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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无邪的外国小男孩竟使女杀 手冒着抗命杀头的危险，放弃了克格 勃精心制定的谋杀计划。 1973年5月中旬，傅索安从汉城经东京返回莫斯科后，对外谍报局把她安排进了位于斯洛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公寓大楼中。这幢公寓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单身特工的宿舍楼之一，每个特工住一个单元，包括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和卫生间，里面有整套家具和家用电器，厨房、卫生间装着热水龙头，昼夜二十四小时随时可以使用。这一点，不是对克格勃特工的优待，当时莫斯科所有居民家里，都有这种设施。这，成为苏联当时向全世界标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理由。公寓坐落于一片高大的树林之中，楼下有供运动的空旷场地。树林四侧的马路、房子里，昼夜有克格勃的便衣特工在转悠，他们的任务是拦住试图进入树林的汽车或者行人，如果有人不服从，则会遭到逮捕。 傅索安住进这幢公寓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房客全是亚洲人，男女都有，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接触，也不知姓名和国籍。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分析，认为这些房客都是和她一样的角色，即在克格勃中有档案但并不列入正式编制因此也无军衔的秘密特工。他们的任务是被派往第六部主管的国家和地区去从事各类谍报活动，当暂时没有任务的时候，就被安置到这里来休养，以松弛一直绷得如拉开的弓弦一般的神经。公寓的警卫、医生、管理员、司机等都是苏联人，有男有女。楼下的车库里停着一长溜轿车，哪个房客要出发，只需往车库打个电话，司机就会把车开到楼门外等着。所有司机都是三十岁以下的端庄男女，通常，当男房客要车时，给他开车的会是女司机；女房客要车时，则是男司机。这些司机个个身体健壮，机警灵敏，对莫斯科地区的每条道路的熟悉程度超过对自己手掌纹路的了解。当然，他们除了开车，还担负着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和监督他们行动的职责。 公寓有附设的小食堂，房客在他们想用餐的时候，随时可以去用餐，那里始终有厨师等着。如果想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也不犯难，只要往小食堂打一个电话，服务员就会把酒菜送上门。考虑到这些特殊房客的口味或者思乡情绪，小食堂也乐意满足他们在自己“家”里烹饪菜肴的要求，只要事先向小食堂递上一份菜单，那边会配齐原料送货上门。在这方面，傅索安和小食堂的交道打得最多，她很喜欢自己烧菜，常常烧得香味四溢，使从她门口经过的人咽口水吸鼻子。 当然，克格勃专家们是知道“嬉戏荒业”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在考虑让这些异国克格勃特工充分松弛休息的同时，也注意抓业务，具体办法就是每周一二次突然对几个特工进行间谍业务抽查。 被抽到的特工通常总在清晨5点钟正浓浓沉睡时被唤醒，昏头昏脑地上了汽车，被拉到克格勃设在郊区的某个类似废弃不用的军队营房的场所，开始为期一天的间谍技能测试。测试内容根据被测试者当初在谍报学校接受过的训练项目来决定，在无线电收发报、窃听、照相、微缩、测绘、爆炸、暗杀、反审讯、越狱等方面，不计成绩，点到为止，只看还会不会。在短跑、长跑、格斗、射击、游泳等反映体能的项目方面，有达标要求，但也只是看是否达标，不达标也不要求被测试者补测。所有测试情况，都记录在案，列入档案。 这样，在以后要派谁执行任务时，如该任务所需的技能与测试结果有差距，则提前安排进行突击训练。傅索安在住进公寓半个月后，接受了一次测试，各个项目都达标，使在场一个军阶最高（少校）的克格勃军官大为赞赏，拍着傅索安的肩膀连声说“好”，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傅索安的名字。 按照惯例，测试教官在测试结束后须请测试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表示慰劳的意思，所花的当然是克格勃的公款。这天晚上，傅索安在莫斯科“白玫瑰大酒店”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她喝了许多酒，到最后已经有些糊里糊涂了，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公寓的。 次日——1973年6月6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傅索安昨晚睡得晚，醒来已是中午时分。在卫生间漱洗的时候，她觉得右腹部有些隐痛，头有点晕，并未在意。之后，傅索安在客厅给小食堂打了个电话，让给她送两碟子卤菜，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碗意大利通心粉来。打完电话，傅索安突然觉得头晕加剧了，而且喉咙口似有恶心感，她预感到可能要呕吐了，欲往卫生间去。不料刚站起来，便难以抑制地呕吐起来，紧接着眼前金星乱飞，天旋地转，终于失去了知觉，身子一歪栽倒在沙发里！ 几分钟后，送酒菜来的服务员发现傅索安昏倒了，不禁大吃一惊。不过，这些服务员都是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具有遇事不慌的素质。她当即退出房间，往公寓管理科长那里报告。顿时，警铃倏响。警卫、医生进入傅索安的房间，先照相，再检查人。这时，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至，载来了克格勃医院的医生和对外谍报局的十几名特工。傅索安当即被送往位于莫斯科南侧市郊结合部的克格勃中心医院。这边，那些特工开始勘查现场并向公寓里的其他人进行逐个询查，其重视程度已经超过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对一起谋杀案件所采取的措施。确实，他们一向是把这类突发事件当作间谍案件来对待的，在未有结论之前，谁敢保证这不是一次外国特务对克格勃人员的谋害呢？ 调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傅索安患上了急性肝炎，与谋害无关。 根据克格勃中心医院传染病科的意见，傅索安被送进隔离病房进行治疗。她所住过的公寓房间，由医院派人去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傅索安待在隔离病房，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根据医院规定，病房里没有电视机，也不能听收音机，更不能阅读书报。为防止交叉感染，每个病人住一间病房，互相间不许接触，连去花园散步也是规定时间，轮流进行，就像监狱里的囚犯放风。一到晚上，每间病房外面的铁栅栏门全都关上、上锁，严防病人乘医务人员的疏忽而互相串门、混居。这些措施，令病人个个头痛，对于傅索安来说，还有一层简直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喝酒。医院的营养师给病人安排了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肴，但当然没有酒，哪怕是啤酒也不让喝一滴。已染上酒瘾的傅索安在病情稍稍稳定后，便动起了搞酒的脑筋。起初，她想请一个看上去脸善心慈的护士代购，但却没卢布——每个病人入院时，都必须交出身边所有的物品，由医院代为保管，到出院时再发还。于是，傅索安试着和那个护士商量，请她代购，待出院后偿还，加倍或者加几倍都行。那护士听了，一双眼睛在口罩上沿瞪得犹如铃铛，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光盯着傅索安，片刻，嚷了一声“天哪”便奔了出来。 半小时后，传染病科主任走进了傅索安的病房，神情严肃地在她面前站下，打开手中的笔记本，用法官宣读判决书般的声调念道：“傅，我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管理处的委托，向你宣布一项决定：由于你在住院期间严重违反规定，视同违犯纪律论处，特予以警告处分一次。傅，听明白了吗？” “是的。”傅索安点头，心里在咒骂那个护士。 “具体书面手续在你出院后补办。” 从此，傅索安断了搞酒喝的念头，只得安安分分住院。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两个月，到1973年8月7日，她的肝炎给治愈了，医院通知她：今天出院。傅索安从沙发上蹦起来，一声“乌拉”还没喊出口，那个医生又接着往下说了：“根据你的患病情况和健康恢复程度，经报请第一管理局批准，决定送往黑海疗养院疗养两个月，立即出发。傅，特别要提醒你的是：不能喝酒和其他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你的肝脏已经失去了排解酒精的功能，再喝的话，等于在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明白！”傅索安心里一凉，不是为肝脏的功能，而是为这条禁酒令。克格勃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禁酒令一定会传往疗养院的。 果然，傅索安和另外几个出院的特工由医院派人护送前往位于新罗西斯克市的克格勃黑海疗养院后，那里的管理官员马上找她谈话，通知她必须严格执行禁酒令，这里的餐厅、酒吧、商店都已有她的照片，不会向她供应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这样，傅索安又过起了无酒的日子。这次更难熬了，因为周围人都有喝酒。幸亏半个月后，她新结识的几个一同疗养的特工朋友同情她，又经不起她的死缠软磨，偷偷给她买起了伏特加．她才在精神上得以“起死回生”。 两个月后，疗养期满，傅索安接到通知让她速返莫斯科。她飞返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使命——赴香港暗杀一名黎巴嫩商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项暗杀行动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前期，法国航空工业界在戴高乐总统的亲自过问下，设计制造成功了一种名叫“蜃楼式飞机”的战斗轰炸机。 蜃楼式飞机全长十四点一五米，宽八点二二米，高四点二十米，自重六点三吨，相当于美国F104型轻型飞机。它具有用二马赫（马赫即气流速度与音速的比）的高速连续作战二小时的能力，最高的实际飞行高度为二万九千五百米，续航距离为三千公里。机上配备三十毫米机关炮两支，“马托拉”空对空导弹两枚，还可以携带炸弹和其他导弹。在当时，蜃楼式飞机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超音速喷气战斗轰炸机，因此而被认为是“法国的光荣”。 蜃楼式飞机一问世，便立刻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苏联情报机关探知蜃楼式飞机装置有特别的电子仪器。为此，引起了苏联国防部的惴惴不安。从1966年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克格勃下达命令让搞取蜃楼式飞机的技术情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五部的特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法国盗取了一些这种飞机的设计资料。由于数量有限，苏联的航空器专家未能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功能。 1968年秋，以色列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中东战争”。从法国购买到蜃楼式飞机的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占尽了空中优势，把埃及配备的苏制米格式飞机一架架的击落在中东的沙漠上。这一情况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惊慌，因为当时酉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合计已从法国购进了将近三百架蜃楼式飞机，苏联国防部认为这是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为了有效地对蜃楼式飞机进行作战，苏联必须取得一架蜃楼式飞机实物，以进行实际研究，在控制下进行假想作战，制定战术。 1969年7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外窃取一架完整的蜃楼式飞机。 克格勃接受任务后，由安德罗波夫主席亲自召集有关专家举行会议，研究盗机地点。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在中东地区的黎巴嫩下手。克格勃的这个决定，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黎巴嫩这个地处地中海边上的国家是个小国，该国人口仅二百五十万，军队仅一万五千人，反间谍机关力量薄弱，政府的腰杆子也不硬，是无法阻止克格勃的坚决行动的。其次，在克格勃看来，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人，只要肯出巨额赏金，黎巴嫩肯定有人会上钩协助盗飞机的。 克格勃总部将这项行动下达给对外谍报局，限令必须在三个月内圆满完成。 对外谍报局对这项由勃列日涅夫亲自批准的行动自是特别重视，四名正副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中将、华西里，莫塞契科夫少将、米哈伊尔·钦巴尔少将、伊凡·亚格扬特斯少将经过数次密商，决定指定对外谍报局在黎巴嫩的间谍头子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负责策划并指挥这项行动。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立刻被外交部出面召回莫斯科，由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亲自向他交代任务。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说：“阿拉伯人贪财，你准备花大价钱引他们上钩，比如一百万、二百万美元！” 高米亚科夫吃惊地睁开眼睛：“百万美元？！” 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笑道：“几百万美元办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对外谍报局每年用于搞国外情报的财政预算就达十五亿美元哩！” “局长同志，明白了，我回到贝鲁特后，马上着手操办此事，保证按期完成。” 高米亚科夫飞返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决定动用在间谍业务上受他领导的苏联红军情报局潜伏在黎巴嫩的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贸易代表团代表符拉季米尔·华西列夫，因为华西列夫手中掌握着一个关系，可以和黎巴嫩空军里的人接触。这个关系名叫哈桑·巴达维，原是黎巴嫩空军的飞行教官，后来因为涉嫌走私贩毒和道德腐败而被空军革职开除。哈桑·巴达维凭着自己那手高超的驾驶技术，进了中东航空公司，当了一名机长。大约在1967年6月，他被华西列夫发展为克格勃的间谍。高米亚科夫作为华西列夫的业务上司，是知晓哈桑·巴达维的，认为现在该是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了。 华西列夫立刻向哈桑·巴达维下达了指令。哈桑·巴达维面无难色，胸有成竹道：“这事好办，我找我以前教过的马赫穆德·马他耳中尉就是了。” 哈桑·巴达维把马他耳中尉请到自己的家中，边喝咖啡边问：“中尉。你想发一笔大财吗？” 马他耳望着他的教官，眼神中含有疑惑的成分：“当然想发财，但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发？” “我有几位朋友，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你是完全可以给他们弄到手的。” “什么货色？”马他耳以为巴达维是让他夹带什么私货，“我在空军开飞机，可没有你在民航那样方便。” “不！恰恰相反，正因为你在空军，才有办法做成这事——他们想要一架蜃楼Ⅲ—E战斗轰炸机。” 马他耳被这句话吓得背沁冷汗：“这……可不得了啊！” 哈桑·巴达维说：“你听着，只要能把一架蜃楼式飞机弄到手，你可以捞到三百万美元，保证你一辈子也享用不完。至于你怎样去花这笔钱，谁也管不了你。你可以周游世界，离开黎巴嫩，过王公贵族的生活。” 马他耳一阵沉思后，问：“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那无关紧要，只要你肯干，那就成了，管他们是什么人。有奶便是娘，谁给钱谁就是上帝，不是吗？” 马他耳说：“钱这东西，谁能拒绝呢？不过，这是一件等同于贩毒的大事，它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道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我需要慎重考虑，所以今天不可能答复你的。” 哈桑·巴达维点头：“对！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过这里可以向你保证，这事会为你作十分周密的安排，不会出差错的，你放心好了。过几天我们再见面，到那时你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吧。” 马他耳点头同意，告辞而去。 八天后，哈桑·巴达维打了个电话给马他耳：“中尉，我的那些朋友又问起你了，你作出决定了吗？” 马他耳回答：“我同意你提出的条件，我肯干。” 两天后，马他耳应约来到哈桑·巴达维的家中，和华西列夫见面。华西列夫十分谨慎而且正式地对马他耳提出一系列问题，询查他的个人出身、家庭背景、个人履历、在军队中的记录、飞行经验。最后，他满意了，说道：“我们的计划说起来十分简单，你只要在常规训练飞行时正常地起飞，飞出海上去，然后通过无线电说你的飞机出了机械上的故障，过一分钟左右，发出求救信号，跟着你就俯冲下来，贴着海面飞行，避过雷达网的侦察，改变航线，飞往巴库，他们准以为你已失事跌进海里去了。” “明白了。”马他耳点点头，又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交付那三百万美元的报酬呢？” “三百万！”华西列夫吃惊地叫起来，“不！不！是谁说三百万美元？我们只出一百万美元啊！” 马他耳也叫了起来：“什么！讲好了三百万，怎么变卦了？对不起，我不干了，我才不会为了区区一百万去冒这个险呢！” “我没有答应过出三百万呀！” 马他耳不满地转过头，问哈桑·巴达维：“这怎么搞的？你不是讲好他们出三百万美元的？” 哈桑·巴达维的脸胀得通红，支吾以对，他为了要引诱马他耳合作，夸大了数目，而华西列夫事先只讲肯出大数目，没说明是三百万还是一百万，现在事情就因这数目僵住了。马他耳坚持三百万才肯干，而华西列夫只答应出一百万，于是争吵不已。最后，在哈桑·巴达维的调解下，马他耳很不情愿地答应减至二百万，不过要先付六十万作为预支款。对此，华西列夫感到很为难，说：“这事我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和别人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华西列夫去向高米亚科夫请示，高米亚科夫尽管事先有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交的底，但心里还是感到不踏实，便于9月9日带了华西列夫搭乘苏联航班飞返莫斯科。因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不在苏联，他们便直接去向克格勒总部请示。 克格勒总部听完了他们的汇报后，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订出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连同活动经费预算，送交政治局审核通过。 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因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十分焦急，要求克格勃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务必弄一架蜃楼式飞机回来。由克格勃研究订出的计划，政治局认为切实可行，并下令要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立即返回贝鲁特执行。同时，还讲明无论如何要把飞机弄回来。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当即飞返贝鲁恃，他们还带了一系列详尽细致的指示，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写成的，以保证他们和马他耳都能了解得完全正确，不会有任何误解，导致行动上的差错。 9月中旬，他们回到贝鲁特之后，华酉列夫把马他耳约到他那间在离苏联大使馆三个街口远的苏联外贸团的公寓七楼的住所去见面。马他耳应约前来，华西列夫将他引入客厅，那里还坐着一个苏联人——高米亚科夫。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说：“我们已同意了你提出的二百万美元的要求，不过，讲到预支，按做买卖的常规，支六十万未免太过了点，还是按百分之十预支吧，那已是二十万了，足够你安家的了。” 马他耳无可奈何而又勉强地点了点头。 高米亚科夫于是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实行这次偷机的飞行？” “我10月3日预定要作一次训练飞行的。” “好极了！到时候我们会做好一切准备接你的。另外，为了你妻子儿女安全，最好是在这几天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你们今后一生就可以在苏联过着高枕无忧的豪华生活了。” 马他耳拒绝道：“不！我妻子不会到苏联去的，我讲老实话吧，我并不信仰你们的制度，我答应偷飞机只是看在钱的分上，并非出于什么思想认识的原因。我已同妻子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在瑞士过下半世。”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断然拒绝在苏联生活并不感到受窘，他预料到有这个可能，他在阿拉伯国家做过九年间谍工作，对阿拉伯人太了解了！于是，他说：“中尉，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儿去随你的便，你为我们干好这工作就行了。我们会关照你下辈子的。当然，要是你欺骗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关照你下半辈子，要你的命的。” 马他耳冷冷地说：“我不在乎你说些什么，我会做我的工作，不过在我起飞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二十万美元。先讲明了，我可不要现钞，拿一大捆外币我无法处理，既不宜存银行，放在家里又怕被偷掉。再说，我不会分辨伪钞，谁知道你给我的现金是真的还是假的。” 高米亚科夫点头道：“也可以。9月30日晚上，我们在这儿再碰一次头，对飞行计划作最后一次讨论。支票，到那时会交给你的。” 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直到那天晚上高米亚科夫和马他耳这次谈话后，才向苏联驻黎巴嫩大使萨巴瓦尔·阿兹摩夫透露。这位大使对此行动极为担心，立即指示大使馆二等秘书打了个电话给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说大使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而取消了原定在10月1日和美国大使的会见。对方问美国大使什么时候可以过访，这边的回答是“过了10月3日再说”。 9月30日晚上，马他耳中尉按约来到华西列夫寓所，和华西列夫、高米亚科夫进行起飞前的最后讨论。一见面，高米亚科夫便交给马他耳一张二十万美元的支票，是1969年9月29日由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的，写明支付给马他耳的父亲，那是马他耳要求的。高米亚科夫另外还给了马他耳二千五百美元现钞，说是给他太太在欧洲生活的费用。 华西列夫对航空方面比较熟悉，将克格勃关于这次行动指示的法文本慢慢读给马他耳听，讲清楚这次飞行的准确高度和航线：“在飞到一千米高度时，向贝鲁特机场控制塔报告，说发动机出了毛病，操纵舵失灵，然后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在这之后，将无线电通话完全切断，飞机急剧俯冲，在接近海面时贴着海面平飞，避过雷达侦察网，然后向苏联飞去。在你越过苏联国境四分钟之后，就会有三架歼击机飞来与你会合，为你导航飞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如果会合不上，那时你就用322千周的频率，同我们的基地联络……”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华西列夫站起来走到门边，开门一看，走廊上有一群穿军装的黎巴嫩人，正拔出手枪指着他。华西列夫狂叫一声“有宪兵”，想把门关上，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马他耳飞身扑向华西列夫，抱住对方，两人纠缠着滚倒在地上。高米亚科夫拔出手枪开火了，击中宪兵队长的腹部和腿部。华西列夫也挣扎了起来，向宪兵开枪。宪兵立即开枪还击，将两个苏联特工击伤后捕获。 10月1日凌晨1点，黎巴嫩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简报，宣布逮捕了高米亚科夫、华西列夫和哈桑·巴达维三人。几小时后，官方通讯社随即发布新闻公报，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原来，马他耳中尉是一个爱国的黎巴嫩人，他在和哈桑·巴达维第一次接触后，当即向黎巴嫩军方反间谍机关报告了情况。反间谍机关为了引出哈桑·巴达维的幕后主使人，就指示马他耳佯装答应盗机，装扮成一个只要金钱不要国家和民族的人。反间谍专家在马他耳的衣服上装配了一个十分细小而高度灵敏的窃听器，将他同苏联特工所有接触和谈话全部录了音。为了要使克格勃更信任马他耳，反间谍专家让他提出逃往瑞士，并要求开支票以取得实物罪证。马他耳中尉对这反间谍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协助反间谍机关成功地粉碎了克格勃的盗机阴谋。 克格勃方面在这次行动中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首先，他们依赖一个像哈桑·巴达维这种无耻的人，就是一种失策。其次，他们约马他耳到苏联人居住的公寓见面，竟大意到没有对他进行电子侦察，以至让他带有窃听器，录下了所有的谈话。第三，他们对马他耳没有进行反监视，相反却同意马他耳的要求开支票给他，而且不用外国银行，竟直接开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支票。结果，弄得一败涂地，大丢面子。因此，克格勃恨透了导致他们这次失败的关键人物马赫穆德·马他耳，从1969年10月开始，就把他列为对外谍报局专门负责谋杀、绑架和破坏活动的行动执行部在中东地区的暗杀名单上的头号暗杀对象。行动执行部部长钦巴尔少将多次下达过指示：不惜任何代价解决此人！ 但是，黎巴嫩的反间谍机关相当重视对马他耳的保护，马他耳自己也十分警觉，以至使克格勃方面迟迟无法下手。1971年6月，马他耳由于健康原因从空军退役。改行做起了生意。为了安全，他去法国整了容，并改名换姓叫伊桑·沙展。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特工侦知了这一情报，立刻向莫斯科报告。克格勃的专家分析了情报，为了“引蛇出洞”，蒙蔽黎巴嫩反间谍机关和马他耳本人，故意制造假情报让黎巴嫩方面截获，内容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马他耳退役经商，仍指示混在苏联黎巴嫩大使馆中的克格勃特工“设法建立在黎巴嫩空军中的关系，专门侦查马他耳行动规律”云云。黎巴嫩反间谍机关果然信以为真，认为名声赫赫的克格勃也不过如此。黎巴嫩的反间谍专家据此制订了一个“将计就计”的策略，决定择机放出消息说马他耳已经牺牲，以彻底断绝克格勃的暗杀念头，也好结束对马他耳旷日持久的保护，对于马他耳本人来说，也能定定心心地过日子。不久，正好黎巴嫩军方遂发布消息称，两名遇难飞行员中一人便是‘空军英雄”马赫穆德·马他耳。克格勃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来一个“将计就计”，再次发出假情报让黎巴嫩反间谍机关截获，指示在中东地区的特工停止执行暗杀马他耳的“猎鹰计划”，因为马他耳已经“去见上帝’了。 黎巴嫩方面见克格勃“果然”中计，便撤消了对马他耳的保护措施，马他耳本人也认为从此可以太平无事了，商务活动开展得较为放开。殊不知，克格勃一刻也没放松对他的监视，正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行踪动向，等候着出现适宜下手的机会。最近，马他耳找到了一个贸易伙伴，两人打算合资在香港开设一家船务公司。那个伙伴是德国人，在香港经商已多年，于1973年9月底和马他耳在越洋电话中商定：马他耳在10月下旬赴香港，两人具体着手操办开设船务公司事宜。这个电话被克格勃特工窃听并录音，立刻报告了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当即决定：派特工赴香港暗杀马他耳。 暗杀任务下达到行动执行部，该部专门负责制定暗杀方案的“特别一科”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马他耳这次是“9·30事件”的首次出国，虽然黎巴嫩方面认为“警报已经解除”，但他本人肯定仍是戒备心十足，所以，不能使用欧洲籍杀手，而宜派东亚籍特工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个特工最好是女性，会说英语、汉语，并且在香港曾经待过。这种类型的特工，行动执行部没有，便向对外谍报局本部报告，要求调派。这样，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曾经赴日本执行过同类任务的傅索安的头上。 傅索安被送往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密室里，连续三天听几位克格勃特工介绍马他耳的有关情况，观看几年来秘密摄下的马他耳的录像镜头，并反复听了马他耳在各种场合的说话录音。三天后，她已经能轻而易举地从上百张混杂在一起的同是二十多岁的黎巴嫩男子的照片中辨认出马他耳的那张，在声讯专家合成制作的录音带里，也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马他耳的声音。 接着，克格勃又让傅索安温习了几天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使她能较为熟练地胜任远洋货轮上的无线电报务员的工作。因为她这次将以苏联远洋货轮上的报务员身份堂而皇之地赴香港。之后，傅索安又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使用一种新型暗杀武器。 1973年10月中旬，傅索安从莫斯科飞往位于日本海岸边的海参崴市，在该市的克格勃分局，她戴上了金黄色的披肩假发头套，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欧洲、亚洲人种的混血女郎，然后以无线电报务员的身份登上了二万吨级的苏联“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根据苏联国家交通部的规定，超过一万吨级排水量的远洋货轮必须配备两名报务员，所以“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还有一名报务员，她是真正承担通讯任务的角色，而傅索安不过是搭乘该轮混往香港。 “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的全体船员，都接到政治委员的严厉警告：不准纠缠新来的女报务员，不准在背后议论她，更不准对她的任何行为加以指责，谁若违反，回国后将倒霉！因此，傅素安在航行途中一直优哉游哉，什么事情都不做，除了喝酒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有时兴致上来，就钓钓鱼。 1973年10月17日，“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经过四天的航行，安然驶抵香港。根据苏联交通部远洋货轮公司的安排，“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应当驶往马尼拉港装运一点八万吨小麦返回苏联。但是，该轮在抵达香港后的第三天，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准备启航时，却发现“一台柴油机出了毛病，根据航行规定，这是不允许继续进行远洋航行的，于是，“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便驶往香港的造船厂码头，请求船厂为他们修理。在修船期间，船员是可以上岸游玩、购物或者访友的。这样，傅索安便获得了上岸的机会。但是，当天她由于未接到马他耳抵达香港的通知，所以未曾上岸。次日下午，傅索安接到政治委员亲自送来的一张明信片，说是岸上有人送来的，因上面有克格勃事先关照他的暗记，知道是让转给傅索安的，所以马上送来了。明信片是写给政治委员的，是一段简单的生日贺词。但是，当傅索安把间谍用的密写药水轻轻拭上去后，生日贺词就变成了俄语写的情报，通知她马他耳今天上午已经抵达香港，下榻于“拜敦饭店”8楼11号房间，随他一起来香港的，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 傅索安当即决定上岸。下午5时多，她已经变成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人，坦然地走进了“拜敦饭店”，以全套的证件证明自己是日本国公民，身份是记者，赴港来旅游兼采访，要求住宿。对于饭店方面来说，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马上作了安排，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让她住进了7楼11号房间。 傅索安进了7楼11号房间后，立刻从皮箱里取出了窃听仪器，那是一个和汽枪子弹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四面都有特殊的微型强力吸盘，能够轻而易举地粘在任何物体的表面。傅索安俯身窗外，把这个窃听器扔向马他耳住的811房间的窗户上沿，使它沾在墙壁表面。窃听器刚沾上去，原先的白色便自动变成了与墙壁相同的浅绿色，连傅索安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找不到它了。傅索安接着拆开了皮箱的拉手，从里面取出与窃听器配合使用的指令发射仪、信号接收仪及微型耳机，迅速装配好后，开始测试。她发出了“开始工作”的指令，耳机里马上传来811房间里的声音：电视打开着，正在播着李小龙的武打片。马他耳夫妇和那个五岁的儿子正在欢笑嬉语，说的都是法语，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估计那是马他耳夫妇在逗他们的儿子。那个黎巴嫩小孩有着一副银铃似的嗓子，稚嫩而清亮，就像春天温柔和煦的风儿在轻轻地吹起一串小小的风铃。傅索安在惊叹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窃听专家竟能制造出如此精湛的窃听器设备的同时，也深深被那个小孩的嗓音所感染，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听到过世上还有这样好听的童声。她想，如果让小马他耳去学唱歌，所灌的唱片一定会特别畅销。 一会儿，嬉笑声停止了。傅索安听见马他耳说了两句话，接着“啪”的一声响，电视机也关掉了。片刻，楼上没有声音了。傅索安对着仪器发了阵愣，猛然省悟：马他耳一家去吃晚饭了！ 傅索安把窃听设备拆开，重新装进皮箱拉手，恢复了原样，然后去了餐厅。马他耳一家果然在那里，已经点了几碟冷菜在喝开胃酒了。傅索安在他们右面的一个空座前落了坐，向侍者要了一瓶啤酒、几个菜。在等上菜的时候，傅索安悄悄打量她的“工作对象”：马他耳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样子，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眉宇间透着军人特有的勇猛，而眼神中却又显出一种沉稳和机智。傅索安心里暗叹：此人一看便知是个难对付的角色，难怪克格勃要栽在他手里了。不过她又弄不懂，怎么那两位同行会上他的当？若撞在她手里，对这人绝对不抱任何幻想，一见面就拗断了，鬼才再和他谈那笔交易！ 马他耳的妻子大约二十四五岁，是一个漂亮而气质娴静的阿拉伯女人，一看便知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善良女性。那个有着一副银铃嗓子的小马他耳，真是一个天生尤物，他有着父亲的健壮。 英俊和母亲的漂亮、娴静，此刻正跪在父母中间的一张椅子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啃着一只煮得颜色鲜红的大虾，也许是觉得味道十分鲜美，不时张着小嘴嘟哝着什么，稚气十足的小脸笑得像一朵绽开的鲜花。傅索安看着小马他耳，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冲动，她真想走过去抱住他，狠狠地亲吻他的小脸。 这时，侍者送来了傅索安所点的酒菜。傅索安慢慢地吃喝着，啤酒对于她来说，等于是一杯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但是，她不能要烈酒，甚至葡萄酒也不行。否则，在旁人眼里，她就会显得与众不同，这是特工的大忌。她也不能老是盯着马他耳一家看，只得把脸转往另一个方面，用那种在其他人看来显得很专注的眼光“欣赏”餐厅一侧儿角落里吊着的一台大屏幕电视机，那里面有一个穿着很露的丰满女歌星正在声嘶力竭地唱着粤语歌。半小时后，当傅索安喝下半瓶啤酒的时候，女歌星总算闭了口，汗流满面地下去了。接着登台的是一个欧洲魔术师，节目主持人介绍说此人是波兰艺术家，但傅索安看着却觉得似曾相识，想了想好像在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大院里碰到过他。正盯着他辨认时，似乎感到马他耳那桌起了变化，转动眼睛一膘，果不其然：小马他耳大概已经吃饱了，对满桌菜肴不再有什么兴趣，已经下了椅子，一双向滚滚的小手捧着盛了饮料的杯子，正朝她这边走来。傅索安还没想好是不是该亲吻他时，小家伙已经来到她面前，小嘴巴一噘一张的，竟吐出了英语：“China（中国）！” 傅索安一怔，马上作出反应，用英语说：“不！我不是中国人，找是日本人！” 小马他耳似乎有些失望，但他仍旧举起了杯子和傅索安碰杯，然后说了两声“谢谢”，走回他的位置去了。傅索安望着小马他耳，心里发着无声的感叹：这小家伙真可爱！这时，小马他耳把他那椅子拖到了一边，爬了上去，站在上面，大大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扫视整个餐厅中正在用餐的客人，然后笑嘻嘻地张嘴唱起了阿拉伯的儿歌。他的歌声果然不同凡响，喧哗的客人们突然都静了下来，欣赏他的即兴演唱。一曲方罢，掌声已经四起。小马他耳唱起了第二首，马上有人招呼侍者关掉了电视机，一些客人自己搬动菜碟酒杯什么的，挪到近前的桌上来。傅索安定定地看着小马他耳，又把目光在马他耳夫妇那里扫过，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如果今晚行动顺利，马他耳一家就都完蛋了！为了杀马他耳，必须捎带着杀死他的儿子，这似乎过于残忍了！这个念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之后一直控制着傅索安的思绪，以至使她坐立不安。傅索安担心自己的头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遂马上起身离座，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傅索安冲进卫生间，把自己脱了个一丝不挂，站在莲蓬头下面猛冲水，嘴里极轻地嘟哝着中国话：“天哪！难道我必须杀死这样一个孩子？无论怎么说，他总是无辜的呀！” 这个澡洗了将近一个小时，但傅索安仍无法摆脱要杀死可爱的小马他耳的不忍之意。她穿上内衣，披着浴巾走到床前，躺了下来，试着想考虑一个只杀马他耳而不伤害他的妻儿的办法。根据克格勃的安排，傅索安这次暗杀马他耳所用的武器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专为这次暗杀行动（从1969年10月克格勃就已开始策划这种行动了）而设计制造的，名叫“死亡老鼠”。这种武器的外形真像一只玩具老鼠，体积只有一只体重为十克左右的真老鼠那样大小，四足、腹部、头部表面都有具有强烈附吸作用的吸盘，受电子遥控仪器指挥，能够灵活地攀爬垂直的各种表面的墙壁之类。 它的体内装着一种特制的药物，当这种药物和水接触时，立刻会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人只要吸到一丁点儿，便会毙命。死后尸体解剖检验时，法医无法查出致死原因。克格勃制定暗杀马他耳的方案是这样的：晚上，当马他耳进入梦乡后，傅索安把“死亡老鼠”放进自己房间的抽水马桶，然后通过一个肥皂盒大的操纵盒发出无线电波指令，指挥“死亡老鼠”，从水里穿越排污弯管，进入总排污管。这时，由于上面各个楼面的11号房间都未使用抽水马桶，总排污管内部是空的，“死亡老鼠”便会根据指令在管道内顺着管壁往上爬，当它爬到上一层楼面的排污弯管口时，由于管内压力起了变化，便会自动停下来，并向操纵盒发回一个信号。这时，傅索安应当发出“拐弯”的讯号，指挥“死亡老鼠”进入马他耳房间的抽水马桶排污管，一直爬进抽水马桶。“死亡老鼠”在接触抽水马桶里的水后，会自动发出另一个讯号。这时，傅索安再次发出指令，打开“死亡老鼠”背部密封着的一个小孔，水马上泄入孔内，和里面的药丸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毒气。这段过程是经过精密测算的，当毒气产生时，“死亡老鼠”正好爬出水面，又一个讯号发往操纵盒。操纵盒在接到这个讯号后，立刻自动发出指令，使“死亡老鼠”停止爬行，就停留在抽水马桶的瓷壁上。15分钟后，毒气散尽，“死亡老鼠”则自动脱落，落进抽水马桶，顺着排污总管掉落进化粪池，销毁了证据。散发出来的毒气，由于排水马桶里的水起到了封闭作用，不会往排污管道中泄露，而只会往卧室蔓延，从而使熟睡中的马他耳一家三口中毒死亡。 现在，傅索安不忍对小马他耳下手，只想执行暗杀马他耳的使命，她就必须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她考虑许久，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凭她一个人的能量，根本无法让马他耳的妻儿离开“拜敦饭店”，而她也不能向克格勃提出调开马他耳妻儿的请示——即便可以提这样的请求，她也无法找到联系人，她此次赴港执行任务，克格勃没给她任何“关系”。这样，傅索安只有一个选择：杀死马他耳一家三口！ 傅索安从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紧张的思维定格在一点上：我可以杀死那个黎巴嫩小男孩，但是，从此以后我定会永远不得安宁，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不，我不能作这个选择，因为我不能惶惶不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不杀又怎么办呢？ 不杀一家三口，等于不杀马他耳，这在克格勃就是最严重的抗命，会被作为“叛徒”、“内奸”来论处，有丧命之虞。为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异国小男孩，要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这犯得着吗？这样想着，傅索安又动摇了，眨了一会眼睛，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寻思只好下手了。它恢复了那种特工的冷酷心理，用唇音自言自语道：“可爱的男孩，对不起了，我不得不下手，这怨不得我，我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烧纸钱祭奠你的。” 傅索安看看手表，已是晚上10点半了，她从皮箱拉手里取出窃听仪器，装配后把微型耳机放进了耳朵，打开开关，马上传来811房间里的动静：电视机开着，扬声器摇着音乐，音量放得最低，马他耳夫妇在用平静的语调说话，估计是在聊天。没听见小马他耳的声音，这小男孩多半已经睡着了。 傅索安把皮箱里的衣服、化妆品之类都倒在床上，打开箱底的夹层，取出“死亡老鼠”和操纵盒。她把“死亡老鼠”放在墙脚下，打开操纵盒，发出指令，那没有生命的小精灵马上顺着墙壁往上爬。 她又试了其他动作，一切都完好如初，便取下“死亡老鼠”，放在一边。傅索安取了一瓶酒，倒了一杯，坐那里一边慢慢地呷着，一边望着桌上的暗杀工具，心里对克格勃的武器制造专家既惊叹又佩服。忽然，她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睛里掠过一丝喜色：有主意了！ 傅索安找到了一个连马他耳都不杀的主意，而克格勃却会被蒙在鼓里，动不了处理她的脑筋。原来，克格勃的专家在设计“死亡老鼠”时，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当“死亡老鼠”在排污总管内壁往上爬时，由于粘着力有限，它无法抵住从上面可能会冲下来的水和粪便的混合物。所以，如果“死亡老鼠”正在排污管往上爬时，只要傅索安所住房间以上的13个房间（即8楼至20楼的豆豆号房间）里的任何一个房间的客人使用抽水马桶，冲下的混合物都会把“死亡老鼠”砸落下去，掉入化粪池，呜乎哀哉。傅索安现在的主意就动在这上面。但是，这样做的话，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必须等到上面有人使用抽水马桶时，才能奏效。因为操纵盒内有一个装置，相当于飞机上的黑盒于，它会自动记录下“死亡老鼠”工作后发回的每一个讯号。当上面有东西排下来时，管道内的压力会起明显的变化，“死亡老鼠”马上会自动向操纵盒发出“告急”讯号，相当于飞机、船只遇到海滩、空难时发出的“SOS”讯号，“死亡老鼠”当然无法获救，但是操纵盒则已记录下了这个讯号。当执行任务的特工返回总部说明未完成任务的原因后，克格勃的专家会从操纵盒的“黑盒子”装置那里寻找原始证据，作为判断原因的依据。 傅索安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重新调整思路，从几个方面反复考虑了实施这个主意的可行性，最后确认可以照着行动。她长吁了一口气，思忖小马他耳总算无丧命之虞了。她又喝了一杯酒，不无感慨地摇着头，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已经起了变化，她无法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特工。这里面的原因，是她已经看清楚：作为一个外国人，无论为克格勃立下了如何显赫的功劳，也不会受到克格勃的重视和重用的。看清了这一点，傅索安已经丧失了的良心的一部分，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 傅索安考虑了一下，离开了饭店，招了辆“的士”，让去附近一家二十四小时开门的超级市场，购买了一副医生听诊器。回到饭店，已过了午夜。现在，用不着窃听马他耳夫妇是否已经睡熟了，傅索安的行动与他们睡熟与否已经没有关系了。她带着“死亡者鼠”、操纵盒和听诊器走进了卫生间，把“死亡老鼠”放进了抽水马桶，发出指令让它爬入排污总管，然后命令它停了下来。为防止克格勃的专家从时间间隔上发现破绽，傅索安关闭了操纵盒，然后戴上听诊器，把另一头放进抽水马桶，浸在水里。由于听诊器的作用，她可以听见整个排污管内的细微声音，当然也包括每个房间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的声响。只要按上无论哪个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有动静，傅索安就打开操纵盒，以让“黑盒子”装置接收几秒钟后“死亡老鼠”发出的“告急”讯号。 这样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傅索安听见排污管内传来一声异响，马上下意识地打开了操纵盒的开关。只过了两秒钟，“死亡老鼠”就“死亡”了。 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眼前浮现出小马他耳的可爱脸容，脸上不禁绽出了一层笑意。 次日上午，傅索安返回“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为防止引起克格勃的怀疑，她没结掉“拜敦饭店”的账，让房间留着。她回“西伯利亚人”号，是为了借用船上的电台向莫斯科报告昨晚遇到的“突发情况”，请示下一步应该如何办。照她估计，因马他耳只在香港再逗留一夜就要飞返贝鲁特了，所以克格勃已经来不及再派人专送一件“死亡老鼠”暗杀工具来了，所以这次行动算是泡汤了。 “西伯利亚人”号货轮的那个大胡子政治委员见傅索安神情轻松地回来，心照不宣地和她热烈地握手，并要设午宴款待。傅索安对他说，她还得上岸去，因为“那桩私事”还没办完，她是来船上往莫斯科拍电报请示事情的。政治委员连连点头，当下亲自陪同去了船上的电讯室，让那位真正的报务员跟自己去办公室谈话，腾出电讯室供傅索安使用。傅索安用船上的大功率电台往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局本部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报告了“死亡老鼠”投入工作时的不幸遭遇，请示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两小时后，莫斯科方面拍来了一份密码电报，指示傅索安立刻返回“拜敦饭店”，将有人送来“工具”，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傅索安一看之下，暗自吃惊，寻思克格勃对马他耳真是恨之入骨，必要置其于死地。看来克格勃的专家在制定暗杀方案时已经考虑到“死亡老鼠”的弱点，作好了应急准备，已经另外派人带来了一套甚至二套“死亡老鼠”。这样，今晚马他耳三口难逃丧命之祸了，因为傅索安在获得第二套“工具”后，必须行动，否则定会引起克格勃的怀疑。傅索安在返回“拜敦饭店”的途中，坐在出租汽车里怔怔地想：对于马他耳一家三口来说，这也许是命运，命运之神安排他必须在今晚死在香港。 傅索安回到“拜敦饭店”，用钥匙开门时稍一留意，不禁暗吃一惊：上午出门时悄悄粘在门和门框之间的一根头发已经不见了，这表明有人进过房间了。是谁进去过？是服务员？想想似乎不可能，因为她出去时特地向服务台关照过，让不要打扫房间。一般说来，服务员是不会违背客人的意愿的，况且少打扫一个房间对于服务员来说乃是求之不得之事。但傅索安倒是希望真是服务员违背了她的意愿，不过开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未打扫过的凌乱景象，傅索安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出问题了！不过，她毕竟是受过克格勃谍报学校的正规训练并且有过特工活动实践的，惊慌之后马上冷静下来，稍一定神，立刻警惕地在房间各处仔细检查了一遍，未发现异常情况。接着检查那口皮箱，拉手没被打开过，上面的暗记原封不动，傅索安总算松了一口气：暗杀用的那个操纵盒已经带到轮船上去了，箱内都是可以公开的物品，即便被人打开过也没什么害怕的。 傅索安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多了一个和文具盒差不多大的铝合金盒子，一头连着一根金属链条，用一把密码锁锁在皮箱内的扣钩上，只有打开密码锁，才能开启盒子。盒子上面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英语，傅索安看了看，是“拜敦饭店”老板的。这种名片在大堂的每个茶几上都有一大叠，让客人自取，等同于做廉价广告，以拉回头客。傅索安把名片拿到台灯下面去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在左上角拐角处有一处蓝色圆珠笔点过的痕迹，顿时大悟，意识到此是暗号，表示这张名片有花头，多半是用密写药水写了什么话。 她从口袋里取出钢笔，把里面的墨水（那是一种特制的显影药液，同时又能作普通书写墨水用）滴在名片上，然后用酒精棉花球轻轻拭开，涂遍了整张名片。稍停，又把名片拿到台灯下去照了十来秒钟，名片表面的空白处果然出现了一行俄文字：用你的学号开锁。 傅索安依言用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学号一试，果然打开了密码锁。铝合金盒子里，上面仍是一张同样的名片，然后是装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金属片和一个状如手电筒的塑料，下面是一张手写的中文说明书和一张图纸。傅索安仍用相同的方法显示出写在名片上的指示，一看，是让她根据图纸和说明书把盘内的东西拼装成一架“玩具飞机”，那是一架可以预选固定飞行方向的电动弹射式滑翔机，机肚里有一颗烈性定时毒气炸弹。预定好飞行方向及爆炸时间后，从傅索安所住房间的窗口把“飞机”弹射出去，它会自动撞向上一层楼那个房间的窗玻璃，使之碎裂散落，它便从那个位置飞入房间，爆炸后四下散开的用剧毒药液淬练过的金属碎片具有极强的杀伤力。指示的最后说必须在今晚完成这项任务。 傅索安看过以后，一颗心便在胸腔里狂跳不已，倒不是为马他耳一家，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今晚，而是为昨晚——克格勃能够派人用这种方式把密杀令和武器送到放在房间中的皮箱里，那么说明他们在香港已经就此次行动安排负责监督的特工了。她深知克格勃特工的本领和所拥有的间谍器材的种种威力和神奇，担心自己的行径已被他们所觉察，如果这个担心确实存在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傅索安不禁后悔起来，责怪自己枉为特工，却犯了粗心大意的大忌，在实施打发“死亡老鼠”去化粪池的行动前没检查一下卫生间里是否被人放置了秘密监控设备。接下来怎么办？傅索安考虑下来，发现自己已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一条道上走下去了。至于自己的猜测究竟存在与否，现在只好不去想它了，眼下只有执行指令的份。 傅索安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说明书和图纸看了一遍，便把“飞机”装配成功了。看看手表，才四点钟，傅索安决定先睡一觉，醒来后去餐厅用晚餐，那时已是午夜时分，然后下手。炸弹爆炸后，她得马上离开饭店，否则警方必定要把她列人当场接受调查对象的名单，一旦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时就走不了了。 傅索安睡到8点多钟，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西伯利亚人”号货轮的政治委员打来的，通知她即刻返回轮船。傅索安意识到这准是克格勃让他通知的，估计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事不宜迟，傅索安当即结账离店。返回“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政治委员没对她作什么解释，他也不过是传声筒，克格勃不会让他传其他话语。但傅索安估计肯定是发生了变故，已经取消了这次行动。 直到傅索安后来随“西伯利亚人”号货轮返回苏联后才知晓了取消这次行动的原因：原来马他耳出于商务上的原因，临时决定提前返回贝鲁特。就在傅索安睡觉的时候，马他耳一家三口已经去了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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