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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生男篮代表队怎么也没 有想到，由于傅索安的“工作”， 他们即将到手的冠军杯不翼而飞！ 傅索安被布特卡少将所派的两名警卫送往莫斯科后，当晚住在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次日，来了两名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军官，向她传达了人事管理局的命令：转往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暂住，先把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犯错误的过程写出来。传达完毕傅索安即被“请”上他们开来的轿车，直送郊外别墅。 傅索安一下车，马上认出自己曾经来过这里：1968年她刚叛逃过来时，克格勒对她的最初审查兼俄语培训就是在这个名叫“诃达乌拉”的小镇外的这幢别墅里进行的。记得当时有两个克格勃女特务监视她，顺带教她俄语。时隔四年多，这幢别墅不但没有破落下来，反倒变得焕然一新，红瓦粉墙，色泽鲜艳；门窗洁净，油漆锃亮，可见得克格勒还准备长期使用下去，所以出资修缮了一下。 别墅已经有了一个管理员，那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身高体胖的苏联女人，金黄色的头发仍然油润光亮，显示出她体内蕴藏着的青春活力。从她的脸型和五官分布状况推断，在二十多年前还未发福时，她一定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美女。傅索安在和她握手时，发现她的眼睛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神色，于是马上意识到这个胖管理员肯定也是特工。后来，傅索安果然得到了证实，这个名叫“玛丝诺娃”的胖女人在卫国战争时期乃是伏尔加格勒地区有名的神枪手、令德国鬼子一听名字就头痛不已的游击队女英雄。 傅索安在别墅住了下来，玛丝诺娃对她很客气，但限制得很严，比如不准她打电话，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喝酒。傅索安听了，马上想起了1968年她在这幢别墅中所住的提心吊胆的那段日子，没想到四年多以后，她已经为克格勃出生入死卖过命了，竟还是这样的遭遇，顿时大怒，不顾一切地大叫道：“不打电话可以，我也没通电话的对象。但是，不让我外出，不让我喝酒，不行！不行！” 游击队女英雄见她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式，不禁有些畏惧，马上拉傅索安坐下，送上一杯咖啡，说她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请示结束，上级作了让步，同意傅索安在河达乌拉镇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也能喝酒，但每天只能喝一百五十克烧酒或者三瓶啤酒，费用自己支付。傅索安这才安定下来，但马上想起自己身边没有多少卢布，便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要那边把她存着的全部钱项寄往人事管理局转给她。 三天后，人事管理局的那两个军官来到了别墅，进门就向傅索安索要所写的材料。傅索安把几张纸放在他们面前，对方一看，勃然作色：“怎么用中文写的？” 傅索安也沉着脸，冷冷地说：“‘契他伊斯卡雅’学校的一切都是中国规格，并且规定只准使用汉语、中文，我在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又已经习惯用中文写东西了。” “傅，看起来，你对母语还是一往情深啊！” 傅索安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意，回答道：“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另一个军官见话不投机，开口道：“算了，其他不说了吧。傅，你知道，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所经办的所有文字资料，都必须送交档案中心作永久保存的。所以，你这份材料还是用俄文写比较合适。” “我的俄文写作能力本来就有限，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早就忘记了不少，没法写。” “没关系，我们马上给你送一本《俄文词典》来。” 当天下午，果然有人送来了一本《俄文词典》。傅索安这才重新改用俄文写，其实是把中文写的翻译一遍。这对于她来说，是情感上的一个折磨，因为她已经对黄一煌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重写一遍等于是重新回忆一遍以往两人的交往经历。傅索安写到有几段，禁不住潸然泪下，有一次竟失声哭了起来。 玛丝诺娃起初对傅索安的举动不理解，见她掉泪便过来劝慰，都被傅索安不耐烦地赶开了。两天后，是傅索安来别墅的第一个周末，玛丝诺娃精心烧了几个菜，又拿来一瓶伏特加，说这是她的酒，不在限定的数量之内。傅索安喝了半斤多酒，头有些晕胀，情绪却昂奋起来，向玛丝诺娃说了许多她和黄一煌的事，又说了她对黄的思念之情。玛丝诺娃当时没说什么，但是次日肯定向克格勃报告了，因为隔天人事管理局的军官来取材料时，当面警告傅索安要记住自己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绪和言行。之后，傅索安再也不和那个胖女人一起喝酒了。 三天后，那两个军官又来了，看上去神情极为不高兴，气鼓鼓的就像两匹误吞了辣椒的公马，傅索安估计和她写的材料有关。 果然，他们坐下后开口了，说她在材料中光写经过不写认识，这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然后，他们要求傅索安重新写一份材料，里面一定要着重谈及对这起事件的认识。 傅索安说：“我不认为这是一起事件，这只是我的私事。” “但是，你严重违犯了克格勃的纪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校规中并没有禁止教官谈恋爱我违反了什么纪律？” “傅，你不要忘记，当你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正式成为克格勃光荣的一员时所作的‘军人宣誓’那里面有‘任何事都不向组织隐瞒这么一条！” 傅索安被他们一提，想起了那年在从凯斯洛夫斯克州的列车上中途被捕的事，又冒火了：“忘记的是你们！我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军人宣誓’那样的仪式！” 对方大为惊讶：“是吗？不可能！这决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离开高加索的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后，就去香港执行任务了。” 那两个军官面面相觑看了一阵，其中一个说：“不谈这个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还是谈这份材料，你得写上你对这桩错误的认识。” 傅索安摇摇头：“除非我知道我违犯了哪一条规定后，我才能写。” 对方恼了，拍着桌子：“你写不写？” 傅索安也拍桌子：“不写！” “好！你就等着吧！”两人气呼呼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门而去。 傅索安奔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一头扑在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感到自己心里很难过，只想发泄，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和对象，只好采用这种女人最原始的最常见的方式。至于害怕，她倒没想过。事实上，还在和黄一煌厮混时，她就没有害怕了，因为她已经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绝无“光明”可言。她也好，黄一煌也好，都不过是克格勃的廉价工具，只要还可以利用，就会不断地被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一丢了之，毫不足惜。现在，她顶撞了人事管理局的官员，随便他们怎样打发自己。如果把她送往劳改营，混得下去就混，混不下去就自杀，当初她刚逃来苏联时最怕的遣返中国现在已不复存在，因为她知晓了不少克格勃的内幕，克格勃肯定会担心她泄露。 从次日起，傅索安就在等待人事管理局对她的惩罚。但是，三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一周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倒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把她存在账上的卢布寄来了，但人事管理局只给了她八百卢布，其余的存在账上，这又使傅索安恼火了一阵。有了钱，傅索安也不管什么“上级指示”，喝起酒来天天突破一百五十克的标准。玛丝诺娃作为监视者，肯定把她的表现向上面报告了，但既然连顶撞官员也没什么反应，这又算什么呢？也许，傅索安买醉的行为反倒使上级放心了也说不定。 傅索安有时在别墅里待问了，就单独或约上玛丝诺娃去附近打猎。她们没有猎枪，就各显神通：玛丝诺娃拿出当年打游击时对付飞禽走兽的伎俩，傅索安则使出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授的野外生存技能。两人相得益彰，每次总有收获。 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三个多月，转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辆越野吉普开到了别墅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苏联军官，傅索安认出正是自己顶撞的那位，尽管早已有送劳改营的心理准备，但一颗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样，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咙口一阵阵发紧。傅索安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望着朝她走来的克格勃军官，意外地发现对方脸上露出一种轻松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一动：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她往下寻思，那军官已经开口了：“您好！傅。知道我来了，您才出来的吗？唔，您为什么不说话？” 傅索安这才说：“您好！大尉同志，请吧，屋里请，我让玛丝诺娃大婶给您沏咖啡，车里还有人吗？一起进屋。” 军官说：“不进屋了。傅，我奉上级的指示，来接您回莫斯科。” “是去劳改营吗？请允许我收拾一下东西。” “看您想哪里去了！东西，您可以收拾，但绝不是去劳改营。 傅，这点请您相信我。” “好吧。”傅索安寻思管它去哪里，反正东西总要收拾的。 路上，大尉一边开车一边和傅索安说着笑话，但傅索安一颗心总是忐忐忑忑，不知此行凶吉。直到汽车驶进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大门，她才相信不是把她送往劳改营。但是，另一个问题紧接着又冒了出来：她的关系已经离开对外谍报局，怎么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大尉让傅索安跟他下车。两人经过数道岗哨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傅索安留意到门口挂着一块“人事管理处接待室”的牌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胖子上尉接待了他们，他看了大尉递过去的公函，放在一边，过来和傅索安握手，笑吟吟道：“傅，您好。欢迎您回到对外谍报局来。” 傅索安这才知道，她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不再让她担任教官，而把她调回了对外谍报局。胖上尉把上尉打发走后，让傅索安填了一张登记表，按了指印，拍了照片，陪她去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告诉她：她在人事管理局的钱已经转到对外谍报局了，随时可以去财务处支龋另外，她这几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游览，但离开时要告诉一个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问：“我住哪里？” “哦，对了！你还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进了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个分配在克格勃总部的特维尔谍报学校的苏联女同学取得了联系，借了一辆轿车，每天开着在外面乱兜风。有一天，她把轿车开到特维尔市，想试着去特维尔谍报学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装卫兵拦住了。卫兵把她从车上拉了下来，由于她拿不出证件（她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从未有过克格勃的军官证或者苏联公民身份），便面临着被扣留的危险，幸亏她开的那辆轿车挂着克格勃的牌照，这才得以放行。但是，当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时，那个苏联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仍很客气，还请傅索安去外面饭店吃了一顿饭，不过却收回了轿车。显然，她借给博索安轿车一举已经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责甚至警告。 这件事给傅索安刚刚转得舒畅一点的心绪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苏联是打入另册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给黄一煌写了一封长信，畅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写完后，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黄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为这封信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时黄一煌已经被派赴中国，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当晚不要出去，说有人来找她谈话。傅索安马上意识到要下达任务了，那种担心被派往中国的恐惧又像一只无形的手那样攥住了她的心脏，轻轻地揉捏并且往喉咙口推。傅索安连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来。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过后才姗姗而到，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岁，那个助手才二十三四岁，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上校进门后，和傅索安握过手，又礼节性地吻了她，然后提议去餐厅喝酒。这个提议正中傅索安的下怀，三人随即去了楼下的餐厅。 上校和傅索安的谈话是在吃喝中进行的。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果然派她出国执行任务，不过不是去中国，而是去韩国汉城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那只无形的手消失了。 从上校语调轻松的叙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执行的任务以及这个任务的背景：原来，1973年5月8日将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世界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全球五大洲共有二十七个国家派代表队参加，其中有美国和苏联。从1968年左右开始，美国和苏联就在出口球类运动器械上面较上了劲。以前，一直是美国的球类运动器械在国际市场上占着销售主流地位，他们有职业男篮的一场场精彩球赛做广告，订单源源不断而来。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球类运动器械出口量也开始上升，渐渐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至1968年，苏联已经夺去了美国的一部分市场，连和美国相邻的、一向从美国进口比赛用球类运动器械的墨西哥也部分地放弃了美国市场，舍近求远改从苏联进口，这对于美国不啻是一记重重的警钟。于是，美国人开始考虑反击商业活动最有效的促销形式是广告，他们策划了不少广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轰炸式传播。 苏联外贸部门却另有妙着，他们不和美国打广告战，却在价格上做动作，以降价措施吸引客户。美国方面于是改变策略，从产品质量上贬低苏联的出口产品。这时已进入70年代，正好苏联的男、女球队在几次国际比赛中都取得好成绩，并且打败了美国。于是苏联这边乘机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产品，颇有成效。美国人眼看市场在一点点丧失，自是心焦如焚，一面改造产品，一面降价，一面扩大宣传，三管齐下才夺回了部分“失地”。至1973年初，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因此，这次世界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对于苏联、美国而言，实际上是一次广告战：谁取得好成绩，谁就将在下一阶段的销售中取得优势。当时，苏联大学生篮球队的实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女篮，取得冠军有绝对把握。但是，男篮却不敢说这句话，因为美国大学生男篮一向是在全世界称王的。苏联方面对这次比赛的男女冠军是志在必得，连勃列日涅夫都在政治局会议上发了话。所以，为保证万无一失，就需要借助克格勃的力量了。 克格勃总部按照分工范围，直接向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下达了保证苏联大学生男篮战胜美国队的任务。第六部的特工专家分析了情况，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根据方案需要，行动必须由一名通晓英语、形象和韩国人相同的年轻女子去实施，于是，第六部的头头想到了傅索安。 上校断断续续说完，问傅索安：“听明白了吗？” 傅索安喝了一口酒：“是的。” “有信心吗？” “我想没问题吧。” “很好。”上校满意地点点头，敬了傅索安一杯酒。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傅索安开始熟悉行动方案并对着汉城的地图了解美国大学生男篮下榻的“东海岸大酒店”和全城各处的道路交通情况。另外，对外谍报局的特工专家还向傅索安播放了“东海岸大酒店”的内部结构——大堂餐厅、客房、走廊等的录像，并且带她去莫斯科一家内部结构与“东海岸大酒店”比较相近的饭店去转了半天。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后，傅索安在5月7日晚上住进了苏联大学生男女篮球队集合点——莫斯科饭店，她将以球队医生助手的名义赴汉城。在输往汉城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的资料里，她的名字叫波戈列勃娜娅，是一个东方血统的苏联公民，二十五岁，毕业于列宁格勒医科大学。在赴汉城的大学生篮球队里，还有一个冒牌货，他就是向傅索安交代任务的克格勃上校的助手斯狄尔巴中尉，他的公开身份是副领队，实际上是主持这次行动的角色，傅索安受他指挥。 5月8日，傅索安随苏联大学生篮球代表队一行三十六人，搭乘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的民航班机飞往汉城，当晚下榻于汉城的“富尔登饭店”。这家饭店距“东海岸大酒店”有七点五公里距离，坐出租汽车过去大约需要十分钟时间。当晚，斯狄尔巴来到傅索安下榻的房间，向她交代有关安排：从明天开始，苏联队、美国队都将有赛事，但傅索安不必去比赛现场，以防被美国人看见后记住了她的容貌，实施行动时被他们认出来。凡是有美国男队的比赛，傅索安就待在饭店里看电视实况转播，认准一个个球员的脸。美国男队不比赛时，她可以翻翻介绍美国队情况的资料，练练英语，也可以去全城各处转转，但不能去“东海岸大酒店”。斯狄尔巴在交代上述事项时，一双微微暴出的牛眼色迷迷地盯着傅索安的脸和胸脯，提醒傅索安这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对象。果然，当斯狄尔巴告辞。 傅索安送他到门口时，他突然伸手在傅索安的胸脯按了一下。傅索安没吭声，因为她知道一旦惊动了其他人闹出去了，回到苏联后将会产生的后果，但她心里深觉受了耻辱，关上门独自生了好长时间的气。后来上了床，她又许久未能入睡，她担心斯狄尔巴就像一只馋猫，占到这个便宜后会得寸进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担。 心是多余的，因为斯狄尔巴很快就和两个莫斯科大学的女运动员打得火热，对傅索安不再感兴趣了。 球赛按照组委会排定的日程激烈地进行着，苏联大学生女篮以全胜的战绩势如破竹地登上了冠军宝座。与此同时，诚如苏联方面事先预料的，美国男队出手不凡，和苏联队双双进入了半决赛圈子。根据预先排定的甲、乙组顺序，5月16日将进行苏联队与英国队、美国队与加拿大队的半决赛，争夺决赛权。5月14日晚上，斯狄尔巴来到了傅索安的房间，这回他不动手动脚了，也不用那种色迷迷的眼神注视傅索安，往沙发上一坐，说：“波戈列勃娜娅同志，是时候了！明天，运动员休息一天。美国佬好动好玩，他们白天肯定要去玩的，晚上则会待在饭店里，聊聊天、喝喝酒什么的，你就在明天晚上去‘东海岸大酒店’拜访他们的三大主力。只要对三大主力下手成功，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傅索安看他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怀疑这家伙从来没有出国执行过任务，寻思这种事儿比起暗杀尤里·巴甫伦夫和在台北潜伏之类的行动来，不知要轻松多少倍，根本不值得紧张！她微微一笑：“没问题，你尽管坐镇在这里好了，这件事儿是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斯狄尔巴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又叮嘱道：“从现在起，你得好好休息，明天白天哪里也不要去，就在饭店里睡觉。我通知服务员，禁止任何人在你的房间外面喧闹。” 傅索安屏住笑，点头道：“是的！” 斯狄尔巴起身告辞，临走又关照：“你不睡的时候再把方案实施过程在头脑里演示几遍，免得到时候出问题。” 次日傍晚，傅索安带上克格勃给她的采访本——那是一件可以喷射麻醉剂的武器，用于紧急脱逃时制服阻拦者，然后去斯狄尔巴那里取对付美国队三大主力的法宝。行文到这里，应该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克格勃的这个方案的内容：由傅索安化装成记者，前往“东海岸大酒店”采访美国队的几个主力运动员，在采访过程中以“方便”为名进入卫生间，将密藏于照相机的一种特制药液喷射卫生间内配置的毛巾、浴巾上，人体在洗澡过程中接触后，当时没有任何感觉和反应，一直要到十几小时后，比赛开始时人出了汗，侵入肌肤的药液才开始发作，这时，全身上下就像患了严重的荨麻疹一样，痒得难以忍受。可想而知，那几位篮球肯定打不下去了，于是苏联队就稳操胜券了。 那架被称为“法宝”的照相机，事先已夹在外交邮包中送往苏联驻韩国大使馆。苏联运动员抵达汉城的当晚，大使馆设宴为运动员接风，斯狄尔巴乘机取了照相机，带回饭店。他担心出问题，便一直把照相机带在身边，当然也拍过几张照片。现在，傅索安要把这架照相机取过来，带往“东海岸大酒店”发挥作用了。傅索安到斯狄尔巴的房间外面，发现房门侧面的墙上亮着“请勿打扰”的信号灯，但她还是揿了门铃。房间里无反应，她又揿了一会，门才打开了。斯狄尔巴穿着内衣裤站在门里，明显的一副挡道架式，眼神有些惊慌，语调间透着不耐烦：“你干什么？” 傅索安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在演床上戏，却不露声色，淡淡地说：“没什么，我要去采访，请你把照相机给我。” 斯狄尔看看手表：“哦！对！对！对！ 所谓“上胶卷”，就是往照相机里加那种特制药液。傅索安会意地点点头，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斯狄尔巴把照相机送来了。他已经穿戴齐整，西装革履，一直把傅索安送上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把傅索安送到“东海岸大酒店”，傅索安从踏上台阶开始，心里就涌上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头脑深处的记忆把在莫斯科看的录像和眼前所看到的实况结合了起来。她按照斯狄尔巴提供的资料，乘电梯上到美国大学生运动员所住的七楼。整个七楼楼面都被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包了下来，他们甚至还带来了保镖。傅索安刚出电梯，一个身高架大、满脸横向的美国佬就迎了上来，当道拦住，傅索安站在他面前，竟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把这家伙的躯体像装了拉链那样的打开，自己这个在中国女性中还算得上是大个子的躯体就可以装进去，并且可以把“拉链”完整无缺地拉上。这个巨人说话瓮声瓮气，就像是从洞穴里发出来的：“你干什么？” 傅索安说着亚洲腔的英语：“我来采访美国男篮运动员。” 巨人把手一摊：“你的证件和许可证？” 傅索安掏出克格勃造假专家制造的汉城《大韩新闻报》记者证和球赛组委会核发的采访许可证递了过去，对方看了看，抓起服务台上的电话，向美国代表队的领队报告。片刻，从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位中年美国男子，来到傅索安面前，客气地向她点头问候。傅索安又递上证件，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了来意。领队递还证件，问道：“你打算采访谁？” “我想采访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卡罗尔·萨利纳和麦克尔·克赖顿。”这三位都是美国大学生男篮的主力，其中的麦克尔·克赖顿后来成为美国职业篮球队的明星。 领队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可以。不过……”一阵咳嗽使他住了口，留下了一个悬念，傅索安紧张地等待着下文，担心他会把那三位叫出来当场采访，那她就没戏唱了。领队咳停了，接着往下说：“为了不影响他们的休息，你只能采访他们五分钟。” 傅索安喜出望外，连声道谢。领队即用服务台的电话往三个房间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一位女记者来采访，只准接待五分钟。 放下送话器，他告诉了三人的房间号码，让她自己去。傅索安正中下怀，随即去了唐纳德·斯坦斯伯里的房间，采访了几句，然后照相，跟着就进卫生间，顺利地把药液喷在浴巾、毛巾上，然后告辞出门，去找卡罗尔·萨利纳的“采访”了。 一刻钟后，傅索安轻松地走出了“东海岸大酒店”，招了辆出租汽车返回她下榻的“富尔登饭店”。斯狄尔巴正在她房间里坐等，见她回来，连忙问：“怎么样？” 傅索安说：“执行无误。” 斯狄尔巴差点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好！你立了一功！立了一功！” 次日上午10时，美国队与加拿大队的半决赛在汉城大学体育馆举行。傅索安待在房间里看电视实况转播，她对球赛没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想看看唐纳德·斯坦斯伯里三人药性发作时是怎么一副样子。对于志在必得的美国队来说，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所以三个主力中有两个上了常傅索安等着看他们的好戏，但是尽管那两人（后来另一位也上场了）大汗淋漓，却丝毫未见什么痒相。一直到终场哨响，那几个美国佬为战胜了加拿大队而在场内跳跃欢呼时，也不见药性发作。傅索安对着电视机目瞪口呆，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她正分析着几种可能性，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斯狄尔巴气急败坏地闯进来，压得低而又低的声音犹自掩盖不住他的焦急和气恼：“这是怎么回事？傅，这是怎么回事？” 傅索安气咻咻道：“你问我？我问谁？” “闭嘴！我问你，你是不是没有下手，但是回来却谎报已经下手了？” 傅索安从沙发上一跃而起，饱满的胸脯气得连连起伏，她真想抢一巴掌上去，盯着对方看了一会，说：“如果是这样，我还来汉城干什么？如果是这样，我还怎么回莫斯科？”稍停，她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究竟是不是下手了，你可以去大使馆把微缩胶卷调出来检查嘛！” 那架间谍照相机的液体喷射装置上附设着一个镜头，当按动喷射装置的开关时，镜头自动摄下被喷的目标，在微缩胶卷上，以供备查。昨晚，傅索安从“东海岸大酒店”回来后，根据预先议定的，为防止泄密，斯狄尔巴即把照相机送往苏联驻韩国大使馆去了。 斯狄尔巴见傅索安说得如此确凿，一副凶相有所缓和，他摇了几下脑袋，又在额头上轻轻拍了几下，然后就在房间里踱圈子，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说了几遍，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像是赛跑运动员听见发令枪响所作的反应那样，一个箭步蹿出了房间，连房门都没关，令傅索安大为惊讶，不知他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马上有了答案，傅索安刚把房门关上回到沙发那里，电话铃响了。她抓起耳机，里面传来斯狄尔巴变调的、可怜巴巴得近乎哭泣的声音：“傅，我坏事了，请您过来一下。” “什么事？” “您过来，过来了我告诉您。” 傅索安走进斯狄尔巴的房间，只见这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跪在地毯上，面前是一推乱七八糟包括从纸盒里散落出来的避孕套在内的东西，旁边放着一个空旅行箱。他双手捧着一个黑色塑料小瓶，见傅索安进来，姿式不变地跪着，脸色煞白地说：“傅，糟糕啦！ 我犯错误了！犯错误了！” 原来，昨天傅索安去斯狄尔巴那里取照相机时，他正和一个女运动员在鬼混。经傅索安提醒，他才想起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于是慌慌张张取照相机及灌药液。由于不能当着那个女运动员的面进行，斯狄尔巴就把照相机和药液拿到卫生间去操作。不料，忙乱之中他错把另一瓶用于密写的药液灌进了照相机。事后他根本不知道，直到刚才在傅索安房间里时才想起大概这方面出了差错，奔回来一检查，果不其然。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纠正这个错误，那么他回莫斯科后无疑将会被送进监狱！ 傅索安听了，心里很是有点幸灾乐祸，她指着避孕套，不无嘲讽地说：“斯狄尔巴同志，你来汉城是干什么的？难道是来试验这种产品的质量的？” 斯狄尔巴转了个向，正正地对着傅索安跪下：“傅，现在只有您拯救我！看在同志的分上，您就救我一救吧！” 傅索安觉得奇怪：“我怎么救你呢？” “麻烦你再去一趟‘东海岸大酒店’。” 傅索安吃了一惊：“再去一趟？我以什么名义去？再去采访？ 不行了，他们那个领队昨天就对我说了，今天是决赛前晚，一概不接受记者采访。况且，还有两点不利因素：一是《大韩新闻报》今天根本没登载那则消息，说不定美国佬已经在怀疑了。二是根据你的指示，昨晚我从‘东海岸大酒店’回来后已经把记者证、许可证都销毁掉了，我无法再去‘采访’了！” 斯狄尔巴从地下爬起来，请傅索安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在另一张沙发上落坐，说：“只要您答应拯救我，我们总会想办法来的。现在是中午，到晚上还有8个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另外制定一个方案。”斯狄尔巴毕业于克格勃莫斯科谍报学校，受过两年特务训练，又是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目的助手之一，在谍报工作方面是有一点水平的。现在，他已经冷静下来，思维马上上了轨道。 傅索安寻思自己是受命于斯狄尔巴的，尽管眼前这起事故的责任是斯狄尔巴的，但如果有了补救措施，那她还是必须去执行的，这是克格勃的纪律。当然，再去“‘东海岸大酒店”无疑有风险，如果一旦被美国人识穿，一是挨打，二是抓进韩国的警察局，虽然死不了，但吃苦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她是不会帮斯狄尔巴想法子补救的。这样想着，她便说：“我听你的，你想出方案来，让我们研究可行性，如果行，我就去执行。”心里在说：“要想出可行的方案，看来很犯难！” 但是，补救方案竟让斯狄尔巴想出来了，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是可行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据资料提供，美国大学生男篮的那个二米０五身高的中锋麦克尔·克赖顿——他是该队主力中的主力——的父母老麦克尔，是参加过50年代初的韩国战争的美国军人，曾在汉城美军司令部的警卫部队中当过上尉，在汉城待过三年。当时，老麦克尔还未结婚，韩国战争结束后，老麦克尔返回美国，定居费城，娶了一个女护士为妻，生下一个男孩，就是今年二十岁的麦克尔·克赖顿。斯狄尔巴根据当年美国军人在汉城驻扎时经常和韩国女人搞男女关系这一点，凭空杜撰老麦克尔也是个情种，在和一个韩国女人发生关系后，留下了一个女孩，就是傅索安——当然得另起一个韩国名字。 傅索安听斯狄尔巴眉飞色舞如此这般一说，又好气又好笑，却佩服这家伙竟想得出这么一个主意，不禁叹道：“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斯狄尔巴问：“傅，你认为这个方案怎么样？” 傅索安说：“我找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是，我觉得具体实施时难度很大。重要的一点是：麦克尔·克赖顿昨天和我见过面并且交谈过，他会认出我的。另外，即便他没认出我，我也只能对他一人采取行动，而无法对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的下手，他们三个各住一个房间。” 但斯狄尔巴对此事一旦弄不成他回到莫斯科会被送往监狱的恐惧已经把他的智慧全部调动了起来，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你可以化装了赶去，弄它一头金发，配上现成的黑眼睛、黄皮肤，正好是美国人和韩国结合而生的混血儿样子。至于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没机会下手也就算了。对苏联队威胁最大的是麦克尔·克赖顿，搞得他上不了场，苏联队准能拿冠军。好，就这样吧，傅，你准备执行！”斯狄尔巴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下跪，又摆出了上司的架式。 傅索安没有后路可走，只好点头，寻思最好是被那个巨人保镖挡道不让进，或者麦克尔·克赖顿不肯见她这个“姐姐”。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照相机已经送大使馆去了，用什么喷药液？再说，即使去拿过来，会不会被他认出来？” 事实上，斯狄尔巴根本不会去大使馆取那个间谍照相机从而暴露他这一重大失误，对此他早有打算：“不用照相机了，我待会儿去给你买假发套时顺便买一小瓶止痒水回来，就用那个瓶子喷。” 接着，他又交代了见麦克尔·克赖顿的构想：到了“东海岸大酒店”，不要上楼，就在大堂往麦克尔·克赖顿房间里打电话，让他下楼来。 如果他拒绝，就对他说：“此事关系到你父亲的名誉问题”，他肯定会下来的。只要下来，事情就好办了，聊上后提出去他房间，那时就可以下手了。 傅索安听得目瞪口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先前看上去极窝囊的家伙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灵性十足了，他能当上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头的助手，一定凭借了这股灵性。 这时已是午后1时，两人这才觉得饥饿，于是去用午餐。餐后，傅索安去熟悉老麦克尔的情况，斯狄尔巴出门购置假发套等物。 当晚8时许，傅索安披着一头金发，挎着一个精致的坤包，款款走进了“东海岸大酒店”的大堂，选了一个灯光黯淡的角落，以防止那个美国人把她认出来。她在沙发上坐下，往七楼打电话：“喂！ 是麦克尔·克赖顿吗？你好！请你下楼到大堂来一趟好吗？” 电话里传来对方迟疑的声音：“你是谁？” “哦，我是你从未见过面但应当是熟悉不过的人。你下来吧，下来了一切就都明白了。” “对不起，小姐，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下楼的。” “咯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父亲的名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许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损失。” 麦克尔。克赖顿被说得如坠五里雾中，他作为一个刚露头角。 还未崛起的大学生运动员，毕竟涉世尚浅，并且还有很浓烈的好奇心，听了这句话，果然松了口：“那你等着，我马上下来！” 一会儿，麦克尔·克赖顿匆匆下楼来了，只穿了一套运动衫裤，上身披着一件休闲服。傅索安朝他招手，他大步走了过来。两人互致问候后，他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他没认出我！傅索安松了一口气。她压低了声音：“听着，我接下来无论说出什么话，你都不要过分地惊奇，好吗？” “可以。 “麦克尔·克赖顿，我和你拥有同一个父亲，你知道吗？” 麦克尔·克赖顿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你……你是精神病患者？” “不！我是你的姐姐朴盛贞，汉城最大的电器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我把事情向你叙述一遍，你就明白了。”傅索安对付这样一个大男孩，具有足够的镇静，她向对方娓娓而谈，把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端了出来。 果然，涉世未深的麦克尔·克赖顿听了以后，有点相信，嘴里嘟哝着，喃喃而语。“可是父亲从未对我说起过这段事情。” “父亲当然不会向你说这样一段事情。不过，你这次回到了美国，你可以向父亲说起，同时捎上我送给父亲的礼物。你告诉父亲，我现在生活得很好，还没结婚。我的母亲也很好，她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去美国拜见他的——当然、必须获得他的允许。”博索安说着，从坤包里取出给麦克尔父子的两件礼物。给老麦克尔的是一盒双枝的野山参，给小麦克尔的是一幅中国山水画。麦克尔·克赖顿看后非常高兴，连声道谢，但他始终未称傅索安“姐姐”，看来，他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事实还是半信半疑。不过这对于博索安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他收下了礼物，他就已经中了圈套。果然，麦克尔·克赖顿想起应当回送给傅索安一份礼物，但他身边什么也没有，于是开口邀请傅索安上楼到他房间去坐坐。坐坐当然不是目的，只不过要回送礼物，他的资格还不至于老练到把傅索安晾在大堂里面自己上去取礼物的程度。 傅索安随麦克尔·克赖顿上到七楼，电梯口仍旧是那个美国巨人保镖值勤，他在傅索安一出电梯就直盯着打量，盯得克格勃女特工心跳倏然加快。但是凭着金黄色的假发套、脸上的浓妆和有麦克尔·克赖顿的做伴，那个保镖竟没认出这个姑娘就是自己昨天盘问过的“女记者”，朝他们两人点了点头，退到一边去了。这一瞬间，使傅索安终于明白了肯尼迪总统为什么遇刺了。 麦克尔·克赖顿一进房间就翻箱子寻找适合于作为礼物的东西，傅索安乘机进了卫生间，只十几秒钟就解决了问题。她从卫生间出来时，麦克尔·克赖顿已经选中了礼物，那是一架高级照相机。 他问傅索安：“我们要留个合影吗？” 特工最怕的就是在活动时留下照片，那等于把证据送到别人手里去。傅索安自然马上拒绝：“今天不了，明天让我打扮一下再留影吧。” 麦克尔·克赖顿不过是顺口说说，并非真想合影，他对这个“姐姐”尚持怀疑态度，不想过频接触，于是改口：“明天我恐怕没空了，又要比赛，又要参加颁奖仪式，还要出席宴会。” 傅索安乘机说：“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她又说了几句闲话，遂开口告辞。 傅索安走出“东海岸大酒店”，出乎意料的是，斯狄尔巴竟在外面等着她，见她出来，在一辆出租汽车旁边直招手，傅索安过去，两人上车而去。傅索安坐在汽车里，一声不吭，她怀疑斯狄尔巴是来观风头的，万一她失风被捕，则在混乱中用克格勃的间谍武器施以杀手。 次日，男篮决赛仍在上午10时举行，电视里美国队的阵容中没见到麦克尔·克赖顿的影子。电视解说员说，麦克尔·克赖顿由于突然患病而无法上常这个病，只有傅索安和斯狄尔巴才知道。 比赛结束，苏联大学生男篮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冠军，令云集在汉城的采访这次比赛的许多看好美国队的外国新闻记者目瞪口呆。 当天下午，傅索安即和苏联大学生女篮留下的几个主力队员一起离开汉城，飞赴东京，次日回到了莫斯科。又过了一天，斯狄尔巴也回来了，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特地举行小型宴会，为他和傅索安接风洗尘并庆功。三天后，傅索安得到了五千卢布的奖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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