将是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同班同学。他绰号“老虎”，是个天生的勇士，越战时的英雄。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陆军部队里，他恐怕是最能说粗话的一个。我去报到时，他出来迎接我，并说：“鲍威尔，除了在利文沃思堡时以外，我对你是他妈的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欢迎你到一○一师来，我们是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狗娘养的最棒的部队。”他坐着而我站着，便开始介绍师里的情况。“我们有3个步兵旅，你那个是该死的最后一个。你有金泽尔——阿瑟·金泽尔中校，最好的营长，负责领导你的五○一步兵营。不过你的五○二和五○六营在全师是垫底儿的。收拾收拾他们。就这些，滚出去吧！” “谢谢，长官。”假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陆军里的“老虎”霍尼卡特这样的人，也许会感到不安，然而陆军部队里这种类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调味儿的佐料。威克姆将军的参谋长“野火鸡”克罗泽上校也是个值得回忆的人物。他的雅号是取自他所喜欢的一种酒的名称和他那灼人的热情。五角大楼派他到坎贝尔来被认为是让他退休前平缓的过渡。可是，他却被任命担任参谋长这一要职，因而他的盛名更加发扬光大了。在坎贝尔，威克姆远见卓识，霍尼卡特和克罗泽善于用鞭子让下属服从。幸运的是，我们有两名军官扮演牧师的角色，他们是负责保障的副师长查克·巴格纳尔准将和负责营区管理的资深军官阿瑟·罗姆巴迪上校。当强制执行命令者发号施令大发雷霆时，巴格纳尔和罗姆巴迪则和风细雨地晓之以理。只有卓识远见、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强制命令虽然会使卓识远见得以实现，但却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好的牧师会修补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运的是，在坎贝尔堡，扮演这三种角色的人一个不缺。 第一○一空降师担负着一项独特的任务——实施直升机机降突击。威克姆将军是这一战术的倡导者。我们师是世界上惟一一支轻步兵营和直升机营协同作战的部队。直升机营可以将步兵营投送到战场各处。我们是空中机载部队，但不是伞兵，当然也绝对不是重装甲兵部队。因此，我们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恶评。伞兵把不能跳伞的机降兵称作“带腿儿”的部队，这肯定不是恭维话。重装甲兵则说，在战场上搭载像直升机这样弱不经风的玩意儿，用不了5分钟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们的使命将证明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回师德国”是1976年秋即将举行的演习代号。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演习，美国想向北约盟友们展示，我们能够迅速增援欧洲大陆。这一年，一○一师将要参加“回师德国”演习，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长的身份再到18年前当小少尉时的地方故地重游。 一○一师的3个旅有两个旅要去参加“回师德国”演习，一个旅留守执行国内勤务。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们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国内。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后决定，我们不打算在那两个旅回来时尽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我们也要给他们来点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击学校对于我们直升机部队来说，就像跳伞学校和伞兵的关系一样。我决定首先从我做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通过空中突击学校课程。当时，我们旅级指挥官当中还没有一个通过体能测验被空中突击学校录取的。我到负责测验的军士那里报了名，然后完成了俯卧撑、下蹲、引体向上和通过障碍。结果只有最后一项因差0．1秒未达标。一周之后，再次测验时顺利地通过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惟一的高级军官，从直升机中腾跃而出，并且要完成12英里强行军，对于39岁的我来说，感觉就像一位老人跃跃欲试地想参加大学足球赛。 我获得了空中突击队员证章之后，就把营长、连长和机关参谋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未达到空中突击队员的标准。”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证章，接着说：“10月30日那天，我们集体合影拍照时，谁如果没有这枚证章，他就不再是我们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里的3名牧师，告诉他们也应报名参加空中突击队员课程训练。为了让他们更心安理得地训练，我命令除周末时间外，锁闭教堂。我提议说，牧师应和部队在一起，部队不能总去教堂。浸礼会教派牧师表示异议。他对我说，他从军不是要扮演突击队员。我说如果他想安抚我的士兵，他就必须和其余军官一道完成空中突击队员训练课程。他勉强同意了，但第一周训练腿就骨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拆除石膏。“问这干吗？”他问。“你好完成课目呀。”我回答说。后来他想法调到别的旅去了。 6周以后，我们师的其它单位圆满完成演习任务从德国返回。威克姆将军表示对我们在他外出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特别是全旅军官百分之百取得空中突击队员资格。因为他不愿让我们旅感觉像是灰姑娘，便让克罗泽督促我为下属的突出成绩申报奖励。我上报了几个人。我毕竟是属于神枪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张给军官奖励。通货膨胀引起货币贬值，奖励泛滥会引起奖章贬值。我自己得到的奖励就是我所学到的经验。如果你真的关心部下，那么你就应培养他们，使之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来到坎贝尔度1976年的感恩节。母亲倒是乐于关心他的孙子们，也乐于在厨房帮助阿尔玛，但是父亲来到坎贝尔堡是要见识一下这里，也想让这里的人见识一下他。我让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从不离身的浅顶软呢男帽，让司机开上吉普车，拉着我们在整个营区兜了一圈。因为父亲一生未听到过枪声，我便带他到M—16步枪射击场，好让他看看他儿子是以什么谋生的。我们还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和威克姆将军一道观看师的拳击比赛。父亲坐在第一排，好像从来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样子好像和将军们生来相熟一般。 我想让父母亲再体会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旅仍然沿用着旧式的连队食堂。我们鲍威尔一家就到连队食堂去吃感恩节晚餐。我们在指挥官餐桌入座后，炊事员就端上了配有各种佐料的火鸡。进餐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离开餐桌。我转身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和炊事员交谈，然后握手，夸奖他们做了美味丰盛的饭菜。而后，他像布雷德利在诺曼底登陆前看望部队一样，在食堂里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与人寒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亲全然镇定自若，他从不因级别、地位和礼仪规格而感到胆怯。父亲无论在哪儿都随遇而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厨房凑近阿尔玛悄声说：“鲍威尔会当将军的。”阿尔玛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将军谈话嘛！ 第二天，我开车送家人去纳什维尔机场。走进候机大楼时，父亲这一次没再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惊小怪。他的步伐节奏慢了，表情稍带倦意，他老了，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将军有几件热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恒温器。在那能源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的年代，将军规定了一条不容违反的纪律：营区所有营房内的恒温器必须定在68华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现代化的密封良好、采暖均匀的建筑，这个温度是相当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还住在二战时期建造的无密封条件的两层营房里，每幢楼只在一层的一角设置着一台燃油锅炉。床位靠近锅炉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证的68华氏度，离锅炉越远，恒温器上设定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师值班军官都要现场抽查，如果谁变动了恒温器的设定度数，旅长必须亲自向威克姆将军做出解释，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好。每当我站在第一○一空降师师长面前解释为什么我部下的营房里有一个恒温器被发现设定在炎热的73华氏度时，便感到从未有过的愚蠢。 官兵之间展开了一场智斗。这些士兵随时准备在战时为国捐躯，可他们却不准备在平时挨冻。他们继续调高设定的温度。我们把钢质弹药箱装在恒温器上，然后在箱外边上锁。开始时，士兵们把箱子撬开。当从事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被抓住并受到惩处后，更为狡猾的人便配制了钥匙。 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更高的学位，上过指挥与参谋学院。甚至上过国家军事学院，他们是华盛顿、格兰特、李、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继承人。难道我们会败在列兵和下士们的手下吗？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冬季一天天过去。奇怪的事发生了，恒温器仍设定在68华氏度上，但是士兵们不再抱怨了，甚至那些床位距锅炉最远的人也烤得像吐司面包那样热。春季来临了，我才发现这个秘密。某个电工天才地想出了一个招儿，把一根直针插入线路的某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便可以形成一个短路，使得锅炉实际上脱离了恒温器的控制。纵然值班军官感到室内温度高似赤道，恒温器显示的仍然是68华氏度。当温度过高时，便有人取出那根针，使温度降下来。这样，上至威克姆将军下至床位在距锅炉最远、最透风的角落里的怕冷的列兵，全都皆大欢喜。 数百年来军官们就一直绞尽脑汁要在智力上胜过士兵，但至今还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要从自己的错误中挽救自己，要赢得战争，我们可以永远依赖美国士兵们所具有的天才本能。 每天下午，我都在同一时间沿着同一路线在所属的3个营的营区道路上走一圈，有意让下属官兵找我搭话。我曾从吉纳斯塔西亚神父那里学到了一条，到信徒当中去。这样，有怨气的士兵，有问题的军士，不用多久就知道在哪里能拦住旅长单独谈上几分钟。聪明的军士和基层军官懂得我这样做的意图。我并不是破坏指挥体系，他们知道在路边的这些交谈我绝不会应允任何有损他们职权的事。我这种户外现场办公要说有好处的话，它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放出来。 一天，迈克和我在科尔花园我们家屋后练习棒球的投掷和接球动作。他主动说他喜欢坎贝尔堡这个地方。他说：“这儿的孩子和我们都一样。他们的父母也都一样。”他的话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大学，就生活在同一个居民区，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戴尔镇的那段生活好就好在虽然我部分时间不在家，可是我的家庭不动地方，我的孩子始终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军人父母都担心经常搬家会影响孩子。而这时我儿子告诉我他喜欢这次搬家。这里的父亲们的共同经历为孩子们创造了使其融洽的共同点。 虽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但是坎贝尔堡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圣公会教堂，那里一无为唱诗班伴奏的琴师，二无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阿尔玛和我与圣公会牧师一起找到营区里其他受圣餐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了。我们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手抄了赞美诗的曲谱，邀请他们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位琴师和一个进行仪式用的十字架，并再次让我们的孩子充当教士助手。教徒的人数增加了，我们的信仰又有了寄托。不过自从离开戴尔镇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感受到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精神。 我的孩子就读于营区学校，该校隶属于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校委员会，我被威克姆将军指定为委员会主席，这使得我们鲍威尔家的孩子出了名。他们的父亲不仅是旅长，而且还负责聘请和解雇教师并给教师发工资。 我的孩子都是好学生，包括在坎贝尔堡刚上一年级的安妮玛丽。迈克成了初中棒球队最佳接球手，我为此也可以感到一点欣慰了。琳达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了天赋。开始我们为她从学校租了一支笛子，她的进步很快。老师建议她应有自己的笛子。我这个从来都尽职尽责的父亲开始查阅《营区每日消息》上的“销售”栏，后来花了25美元买了一支二手笛子。对此琳达很感吃惊，阿尔玛很感吃惊，教她笛子的老师也很感吃惊。因为这支笛子漏风，可以说比行驶了10万英里的1972年型维佳牌轿车还漏风。我们又为她买了一支好的。她的演奏技巧越来越好，笛子也越买越贵。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发展到非要买价值2．5万美元的镀金笛子不可的程度。 比笛子课更重要的是，在坎贝尔堡琳达从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的教育。贝蒂·奎琳教6年级，她具有和青少年交流的奇才。3个孩子里，中间的一个往往处于某种非正常的地位。琳达感到她可以向贝蒂老师倾吐内心最深处的感觉。这位老师在理智上是我女儿的启蒙老师，至今她们关系仍很亲密。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至少一位贝蒂·奎琳这样的老师。 我们很少知道我们的孩子怎样看待我们，在他们童年洪流般的印象和记忆中，哪些十分突出，哪些已被忘却了呢？最近，摄影师M·库克编辑了一部关于父亲和女儿的书。为了题写我们的一幅照片的说明，她请琳达和安妮玛丽发表一下她们的看法。琳达是这样写的：“我父亲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不过，记得我小时候，有点儿害怕他——他个子那么高，他很少高声说话，可当他真的高声说话时，我的心就会猛地往下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自行车上编织了一个粉白色的网作装饰用，为的是当我骑车加速时身后会拖着彩带。结果网卡在车轮的辐条里。我飞过车把摔了出去，坐在柏油路上吓得大哭。我父亲一下子来到我身边，双手把我抱起，紧紧地抱着我回到了家。”我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可她从没忘记过。 在同一本书里，安妮玛丽是这样写的：“爸爸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玩追击游戏总是他赢。只要有必要，他总是对我开诚布公。他身穿小礼服或蓝色军礼服时样子帅极了。对他的成功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我只感到骄傲。他是镇上最好的机械师。我总有一种安全感，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够并且愿意照顾我们。” 我是怎样一个人，特别是在机械学方面，我的女儿们已经作出了判断，我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涉及孩子们的事情，我从不相信给他们买东西能够换来爱、好感、尊敬或成绩。因此，我们给孩子们钱时从不大手大脚。当他们到了12岁，他们每周可得到两美元的零花钱。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我们还是教育他们需求要有限度。每当过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和生日，他们会得到大礼物。 当迈克到了19岁时，我觉得该是让他了解基本生活常识的时候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的，不过当时是多么地富有勇气我却记不清了。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交给他一个纸袋子。袋子里装着一本书，书名是《男孩子与性》。他问：“这是什么？”我回答说：“读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 不论哪个孩子到了16岁，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我的智慧或至少是我的正确选择和错误的教训。迈克是第一个，我主要是这样写的：“你的童年即将结束，你已踏上了成人之路……你将长成你一生今后50年所要成为的那个人。人生路途上，会遇到诱惑、毒品、酒精和办错事的机会。而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相信你的判断……天下无难事，只要肯奋斗。要勇于接受机遇和风险的考验。这不是要你蛮干，而是要你敢于投身于那些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希望成功、有希望得到收获的事业，并且时时牢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我惊奇地注意到两边家庭对孩子们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阿尔玛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相差甚远。迈克和琳达小时候我正在越南，他们和外祖父约翰逊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论我们是南来北往还是东奔西走，我们总是设法顺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亲。约翰逊一家是情感较为内向的。他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矩。他们酷爱读书。他们读书给孩子听，而读书具有感染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吸取了纪律观念和勤奋好学。从祖父鲍威尔家这一边，孩子们吸取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接触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开怀大笑、无拘无束的人，那些玩起来和干活一样不要命的人。“咱们聚会吧！咱们唱歌吧！咱们跳舞吧！”我高兴地看到这两种情调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父亲把一辆1946年型的“庞蒂亚克”车停放在凯利大街952号的家门口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汽车。我喜欢开车，但是引擎盖下面的东西全然是个谜。住在戴尔镇时，我的邻居听我抱怨汽车出了故障就说：“检查一下电压调节器。”我要是知道何为电压调节器，肯定不能让它出故障。我买了一本雪佛兰手册，一点一点地解开引擎盖下面那些玩意儿的谜。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换机油了！ 戴尔镇的另一个邻居住在我们街对面。他以大修“大众”牌汽车为业余爱好。我的第一辆车也是“大众”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开轿车和旅行轿车以后，仍然对“大众”牌汽车怀有好感。这位邻居修车时我常去看，给他递件工具什么的，从而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坎贝尔堡以后，我已会调整分电器的时间，焊散热器水箱，排除电路系统的故障等。虽然我喜欢体育，但从未为体育而着迷，这肯定是因为我体育才能平平。不过，汽车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部队任指挥官还是在机关坐办公室，经常要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随着级别的晋升和责任的增加，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汽车和人不同，它没有脾气性格。摆弄汽车时，所对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确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体的神。如果发动机什么部位出现故障，我按照逻辑去一步步检查，我就一定能发现故障并能修好它，这是我生活中惟一确有把握的事。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它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无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齐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不久，他面带诡诈的微笑又来见我。不仅第二旅拳击队实力强，而且“榔头”汉克做了侦察，发现全坎贝尔堡也找不到一个120—125磅次轻量级的拳击手。我们只需要选一个人上场就能以轮空赢得师的次轻量级冠军。这倒是真的，我赞同说。不过，我指出我们也没有次轻量级的选手啊！“上校，”哈勒姆接着说，“你记得五○六营那个小伙子吗？为修建联合大路捐款时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点’什么来着？”我当然记得他。当时大部分士兵每人只捐了一美元，而这个小伙子捐的数目却如此之大。我让哈勒姆叫他到我办公室来，我要看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他的名字叫罗德尼·“小不点”普赖斯顿。原来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个子，浸透了水体重也不过120磅。他解释说他的乐善好施是因为陆军已经满足了他的全部需求，所以他应尽全力帮助别人。 “我们就让‘小不点’参加次轻量级比赛。”哈勒姆说。 “他练过拳击吗？”我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哈勒姆回答说，“他用不着打，只要等轮空就行了。” 哈勒姆设法说服“小不点”参加了拳击队。他最有说服力的一招是说明这样他就不必随队参加在巴拿马进行的热带丛林训练演习，因为他最害怕蛇。即使“小不点”不必真地打，“榔头”汉克还是讲道德的正派教练，他要求“小不点” 必须像其他选手一样参加训练。 拳击循环赛开始了。我们的战略很灵验。每一轮比赛“小不点”都轮空，直到他要参加师的次轻量级冠军争夺赛之前，他没挨过一拳。在冠军争夺赛中，我们旅的选手遇上了保障司令部的选手。保障司令部的司令官听到了关于我们的小计谋的风声，便在他的下属单位找到一个次轻量级选手。这样，当那天晚上“小不点”登上拳击台时，只见一个酷似微型罗伯特·杜兰的巴拿马小伙子从斜对角爬上赛台。这个小伙子四处蹦跳，发出公牛般的声音，像发动机活塞一样做着热身出拳动作。与此同时，“小不点”站在自己的一角，看上去像屠宰场里的羔羊。我和哈勒姆坐在第一排观看，我转身对他说，“放弃这场比赛，我不想当谋杀同谋犯。”我又走到“小不点”的台角，告诉他可以弃权，并非一定要打这场比赛。 “不行，长官，”他说：“我非打不可。我们五○六营的人全在这儿。” 的确如此，“小不点”所在营的全营官兵身着作训服都在现场观看，因为他们看完这场比赛就要直接出发去巴拿马参加演习，“小不点”是练拳击才逃避了演习的。我真不知道他们看这场比赛会是哭还是笑。 第一轮开始的铃声响了。巴拿马小伙子跳到台中央便挥起拳头进攻不止。“小不点”简直就像个挨打的吊袋。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小不点”按着“榔头”汉克教给他的样子去做，双臂收到身体两侧，用手套保护着脸部。他不停地向左兜圈子，承受着来自对方的攻击，直至铃响第一轮结束，“小不点”虽一拳没打但还站立着并且没有受伤。我们一侧的观众发出了低调的欢呼声。“小不点，加油！坚持住！” 第二轮和第一轮一模一样。巴拿马小伙子向“小不点”发起攻击。“小不点”防守好自己，兜圈子但不出拳。不过我已注意到他的对手在第二轮临近结束时动作较前迟缓了，似乎攻击“小不点”花费的力气使他感到疲惫了。第二轮也结束了。此时，为“小不点”加油的呼喊声变得热烈而高昂。我们看到对方角落里的对手摇摇头像是在对他的教练抱怨着什么。与此同时，“榔头”汉克却在一遍又一遍用乞求的语气对“小不点”说：“出拳打他，就打他一拳，怎么打都行！” 第三轮，即最后一轮开始了。两位拳击手从各自的一角走出来，巴拿马小伙子动作迟缓。很显然，他拳击技术不错，但体力消耗很大。突然间，“小不点”一个右勾拳击中对方腮部。巴拿马小伙当即双臂一垂倒下了。全场观众像发了疯似的，全旅人员都在喊着“小不点！小不点！”裁判宣布击倒获胜。“小不点”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一空降师的次轻量级拳击冠军。他们营的战友都扑向他，拥抱他，亲吻他，把他抬在肩头。 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场面也不过如此，也许卡普拉此时此刻会喊：“停！冲洗去吧！”然而“小不点”作为师的冠军要到布拉格堡去和八十二空降师的冠军比赛，争夺第十八空降军冠军头衔。在那次比赛时，我有幸和我的老上级，现任军长神枪手埃默森坐在一起。我向他介绍了“小不点”的情况。他眼睛发着光，嘴里不停地说：“他娘的！他娘的！他娘的！你们听见了他说的话了吗？听见这小伙子的成绩了吗？”这天晚上，“小不点”在连续三轮中都轻松地坚持下来了，但是以数点决定胜负时判定他负于对手。神枪手还是要接见一下“小不点”。我们在更衣室找到了他。将军握着他的手上下摇着，我看简直都要把他的胳膊弄断了。将军脱口而出说：“天啊，孩子，你表现出了拳击运动的精神！你是真正的冠军！”事实上，“小不点”是神枪手全部信念的化身。虽然个子不高，只要有半点机会，就要争当胜利者，哪怕只是片刻的辉煌也好。 16年后，当我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将退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K·库里科在五角大楼对我进行最后一次身穿军装的“人物专访”。我把“小不点”的故事作为鼓舞人心的例子讲给她听。她很感兴趣并让她的采访组设法找到了“小不点”。起初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外号相同的人，但实际是该旅的另一位拳击选手，真名叫迈克·卡鲁瑟斯。她为“人物专访”节目采访了“小不点”普莱斯顿。他已经是伊利诺伊州谢尔比维尔市一家金属工厂的工人，成了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他的孩子问他：“爸爸，打仗时你在干什么？”“小不点”会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的。 一天，我接到神枪手的参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这位老军人要退休了。第十八空降军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仪式。埃默森亲自请我担任阅兵式的指挥。我婉言谢绝，布拉格堡是八十二空降师的驻地，虽然一○一师也属于埃默森的十八军，但八十二师的伞兵们恐怕不会喜欢让一○一师的人去指挥他们。10分钟后，他的一位助手又打来电话：“将军说了，‘告诉鲍威尔，给我马上来’。”这话听着的确像是神枪手说的。 我来到布拉格堡，开始将这些身强力壮的伞兵训练得步伐一致，很像我当年在纽约市立学院当训练队长时那样。在举行仪式的那天，有数千人参加了盛会。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和周围的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并且拍拍他们的肩膀。我站在等候检阅的队列前面，这时看到他打手势让我过去。他感谢我负责阅兵式的指挥工作，还说有一件特别的事要我做：当他下口令时，我要给全体军官下“向后转”口令，使他们面对士兵队伍，大约相距有8英寸。我问他为什么下这样新奇的口令，他告诉我不必多问。我回到队伍前并设法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所有参加阅兵式的军官。 仪式开始了，讲话话题和嘉奖对象都是埃默森。当到了埃默森讲话的时候，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开始落泪，不断重复刚说过的话，重提牺牲已久的战友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两眼直看着我喊道：“下口令。” 于是，我喊口令：“全体军官——！向后——转！”军官们几乎和士兵鼻子对鼻子而立，心里猜想着下面会怎么样。 这时，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喊：“全体军官——！向士兵——敬礼！”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姿态，地道的神枪手埃默森风格，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手法表达了所有军队的共同点，表达了归根结蒂士兵应当受到尊敬这样一个观点。 韩国的经历使我对于陆军的种族环境十分敏感。到坎贝尔堡不久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找来我的副手，绰号叫“宝宝”的亨利·B·塔克中校，告诉他我想见一下负责平等机会和保持少数民族利益行动的军士。塔克是个高个子、随和健壮的亚拉巴马州人，他以奇怪的目光看看我说，他会叫那个人来的。 塔克平时和士兵打交道与解决士兵们的问题都很有办法，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我能听到那面传来的声音：“过来，小伙子。你让我们上校不高兴，也让我不高兴。看看你能多快就让我们俩都高兴起来。”就这样，问题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给我回音。两天之后，我再一次说要见一下负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军士。塔克向我保证说：“我正在办，我正在办。”假如他连人都找不到，可见我们旅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重视。我第三次提及这件事后，塔克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无精打采的军士，他脚上穿着白袜子、矮腰鞋。他因腿伤正在半休，以此打发退伍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我让他回去，然后就向塔克发起火来，刚才那个家伙是个冒牌货。我们对这样重要的任务就是这样重视的吗？“不要着急，上校，”塔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浪费一个能干的军士。几个月来我们旅没有发生过一起种族矛盾问题。” 我自己开始明查暗访，想验证一下塔克说的是否属实。原来他是对的。虽然我们尚未达到种族关系完美和谐的程度，但是这时的陆军已经和我在韩国时所带的部队大不相同了。原因主要是实行了全志愿兵役制。这时，征兵入伍的士兵已全部退役。现在的士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也包括种族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并且是自愿入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拔了一名优秀的军士负责平等机会工作，确保种族关系保持在现有的良好状态。 我还催问塔克修读中学同等学历课程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大多数士兵入伍时就是中学毕业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培训班呢？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已不再招募不讲英语的人入伍了。”陆军变得越来越好，也许不如我们当年激情澎湃时那样充满乐趣，但是乐趣并不是军队存在的理由。越战后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陆军正满怀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长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 “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塔克也在场。记得他盯着医生好像在说：“你要治坏了我们上校的病，我就折断你的胳膊。” 肿瘤不是恶性。活检之后，医生缝合了刀口。当刀口里里外外都愈合之后，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坑一样的疤痕，看上去像枪伤。既然我是一个参过战的老兵，人们就认为那是战伤。假如人家问起来，我就把这并无英雄壮举的实情告诉他们。那时候我吸烟，但是这件事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已不吸烟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布热津斯基博士信守诺言，又请我到华盛顿去。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克姆的预言应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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