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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 “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是朴素、艺术和爱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个一个地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向教员们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力更生的实物教育。有一两个教员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也有极力赞成我的意见的。也许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学生都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个试验包含着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为了使这次试验成功，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他组织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老师如鱼得水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那就未免太奢望了。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尔逊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常见他笑容满面地在厨房内外忙碌着。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有一批学生在这批洗涤餐具的学生面前弹着“希达”①，以使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样显得忙碌起来。 ①希达（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译注。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 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 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①，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 “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②，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③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①饰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脑后所蓄留的一绺头发，有吉祥和却邪去病之意——译注。
①首陀罗（shudras）是印度教社会的第四种姓，多从事卑贱的工作，故亦称为奴隶阶级。他们无权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环，因为他们是不受神眷爱的——译注。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 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个古递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递拉特语言对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恢复乡村手工纺织业，这似乎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古递拉特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的资助比别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是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言，我应当首先利用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具备了其他的条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 至于住处的问题，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学院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名称，只是觉得没有强调说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因为俭朴虽为我们所需，我们却不能自命为俭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试验过的办法，我想拿到印度运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试一试这个办法究竟能运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同时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 为了使学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订一个校训。因此有人提出一个草案，朋友们都被邀请发表他们的意见。当时所收到的许多条意见当中，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意见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青年一代特别缺乏谦恭。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我却担心一旦把谦恭订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训，谦恭就不再成为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别的办法以求其实现。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学院成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 “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日为止。 我们暂时得抛开从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的学院，简单地转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的规定，到纳塔耳去的契约移民的三英镑税是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纳税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喊这个名字。 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法吉尔”①。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①法吉尔（fakir），化缘修行的人——译注。
三巴朗是贾纳卡王①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却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三巴朗的佃农照法律规定，每耕种二十卡塔②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一英亩），因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塔种植靛青。 ①贾纳卡王（King Janaka）是印度教传说中兼有哲人之德的一个国王。三巴朗位于喜马拉雅山脚——译注。
①即前任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译注。
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他当时正在学习法律。当我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遇到他的时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又重叙旧交，并请我无论何时去巴特拿的时候，务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这个邀请，便写了一个条子给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车来看我，坚请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谢，请他指导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象我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火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埔，再搭当晚的火车到那个地方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埔。我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见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便成为我事实上的东道主。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象我这样一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把比哈尔的绝望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都告诉了我，并且给我指出我的任务大致将遭遇到的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还对他们谈过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一小群律师来看我。我还记得其中有兰纳弗密·普拉沙德，他的热情特别打动了我。 “如果你住在这里（指马尔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说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工作。你得过来同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里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住到他家里去的。我承认我们都有点害怕政府，不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告诉你的事情大都是真实的。可惜我们的领导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我已经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两个人打了电报。我希望他们不久就会回来，他们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请你就到伽耶巴布那里去吧。” 这是我难于拒绝的一个要求，虽然我倒有点担心这会使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宽慰了我，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从达尔班格、拉金德拉巴布从普里回来了。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已经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了。他这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谦逊，单纯，善良和非凡的信仰，这些都是比哈尔人的特征，这使我心里十分高兴。比哈尔的律师都很尊敬他，这使我感到可喜的惊讶。 不久我便感到我已和这一帮朋友结成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把这件事情的本末都告诉了我。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常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时候，正遇上两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这种案子，便以替穷人做了一点好事而自慰。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单纯的农民收费。当律师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们不收费，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也就不能够对穷人进行有效的帮助。但是这里的律师所收的费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尔的律师的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花了10，000卢比请某某人出个主意，”有人对我说，随便什么案子，收费很少是在四个数字以下的。 朋友们听取了我的和蔼的谴责，而对我并无误解。 “研究了这些案子以后，”我说道：“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把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没有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如此受欺压和如此畏惧，法庭对他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把比哈尔的“三分制”推翻，否则我们是不能安定的。我本来以为两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现在我才明白这里的工作做起来恐怕两年也做不完。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花它两年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有了着落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的赞助。” 我发现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头脑特别冷静。他泰然地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谈到深夜。 “你们的法律知识，我是不大用得着的。”我对他们说道：“我需要文书工作和翻译工作的帮助。也许我们还要尝尝铁窗风味，不过，我虽然很喜欢叫你们去冒这种风险，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说别的，即使是把你们都变成文书、无限期地放弃你们的职业，已经不算是一件小事了。本地的印地方言，我觉得难懂，而且凯达语或乌尔都文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们帮我翻译。做这种工作，我们付不起钱。 做这种工作完全要出于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现在轮流盘问我和他的同伴。他要弄清楚我这一席话的含义——他们服务期限的长短，人数多少，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然后他又问在座的律师们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们有这么一批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工作。还有一些人，你要他们同你一起工作多久都可以。至于要我们准备坐牢，那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愿意努力采纳你这个意见。” 我的目的是要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得会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在进行调查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种植园主方面的情形，并且见一见本地区的专员。我向这两个方面要求会见，他们也都同我约定了时间。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老实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局外人，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我要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用书面提出来。我客气地告诉他，我并不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要我调查他们的情况，我当然是有权利调查的。 我又去拜会地方专员，他却威吓我，劝我立即离开狄哈特。 我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向他们说明，政府很可能阻挠我的进一步活动，我也许会在早于我所预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诉他们，要是被捕的话，最好是能在莫提哈里、可能的话就在贝提亚被捕。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是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也是急于这样做。 于是我当日就和我的同事们动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家里，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客栈。这个地方简直容纳不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受到了虐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郎尼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到时候我们骑着一只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有走到半路，便有一个警察局派来的差役赶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向我们问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他后来给我一个要我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写张收条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条上写道，在我完成我的调查以前，我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传讯我受审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开。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头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我才能来应付这么许多人。我的同伴们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到哪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 那些当官的——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上说，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这才明白，我对于他们个人并无干犯之意，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们因此便觉得放心了，不但不来为难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合作下帮忙维持秩序。然而这显然是在向他们证明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权威已经动摇了。此时此刻，人们忘却了对于刑罚的恐惧，而服从于他们的新朋友所运用的爱的力量。 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国民大会党在那些地方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听见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的人，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人却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不是用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却具有更为重大的实质意义。 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不用大会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名义、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他们认为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够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称。 所以并没有人以大会党的名义被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秘密地为我们的到达进行准备活动。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并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作。他们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对待我却象对待故友一样。我这一次和农民的聚会，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我所以从人民得到这个称号（按指“圣雄”），细想起来，无非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对于农民和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收税官①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县长兼法官，收税官负实际行政责任，其权力远远超过一般人对这个官职的理解。印度独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译注。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不合格的就不得申诉。这就要花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 我们做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来，但是我们自始就决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并且要从礼相待，并尽可能供给他们所有的情况。这对我们毫无害处。相反，农民看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就使得农民更无所畏惧。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官员的在场，是对言过其实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园主，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取胜于他们，因此我必须写信并会晤那些被人严厉指控的人。我也去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向他们提出来，并听取他们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待我。 布位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世无其匹的人。他们的热忱使得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谈话。 克里巴兰尼教授除了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却比一个在比哈尔生长的人更贝有比哈尔人的气质。我只见过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令人不可能感觉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可以说是我的看门总管。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挡住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到了晚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职务，把他的历史研究或观察所得讲给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缩缩的来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他当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化。他同我们所维持的关系，使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他的时髦衣服，会给一个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尔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因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乡村教育，要从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可怜。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孩子到处游荡，就是叫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男工的工资不过十个派士，女工不过六个派士，童工不过三个派士。每天能够挣得上四个安那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伴们商量以后，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我们同农民商定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乡下人手头是没有现钱的，但是他们很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员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肯为一点点津贴或毫无薪俸而工作的教员。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普普通通的教员。教员的学问资格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那样重要。 于是我发出一个征求义务教员的公开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而阿难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难蒂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么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说明，我所希望她们的，不是教给儿童文法和读、写、算，而是教给他们清洁和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她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的分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授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算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担任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经验增加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她们对于工作的兴趣。阿望蒂克白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接近农村妇女。 然而我并不以兴办小学教育为满足。农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泥泞不堪，臭不可当，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难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们全都害着各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这个工作需要医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师（现已故）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应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员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们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过问涉及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么意见都叫他们来见我。谁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不记得有谁发生过不守纪律的事。 我们尽可能把每个学校交给一男一女去管理。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照料医药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则都通过妇女进行。 医药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人员仅有的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将药品带回家去。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师商量。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在一定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工作。 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这里流行病不多，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对付，用不着专家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办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对于人民来说，这种安排是再好不过了。 卫生工作却是一件难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备做什么。就连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担任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员一起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弄得特别干净。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里的妇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 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是对农民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须以法律废除。 委员会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运用他所有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使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种植园主们根本不顾及报告，而对土地改革法提出顽强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再继续几年，多开设几所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底子倒是准备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样，上帝不允许我实现计划。命运作了另外的决定，把我赶到别处去工作了。 我在办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要我去指导他们。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工资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隔得这样远，即使是对于这件比较小的事情，我却没有信心去指导。于是我便抓住头一个机会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做完这两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结果，学校一个个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 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就已经看出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事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而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对待耕牛、组织模范牛奶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 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担着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谓印席教徒还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工作之仍然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温和的责备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而深为叹息。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进行着。然而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没有向预定的方向前进。 当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处境极为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办。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他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使我跟他们进行斗争更加困难了。我和他们商量过，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粉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导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 3．绝不依靠施舍， 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工人们则在一次大会上宣誓，除非他们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我在这次罢工期间，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这次罢工进行了二十一天。在罢工期间，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常常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为我们服务。他很熟悉阿赫梅达巴的情形，主动要给我们弄一个适当的地方。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处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议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式，他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而且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是有干净环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买下来了。地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于河边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帐篷，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永久性的房子。 我们的学院慢慢地成长起来了。这时我们已经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给摩干拉尔去干。 在我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以前，困难确实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粮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来是荒废的，蛇很多，同小孩子们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险。我们的一般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谁都怕毒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伤害毒蛇的规定大部分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为被蛇咬伤而致命。我在这种情况下，亲眼看见大慈大悲的上帝的保祐。千万别再吹毛求疵了，说什么上帝永远不会偏心的，说什么他没有时间管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事实，来描写我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经验。上天之道是人类语言不能完美地加以描述的。我一直感觉上天之道是无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然而如果哪个凡人敢于加以描述，除了他无声的语言以外，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如果认为二十五年不杀生能够完全免于灾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仁慈，如果把这种想法看做是一种迷信的话，那我将仍然持有这种迷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正在罢工的时候，学院里正在奠定织布室的基础，因为当时学院的主要活动是织布。纺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 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这些场合总是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来，他们开始表现松弛的迹象了。就象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已经松弛的时候，他们对于工贼的态度越来越发忿怒，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最后有人通知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说得上？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我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感到有所启发。我自己不自觉地向大会宣称：“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动。泪水沿着安娜舒耶朋的面颊滚滚而下。工人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你要是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学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欢迎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头上顶着一筐子沙土，带头干，不久便看见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头上顶着一筐筐的沙土从河底上出来。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工人们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资给他们，倒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绝食并不是没有严重缺点。因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应当用绝食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之所以绝食，倒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松了劲，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绝食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我试图安慰纺织工厂的老板。我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丝毫必要从你们的位子上撤退，”然而他们对我的话很冷淡，甚至对我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当然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对于罢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赛·安伯拉尔，他的坚定的意志和明彻的诚恳是惊人的，使我衷心钦佩。同他作对是一件乐事。我的绝食在以他为首的对方所引起的紧张，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夫人沙罗拉德维待我象亲姊妹一样的亲切，我看见她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而难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许多朋友和工人，头一天便同我一起绝食。但是经过若干困难以后，我终于说服了他们不再绝食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善意的气氛算是建立起来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的心受到了感动，他们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安娜舒耶朋的屋子变成了他们的讨论地点。阿难商卡·特鲁瓦先生插手来过问这件事情，后来便被委为仲裁人，在我只绝食三天以后，罢工便宣告结束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在工人中间散发糖果来庆祝这个事件，经过21天的罢工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在庆祝罢工结束的集会上，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和当地的专员都出席了。这位专员在这次会上对纺织工人的劝导是：“你们应当自始至终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紧接着这件事以后，我不得已曾和这位绅士打过一次交道。然而环境变了，而他也跟着环境一起变了。那时他竟对凯达的农民发出警告，不准他们遵从我的意见。 这里，在我没有说明一件既令人好笑又令人痛心的事情从前，我不应当结束这一章。这件事的发生，是和分发糖果有关。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定了大量的糖果，怎样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当中散发，的确是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最好是在工人们发誓的那棵大树底下的空地上散发，特别是因为把他们集合到任何其他的地方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 我认为严格遵守纪律进行了足足21天罢工的工人们，在分发糖果的时候，毫无困难地站着不乱，并且不发生争先恐后的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天一经试验，分发糖果的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每次糖果分发不到两分钟，队伍便乱起来了。纺织工人的领袖们极力要维持好秩序，但是都失败了。混乱、拥挤和争抢的情况严重到践踏了不少糖果，在空地上散发糖果的企图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剩下的糖果搬到赛·安伯拉尔在米尔扎埔的屋里去。第二天，糖果就在那栋屋子的草地上顺利地分发了。 这件事的滑稽是很清楚的，但是它的令人痛心的一面却值得提一提。后来的调查说明，阿赫梅达巴的叫化子风闻在那棵“发誓”的大树底下要散发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到那里去，就是由于他们拚命争抢，才造成秩序混乱。 我们的国家遭受的这种赤贫如洗和饥饿状态，年年迫使更多的人沦入叫化子的行列，他们为了面包所进行的拚命的斗争促使他们置一切礼仪和自尊于不顾。而我们的慈善家们不仅不给他们工作并坚持他们必须工作才能有面包，却给予他们施舍。 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凯达县①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而凯达的农民正在考虑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 ①凯达（Kheda）是孟买省中部的一个县分——译注。
三巴朗因为是在印度的一个偏僻地方，而新闻界又不能报道那次运动，所以并没有吸引多少外来的访客。凯达运动的情形则不然，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有深切兴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准备全力加以支援。他们还不容易懂得，非暴力抵抗单单靠钱是不行的。钱是它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虽然作了劝告，孟买的商人还是给我们汇来了多于我们所需要的钱，所以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剩下好些钱。 同时，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员还得学习生活俭朴的新课程。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大大改变了。 对于农民们来说，这次战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们得走遍各村向他们说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主要的事情是要消除农民的害怕心理，使他们懂得当官的并不是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薪水的。但是要他们认识到把文明和大无畏的精神结合起来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消除了对于官员的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不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可是如果他们不文明起来，那就会破坏非暴力的抵抗，就象一小点砒霜掉进牛奶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文明的课程并没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抵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 开头的时候，人们居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政府似乎不打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在人民所表现的坚定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政府就开始使用压力了。收税的官员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处罚的通告到处张贴散发，有许多地方，农作物也被抵押了。这使农民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按照官员们的办法把他们的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官员们经过的路上，以便让官员们拿去抵押交税。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打算斗争到底。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商卡拉尔·巴立克有一个佃农把他的土地应交纳的田赋交付了。这引起了不安，商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他的佃农的错误，他把那块已经交了田赋的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救济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坚定那些被吓坏了的人们的心，我劝导他们，在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的领导下，把我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品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我并不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从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导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对于穆罕拉尔·潘提亚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喜欢这次运动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则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结束了。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跟着便有七、八个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管。穆罕拉尔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增加了人们的积极性。到了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再也克制不住了。开庭那一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时间的拘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能按照刑法“盗窃”的定义定罪。然而我们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开法院。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人们给他的“洋葱贼”的光荣称号，一直到今天他还享有这个称号。 关于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将留待下一章去谈。 这次运动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人们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而我也有点犹豫，不愿让那些不屈服的人被导向彻底的毁灭。我正在设法寻找一种为非暴力抵抗者所能接受的可靠办法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一个办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收税官派人来告诉我，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要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果然写他了。然而一个税区的收税官只能负责他区内的事情，因此我便去问县里的税务长，因为只有他才能对全县的税收负责。我问他区收税官的话是否适用于全县，他回答说区收税官信中所说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但如果是事实的话，人们的誓言算是实现了。应当记得，那个誓言的目的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令表示满意。 然而这个结果远没有使我感觉快乐，因为它缺少每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时应得的好处。县税务长实施他的办法，好象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贫苦的人可以缓交，但是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人民有权决定谁是贫苦的人，可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他们无力运用这种权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运动的结束虽然被当作非暴力抵抗的胜利来庆祝，我却没有因此得到鼓舞，因为它缺乏彻底胜利的要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值得的。 但是，这次运动并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间接成果，也不是没有我们今天正在收获的好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却是凯达的斗争。他们学会了怎样使自己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他们牺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发现很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们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译者）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不可磨灭地印在公众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运动，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凯达的农民却很欢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有十足理由高兴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明白，他们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义的。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在进行。这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领袖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到敦促去参加会议，我已经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和我有着诚挚的关系。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见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称赞他们的服务和他们的勇气。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谊，渴望通过同他们的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无论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毫不勉强地跟着他们走，为的是要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 远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晓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我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消除障碍求得团结。我秉性不喜欢用奉承或有损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上帝在考验着我。 我既然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念从南非回国，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以前，他们却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申请到狱中去会见这两位兄弟，但是没有结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们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狱以后。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讲了话，讲的是穆斯林营救阿里弟兄出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把我带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我在那里邀请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接着我便和政府通讯，要求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基拉法①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过。我觉得如果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尽可能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宗教信仰的问题则不同，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会只有一个宗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违背什么伦理原则，而且英国的首相已经承认穆斯林的要求是正当的。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尽力之所及，来帮助取得首相诺言的实现。首相的诺言讲的清清楚楚，因此可以说，若就是非问题来检查穆斯林的要求，只能满足我自己的良心。 ①基拉法（Khilafat）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由土耳其王兼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穆斯林已有拥护基拉法的要求，土耳其战败后，基拉法的权位有被剥夺之势。这在印度的穆斯林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于是有基拉法运动的兴起，要求战胜国之一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对此运动，曾积极加以支持——译注。
这样我就参加了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议我也用英语讲话。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据大家所记得的，在这种会议上讲印度斯坦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而无以自容。在本国所举行的集会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及至象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讲了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这类事情促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多么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在德里的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在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为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有义务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要清楚说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于象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的事，表示遗憾，并且说明了在战争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总督准许我把这封信公开发表，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到西姆拉①去，因为会议结束之后，总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这封信是极关重要的，通过邮局寄去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带去，并亲自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带去。他答应带去，如果能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认为满意才行。我不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满意了，并且表示愿意办这件事。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推辞了，说他向来是坐二等半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车去了。他的简朴和率直的态度使我心服。这封信就这样由一个妥实的人带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碍扫除了。 ①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希马拉雅山麓，曾为英印政府的夏都——译注。
我在招兵运动中差不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柠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有损人的健康，可是我还是听任自己吃得很多。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意，还是象平时一样在那天黄昏到学院里去。当时我很少吃药。我以为饿一顿就会好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当真觉得舒服多了。然而，我知道要完全好，必须延长绝食，如果我要吃东西的话，除了果汁以外，别的都不应当吃。 那天是一个节日，虽则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饭，她还是劝诱我吃，而我也就吃了。因为我已经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给我做了一点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还给我留了一碗豆汤。这两样东西是我所爱吃的，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嘉斯杜白并满足自己的食欲，而不致引起不欢。然而魔鬼正在等着机会，我不是吃得很少，而是吃得很饱。这已经足以把死亡的天使召来了。不到一个钟头，我的痢疾就厉害起来了。 那天夜里我还得回到纳提亚去。到沙尔玛第车站不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却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同路，他看出我有病，但是我却没有让他知道我的痛楚是多么难以忍受。 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纳提亚。我们总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却觉得有十英里远。我总算勉强走到了，可是剧烈的绞痛却在不断增加。厕所离我的房间很远，我没有用它，我要他们在我的隔壁房间里放一个便盆。我这样做很觉得惭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尔昌先生立即弄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围在我身边，深深地为我担心。他们出于一片厚爱和关心，但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执更增加了他们的无可奈何。我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我情愿为自己的过错忍受责罚，决不吃药。他们只好在旁边沮丧地看着，束手无策。我在一昼夜之间，大约泻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绝食，开头连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没有了。我一向以为我的身体是铁一般的强壮，但是现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泥土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师来看我，他劝我吃药。我推辞了。他要给我注射，我也谢绝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打针的无知是很可笑的。我以为用来注射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兽类的液汁。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质，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太晚了。肚子还是不断地泻，弄得我精疲力尽。身体的衰竭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热症。朋友们更加着急了，又请来了几个医生。然而对于一个不听他们话的病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巴拉尔同他的善良夫人到纳提亚来，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达巴地方的他的米尔扎埔洋房里去。我在这次病中所享受的爱和无私的照料是难与伦比的。然而一种轻微的发烧仍然继续着，我的身体日渐消瘦。我感到这场病势必拖下去，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我在安巴拉尔的家里受着那样无微不至的厚爱和照料，心里着实不安。我要他把我送回学院里去。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只好答应了。 当我正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伐拉白先生带来消息说，德国已经完全被打败了，而那位专员也捎信来说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必再为募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试用水疗法，觉得舒服一些，但是要身体恢复健康，却是一件难事。很多医药顾问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可是我总不肯吃东西。有两三个人劝我喝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一种变通办法，并引证《夜柔吠陀》的权威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但是对他们所有的人我只有一个回答：“不。” 我以为饮食的问题不能用经典的权威来决定。饮食问题和我的生命历程是息息相关的，而指导生活的原则，已不复依靠外界的权威了。我不愿意背弃这些原则而生活。我铁面无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们所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这一场生平头一次的长病倒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查我的这些原则并加以试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绝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门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亚朋。她立即跑到学院里来。伐拉白和康努加医师一齐来，后者摸了我一下脉搏说：“你的脉搏很好，我看绝对没有危险。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病，由于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引起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没有睡觉。 天亮了，但死神并没有来。可是我依然感觉死期已近，因此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倾听学院的友好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也不愿意讲话。稍一讲话，脑子便紧张起来。所有生存的兴趣都消头了，因为我从来不愿为了生存而苟生。自己既不能做事，还要朋友和同事们侍候，并且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坏下去，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生活，实在是痛苦。 当我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有一天达瓦尔卡医师带了一个客人来，他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一看见他便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有癖好的人。他是来为我试验他的疗方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都快毕业了，但是没有取得学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克尔卡先生，是一个独立而固执的人。他的拿手办法是用冰来治病，他要我试试看。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冰医生”。他自以为发现了某些有资格的医生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可惜的是，他的办法并不能令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到一定的程度，可是我担心他的某些结论下得太早了。 然而不论他的发明好坏，我还是让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试验。我并不在乎外疗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在全身敷冰。虽然我还不敢肯定他对我所进行的治疗有他所说的那种效果，但它的确在我心上灌输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而且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身体。我开始有了胃口了，而且可以进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缓慢的散步。这时他建议改革我的饮食。他说：“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吃几个生鸡蛋，你的精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鸡蛋和牛奶一样，对你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算作肉类。而且你知道所有的鸡蛋都不是有生殖作用的吗？市面上也有消过毒的鸡蛋出卖的。”然而我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好转已经够使我对于公众活动感觉兴趣了。 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难。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裂疮病，所以大便时痛不可当，所以一提到吃东西，心里便充满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连忙离开。商卡拉尔·班克这时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我很佩服他当机立断的能力。 他说：“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你可以给我打针，”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过誓不喝牛奶。” “发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位医生问道。 我把整个故事的始末和我发誓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插嘴说道。 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 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劳莱特委员会的报告书①。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如何应付当时正在孟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提出建议，报告书主张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监禁——译注。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声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日益坚定，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印度的立法议会，而这一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似乎已在屏息谛听，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滔滔不绝地倾泻其雄辩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切而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不能不深受感动。 然而只有一个人真正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当时政府的处境就正是这样。政府只是急于要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丝毫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①。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亲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①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1879—）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已他和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译注。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达孟买。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同时，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当时还健在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话在那里就算是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过迟了。德里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总罢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局所能容忍的。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通知他们说，等我到德里办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买成千上万的市民挤到乔巴蒂海边去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塔库德华。游行的队伍里有少数妇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参加。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草率从事，而且我们应当对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6日晚上有一队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带着这两本禁书出来向人民售卖。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坐车子出去。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进一步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两本书的定价都是四个安那，但是我记得从我手上买书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有很多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五卢比和十卢比的钞票象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我还卖了一本书，售价五十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买这种书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卖，而我们所出卖的书并不在禁书的范围以内。政府把这些翻印的书当作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不算犯法。 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个关于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到会的几位姐妹。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说明了誓词的意义。到会的人这样少，既没有使我难过，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喜欢搞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欢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这种差异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传说。车过马都拉停在另一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把我将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诉我，并问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谢他的好意，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米凯尔·奥德耶爵士①。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上的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诸于我。我问他：“那么你预备拿我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买去，”他说道。 ①奥德耶爵士（Sir Michael O’Dwyr）是当时旁遮普省的省督，他被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译注。
于是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达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是在准备军事行动。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 我把我所看见的情景对这位局长描述了一番。他简略地答道：“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因为在那里难免发生骚乱。而当我看到人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那些马一定会踩着人。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 “你不能这样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发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诉你，人们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来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点，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达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人们到处差不多象是发疯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骚动都应当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扰，我将极为痛心和惊讶。我不能为阿姆里察负责，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对于维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帮助。但是他们不让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们就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要他们保持平静，接着我就向他告别。群众大会是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的。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我便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舒亚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 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一结束，我便立刻到纳提亚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这件事招来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绝不后悔我承认错误，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我还以为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应当兢兢业业地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却是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进展得不象原来我所想的那么快。 就这样，一方面，当这个争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运动正在稳步地虽然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却在全力推行，特别是在旁遮普表现得特别露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戒严的法令，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公布了，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无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和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是不足道的，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剧。 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样。我给总督写过信，发过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没有结果。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结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从为满足。这使我深感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觉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从，因为我看不出在我周围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决定不顾朋友们的建议，不去旁遮普。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每天从旁遮普源源传来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却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 正在这个时候，一手把《孟买纪事报》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直到现在我的鼻子里还闻到这种污秽的恶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动。他不喜欢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用不着做多少事情。不过按照我的性格说，像经常一样，我所担负的这种责任，就会成为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政府却来解了我的围；政府下令《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我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当这么办。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而印都拉尔也答应继续干下去。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 后来《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形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对我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了。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①为印度共和国前任总理尼赫鲁之父——译注。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旁遮普这些黑暗的事件。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已故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要参加，而且如果我的记性还不错的话，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所要讨论的不单是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一面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混为一谈，而应该根据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我带着满脑子的这类思想去出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尽管它还不如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可观。我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很欣赏我的看法，叫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已故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如果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当然会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是不妥当的，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他们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就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说道：“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而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赞同，结果，护牛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 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真象是放弃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过去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只是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服用国货，而这个誓言的自然结果就是抵制洋货。土布那时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这个决议是哈斯拉特·萨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可能时专门抵制英国货。我不但从原则上，而且从实践上加以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不过是旷野中的孤鸣罢了。我所以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玩忽责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他们就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一点点英国制造的货物。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结果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给我们一点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另一方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还处在这个两难的状态中。 我因为不大懂得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觉得很不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上发表辩论式的演讲。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会上曾经用乌尔都语讲过话，不过只有几分钟，而且只是向听众作一点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这里，我所面临的是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如果不是敌意的听众，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并争取他们了解我的观点。然而我把一切羞涩的心情都抛弃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没有错误的经过选择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讲话，而是用我所能讲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向听众表达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做到了。这次集会给我一个直接的证明：只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如果我用英语讲话，我就不能对听众产生那天我所造成的印象，而穆罕尼也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挑战，或者就算他说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不能找到一句适当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一个新的思想，这多少使我感到为难。最后，我用了“不合作”这个字来描写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上采用这个字眼。当穆罕尼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者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话，那他所说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和政府不止在一件事情上进行着合作。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停止和政府合作，才能够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字，我当时对于这个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没有对这个字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说： “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的话——愿上帝禁止这样——他们就将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象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字才流行起来。在当时它还埋没在会议的记录里。事实上，一个月后当我在阿姆里察国大党的会议上支持合作的决议时，我仍然希望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将成千的旁遮普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是在戒严法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而所有的证据又都不充分，办理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法庭。这种公然违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继续监禁是不可能了。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以前，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截至这个时候，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我的发言限于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此外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许多情况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其他人也都不满意。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辛哈勋爵也参加了意见，这就显露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 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就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欢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神气。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屋里因为过分拥挤，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并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在这个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我的棕绳木床，倒显得很庄严的样子。 不过我不应当占用这一章来描写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便觉得对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应当注意。就这个问题来说，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样还有基拉法问题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坚决主张应当拒绝，认为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和不能令人满意。已故罗卡曼尼亚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声音却又非常清楚。我企图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如果我不参加大会的其余几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样我就免得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的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我的建议并没有为这两位前辈所赞同。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拉拉·哈基山拉尔。他说：“那是断断不可的，那样做会大大地伤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了马拉维亚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那就得进行表决。然而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既没有这种条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议案写好，胆战心惊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加以赞助。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意见分歧虽然并没有产生恶感的任何迹象，而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但是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种种方法，要把鸿沟消除，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用他那亲切的态度，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经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诉他捷朗达斯的修正案在我看来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反对。”德希班度后来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妥协已经达成了。”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阴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作为我在这几章里所谈到的一部分经验。 这次的妥协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责任。 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仅仅是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译注。
土布运动，当时也称为经济自主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引起了纺织厂主们的很多批评。已故的乌玛尔·苏班尼自己就是一个很能干的纺织厂主，他不但以他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得益不浅，而且还使我了解了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有一个厂主的议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去看看他，我答应了。苏班尼先生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个纺织厂老板首先开始谈话。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经济自主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①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纺织厂主曾充分运用了经济自主运动。当这个运动走上高潮的时候，我们抬高了布匹的价格，而且还作了比这更坏的事情。” ①1911年英国政府为了分化印—穆关系，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决定按宗教信仰把孟加拉划分为二，一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一为穆斯林的孟加拉，因为遭到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搁置，直到1947年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实现这个计划——译注。
我不想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进一步描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要把我的活动引起了群众注意以后的情况都加以描述，显然不是这几章所能办到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需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样自动地向我提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叙述不合作运动的故事吧。当阿里弟兄所鼓动起来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贤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讨论了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他们都同意，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决议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通宵。最初，已故的哈钦·萨希布对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动是否行得通，颇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赞助对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紧跟着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反对者的初步意见是说，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说这种限制只能应用于退后的运动；但是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只要这样做之后自己负责，我认为凡有助于上级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获得许可再进行。会上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很热烈，讨论时的气氛充满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诸表决时，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所以能够得到通过，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的帮助不小。后者为大会的主席，他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决议的。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 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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