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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把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你忍心这么做吗？”由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自己保了一万卢比的人寿险。 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种思想反复通过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险费。 外在的环境也支持了这一连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间，基督教徒的影响使我内心保持了生动的宗教感情，现在增强这种感情的则是通神学者的影响。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他使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所接触。我没有加入过这个团体，因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来。我和他们每天都进行宗教讨论。他们常常诵读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主要的精神是启发和促进兄弟之谊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争论，而且我还批评了那些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会员。这种批评对我并不是毫无有利影响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瘏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 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 “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掏自己的腰包还给他，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来帮助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可怜的人全都毁了，而你不久也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们委托的人，应该懂得：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对这位朋友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他现在还活着。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发现他对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的时候，便向他们认错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对我所提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我虽然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我实在经受不起同样的任何损失，也经受不起长年负债——这是我生平没有做过，而且是终生所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使一个人有进行改革的热心，也不应当超过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也明白，我这样动用人家寄存的钱，实在违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训：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才算是为人的美德，这次的错误成了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种供献于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预料得到的。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由于我的生活日趋简朴，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吃药了。我在杜尔班执业的时候，害过一阵衰弱和风湿性感染病。皮·捷·梅赫达医师来看我，给我进行了治疗，我就好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时候，我不记得害过什么说得上的疾病。 不过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却常常闹着便秘和头痛的毛病。我有时吃一点泻药，饮食也加以节制，倒没有什么。但是我说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泻药的负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报上获悉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该会倡导人的理论是说英国人吃东西的次数过密而且太多，说他们的医药费太重了，因为半夜里他们不要吃东西，还说他们至少应该不吃早餐，如果他们想改善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而发的，我却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还要吃茶点。我吃东西从来不知节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尽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至于头痛了。于是我便试验起来了。头几天的确相当难过，可是头痛完全没有了，这使我得出结论：我过去吃了远远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使我脱离便秘的痛苦。我试验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多少有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记得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的著作《重归自然》。我在这本书里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提倡鲜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就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试验土疗，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办法是：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便取掉。这个办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这办法自疗，并向朋友们推荐，从未令人感到遗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信心试验过这个办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便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对于土疗和水疗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时候，我还以一定程度的土疗法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 我这一生虽然害过两次大病，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的。那些因为一小点病就跑去找医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这些意见虽然是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识到我害这些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也正因为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我才没有失掉耐性。事实上，我应该为这些病感谢上帝，因为我从中取得了教训，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使医生们厌倦，但是他们都客气地忍受了，并不放弃我。 不过，话又扯远了。在我作更多的说明以前，我想给读者一个警告。凡是读了这一章而去购买贾斯特那本书的人，千万不要把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福音书中的真理。写文章的人往往只谈到事物的一面，而每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观察，而且可能全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在同时和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况且很多书都是为了争取买者和名利而写的。所以，凡是读过这一类书的人对于这些事情应该有所辨别，在根据书中的意见进行任何实验以前，最好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要不然在按照书中所述采取行动以前就该耐心地玩味和消化书中所说的一切。 我恐怕这一章还得继续谈一谈题外的话。我在进行土疗法的试验时，同时也在进行饮食的试验，在这里谈一下这个问题或许还不是不适当的，虽然以后也还有机会再谈。 不过现在和以后，关于饮食问题，我都不打算细谈，因为几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印度舆论》上用古遮拉特文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在我所写的几本小册子当中，这是一本在东方和西方同样最受欢迎的书，这是一件直到今天我都不甚了解的事情。这本书是为了《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然而我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东方跟在西方一样，对很多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人却从来没有看过《印度舆论》。因为他们是在通讯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就这本小册子谈一谈，虽然我并不识为书里的观点需要修改，但是我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某些重大改变，这是那本书的读者所不知道的，而这些，我想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象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小册子的写成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目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目的经常鼓舞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当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我今天却办不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确信一个人除了小时候吃妈妈的奶以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他的食物除了风吹日晒的果子和干果之外，不应当再有别的东西。他从葡萄和杏仁这一类果子就可以得到神经和身体组织所需要的足够营养。一个人如果能以这种食物为生，性欲和其他情感的节制就容易了。印度有一句谚语说“吃什么，象什么”，我的同事和我都有亲身的体会，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观点在那本书里都详细地谈到了。 然而不幸，我在印度却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不得不否定自己的一些理论。我在凯达从事募兵运动的时候，因为吃错了一点东西，搞坏了身体，几乎丧命。我竭力试图不喝牛奶来把一个坏了的机体重行建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求助于我所知道的医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请他们推荐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议喝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油，又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拚着命进行了这些食物的实验，但是没有一样能叫我离开病榻。印度教大夫给我引述了查罗克①的许多诗文，说明宗教上关于饮食的顾虑，在治疗学上是没有位置的。所以他们无法帮助我维持生命，除非我喝牛奶。而那些毫不犹豫地介绍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酒的人又怎能帮助我坚持吃没有牛奶的食物呢？ ①查罗克（Charaka）是印度吠陀时代的一个医学家，在夜柔吠陀中自成一派，为印度教医学之宗——译注。 因为我发过誓，我不能喝黄牛奶或水牛奶。自然，我发的誓是指不喝所有的奶，但是因为我在发誓时心目中指的是黄牛奶和水牛的奶，而且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只好瞒着自己，从字面上强调我的誓言，决定喝牛奶，我在开始喝羊奶的时候，心里十分明白：我的誓言的精神遭到破坏了。 然而领导一次运动以反对劳莱特法案的想法占领着我，这就增加了我活下去的欲望。结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试验之一就此完结了。 我知道有人争论过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无关的问题，因为灵魂本身既不吃，也不喝；说是问题不在于你从外面放进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从内心所流露的是什么东西。这当中无疑地是有一些力量的。然而我不想检查此中原委，我只要宣布一下我的坚定信念就心满意足了：对于那些愿意生活于敬畏上帝的境界中、愿意面对面地看到上帝的人，节制饮食的数量和质量，是和节制思想与言论一样的重要。 然而在我的理论宣告失败的那些问题上，我不但要提出说明，而且还要发出严重警告要大家不要再加以运用。因此我向那些根据我的理论而不喝奶的人呼吁，请他们不必坚持这种实验，除非他们发觉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有好处，或者是出于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就我的经验来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凡是消化不良和困于病榻的人，再没有什么清淡和富有营养的东西可以同奶类比美的了。 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读到这一章以后，愿意凭他的体验而不是凭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可以代替奶类、具有和奶类同样的营养而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现在转回来谈一谈亚洲人事务部吧。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了。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而且是在压榨他们。每天都有人来向我作这样的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不能消除这种坏事，那我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 于是我便开始搜集证据，一到我掌握相当多的材料，我便去找警察局长。看来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不但没有以冷遇待我，还很耐心地听我诉说，并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他亲自找见证人谈话，而且感到满意，不过他和我一样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一个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有困难的。“然而”，他说道：“无论如何我们要试一试。因为怕陪审员为他们开脱就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是不应该的。我得把他们抓起来。我向你保证我会想尽办法对付他们。” 我不需要这种保证。我怀疑一大批官员，不过因为我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人之有罪，我是丝毫不怀疑的。 我的行动从来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长。那两个要受到拘捕的官员手下有几个多少还有点办法的暗探，他们常常在我的事务所放哨，把我的行动报告给那两个官员。然而我应当承认，这两个官员太坏了，他们不可能有许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他们根本就不会被捕。 有一个人逃跑了。警察局长发了一张引渡的传票，又把他抓回德兰士瓦来。他们被审判了，虽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审员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实，但两个人却被宣判无罪开释。 我的确十分失望。警察局长也很难过。这使我对于干律师工作发生了厌恶的心情。在我看来，一个极为英明的人竟然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因为他为了掩盖罪恶竟可以舍弃本身的清白。 然而这两个官员的罪恶是这么明显，以致他们尽管被开释了，政府却无法收容他们。他们两人都被革职，而亚洲人事务部也就比较干净了，印度侨团多少有了一点保障。 这个事件抬高了我的声誉，我的业务也就更多了。侨团每个月花掉的几百英镑的冤枉钱，虽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来了。完全不花这种钱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贪污的人还在伺机干他们那套勾当。然而现在正直的人已经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这些官员虽然这样坏，我要说句良心话，我对他们并无私怨。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而当他们有困难前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他们有机会受雇于约翰内斯堡市政厅，只要我不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一个朋友为这件事跑来找我，我答应不加阻挠，他们因此受雇了。 我所持的这种态度使同我所往来的那些官员心安理得，而我虽然常常同他们的衙门打交道并应用一些强烈的言词，他们还是同我保持颇为友好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这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种属性。 人和行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为是应该引起赞许的，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而做出此种行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总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恶其罪而非恶其人”虽然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观念，却很少有人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怨恨的毒汁遍布世界的原因。 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为基础，这种追求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抗拒和攻击一种制度是十分正当的，但是要抗拒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立人，那就等于抗拒和攻击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儿女，惟其如此，我们心中的神灵之力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视那种神灵的力量，可见伤害的就不只那个人，同他一起被伤害的还有整个世界。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同他们往来的经验说明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可以说我的心不会作这种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过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象“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其实现的。 我在杜尔班执行律师业务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来说，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不记得我除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以外，还怎样待过他们。我把他们当自己家人一样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碍我这样做，我就会同她吵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潘查摩种姓①。 ①潘查摩（Panchama）在印度教社会中是从事铁工劳动的，被认为是极不干净的人——译注。 我们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倒脏水的设备。因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夜壶。这些夜壶不是由佣人或扫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寝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用的那些便壶，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壶，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们就闹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她责骂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发红，当她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的景象。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我看她光是倒夜壶心里还不满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纵声说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象箭一样的伤害了她。 她顶回来说：“你自己管家吧，让我走。” 我火了，怜悯之情烟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对面的大门口，想去开门好把她推出去。眼泪象潮水一样在她的脸上奔流，她嚷开了：“你不害臊吗？你忘了你自己了吗？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以为我就应该叫你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分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不象话！” 我还是装作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就把大门关上了。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少不了她。我们不晓得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相安无事。作妻子的，因为具有无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于我曾经幸福地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迷恋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还可以对我不客气，正如我从前常常对待她那样。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当我害病的时候，她一直是个忠心的看护，她侍候我，没有任何求报答的念头。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还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是生来听命于丈夫的，还不懂得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悲愁的人。 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发生剧烈的变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态，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 听我这样说的人，可不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妻，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许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时至今日我有许多做法大概还是她所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我看这种讨论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既未受过父母的教育，在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写到这一章，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这个故事是怎样一周一周地逐步写出来的。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没有日记或文件可供写作这个体验的故事的基础。我在写作的时候，是随着心神的运行而写的。我不敢说定我一切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照神灵的指示而行的。然而检查一下我这一生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以及那些可以被视为最小的事情，要说都是遵照精灵的意志而行动，也不为过。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之信奉上帝是出于本意，而且由于我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我把这种信仰视为一种经验。然而，把信仰描写成为经验，可以说是等于窜改了真理。也许这样说更加正确些：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明我对上帝的信仰的特性。 我为什么相信我写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主意，现在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我开始写前一章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章的题目，但是我在写作当中意识到在我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验之前，我应该写一点象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题目也就改了。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关于我打算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哪些事情应该提，哪些可以略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有关的事情漏掉了，真理就受到隐蔽。而什么是有关的事情，却很难直截了当地作出决定，因为关于如何写法才算适当，连我自己都还不很明白。 今天我更加清楚地懂得，很久以前我所读过的说一切自传都不宜当作历史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我就没有把所有记得的东西都写下来。为了真理，谁能说我究竟应该写进多少、省漏多少呢？我在法庭上所提供的我生平某些事件的片面证据，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检查一下我已写成的几章，他也许会给这几章增些光辉；如果遇上一个挑剔的评论家，他甚至会把“我的许多矫揉做作的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以炫耀他自己。 因此这几章是否还要写下去，我倒有点犹豫了。但是只要没有人禁止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必须继续写下去。我必须遵循圣哲的名言：除非从道德上证明是错误，凡事既然开始了，就不应当半途而废。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取批评家的欢心，写自传本身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体验。目的之一当然是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一点安慰和回忆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愿望着手写作的。要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难德坚持他们的意见，这本书也许就写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那他们也应当分担责难。 现在还是谈谈题目以内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杜尔班的时候，也有英国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我并不为这些经验感到遗憾。尽管我有过那些经验，尽管我时常引起朋友们的不便和不安，我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而朋友们也很客气地同我相处。当我同陌生人来往而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责备朋友们。我认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同一个上帝，必须有足够的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同别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回避这种交往的难得的机会，而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欢迎这种交往，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无机会的影响。 所以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屋子虽然已经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他们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关于他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多谈一些。这些朋友们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泪纵横。不幸的是，因为我的缘故，她经受过很多这样的考验。英国朋友象家人一样亲密地同我住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留学英国的时候虽然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但是那时我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点象住在公寓里。现在情形颇为相反，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设备虽然都是西式的，内部的生活可以说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记得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确有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不太为难的，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就比在杜尔班多得多了。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一度雇用过四人之多的印度职员，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这么多人，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它就不行，而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打字。我教两个职员，但他们一直不合要求，因为他们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个职员我想训练他当会计。我不能到纳塔耳去找人，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而就我个人的方便来说，我是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的。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似乎很难把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都应付过去。我很想延聘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给一个象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没有把握。不过我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我所认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给我找一个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刚刚从苏格兰来的。她并不反对自谋一种正当的生活，随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个经纪人便叫她来见我。她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坚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镑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现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关系，就象一个女儿或妹妹一样，而不只是一个速记员。我对于她的工作，可以说找不到什么错处，我常常叫她经管数达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许不单单是这样，她甚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诉我。她把最后选定丈夫的事也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享有为她主婚的荣幸。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就在婚后，当我工作上实在搞不过来了，只要找她帮忙，她无不应命而来。 然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萨希布”①。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①萨希布（saheb），乌尔都语，通常为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之意——译注。 市政当局虽然收回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权，却没有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们搬走，先得给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区，但是这一点，市政当局一时办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还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下去，不同的是，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权既然失掉了，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比以前更脏了。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一点清洁，即使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市政当局却不用害怕法律！住户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是肮脏和混乱。 印度人正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黑热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还要可怕和厉害。 幸而发生这种传染病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矿区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清洁卫生是由白种雇主负完全责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着和这个金矿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这个地区内他们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厉害。马丹吉特先生当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户，碰巧也在这个地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他看见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为不安，就用铅笔写了这么一个条子给我：“黑热病突然发生，请即来此及早设法，否即结果将不堪设想。请即来。”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开一间空房的锁，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进去。我骑自行车到那个地区，写了一张条子给城里的书记官，通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了这间房子。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行医的威廉·戈夫莱医师，一听到这消息便赶来救护，作了病人的医生兼护士。可是二十三个病人实在不是我们三个人应付得了的。 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办法来应付。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先生，还有一位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是他的父亲托我照应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见过象他那样肯做事而又听话的人。幸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尼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来的。就我所记得，他也没有结婚。所以我决定牺牲他们四个人——叫他们职员、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达斯是用不着征求意见的，其他三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都答应了。 “你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这就是他们简短而甜蜜的回答。 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这个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我不忍心叫他冒险。所以他就在危险区外工作。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护之夜。从前我也曾看护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来没有看护过黑热病人。戈夫莱医师的胆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护理的事情并不多：给他们吃药，侍候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整齐，安慰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 这几个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格外高兴。象戈夫莱医师那样的勇敢和马丹吉特先生那样的有经验，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 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它的苦难之外，却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两章的篇幅来加以记述。 市书记官因为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谢意。他坦白承认市政委员会马上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样一件紧急的事情，但答应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觉悟到责无旁贷，便毫不迟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使用，建议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清扫那座房子的责任。那座房子既凌乱又肮脏。我们自行打扫干净，通过几个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医院器械，戈夫莱医师仍然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传染。 我们按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这位护士却要我们象她那样，也喝一点，以资预防，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喝过。它对病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莱医师的同意以后，我把三个不打算以白兰地酒进行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约翰内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善良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马上就死了。那两个病人究竟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实在说不出来，但是这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于把白兰地酒当作药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现在还有当时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以后又不负责清洁卫生工作的罪过，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这封信使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馆里去吃饭。我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常常每天晚上在这家饭馆里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发生疫症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同事们和我在传染病发生以后，便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就有了一种规矩，只要有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饭了。中饭也是在别的客人到达以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通知他，因为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我将竭力避免同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有一两天没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却跑来敲我的门了。我一开门，他便说道：“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现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的。” 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自由了。不过却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尔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杜尔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以后，他答应去。薪金多少他并没有考虑过，因为他志不在此。但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十英镑，如果有利润，也分一点红利给他。第二天韦斯特先生便搭晚上的邮车到杜尔班去了，把他的债务委托给我代收。从那一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一个同快乐共患难的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身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家。他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经验的学校里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却得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纯洁、冷静、敬神、爱人的英国人。 在以后几章中，我们还将更多地谈到他和他的家庭。 虽然同事们和我都解除了照顾病人的责任，还有很多由黑热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处理。 市政厅对于这个地区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市政厅对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市政厅本来已经花了很多钱，这时为了消灭黑热病的传染，花钱就象泼水一样。我虽然责备了市政厅置印度人于不顾的罪过，却不能不赞扬它对于白种市民的照应，并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我记得如果我不给予合作，市政厅的工作会更加困难，那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装力量来行其下策。 然而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将来防疫工作也就简单得多了。我用尽一切力量动员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反对过我的主张。 印度人住的地区有人严密把守，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去。同事们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腾出来，在离开约翰内斯堡大约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帐篷住三个星期，然后放火把这地区烧毁。要带粮食和其他应用物品到帐篷里住，自然要费一些时候，在这当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人们都很惊慌，但是我经常在那里，对他们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穷苦的人常常把一点点节余埋藏地下，现在就得挖出来了。他们没有银行，他们也不晓得可以存储银行。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了：钱象水流一样地流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当中，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我倒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很熟。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存到他那里。别的银行当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铜币和银元，也有人担心银行职员会拒绝接受来自疫区的钱。然而这位经理却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决定所有的钱在存入银行以前必须消毒，就我所记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镑存进银行。我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里开固定户，他们都同意了。结果，有些人也习惯于把银存在银行里了。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一列专车搬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厅公费供给粮食。这个由帐篷构成的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兵营。不习惯于这种兵营生活的人对于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定居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开始快乐地生活起来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见他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露天住上三个星期显然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就我所记得的，居民迁出以后的第二天，那个地区便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厅一点也不想从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同样的理由，市政厅还把商场里所有的木料都烧光了，损失大约有一万英镑。采取这个断然的步骤，据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市政厅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进一步蔓延阻止住了，从而市内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 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 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很少，倒使我可以彻底消化我所读过的书。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就是这本《给那后来的》，后来我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定名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发现了它反映着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它所以能够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的原因。一个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把人们内心所蕴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诗人感人的力量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造就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那后来的》的教训有： 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 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 第一点是我所知道的。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给那后来的》为我清楚地说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包含在第一点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备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都告诉了韦斯特先生，《给那后来的》一书对我的影响也对他说了，我还建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个刊物工作。韦斯特先生赞成这个意见，我们于是决定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的生活费。 但是印刷厂里的十来个工人是不是都愿意搬到偏僻的农场去住，是不是都能够以只维持生活为满足，实在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提议凡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都可以照旧领工资，希望他们也能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分子。 我把这个计划给工人们谈了。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愚妄的，他说这会把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给糟蹋了，工人们也不会干，《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只好关门大吉。 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当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叫做恰干拉尔·甘地。我把这个计划告诉韦斯特先生的时候，也和他一起商量。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从小就决心跟着我练习作事，对我有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没有经过讨论便赞成了我的计划，从此一直同我一起工作。机械工人戈温达史华密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的人没有同意我们的计划，但都答应无论印刷厂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想我不过只用了两天的功夫便同这些人把事情安排就绪。于是我立刻登广告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火车站的一块土地。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韦斯特先生和我去看了一下，在一星期内便买下了二十英亩的一片土地。这里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还有几棵桔子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八十英亩的土地，有更多的果木树，还有一所破旧的农舍。我们把这一片土地也买下来了，一共花了一千英镑。 已故罗斯敦济先生始终支持我搞这种事业，他很喜欢这个计划。他把一个大仓库的旧波形铁片和别的建筑材料给我使用，于是我们就动手搞起来了。有几个曾经在波耳战争中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印度木匠和泥水匠，帮我盖了一所印刷厂。这座75英尺长50英尺宽的建筑物，不到一个月就建成了。韦斯特先生和别的几个人冒着个人极大的危险，同木匠和泥水匠们住在一起。这地方当时是没有人烟的，长了密密丛丛的杂草，隐伏着无数的蛇虫，住在那里显然是有危险的。最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我们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便把大部分的东西用牛车拉到那里去了。这地方离杜尔班有十四英里，离火车站有两英里半。 只有一期的《印度舆论》是在外面由水银印刷厂承印的。 现在我就致力于动员那些同我一起从印度到这里来碰运气而且正在从事各种生意的亲戚朋友都到凤凰村来。他们是想来发财致富的，所以要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有一些人也同意了。在这些人当中，我只提一提摩干拉尔·甘地的名字。其他的人都回去做生意了。摩干拉尔·甘地永远放弃了他的商业，同我一块儿做事，由于他的才干、自我牺牲和虔诚，他在我进行道德实验的最初一批同事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若论他那无师自通的手艺，他的位置在他们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这样，凤凰村便在1904年成立了，而《印度舆论》仍然在排除万难之中照常出版。 然而开始时所遇到的挫折、所进行的变革、所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一言难尽，需要另章叙述。 要从凤凰村发出第一期的《印度舆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没有采取两件预防措施，第一期若不是出不成，也会延期出版的。我是不大愿意用一台发动机来推动那架印刷机的。村子里的农业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我以为用人力印刷才能够保持这里的气氛。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几乎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装了一部用油的发动机。不过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议，应作那部发动机万一不好使用的准备。因此他便预备了一个手摇的轮子。象报纸那样大小的纸张在凤凰村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不合用的，因此就把它裁小了，以便必要的时候靠一部踏板机印刷。 开始的时候，每出版一期，我们全都要弄到深更半夜。不论老少，人人都得动手折纸。我们常常要弄到十点钟到半夜才能完工。然而第一夜是令人不能忘怀的。版都拼好了，可是发动机却不肯动弹。我们从杜尔班找来了一个工程师来安装这部机器。他和韦斯特先生都想尽了办法，但是机器还是不动。大家都着急了。最后韦斯特垂头丧气地来找我，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机器动不了，恐怕这张报纸不能按时出版了。” 我安慰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流泪是没有用的。让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尽一点人力吧。手摇轮子试过了吗？” “我们那里有人来摇呢？”他答道：“我们的人手不够。那个轮子要四个人才摇得动，还要轮班，可是我们的人都已经累了。” 当时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木匠还在那里。他们就睡在印刷厂的地板上。我指着他们说：“这些木匠用不上吗？我们大概得干一个通宵，我想这个办法还可以试试。” “我不敢叫醒这些木匠，而我们的人确实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去交涉交涉看。”我说道。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对付得了这件工作。”韦斯特答道。 我把木匠叫起来，请他们合作。他们并不需要勉强，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紧急的时候帮你的忙，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你们去休息吧，我们来摇这轮子。对我们来说，这是轻便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准备好了。 韦斯特非常高兴，当我们工作起来的时候，他便唱起小调了。我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轮流地干，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早上七点钟。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因此我建议韦斯特去叫工程师起来看看能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按时出版了。 韦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啊！看啊！他一摸，机器便共冬共冬地响起来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昨夜我们费了那么多力气都没有用，今天早上却又这么容易开动，好象没有出过岔子似的呢？”我不禁问道。 “很难说，”我不记得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说道：“机器有时候好象我们一样，也需要休息休息。” 我看，这一次发动机的失败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而它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却又工作起来了，倒象是我们认真劳动的成果。 刊物按时发出去了，大家都很快乐。 这种开创时候的毅力，保证了报纸按时出版，并且在凤凰村建立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气氛。后来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们故意放弃机器的使用而单靠人力工作。我认为那些日子正是凤凰村中最高的道德上升的时刻。 我虽然建立了凤凰村，但我只在那里住过几次，为时很短，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我原来的想法是要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到那里去住下来，用体力劳动来维持我的生活，以服务于凤凰村为我的快乐。然而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我凭经验懂得，人们所订的计划往往为上帝所推翻，但是如果寻求真理就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不管人们的计划受到了什么挫折，其结果不但不坏，而且往往比人们所预期的还好。凤凰村意料不到的转变和意外的事件当然没有害处，虽然也很难说它是否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好。 为了使大家都能靠体力劳动来生活，我们把印刷厂周围的土地按三英亩一段分开，我自己也分到了一段。在这些地段上，我们用波形铁片盖起房子，虽然我们本来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很想用小土砖和茅草盖一些土草房子，象普通农民的那样。然而不可能，因为那样更花钱，而且也更费事，大家都是渴望着尽早安顿下来。 编辑还是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新的移居计划，他还留在杜尔班的《印度舆论》分社经管这个刊物。我们虽然有雇用的排字工人，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让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学会排字；这是印刷作业中最轻便的一种，然而也是最麻烦的一种工序。因此凡是不懂得这种工作的，都学起来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学好。摩干拉尔·甘地的成绩最好。他以前虽然没有做过印刷工作，现在却成为一个排字专家，不但速度快，而且使我感到爱慕和惊奇的是，他很快便精通印刷工作的所有业务。我始终以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 我们还没有安顿好，房子也没有完全造好，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新居到约翰内斯堡去。我不能再把那里的工作置于一旁不加过问了。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以后，便把我所做的重大变革告诉波拉克先生。当他得悉他借给我的那一本书居然发生那样的效果，他实在有无穷的快慰。他问道：“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新体验吗？”我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加入那个村子。”他回答说：“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去。” 他的决心，我很佩服。他给他的上级一个通知，请求在一个月内解除他《评论报》的职务，到时候，他果然到了凤凰村。他善于交际，不久便很得人心而成为那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生性纯朴，因此对凤凰村的生活，不但不以为苦，而且习以为常，如鱼得水。然而我不能把他留得太久。李琪先生决定到英国去念完他的法学课程，而我一个人实在担负不了事务所的担子，于是我便劝告波拉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一个律师。我当时还以为我们两人最后可以退休而住到凤凰村去，然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波拉克有这么一种令人信赖的气质，他一旦信赖一个朋友，就会竭力赞同他而不同他争论。他从凤凰村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虽然喜爱那里的生活，也很快乐，并且希望发展那个村子，他还是打算离开那里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律师，如果我认为这样做更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我衷心地欢迎这封信，波拉克便离开凤凰村到约翰内斯堡来同我订定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苏格兰通神学者，本来是在我指导下打算参加当地的法律考试的，在我请他效法波拉克之后，也到我的事务所来当合同文书了，他的名字叫做马新泰先生。 可见，我虽然大肆渲染要尽快地实现凤凰村的理想，却似乎越来越陷入相反的急流里去，而且要不是上帝另有安排，我就会迷失在这个以简单生活为名的罗网里而不可自拔。 过几章以后，我就可以描述我和我的理想是怎样以一种人们所想象不到或预料不到的方法而得救的。 这时我已放弃在最近将来回印度的一切希望了。我原答应我的妻子于一年之内回国，一年过去了，回国的事还是遥遥无期，于是我便决定把她和孩子们都接来。 他们在开往南非的一只船上，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和船长玩耍的时候，把胳膊给摔断了，船长关切地照料他，叫船上的医生给他治疗。船靠岸的时候，兰达斯挂着一只手下船了。医生嘱咐我们说，一到家里就得找个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然而这时候正是我对于土疗法极其信仰的时期。我甚至于还劝过那些对我这一套也有信仰的当事人去试一试土疗和水疗法。 那么我该怎样对待兰达斯呢？他才刚满八岁。我问他是不是愿意让我给他治病。他微笑地说他很愿意。他那样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判断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他能清楚辨别土医和正当的治疗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懂得我的家庭疗法的习惯，具有把自己委托给我的足够的信仰。我带着恐惧和战抖的心情解下他的绷带，洗涤伤口，敷上干净的细土，又把它包起来。就这样天天换洗大概搞了一个月，伤口终于好了。我并没有用绷带包住他的手臂，而伤口复原的时间并不比船上的医生所说的在正常治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一次和其他的几次试验增加了我对这种家庭疗法的信仰，而且现在对于这种办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疗的范围扩大了，试验用土疗、水疗和绝食的办法来治疗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和其他的病症，而且大部分是有效的。不过今天我已没有象在南非时那样的信心，而且经验也说明这种试验显然是冒险的。 所以我在这里谈论这些试验，意思并不是要说明它们的成功。我对于任何试验，都不敢说完全成功。甚至做医务工作的人也不敢对他们的试验作这种定论。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凡是愿意进行这种新奇实验的人，必须先从自己开始。这会导致更快的发现真理，而上帝总是保护进行认真实验的人。 开辟同欧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和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一样严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险的性质不一样。不过在培植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危险。 我请波拉克来和我同住，我们开始象亲兄弟一样的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个女朋友，订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不结婚。我有一种印象，波拉克想积蓄一些钱再结婚。他理解鲁斯金的学说比我更透彻，但是他的西方环境妨碍他把鲁斯金的学说立即付诸实行。不过我劝他说：“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就象你的情形那样，仅仅因为经济上的考虑就把婚姻延搁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贫穷是一种障碍，那么贫苦的人就永远不能结婚了。而且现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不发生家庭开支的问题。我看你还是尽快结婚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从来不和波拉克在一个问题上讨论两次。他很欣赏我有说服力，马上就这件事同他的女朋友通讯，她那时候还在英国。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到几个月便到约翰内斯堡来了。婚礼本身没有花什么钱，甚至连一套新衣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们用不着举行什么宗教仪式。波拉克夫人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波拉克却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共同的宗教就是伦理的宗教。 我来顺便提一下有关这次婚姻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兰士瓦的欧洲人结婚注册官不肯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办理登记手续。在这次的婚姻中，我做了他们的傧相。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因为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所以我们三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去办手续。但是登记官怎么会相信由我充当傧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白种人呢？他建议延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星期天，跟着便是新年元旦，是一个公共假日。凭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拖延一个庄严安排好的结婚日期，实在叫人不能容忍。我认识县长，登记处是归他管辖的，所以我便带着这一对男女去找他。他听说有这回事就笑起来了，给我开了一个交给登记官的条子，结婚手续就这样按时办妥了。 直到现在，凡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欧洲人，都是我们先前多少有些了解的。可是现在有一个完全陌生的英国妇女进入这个家庭来了。我不记得我们和这对新婚夫妇有过什么不同意见的争执，就算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不过是一些正常的极为融洽的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罢了。而且应该记住，我的家庭应当被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家庭，各种各样脾气的人都可以随便加入。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种和同种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想在这一章里，最好把韦斯特的婚事也一并庆祝了吧。我在这个时候，关于“节欲”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我总希望所有单身汉的朋友都能够结婚。有一次韦斯特要到卢特去探望他的父母，我就劝他可能的话在那里结了婚回来。凤凰村是一个共同的家庭，我们全都被认为已经变成农民了，我们不怕结婚及其通常的后果。韦斯特果然带着韦斯特夫人回来了。她是来自莱斯特的一个美丽的姑娘，出身于莱斯特一家工厂的鞋工家庭。韦斯特夫人本人也在这个工厂里有过一些工作经验。我说她美丽，是因为她内心的美立即吸引了我。真正的美总是包含在心灵的纯洁之中的。同韦斯特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丈母娘，这位年老的夫人现在还健在。她很勤劳，为人又轻快达观，真是使我们望尘莫及。 我一方面劝这些欧洲朋友结婚，同时还鼓励印度朋友们把他们的家眷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半打家属来到这里定居下来了，而且开始繁殖起来。 上面已经谈到，家庭开支虽然很大，我们在杜尔班时即已开始有了俭朴的倾向。但是根据鲁斯金的教训，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家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检查。 凡是一个律师的家庭所能够达到的检朴，我都实行了。没有一定数量的家具是不行的。内心的改变比外在的改变要大一些。个人从事一切体力劳动的兴趣增加了。因此我也开始根据这种纪律来教育我的孩子。 为了不买现成的面包，我们开始按照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包。普通的细面粉做起来并不好，我们以为用手磨的面粉一定要更加简单、营养而又经济。所以我便花了七英镑买了一个手磨，这个手磨的铁轮子一个人推起来可很吃力，两个人就很轻便了。波拉克和我，还有孩子们就常常磨面粉。我的妻子有时候也帮一手，虽然磨面的时候，往往就是她在厨房里忙于做饭的时刻。波拉克夫人来了以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磨面是孩子们一种很有益的运动。我们从来不强加给他们做这种或其他工作，他们来帮一帮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一旦累了，随时可以跑开。然而这些孩子们，其中有几个我以后还要有所介绍，从来没有耽误过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落后的人，但是大部分都干得很起劲。我记得当时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借口疲劳而逃避工作的。 我们雇了一个佣人照顾房子。他象家人一样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孩子们也常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厅的清道夫负责倾倒粪便，但是厕所是由我们自己打扫的，从来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扫。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结果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对一般清洁卫生自然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总是由孩子们自愿担任看护。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漠不关心，不过我丝毫也不犹豫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实上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而我多少也得承认有缺点。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下来。由于我没有为他们安排家庭教师，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往来于事务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样子。这给他们和我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牵挂，我便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时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他们和我同感遗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对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表示；其他几个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而对我慷慨地加以宽恕。我倒不是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自己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父亲。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诚地、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我非常清楚为了形成他们的品格，我并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相信适当地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每当我的儿子发现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确信，他们所反映的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双方的缺点。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气质。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开始生活的原始本钱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我也看见过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是由于他们所继承的是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为应当不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出于这些想法，我便决定日常都用古遮拉特话同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在糟蹋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认定，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象英文这样一种普遍通用的语文，他们将来在生活的竞争中就会比别人占到很多便宜。他这种见解并没有说服我。现在我已不记得是我的正确态度说服了他呢，还是因为我太顽固而使他作罢。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却随着经验而加深了。我的几个儿子虽然因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亏，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本族语言的知识对于自己和国家却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象外国人那样感觉陌生了。他们很自然地会了两国语文，用英文讲话和写作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同广大的英国朋友有所往来，而且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里。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 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巴丹人①。 ①巴丹人（pathan）是印巴分治以前毗邻阿富汗的部落民族，事实上是阿富汗的一个民族——译注。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他们是职业军人。威礼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耳一个知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因此得到军事训练和经验。 我们所照料的受伤者并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的。有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这位将军判决他们鞭笞，所以他们便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便溃烂起来。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弄错了，开枪打伤了他们。 除了这一项工作以外，我还要给白种人士兵配药，并分发给他们。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师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一项工作使我同许多欧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附属于一支快速队伍。这支队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便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而行。有两三次我们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使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误伤的朱鲁人，我们要用担架抬着行军，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当看护。 这次朱鲁人的“叛乱”充满了新的经验，给了我很多进行思考的食粮。波耳战争不象这次“叛乱”这样生动地使我感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同很多英国人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每天早上听见士兵们的来福枪声象鞭炮般在无辜的村庄中乱打，要置身其间，确是一种考验。然而这一口苦酒我是咽下了，特别因为我这个救护队的工作只是给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朱鲁人便没有人照顾，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几个简单的所谓“未开化的”朱鲁人的村落散处在遥远的山岭和夹谷之间；通过这种森严寂静的境地，不管身边是否带着受伤的人，常常使我陷于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节欲”及其蕴含的意义，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来。我跟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觉得我将来从事这种服务的机会一定更多，如果我还是纵情家室之乐和养儿育女，我对工作便不能胜任愉快。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就以当前的情况来说，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不遵循“节欲”的生活，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便不能没有冲突。如果过着“节欲”的生活，那么两者就能完全获得一致了。 这么一想，我便有些急于想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决心给我一定的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使我看见前途有无限的服务的远景。 正当我这样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工作时，有消息说镇压“叛乱”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们不久就可以解散了。过了一两天，我们果然解散了，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全都回到了家里。 不久我接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为救护队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一回到凤凰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摩干拉尔、韦斯特和其他几位讨论“节欲”问题。他们赞成我的意见，并且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提出了困难。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实行了，据我所知，有的已经成功了。 我自己也纵身跳到里边去——立下终身实行“节欲”的誓言。我必须承认我当时还不晓得这件事的关系那么重大。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个誓言的重要性是逐渐明确起来的。我认为，不实行“节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和禽兽一样。野兽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认为宗教经籍中对于“节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觉得那些赞美是绝对正当而且是根据经验的。 我知道“节欲”虽然充满着奇异的力量，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于肉体方面的事。“节欲”始于肉体的自制，但不止于此。到了完善的境地，它甚至不许有不纯的思想。一个真正的“节欲者”，甚至口腹之欲也不敢放纵。一个人在达到这种境地以前，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对我来说，就是实行肉体上的“节欲”也是充满着困难的。今天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我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的完全的自主，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或不够努力，但是那些不正当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向我作突然的袭击，却仍然是我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锁闭不正当思想的钥匙的，但这一把钥匙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找。圣者和贤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并未给我们留下普遍适用的单方。因为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上帝的恩惠，所以追求上帝的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如《罗摩衍那》等，都以吉祥和纯洁著称。我们如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本宗教典籍都有的教训，我在追求完美的“节欲”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感觉到这个教训的真实。 不过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几章还要谈到。我想说明我怎样完成这个目的来结束这一章。最初由于一时的热情，我觉得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头一个办法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和她分室。 可见我从1900年就随意实行的“节欲”，直到1906年六七月间才以誓言巩固下来。 这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所发生的事情，都好象在使我这种自洁的功夫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初步工作。我现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为“节欲”的誓约而达到极顶的重要事件，都在暗地里替这个运动作着准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对这些解释，而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字来表示这个斗争。 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 这个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我在南非生活的历史，特别是我在那里体验真理的历史。我在耶罗佛达狱中写了这部历史的一大部分，出狱以后才全部写完。它最先发表于《新生活》，后来才印成单行本。华尔济·戈温吉·德赛先生曾为《思潮》译成英文，不过我现在正在安排尽早出版一部英译本，以便人们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实验。对于那些还没有读过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的人，我愿意介绍他们读一读。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本书的内容大意，但是以下几章我要谈一谈该书所没有谈到的我在南非的几件个人遭遇。这以后，我将立即给读者提供一些我在印度体验真理的情况。因此想要按照严格的编年史体裁来看待这些体验的读者，现在就可以好好地抓住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历史了。 我急于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实行“节欲”，我也同样热望于把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并以培养纯洁的气质来使自己适应这种做法。因此就饮食问题来说，我又作了更多的改变以便对自己加以更大的节制。从前的一些改变，动机大多数是出于议究卫生，可是这一回新的实验却是着眼于宗教观点。 现在绝食和节制饮食在我的生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形影相随的。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为了控制情欲和食欲，我遇到过不少困难，就是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把它们克服了。我自以为是一个能吃能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朋友们认为我应该克制的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如果我的克制能力达不到现有的程度，我就降低到让野兽还不如的地步，自己也就老早完蛋了。然而，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才能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们，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这些年来我才能够振作起来工作。 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且意外地和气味相投的人交上了朋友，我开始纯粹以水果充饥，或者是在”叶卡达希”日绝食，“建摩斯达密”①和其他类似的节日也绝食。 ①建摩斯达密（Janmashtami），这是印度教神话中黑天的生日，在七、八月间的下半月，虔诚的印度教徒到了这一天便绝食纪念——译注。 开始的时候，我吃的是水果，但是从节制的观点来说，水果和谷物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我发现如果以同样的嗜好对待这两种食物，只要习惯了，可能还吃得更凶。因此对于绝食以及在节日一天只吃一顿的做法，我就更加看重了。而且只要遇上忏悔之类的场合，我总是乐于利用它来进行绝食。 然而我还明白，由于现在身体更加枯竭了，食物有了更好的滋味，而胃口也更大了。我知道绝食可以作为放纵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同它可以作为节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一样。以后我自己和别人的许多经验都可以为这个奇异的事实提供证明。我要改善和锻炼身体，但是因为我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节制和征服我的口欲，我先是挑选一种食物，然后再挑选别的，同时则限制食量。但是我的胃口还是象从前一样旺盛。当我不吃某一种东西而改吃另一种东西的时候，这后一种东西往往比前者更加鲜美和好吃。 我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同伴，其中主要的是赫曼·卡伦巴赤。关于这位朋友，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中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不想重复。无论是在绝食或改变饮食的时候，卡伦巴赤先生总是同我一起进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高潮时，我同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我们商量变换食物，从新的食物中比从旧的食物中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当时谈论这些事情是兴味盎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不恰当。然而经验教导了我，讲究口味是错误的。吃东西并不是为了满足口味，而是为了保持体力。当每一种感觉器官都在为身体效力而且通过身体支持着灵魂的时候，食物的特殊滋味没有了，这时食物才是以大自然期望于它的方法开始发挥其作用。 为了达到这种同大自然相和谐的境地，实验多少次都不嫌多，任何牺牲也不嫌大。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潮流却在强烈地朝相反的方向奔流。为了粉饰行将消灭的肉体，为了力图把其生存的时间延长片刻，我们并不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为耻，其结果是我们毁灭了自己，肉体和灵魂同归于尽。为了治疗一种旧病，我们引起了成百种新的疾病；为了享受声色之娱，我们终于连享受快乐的能力都丧失殆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眼前掠过的事实，但是再没有比那些视而不见的人更盲目了。 这样把目的和意图交代清楚以后，现在我要较为详细地谈一谈饮食方法的体验了。 我的妻子生平有三次因为重病而濒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药品治好的。她害头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她患痔疮。有一次医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为衰弱，所以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醉。手术经过良好，但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还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来看护她。这是发生在杜尔班的事情。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嘱我不必为病人担忧。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体过弱，甚至不能坐起来，而且一度不省人事。医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我我，请我允许他给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况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可以。“可是，”医生说道：“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还是请你自己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需要规定病人的饮食，我就不能对你的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我当天搭上火车回杜尔班，见到了那位医生，他安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给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这可是一种欺诈了。”我说道。 “给病人开药方和规定饮食，谈不上什么欺诈不欺诈。事实上我们做医生的，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亲戚，也当作是一种美德。”医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也是我们个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尽，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致命。当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没有话说。” “你的哲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疗之下，我便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请你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亲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摩奴法典》①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虚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的观点和宗教经训并无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她对于经籍从未问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亲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管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史华密吉，无论你怎么说，我总是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讨论。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 ①《摩奴法典》（Manusmriti）是印度教法律的基石，一般认为在纪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才编写出来，事实上是一部法律汇编而不是系统之作。其中有很多法理观念至今仍为印度教徒所信守不渝——译注。 我第一次尝到坐监牢的滋味是1908年的事情。我晓得犯人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正是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希望实行自制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后一顿饮食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前吃完。无论是印度犯人还是非洲犯人都没有茶或咖啡喝。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点盐，但是任何足以满足口味的东西都不准吃喝。有一次我要求监狱里的医官给我们一点咖哩粉，并且让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加一点盐，他却说：“你们到这里不是来讲究吃的。从健康的观点来说，咖哩粉并不是必要的，至于煮熟以前还是以后加盐，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这些规定都修改了，虽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这两条办法却是大有助于自制的。外力所强加的禁规本来是很少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肯定是会产生有益效果的。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立刻就给我自己规定了这两条。当时只要可能，我就不喝茶，而最后一顿饭总是在日落以前吃的。 这两条我现在实行起来已经毫不困难了。 然而后来还有一次机会迫使我连盐也不吃了，而且这条禁规我一直执行了十年。我读过一些论素食的书，据说食盐并不是人类饮食的必需品，而且没有盐味的食物，倒是更有益于健康。我因此推论，一个实行“节欲”的人，以不吃盐为宜。书上说，我自己也认识到，身体虚弱的人应当戒吃豆类，而我却很喜欢吃豆类。 嘉斯杜白动过手术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稍好一些，但不久又流起血来了，而且这种病似乎很顽强。水疗法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她对我的治疗方法没有多大信心，虽然她并不加以拒绝。她当然不找外人帮助。因此在我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以后，我便恳求她戒绝盐和豆类。不管我怎样劝告，不管我引用了多么有权威的话来支持我的说法，她却是不同意。最后她向我挑战地说，如果有人劝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我一方面感觉痛心，同时却又高兴——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一个向她表示爱护的机会。我对她说道：“你弄错了。如果我有病，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其他的东西，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瞧吧，哪怕没有医生的劝告，我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不论你是否这样做。” 她极为震惊，很过意不去地喊道：“请你饶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应当这样刺激你。我答应戒食这些东西，但是看在老天爷分上，千万收回你许下的愿吧。这太使我难过了。” “你肯戒食这些东西是再好不过了。你不吃这些东西，我一点也不怀疑对你会有好处。至于我，我不能把认真许下的愿收回来。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所有的节制，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总是对人有益。所以你不必管我。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也是帮助你实行这个决心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她于是不再干预我了。“你太倔强了。谁的话你都不听。” 说完，她竟丝丝地流下泪来。 我把这件事当作非暴力抵抗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一生最甜美的回忆之一。 这以后嘉斯杜白的健康就很快地恢复了。这究竟是因为戒除食盐和豆类的结果，还是由于她的食物有了其他的改变，究竟是因为我严守其他生活规则的结果，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的精神上的喜悦，果真如此，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她当真很快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而我这“庸医”的名声也因此而增加了。 至于我呢，我因为这些新的限制而获益不浅。过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加怀念。这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的感情比以前更加驯服了。这一个试验使我更趋向于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许久以后，我还在戒除这些东西。只有1914年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又一次吃了这两样东西。不过我以后还要谈到，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怎样吃上这两样东西的。 我还劝我的许多同事戒除食盐和豆类，这种试验在南非的效果很好。就医学上说，对于这种吃法的价值也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就道德上说，所有的自制都对心灵有益，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他们的食品当然是不同的，正如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样。奉行“节欲”的人往往因为采取适于享乐生活的行径而宣告败北。 我在前一章说过，嘉斯杜白的病怎样促成了我的饮食的变化。后来为了实行“节欲”，饮食上的变换就更多了。 头一个改变是不喝牛奶①，我最初是从赖昌德巴伊那里知道，牛奶是刺激性欲的一种饮料。有关素食论的书籍也支持了这种意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许愿节欲，我一直拿不下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肉体所必需的，但是禁绝不喝却不容易。为了自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正在增长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加尔各答寄来的几本书，谈到母牛受饲养人折磨的情形。这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影响。我同克伦巴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①印度教徒禁宰牛，但嗜喝牛奶，自古以来就很普遍——译注。 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虽然已经向读者介绍过克伦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我也谈起他，我以为这里还有必要再提一提这个人。我们的认识是很凑巧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为发现他有脱世的气概，便把他介绍给我。 我一认识了他，便对他的喜爱奢侈和夸耀感到惊异。但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问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问题。我们偶尔谈到乔答摩佛陀的出家。我们一见如故，不久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我们的思想一模一样，而且他相信，凡是我所进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每个月个人的开销达1，200卢比，房租还不计算在内。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克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是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个建议，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热烈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决心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托尔斯泰农场①的事情。 ①甘地很崇拜托尔斯泰，思想上颇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为了体验托尔斯泰所理想的农民生活，在南非另外办过一个农场，并命名马托尔斯泰农场——译注。 然而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这以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的心意是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还是一种极为方便的事情。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对那些奉行“节欲”的人发出一个警告。我虽然在饮食和节欲之间找到了密切的关系，心灵肯定是主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灵有意识地不洁净，绝食也不能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什么用处。迷恋女色的人，除非加紧自我检查，向上帝投降，最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灵是无法洁净的。然而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而色欲的心灵往往耽于美味和华饰。为了摆脱这种倾向，节制饮食和绝食显然是必要的。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肉体总是需要清洁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绝食。 凡是以轻微的节制饮食和绝食的办法进行自制的人，其错误一如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的人一样。就我的经验来说，对于那些一心想要自制的人来说，节食和绝食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开始实验以水果为主食的时候，我开始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也参加一起绝食。过去我也常常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的关系。自制需要绝食，这一点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出生于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坚守一切誓约的人，我在印度的时候，就奉行“叶迦德希”和其他的绝食，不过我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模仿我的母亲并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绝食有什么用处。但是因为看见我所说的那位朋友绝食而得到好处，我便学他的样子开始实行“叶迦德希”绝食，希望借此支持节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绝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这种绝食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所以现在我便完全绝食，只是喝水而已。 我开始这种实验的时候，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①正巧和伊斯兰日历的兰赞月同时。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湿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赛义德的誓约，不但到赛义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湿奴的神庙里去。我们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罗梵月，常常是整个月实行“普拉度萨”①，我决定照样实行。 ①司罗梵（Shravan），大约在公历七、八月间——译注。 这些重大的实验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这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还有几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们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其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我始终帮助和鼓励他们遵守他们所有的宗教习俗。我常常检查他们是不是天天做礼拜。其中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教规是我的职责所在。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我总是劝导穆斯林青年奉行兰赞绝食。我自己当然是实行“普拉度萨”①，不过现在我却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说明，同别人一起进行任何自制的行为，总是一件好事情。农场里有很多人欢迎我的建议。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阳落了才吃早饭，别的人并不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一点好吃的东西以招待他们。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阳上升以前吃上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别的人在绝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喝水的。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相信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①普拉度萨（pradosha），日间绝食，入夜才进食。 我们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认，我应该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谢。那些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一定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让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为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素食，以符合农场里纯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这一章中间把话题扯开，因为我不能够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插到别的地方，而且我已经间接描述过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往往喜欢把我以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们共享。绝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幸亏有“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的习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们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兴趣。 自制的气氛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农场里散开了。农场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参加我们部分的或全部的绝食，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好的。这种自制触及他们的内心究竟有多深，帮助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说不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然而我明白，对大家来说，要得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绝食和遵循类似的规矩。 绝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为目的的时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这就是说，除非伴之以不断的要求自制，绝食是没有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 绝食者其情外露， 情之所求者消逝， 眷恋之情尚存； 一俟会见上苍， 眷恋之情并无。 所以绝食和类似的纪律，只不过是达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绝食而不随之以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虚幻而不幸的。 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为农场里没有佣人，所有的事情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子树需要照顾，而且还有足够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伦巴赤先生是喜爱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获得了一些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的人，不论老少，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这个工作，孩子们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前一章已经谈到我们怎样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力训练和职业教育。虽然进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可以说多少是成功的。 然而，文化训练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我既没有所需要的资料，也没有文字上的修养；而且我也没有我希望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我通常所进行的体力劳动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我又得去上课。如果不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强不睡觉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用嘴讲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读书是他们的一个任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课程能够引人入胜的时候，他们就把听我的讲解当作一种乐趣。而从他们由于听我的谈吐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上，我可以衡量他们的理解能力。 孩子们的精神训练，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要困难得多。在精神训练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书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的经典，也应当有一般的知识，因此我尽力把这种知识提供给他们。然而这在我看来，不过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远在我负责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便晓得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我以为这是训练青年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训练如果没有精神陶冶，就没有用处，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①。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1912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①印度教徒分属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统称为再生族，一生分为四个修行期，即“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译注。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起来。我气极了。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体格结实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违抗过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对自己的一个儿子使用过体罚。因此时至今日，我还不敢断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当。也许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出于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难过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激发了我的思想，并且教会了我纠正学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在当时是否有效。那个青年不久便忘记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有过多大的进步。然而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常常发生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体罚。因此我从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们所经受的精神训练的体验里，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就在托尔斯泰农场的时候，克伦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个从前我没有理会过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农场里有些不规矩的坏孩子，其中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三个儿子天天同他们接触，别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样，天天同他们在一起。这使克伦巴赤先生大为不安。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为我的·儿·子不应当同这些不守规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说出来了：“你让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要学坏的。” 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使我为难，但是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什么： “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分开呢？我对于他们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儿童是我请来的。如果我发一点儿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立刻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说老实话，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大概以为他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 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 这一次和其他类似的试验使我晓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来进行教育并将他们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会有所损失的，只要这种实验是在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的细心监察之下进行的。 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起来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们免受诱惑或污染。诚热，若把受过各种教养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进行教育，就会使父母和教员受到一种极为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觉才行。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 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 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提供了军事的和其他的训练，贝克上校奉派负责这项工作。 伦敦在这些日子里的情况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没有惊慌的样子，但是大家都忙着尽力帮助做一点事情。健壮的成年人开始接受战斗员的训练，可是老弱的人和妇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工作有的是。例如她们可以为伤兵裁制衣服和裹伤布等。 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了最大力量给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她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给我设法去缝制，然后再还给她。我欢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护训练期间由于朋友们的协助，尽量设法缝制了很多衣服。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还有，因为“非暴力”包含着一切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杀生。只要他依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杀生。一旦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凡是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的，凡是没有力量抗拒战争的，凡是不配抗拒战争的，就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则竭力设法把他自己、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 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并且在它的武装力量的庇护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参加了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并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条道路：我可以宣布公开抗拒战争，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则，对帝国实行抵制，直到它改变其军事政策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从那些可以不服从的法律的办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取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和锻炼。我正缺少这种能力和锻炼，所以我想除了为战争服役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非暴力”的观点来看，我分不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参加匪帮的人，不管他是为他们搬东西，还是在他们行劫的时候为他们放哨，还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为他们看护，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们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战争中只为伤兵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 我已说过我在英国害了一场肋膜炎。不久戈克利便回到伦敦来了。克伦巴赤和我常常去看他。我们谈的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问题，由于克伦巴赤对德国的地理非常熟悉，在欧洲到过很多地方，他常常在地图上为他指出同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害肋膜炎的时候，这种病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题目。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饮食实验也在进行。我的饮食包括花生、煮过的和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等。我完全戒绝了牛奶、谷物、豆类等食物。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为我治疗。他老是要我喝奶吃饭，我却坚决不干。事情传到戈克利那里。他不大理会以水果为生的理由，要我遵照医生为我的健康所指定的食物饮食。 不听戈克利的劝告，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不容许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要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回到家里，我们便商量我究竟怎么办才好。他一直同我进行这种实验。他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的健康需要的话，他是赞成我停止实验的。所以我得按照我内心的声音自己作决定。 我一夜未眠，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停止实验就无异于抛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一切理想，可是我并不以为这些理想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对戈克利的爱的压力，我应该接受多少和为了所谓健康，我的实验可以有哪些修改。最后我决定还是坚持这种实验，因为进行这种实验的动机主要是宗教的；我决定凡是动机不纯的地方，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我戒绝牛奶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我眼前有着一幅关于加尔各答的养牛人怎样从耕牛身上挤掉最后一滴奶的悲惨景象。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肉类既不是人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当作为人的食粮。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带着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心起床。这使我大为轻松了。我有点怕见戈克利，不过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 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到国立自由俱乐部去见戈克利。他辟头第一句话便问我：“好，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回答说：“所有的意见我都愿意接受，只有一点我请求你不要勉强我。我决不喝牛奶，牛奶做的东西或肉我也不吃。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去，我觉得我宁可死去。” “这算是你最后的决定吗？”戈克利问道。 “我恐怕不能作别的决定了，”我说道：“我知道我的决定会使你难过，可是我请求你的宽恕。” 戈克利带着相当难过但是厚爱的心情说道：“我不赞成你的决定。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来。不过我也不再勉强你了。”他说完这话便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说道：“请你别再让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可以。” 这位医师表示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他劝我喝“豆汤”，加一点阿魏树脂，这个意见我接受了。我喝了一两天，可是痛楚有增无已。由于我觉得不对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外敷药还是继续使用的，这多少减轻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规戒律确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多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受不了伦敦的十月重雾。 肋膜炎的长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过我知道要治好这病，靠内服药物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并辅之以外敷药物。 我去拜访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医师，我在1890年见过他，他用调剂饮食的方法为人治病。他为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如何发誓不喝牛奶。他为我打气地说道：“你用不着喝牛奶。其实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带脂肪的东西。”他于是劝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话，只须捣碎了吃。 我这样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对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况使我不能对自己的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态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医师还劝我把房里的窗子尽夜都打开，用温水洗澡，用油在伤痛处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些意见我都很喜欢。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扇形窗不好开，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鲜空气进来，并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况，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病。 谢西丽亚·罗伯滋夫人有时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坚决不接受，她便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麦芽奶粉，不自觉地向她保证，说是同牛奶毫无关系，是一种化学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营养价值。我知道谢西丽亚夫人对我的宗教顾虑极为尊重，所以我绝对相信她。我用水冲一下奶粉试喝一口，发觉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把这个发现通知谢西丽亚夫人，请她不必介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没有看那说明。我请她不要担心，并为我不能接受她费尽心机弄来的东西向她表示歉意。我还向她保证，由于误会而喝了牛奶，我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觉得是违反誓言。 我同谢西丽亚夫人的往来还有许多好的回忆，但是不得不从略了。我还记得我在受考验和失望之中，有许多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验和失望之中，从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会化悲愁为欢乐。 艾林生医师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尺度，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爱吃的话，还可以煮饭菜，这些改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远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细心的照料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 梅林达医师有时也来为我诊视，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劝告的话。 情况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罗伯滋先生来看我，他极力劝我回国。“看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们往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张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来。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战争还在打着，那你还有很多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即使现在这样，我认为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开始作回印度的准备。 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 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在我叙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经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验追述一下。 有几个当律师的朋友要我把当律师的往事谈一谈。这类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写下来，就得占一本书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叙述范围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带有真理之实践的性质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许不是不妥当的。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已经说过我在职务上从来没有做过不老实的事情，而我的律师业务大部分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为这些事所收的费用从不超过实际开支，甚至实际开支有时还是我自己贴出来，关于我的律师业务，我想说到这个地步算是说到头了吧。然而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我轻描淡写地谈几件我不愿意放过的事情，干律师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当我作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这个行业是撒谎的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并不想以撒谎致富盗名。 我的原则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常唆使他们的证人；只要我鼓励一下我的当事人或他的证人撒谎，我们就会打赢官司。但是我总是拒绝这种诱惑。我只记得有一次已经打赢了一场官司，我疑心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老是希望我胜诉的案子总是正当的。我从来没有在确定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还是败，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费用。 每一个新的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指望我去钻证人的空子。我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声誉大增，没有一件欺诈的案子前来找我。事实是有一些当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去办。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结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 “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 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 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 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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