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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了，没有来得及向家里的亲人们道一声别，甚至于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信——烽火连天，写了也无法送到，况且还有危险。 春天来了，需要去领单衣，换下棉装，以便长途行军。孙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经发完，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领下来。单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虽不能持久，却非常鲜艳，山地老乡称之为“月白”。色彩还可入乡随俗，那女衣的样式，颇使他这个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难堪，在宿舍换衣服时，他犹豫了：这穿出去像话吗？ 正在无可奈何，两个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女学生进来了：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①这次去延安，结队而行的，是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几十名同学，由总支书记吕梁带队。吕梁沉默寡言，但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孙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他，但一直怀念着他。 当日在枣树林集合出发，队伍里忽然多出一个新媳妇。原来这是数学教员常智的媳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刚从冀中平原赶来。她年轻貌美，又是从敌占区过来，穿着也很鲜艳，她的到来，不免给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添上了各种各样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觉得惋惜：住在山区农家的柴草棚子里，炕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留宿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还没吃晚饭，又没有开水，热情的师生们，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才过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妆，也换上新发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学生们的队伍里了，只是脸上还带着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儿所常有的那种白嫩、丰腴的肤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比翼双飞，该是幸事；但在当时，大家的担心却多于羡慕。 这支穿着鲜艳服装的“土八路”，走在通向革命圣地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虽然劳苦，却不寂寞，常常可以听到队伍里的歌声。山地群众看惯了穿这种衣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觉得奇怪。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最初几天，越走离家越远，孙犁产生了《风云初记》中在抗战学院教书的张教官那样的心情：“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①家乡终于远远地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拉力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思念。说也奇怪，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是要本能地摆脱那种拉力或是思乡的痛苦吗？ 经过盂县时，正在下乡的田间，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他，为他送行。清晨，山地的草木上还有霜雪；田间显然在那里等了很久，浓黑的鬓发上，也染有一点儿白霜。他傍着队伍行进了一段路，说了很简短的话，便和孙犁握手告别。 田间也离得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在孙犁携带的行李中，还有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田间过去随军工作时，得来的战利品。大衣很考究：皮领，雨布面料，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上还有敌人的血迹——看着这血迹，他也可能想过这位战友的著名诗篇——《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孙犁想到延安天气冷，去找妻子为他缝制的那件狗皮袄，没找到，就把田间的带走了。这也可以说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风尚，同志们的衣物，常常是不分你我的。 在这样的长途跋涉中，他们走几天就休息一天，并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有一天，大约是在山西省境内的忻县一带，遭了一次无妄之灾。 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这天中午，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他们进入一家宅院，放下背包，便升火做饭。饭很简单：一锅小米干饭，一锅煮菜汤。人们吃完饭，便围住煮菜汤的锅洗自己的饭碗，然后都到院子里去休息。孙犁有个习惯，逢事不争先，宁肯靠后。等别人洗完了，他才上去洗，这时锅里的水已经很浅、也很脏了。他埋下头去，正在洗碗，忽然“嗡”的一声，锅直飞起来，烟尘立时弥漫全屋。 院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孙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搪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师生都围了上来。事后大家告诉他，当时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在清洗时才知道，原来那不是肉，也不是血，不过是一片菜叶和污水，是人们的紧张制造了那可怕的形象。 在洗脸的时候，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起来。他刚受了惊，正没好气，并认定村里有坏人，预先埋了手榴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后果还堪设想吗？ 这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几年以后，孙犁却在自己的小说《山地回忆》①中构思出了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反“扫荡”的冬天（敌人“扫荡”总是在冬天），他到村边河里洗脸，同在下游洗菜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吵了起来，原因是女孩子嫌弄脏了她的菜。“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狂风吹着他的愤怒，飞向处在下风头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恼了，利嘴不饶人：“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你怎么骂人？”矛盾显然激化了，这位“八路军”站起来，转过身去。当他看清女孩子穿得很单薄，洗的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他立时心平气和下来，赔礼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女孩子却冷冷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八路军”倒笑了：“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说着，她真地扭着身子往上去了。直到她登上一块尖石头，把菜篮浸在河水里，同时把两手插进袄襟下面取暖的时候，才望着他笑了。 “你真讲卫生呀！”八路军说。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弯了腰。 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吵架最终变成了一次恳谈。女孩子指着他的饭缸子说：这东西“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这就不卫生。他说：“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渴水的家伙了……”“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认真地问，因为她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他说出了这些话后，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看看他的脚，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原来他没有穿袜子。等他明白过来，叹口气说：“这是没有法子么……从9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10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了。“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说着，端起菜篮走了。 河边上只剩下了“我”所幻化成的八路军：“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上面这段故事，就是那颗手榴弹“炸”出来的。他在河边上遇到的那个妇女实在不可爱，他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①关于这篇小说的下文，还有许多生动的过场和叙述，我们就都按下不表了。 炸也炸完了，吵也吵罢了，孙犁悻悻然回到队上，重新集合出发了。 他又经过了村南那条河。河很美丽：足有二十米宽，水平如镜，晴空的阳光照上去，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大家急速渡河，齐胸深的水从孙犁身上流过，他感到平静、滑腻，还有些暖意（他们从阜平出发，已经走出很远，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他家乡的滹沱河，性子太暴烈了。 远处传来了枪声。过河以后，他们来不及理好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学生，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孙犁过去招呼了她，还把自己的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好增添她爬山的体力。天黑时他们爬上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暴雨，次日天明，才下得山来，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伴们有了精力，拿他昨天的惊险遭遇开起玩笑，并庆幸他大难不死，且亦不伤，料定他必有“后福”。他好像并无如此雅兴：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① 人们常常念起鲁迅先生那两句话：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正因为在上述队伍里默默流动着那旷达而恢弘的情感的洪流，才浇灌了那一代正义之苗，才开出了那芬芳的艺术之花。 行程继续着，进入陕西地界后，风光也好起来。在绥德，他们休整了五天，孙犁到山沟里洗了个澡。山沟向阳，小河的流水冲激着沙石，波光粼粼，奏出了清越的歌。他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且又温暖的水，从头至脚，爬梳而过，使他几乎坠入梦乡。多日行军的疲劳全洗掉了，他不断吐着冲到口中的细小的沙石，觉得连这个动作都充满了愉快的意味。最后，他把女同学翻改的衬衣也洗了洗，拧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又穿起来。这一切完毕之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悠闲而蹒跚地回到队上。 这时吕正操已调晋绥军区工作，司令部就在绥德附近。队长到晋绥军区联络事情，带来口信，说吕正操副司令员让孙犁去一趟。他就穿着那身怪模怪样的衣服，到了吕正操的庄严的司令部，做了半日客，并在那里见到了贺龙同志。他自己甚觉不雅，将军们却全不计较。临别，他把自己带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正操，事后很觉得自己的举动奇怪。 清涧县城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已是陕北，这一带的山，全由一种青色、湿润、平滑的板石构成，连这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板……也都是用这种青石板构筑而成。县城坐落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和黄昏，大西北的血红的太阳吐出一抹斜晖，平射着这青色的山城，显得十分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加以空气又很新鲜宜人，人们宛如生活在一个没有尘土的世界里。面向着这古老的城堡，此时虽非阳春，他们也不是西度甘肃，远行新疆，却也不免借古人酒杯，尽兴一唱：“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酒也许喝过了，但不是西出阳关，而是西去延安。那里是一个大家庭，“故人”很多，正等着他们去呢。 米脂到了。米脂地处无定河（黄河支流）中游，是陕北的富庶之区。县城建在黄土高原上，建筑风格古朴、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这种情景，使从敌后远来的孙犁产生了一些感慨：“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① 梦到何方呢？既然连梦中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替他回答。我们知道的是：故乡离得很远了；他生活了有五年之久的那个第二故乡，也离得很远了；他就要去的这个新地方（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向往着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在等待着他呢？在梦中，他也许回到了先前的故乡去，也许迫不及待地提前进入了还没有到来的新天地，总之，这个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感情丰富的人，是不会使自己的梦做得索然寡味的。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①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②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高。孙犁被洪水冲倒，碰着一根耸立着的拴马木桩，他到底是一个男子汉，说时迟，那时快，立即抛掉衣物，猴子般攀登了上去。这时洪水冲击木桩，并挟有梁木、车辕冲过，他怕冲倒木桩，及时用脚、腿把这些什物拨开，致使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此处距延河不到百米，难保不顺流而下、直达黄河了（延河是黄河中游的一个支流）。 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肿。而且，延安自产的那种深蓝色的土布，布质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倾向。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空，肚大腰圆，差不多成了个不倒翁。这时，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真正的棉衣裤，告诉他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他披着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部队通过，他们好“走马换衣”——因为这位同事既是南下，会越走越热，棉衣面，就不讲究了。计划兑现后，孙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条羊毛棉裤，又由他同来的女弟子们进行了革命：她们把他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他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一举两得，他又有了一条道地的棉裤。此外，她们又给他织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他居然全副武装、舒服体面地过了一个冬天。 事逢凑巧，这时一位同志，又从晋察冀来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袄，而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过后送给他的。这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种交流，是物质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系里养了几只鸡，后来舒群决定分给个人养，孙犁不习惯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①。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团圆，他们就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来团圆了。战争迟早总要过去，那时人们就可以回到家里团圆了；但是，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和团圆还能保持下去吗？我们的“传”还要写下去，孙犁后来有所回答。人生几次月儿圆？看来人们永远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①可惜的是，他的一本《楚辞》，在上次水灾中，被冲到延河里去了。那是一个姓梁的女学生送给他的，是商务印的选本。这女学生从北平来到晋察冀，就学于华北联大高中班，知道老师喜欢读些古书，就送了他这本《楚辞》，孙犁千里迢迢，把它背到延安，还没再读一遍，就付诸东流了。 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刚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②“白毛女”的故事，是1940年由晋察冀边区河北某地传出来的，1944年流传到延安，翌年1至4月，鲁艺师生把它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在这个过程中，邵子南写出了最初的草稿，后来又经过了集体的加工和改写。孙犁看到的，大概是《白毛女》的最初排练情形。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①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②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了；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我国文坛上的那个“出色有无中”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 这个时候，孙犁由研究生提升为教员，改吃小灶。他讲《红楼梦》。在讲课时，代系主任舒群去听课，课后，发表了些不同意见，引起一场争论：孙犁认为《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舒群则认为是批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为证。 这是两首《西江月》词，见于《红楼梦》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宝玉出场后：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①两人当日所申之词，到底谁是谁非，也是多年来难断的问题。舒群援引《西江月》固然不无道理，而且曹雪芹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中，还说这两首词“批贾宝玉极恰”；但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两首词？例如，我们所根据的《红楼梦》版本，它的校注者就说：“这两首词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了贾宝玉的性格。”孙犁则认为这两首词具有“自嘲”性质①。 不必介入这种争论了，对我们来说，这种争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当年真诚、坦率的同志关系，孙犁很怀念这种关系： ……我当时青年气盛，很不以为然。我想，你是系主任，我刚讲完，你就发表相反的意见，这岂不把我讲的东西否了吗？我给他提了意见。作为系主任，他包容了，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常常记起这一件事，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个人说了算数，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以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离乡背井，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① 邵子南也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孙犁回忆在延安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邵子南很爱说的两句话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是在谈话中间，有时是什么也没谈，他就忽然讲出这么两句话。他很少坐着谈话，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走来走去。这两句话又总是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②邵子南为人单纯，孙犁很喜欢他的这个特点。孙犁认为，他有时表现出来的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正说明他胸无城府，可以亲近。他常挂在嘴边的那两句话，做为文学警句看，孙犁也很喜欢。但孙犁又认为，如果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在这些问题上，孙犁也会和他发生些争论吧！孙犁讲《红楼梦》，这是他的拿手戏，他其实是讲得很好的（舒群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讨论，并没有说他讲得不好）。据当年听过课的朱寨回忆，他至今还记得孙犁讲《红楼梦》里描写的那些笑的情况，不同人有不同人的笑，很具体。现在，我们可以用孙犁自己在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把朱寨的记忆补充得更具体一些，发言虽非讲课，但总可以帮助我们略窥他当年讲课的风采：例如我们写小说，常常写到“看一眼”，“笑着说”。在实际生活里，在不同的场合下，“看一眼”和“笑着说”也有很多形态。我们不能记取这些形态，所以写到时，就只能笼统地“看一眼”，笼统地“笑着说”。曹雪芹就高明多了，随便翻翻书，我们就可以找到只在“看”和“笑”这两个日常动作上，他有多少功夫。“宝玉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小红“下死眼把贾芸盯了两眼”，“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宝玉和袭人都扑嗤的一笑”，“听得吱吱的笑声，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只见秋纹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进来”。嗤的一笑和扑嗤的一笑，虽只差一个“扑”，情形就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① 关于《红楼梦》，自从他童年接触了这部书以后，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他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对于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是“客串”，但他发表的有些意见，却很为红学界一些人士所注目。他认为《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①。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②对于和舒群的那场讨论，他后来也有了新的看法：“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为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当时有的同志说贾宝玉是作者批判了的人物，举山《红楼梦》里两首嘲笑贾宝玉的词为证。自然，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有部分道理，因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没有放弃批判……”③我们好像花了不少笔墨，谈到延安窑洞里的这场“红学讨论”，孙犁自己也确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由这件事，我们终于知道：他在追念友谊、严于自责的同时，心得和体会也日渐精深了。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①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毛驴。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他带的这支队伍也很别致，母亲的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毛驴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① 这是金秋时节，迎面吹来的，是掠过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除了孩子们的咿呀嬉闹，母亲们的半嗔半爱的哄逗叱喊，还时时有女歌手们的抒情歌唱，孙犁很满意他这支队伍。但是，在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一个夜晚，他们必须趁天黑越过同蒲路（这时日伪仍控制着铁路线），因为一个女同志下驴到高粱地里去小便，掉了队，铁路没有过成，全队又都退回来，等候第二天夜里再过。 第二天，他宣布了一条特殊的纪律，也可以说是“紧急状态法”： 凡是女同志小便，不准远离队列，即在驴边解手。解毕，由牵驴人立即抱之上驴，在驴背上再系腰带。 这一来果然奏了效，他们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使孙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②。 马达也在这个队伍里，他也是单身汉，负责赶驴。中午到了站头，他俩总是蹲在街上吃饭。给养来源不很正规：孙犁因为有两套单衣，途中每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些果子和食物。饭量出奇的好，什么也吃着很香。像来的时候一样，也要走几天休整一次。在晋、陕交界，有一天上午，孙犁从住宿的地方出来，经过一个磨棚，看见马达站在那里画速写。有两个青年妇女正在推磨，孙犁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他只看马达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①从这一次，他对画家产生了特别的敬意和好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无形中也更加强了素描的训练。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②冬季，他们到了张家口。这是他们胜利后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敌人所遗物资很多，这些文艺家们久处困难环境，现在看到这么多东西，便捡些四处扔着的废白纸张，作为写作、绘画之用。 晋察冀的熟人大部分都在，开会欢迎了他们。因为他们早到张家口，穿戴都很整齐，康濯和已经改行做经济工作的邓康，都穿上了洋布衣裳。邓康看见孙犁只穿一身粗布棉袄裤，便给他一些钱，叫他到小市上添购些衣物。孙犁到野市买了一顶西北皮帽，一件蚕绸衬衣，还有一条可作围巾用的日本丝巾，然后应邓康之邀，回到他的住处，洗了一个日本浴，换上了干净的衬衣。于是，他告别了在延安结交的新朋友们，也告别了赶毛驴的生活，一个人回冀中来了。 这下面又是一段新的行程，一个人向自己的家乡奔赴的行程，他感到了亲切，也感到了紧张。从1939年春天离开自己的家，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长子夭折，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也不好，想起这些来就心情沉重。1944年秋天，他在延安窑洞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片纸，修了一封家书。那时，家乡还被日伪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他实在控制不住对家人的思念。白纸的正面，是给父亲的短信，背面是写给妻子的几句话。她不识字，但他知道，父亲会念给她听。 他把这封信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一年多过去了，家里收到这封信了吗？ 他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宣化，在王炜的住处，要了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和一件军毯，然后步行回乡。他从下花园奔涿鹿，再经易县越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一直南行，每天行程大约百里，共走了十四天，终于进村了。那是一个黄昏，当他披着那件黄呢斗篷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①这几行记载，骨肉、夫妻之情，约略可见。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作家当时的心境，我们不妨借助一下他的《嘱咐》②。小说所记，虽然不等于事实（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叙述是事实），仍然可以做一番参照：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正是腊月天气，从平地上望过去，一直望到放射红光的太阳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身子一挺，十几天行军的疲劳完全跑净，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要飘起来。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他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塔山…… 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家就住在村边上……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亲热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打打地哭了……回到现实中来吧。这不是梦：孙犁真地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时，已经是1946年年初，刚过了阳历新年，就要过春节了。谈话间，妻子告诉他：收到了他从延安转来的信，当时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孙犁听后怅然。但他十分感谢周小舟和交通站的同志，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又封锁得那么紧，不知他们怎样把信送来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①《风云初记》第五章里有一个念信的场面，那也是一封从延安来的信，由高翔的父亲念，“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孙犁的信，可能也部分地具有着这种效果。 妻子应该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娇惯，本来不会织布。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因为推机抒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此外，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 孙犁自幼得到父亲疼爱，从没挨过他一下打。这次见孙犁回到家来，老人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说话，孙犁说他在外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说得多了，老人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孙犁回到自己屋里后，妻子为父亲着想，抱怨丈夫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这使他想到，“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①在孙犁的小说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老人背着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躲避着敌人的“扫荡”……那里就该有着他父亲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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