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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①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②，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①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动也不动。夜晚，孙犁在屋里点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边，就着火抽烟。他的形象，在孙犁心里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同样，在十几年以后，孙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给了这位老人：1948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①郑家对门，是妇救会主任的家，在这里，孙犁却有一段他十分不愿意碰到的“艳遇”。 孙犁已忘记这家姓什么，只记得妇救会主任有一个男人似的名字——志扬。志扬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于心计，一照面，孙犁就看出了她这一点。孙犁初到郑家，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重要上级，亲自过来看孙犁，显得很亲近，一定约孙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时人们吃罢早饭的时候，孙犁去了。她正打扫庭院，庭院显得整齐富裕，新油饰的门窗，闪着亮光。她叫孙犁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他去。他走进西屋，却见主任还没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皙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①见此光景，孙犁急忙却步转身，婆母却在外面吃吃笑了起来。从此，孙犁再没有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她也变得非常冷淡了。这并非因为孙犁的“迂”，而是因为她看透孙犁既不骑马，也不骑车，只是一个身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跑西颠的行脚僧似的干部。确实，孙犁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她看准这种干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设局奉迎？ 这户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斗争。听到这个消息，孙犁一点也不惊异。 在这期间，孙犁曾将妻子和两个女孩子接来，同住了几天，为主人看家尽职的白旦，却有些不耐烦。在送她们回家的路上，坐在农村用牲口拉的那种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插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犁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打量了一下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阳光照在浸过桐油的崭新窗纸上，玻璃般明亮；用红纸剪贴的各式各样的纤细、精巧的花朵，把房间点缀得既富丽又温煦；房间的陈设，脂粉的香气……无处不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美满的气氛。看着看着，孙犁忽然不安起来：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① 孙犁告辞了洞房的主人，独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里只堆着一些破毡败絮，另外，还得自己去向村干部要米，自己筹划饭食。对于这种生活，孙犁并不觉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绪高昂：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② 刘村三个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开始，在这里，除了《“藏”》，他还写了另外两篇小说——《钟》和《碑》③。此外，他在这个村庄认识了文建会的一位负责人，这个人成了他塑造《风云初记》中变吉哥这个人物的一个依据；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物，读过《风云初记》的人该不会忘记他。 在蠡县刘村住了三个月以后，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淀。当时冀中区党政机关在河间，路过此地的时候，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会”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一员，留在河间了。 区党委要他主编一个刊物，即《平原杂志》。他确实是“主编”，因为编辑部并没有别的人。地址呢，就设在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社的梢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连床带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张小破桌，这就是编辑部。 接受任命之后，他邀集冀中区各个有关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议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然后他就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上半月，他经常到各地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区党委看他太忙，打算调一个女同志给他当助编。一天上午，这位女同志果然姗姗而来，坐在了“编辑部”的门板上。她是柳溪，是新从北京来的洋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孙犁在前些年得悉，她还是纪晓岚的后代。但在当时，孙犁却没有接受她当自己的助编，原因是：他觉得以前在山区时，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习惯了，添一个人反倒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便，于是回复上级，辞谢了。关于柳溪，我们不妨借着作家的笔，做几句交代：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① 没有助手，什么都得自己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要下蛋，又要孵鸡。但刊物办得相当认真：每期都有一个中心，除去大家的来稿，围绕着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动手，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也有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倾向于“旧瓶新酒”。孙犁是倾向于前者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话，大意为，“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句话曾引起两位戏剧家的气愤，主张先不要讨论，要先编一部文艺词典，弄清名词再讨论。对于他们的态度，孙犁也很不满意，嘲笑他们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编出这样一部词典。孙犁解释说，他那时的意思是：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②。总之，那时孙犁对于利用旧形式，是并不热情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①。但这一切，都不要紧，正像他在《回忆沙可夫同志》的文章里说的：“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②现在，证实了他写的这些话，他自己也热心梆子戏、大鼓词和通俗文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对通俗文学的热心，还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创作前途的疑虑。事实上，这又是多余的了，倒毋宁说，经过一些欧风的冲击，再经过一个时期对通俗文学和传统形式的执著的追求，他的文风锻炼得更加遒劲、圆熟了。 《平原杂志》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在有一期的编后记里，还特别介绍了陕北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说的《时事传》，指出“韩瞎子”（这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于他能接受新事物，善于创造进取，不死守旧的一套。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场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万的人，里七层，外八层，围得风雨不透①。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孙犁那时为什么如此热心通俗文学的原因。他自己写了些什么大鼓词、梆子戏，我们虽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②，但肯定属于“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那一类。 孙犁作为一代著名的编辑，他的有独特风格的编辑作风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很注意参考前人编刊物的经验，特别是鲁迅编刊物的经验。鲁迅主持编辑或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学习，特别是留心阅读鲁迅在每期刊物后面写的“后记”： 从鲁迅编辑的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料）。 ……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①上述各点，是他多年实践的体会，纵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编辑工作的经验和特色，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孙犁深通人情，对于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够体察、照顾的。他说：“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②他举出30年代文坛上的一宗旧案：《文学》主编者之一傅东华删了周文的小说，因删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他自己也有过文章被人乱改的痛苦经验，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③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但对于好的“改笔”，他一向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①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②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花结果了。 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响了。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的春天，冀中区党委发动大生产运动支援战争，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一过元宵节，各村的锣鼓、鞭炮声就渐渐稀少，地里的耕牛、车辆和吆喝的人群多起来了。 这个春天，孙犁以《冀中导报》记者的身分，随区党委有关负责人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后来，他把这次随行的结果，写成《张金花纺织组》、《曹蜜田和李素忍》、《“帅府”巡礼》、《小陈村访刘法文》、《访问抗属》等短篇通讯。发表于《冀中导报》。此外，他还到了白洋淀一带，写了《渔民的生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安新看卖席记》、《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①等文章，也发表于《冀中导报》。这些文章，以真切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概略地反映了冀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战争中，冀中人民在思想感情和组织形式上，都更进一步成熟起来，向着新中国的方向前进了。 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 上面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郭沫若被称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那在烈火中获得再生的凤凰，曾被看作新中国形象。孙犁在冀中的土地上，看到了人民一步步组织起来，走向新生的过程，那里确实有鲜血，有烈焰，自然也有幸福，有创造：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①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出售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①困难是很多的，进步并不总是十分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孙犁已经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示未来的蓝图了。 生活总是这样，为了进步，不只需要作出牺牲，付出勤劳和汗水，有时候，还要蒙受委屈，以至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孙犁也有过这种时候。 这还得从头说起。1946年春天，他刚到河间，《冀中导报》给他登了有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位“作家”，——这在那时的冀中，是很少有的称呼——就想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不啻蟾宫折桂，登龙有望。可是一打听，都说他干不了，因此终于没有做官。可是这条麻将牌大的消息，却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使他在第二年的土改中受到了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①。 他是在1947年夏天，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的，当时，他住在大西章村。有一天下午，他在村外树林散步，忽然看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以示执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孙犁见状，急忙避开。他不知是谁对政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能够感到，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里虽不愿意，也不敢说话反对，只好照搬照抄，听其蔓延。 我们还应该交代一下，由于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孙犁的家庭，在他外出读书时已渐渐升为富农。有一次，他与王林骑车南行，想顺便回家。王林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这话在孙犁听起来，自然是怕他通风报信的意思。战友的一时不理解，显然令他失望。他实在并无此意。抗战时期他回不了家，胜利后，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回家的。何况父亲新丧不过一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也需要照看一下。 下面是孙犁关于1947年土改的一段纪事，文字虽然简略，却很传神，照抄如下：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①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顾。会后，他被分配到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去的那天刮着大风，他俯身逆行，只见飞沙扑面。张岗是一个镇，进村后，他先到理发店剪去长发，又到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时逢严冬，他就穿着这双大草鞋，每天蹒跚往返于雪封冰冻的张岗大街上，单看样子，有些像屈子行吟于汨罗江衅。 但是，他毕竟不是两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诗人，他是一名新时代的战士，他懂得怎样对待委屈。在张岗，他通过吃派饭、调查研究、开会动员等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情谊。何况，农村风俗淳厚，对他也并不歧视。同志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他在张岗大约住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纸厂，负责人是张冠伦，每逢纸厂请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张冠伦总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②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③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① 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68 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①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③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正月》是写的小官亭的事情，但和大官亭也有关系，小官亭的妇女部长多儿姑娘，和大官亭的农会副主席刘德发搞上了对象，他们趁着土改翻身的喜庆日子，在正月里举行了一场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的结婚典礼：大官亭的礼炮一响，小官亭的人们就忙起来，女代表同鼓乐队赶紧到村口去迎接。大官亭的人马真多，头车来到了，尾车还留在大官亭街里。两个村的鼓乐队到了一处，就对敲起来，你一套我一套，没有个完。两个村的小学生混到一块跳起来，小花鞋尖踢起土来，小红脸蛋上流着汗。 …… 区长登在高凳上讲话，他庆贺着新郎新妇和两个村庄的翻身农民。 吹吹打打，把多儿娶走了。 在路上，多儿骑的小红马追到前头去，她拉也拉不住。小红马用头一顶德发那匹大青马，大青马吃了一惊，尥了一个蹶子就跑起来，两匹马追着跑，并排着跑，德发身上披的红绸搅在多儿的腰里，扯也扯不开。 关于他在张岗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在《秋千》里寻到一些线索：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一般说来，以上就是孙犁在饶阳参加土改的那段生活背景。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燃烧到冀中，但在冀中可以闻到炮火的硝烟气息。中国的土地还在燃烧，但在熊熊的烈焰中，人们已经可以望见未来中国的形象了，这一形象也在冀中的土地上成长着。 孙犁没有到战场上去，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同样参加着未来中国的建设工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次火的燃烧——批判的火的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设计着自己的形象，以便走向未来，走向成熟。 总之，在双重的意义上，烈火都在燃烧，在烈火中的凤凰，只会变得更加鲜明、美丽。 自从1947年冬季土改会议以后，孙犁再没有回过家。当时，干部家庭成分不好的，都要回避。直到第二年夏收时，土改告一段落，孙犁才有机会回家。时隔数月，加以农村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孙犁对于妻儿老母的思念，是可以想象的。 家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是一场农村革命，他欣然接受这个变化，也免不了向家里人做一番宽慰和开导的工作。家中衣物均被封存，孙犁取自用衣物时，特请贫农团派人监督，一如《女保管》①中那位“李同志”进村时请群众看他的背包一样。 土改后，一时家中生活无着，他把母亲和妻子儿女带了出去，这是后话。 1948年夏天发了大水，这时，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他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创作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人，那真是呕心沥血的工作；加以在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吃不饱，因而无形中损害了健康。 他写的是《光荣》、《种谷的人》和《浇园》①等几篇小说。关于《光荣》，他在晚年接待一次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②我们也很喜欢他这篇小说，愿意在这里向读者做一个介绍，也和作者重温一下他童年的梦。 这梦有些颠倒恍惚，扑朔迷离，差不多晚做了二十来年。因此，它没有出现在挖野菜、唱大戏、听说书的孩提时代；而是出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惟其如此，战争的烟云为这梦镶了彩，挂了金，使它变得更加奇谲、瑰丽了——七七事变。滹沱河畔的一个村庄。河滩上的芦草连成一片，长得十分茂盛，草尖上浮动着孩子们的各色各样的头巾。他们晃动着手中的镰刀，一面飞快地割着草，一面追逐打闹。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女孩子们的尖叫声总是传得更远……东西北三面忽然有了炮声。炮声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啮噬着和平人民的心灵。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没日没夜地从渡口仓皇南逃。农民很快明白，这里已经亡了国。 一声雷响，风雨齐来。高阳、肃宁一带出现了人民自卫军组织，接着，各村争相仿效，滹沱河两岸的土地咆哮了。 村庄里有两个男女少年：原生和秀梅。有一天，他们正在河滩割草，忽然发现芦草深处藏着一个逃兵。这时天色已晚，河滩上空无一人。在秀梅的鼓动下，十五岁的原生萌生了英雄思想，他想接近逃兵。比他更小的、穿着花鞋和短袖白褂的秀梅想帮助他，他拒绝了，这个一双秀气的大眼睛里放着光的小姑娘，只能拿着她那把明亮的小镰，警惕地守候在一边。她看着原生像猴子般绕到逃兵身后，接近了，更接近了……那逃兵已经很累，正埋头包扎脚上的潦泡；崭新的一支大枪看来还没有用过，就放在他的身边。原生扑上去，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就跑，秀梅也就跟着跑起来。卡枪成功了。 原生加入了抗日军队，一去十年，没有音信。他有一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媳妇小五，在家里变得不安分起来，整天惹公婆生气。秀梅已经出息成大姑娘，在村里当着干部，去做小五的思想工作，却遭到小五的抢白。她申明：她等不来这没有男人的日子，谁能等，谁就别找婆家。秀梅脸红了：她正在说婆家，而且快成了。但是她下了决心，望着小五说：“我不是和你赌气，我就不寻婆家，我们等着吧。” 小五继续长期住娘家，秀梅却主动担当起照顾原生父母的责任。 岁月悠悠，原生依然杳如黄鹤。除了原生年迈的父母，还有他少年时代这位纯真的女伴，几乎真地过着梦一般的、无边无际的追求和希望的生活了。 …… 苍天有眼，奇迹终于在一天中午出现。那是一个5月的雨后，油绿的平原清新如洗，生机盎然。秀梅正帮着原生的父母在地里播种，5月的骄阳把这个身着轻衫短裤、发育成熟的农村少女，置于湿热的土地上，她红扑扑的脸上，沁出了汗，连身上的衣服也变得紧了些，这一切，衬托得这个北方平原上的姑娘，更加挺秀出众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南边过来一匹马。“那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马低着头一步一颠地走，像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又像是刚刚经过一阵狂跑。马上一个八路军，大草帽背在后边，有意无意挥动着手里的柳条儿……” 不用说，这就是原生。十五岁的少年，如今已经长成一条大汉，一名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而且在一次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当上了特等功臣。 原生的归来，变成了当地群众的一个节日。全区在尹家庄（原生的村庄）村中央的广场上，开了庆功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最前边是四杆喜炮，那是全区有名的四个喜炮手；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原生的爹娘，全穿着新衣服坐在双套大骡车上，后面是小学生的队伍和群众的队伍。 大锣大鼓敲出村来，雨后的田野，蒸晒出腾腾的热气，好像是叫大锣大鼓的声音震动出来的。 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的风雨不透，热汗直流。 敲鼓手疯狂地抡着大棒，抬匾的柱脚似的挺直腰板，原生的爹娘安安稳稳坐在车上，街上的老头老婆们指指划划…… …… 大队也经过小五家的大门。一到这里，敲大鼓的故意敲了一套花点，原想叫小五也跑出来看看的，门却紧紧闭着，一直没开。 当爹娘的还猜不透儿子的心事，试探着问原生：是否把小五追回来？ 原生的回答是坚决的：“叫她回来干什么呀！她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等待，要这样的女人一块革命吗？”当老人说出秀梅的事情时，战士激动了：“在原生的心里，秀梅的影子，突然站立在他的面前，是这样可爱和应该感谢。他忽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命令他去卡枪的那个黄昏的景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那时候，在战士的心里，这个影子就好比一个流星，一只飞鸟横过队伍，很快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影子突然在原生心里鲜明起来，扩张起来，顽强粘住，不能放下了。” 原生没有多少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必须马上归队，去参加解放保定的战斗。但是，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因此，在瓜棚豆架下，在柳荫房凉里，好事的男女们到处议论着原生和秀梅的未来的姻缘。 …… 梦做完了。假如我们去掉这个梦的那些战争的色彩和痕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切的叙述，都很像他已经逝去的童年的岁月：滹沱河鼓涨的河水，河滩上喧闹的群儿（那是在五六月间汛期到来之前），乡村间欢腾的鼓乐，庙会上人群的竞逐，乃至征人不归，高堂念远，妇姑勃谿，邻里纠葛，乡亲们的相互关怀和诚挚的问候，少年男女间纯真的友谊和朦胧的爱情……这一切，哪一宗不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在秀梅身上，没有和他一同养蚕的那位远房妹妹的影子？在原生身上，没有他自己的追求和气质？ 这些，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了。梦，尤其是童年的梦，毕竟是迷人的，令人难忘的。如今，在进行了八年抗战、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又进行了一场土改的这片故乡的土地上，当他构思这篇英雄的故事的时候，那个遥远的童年的梦，就排着队复活了。于是，也许在月照中天的夜晚，也许在雄鸡三唱的清晨，他便如真如幻、若醉若迷地写了这篇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真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一次弗洛伊德的说法：创作就是白日梦。顺便提一句，他青年时代的确喜欢过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还肯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一些人争相标举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就暂时息响，不再说什么了。 却说他在滹沱河上的这个梦，后来也出现于《风云初记》。那是“卡枪”的一段情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卡枪变成了一次“交易”。卡枪的正方——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仍是一对最终将成为眷属的青年男女，负方——就是那个逃兵——则具有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意识。闲言少叙，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近处的庄稼，都齐着水皮收割了，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有一个人，一步一拐地走过来，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把枪横在脖子上…… “不用怕，大姑。”逃兵说着，艰难地坐下来，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我跟你要些吃喝。” “你不会到村里去要？”春儿说。 “我不敢进村，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恨我们不打日本，还到处抢夺，像我这样孤身一个，他们会把我活埋了！”逃兵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春儿说。 “大姑，是我们不愿意打？那真冤枉死人。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三省人，家叫日本占了，还有不想打仗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正在前线顶着，后边就下命令撤了，也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才溃退下来。” “说得好听。”春儿撇着嘴……“你家去给我拿一点。”逃兵把枪摘了下来，“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这是国家的东西，留给你们打日本吧！”…… 春儿回到家里，找了芒种来，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事，问问他可行不可行。 芒种说： “行了，这个年头，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你拿着东西前边去，我在远处看着，免得他疑心。”①好了，这“梦”有些扯得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不过，我们得说明：讲一讲孙犁那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的颇具魅力的生活，对于了解他的经历和创作心态，还是很有帮助的。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方纪还不满三十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方纪的家乡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他和方纪，在延安虽不相识——方纪1939年由重庆去延安，曾在《解放日报》任文学编辑，他们当时只有文字之交——回冀中后却共事很长时间了。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红高粱和老玉米的夹道上，竞相驰骋。有多少个黄昏，在农村驻地的场院里，在瓜棚豆架下，方纪神态庄重地操演胡琴，他则纵情尽意地唱着京戏。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参加土改的时候，方纪正在饶阳县影林村参加土改。”现在，他们在赴石家庄开会的途中，看了“九阵风”演出的这样精彩的京戏，正是知音相遇，同好相求，能不击节而和、同声一赞？到石家庄后，开会之余，他们仍不放弃观赏戏曲的机会。当时，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环境还不十分安全。在这里，他们又迷恋上一位唐姓女演员主演的地方戏。一天夜晚，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看她演出，果然，演出中间，突发警报．剧场顿时大乱，有些本地同志，虽然路熟，临危却不相顾，他们只好从后台逸出。 看来，他们还不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安适地领略一下都市的生活。连吃饭也遇到了问题．一次下饭馆，吃的竟是腐烂牛肉，因而腹泻，新的营养没有补充上，把原来的营养也赔进去了。这时，饭馆还用着旧式女招待，讲花架子，不讲卫生。 战争尚在进行，“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①两个“默默”，表现了难能的超然。“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②，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人论是非——也许他这么想，所以才默默？ 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态度。在他受到批评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③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2年秋天，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小说很抒情：一个爱好音乐的老人，（他一直领导着本村的音乐队），非常钟爱自己的独生女儿，竭力供给她上学，并鼓励她和一个音乐能手结了婚。这对年轻夫妇在很多场合下，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子从床头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②。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③。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772孙犁传 ① ② ③ ④《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口旧事》，《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方纪散文集序》，《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症候，当时还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并未介意。 我们在1979年4月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症候。头部颤动时，下巴尤其明显。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症候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激动时，头部便颤动。根据后来和他多次接触的体验，看来这说法是真实的。发病原因，和劳累有关，和情绪恐怕也有些关系。例如，他在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①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②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乳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路子窄，本钱少。比如写战斗，我就写不好。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一位在太湖养病的同乡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恋爱也不带劲。这都是因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里的生活是不能卖弄玄虚的，一分虚伪也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也许今天用不着，明天还会有用的。”①在实际生活中，他会品察细节，也会处理细节。1946年7月31日他给康濯的信②里说：“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 他觉得他生活过的山地人民非常单纯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他回顾自己在战争环境里经常打起背包下乡，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背着行李到了老乡家里，老乡提议打通腿睡觉，你不能反对。假如房东家有病人，你因为高兴而唱歌，也会搞坏关系。农民不明白“作家”是怎么一回事，不会给你特别的礼遇。“他们只知道你是念过书的人，能写会算，村农会就求你写标语，村公所求你打统一累进税，抗属求你写信……这一切，你都不能拒绝，而且要做得好。”“当你给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群众敬爱你，也是好现象。只要你真正能给他们解除疑难，群众是最不负心的。”他这样告诉别人，他自己自然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他进入创作，而且把生活和创作两个齿轮，变成了提高自己的动力：我的经验是：认真地做一次群众工作，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据这些体验，从事一次创作活动，那就又是一次提高。①生活是充实的，但很少有读书的机会。而且，他上中学以后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书，一部分损失于抗战，一部分损失于土改。抗战期间，他的书成了危险品（因为大部分都是革命书籍），家里人只好忍痛烧掉，或是换了挂面，熟肉。至于土改时，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些书被贫农团拿走，当时农民已普遍学会裁纸卷烟，乡下纸张难得，这些书便改了行——做了卷烟纸了。 这时孙犁正在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上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上缴小区，由专人清查保管。在张岗小区，这件工作落在了孙犁身上。 书并不多，全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旧破书，已经不大能够卷烟。孙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着批判，不敢染指于这些书籍，全把它上缴县委了。 在乡间工作，没有什么买书机会，偶然遇到书本，也只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有时也能遇到中意些的书，这时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县时，从县城集市的地摊上，买到一册商务出版的精装本《西厢记》，他带在身边看了一些日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翌年在饶阳，《冀中导报》设在张岗的造纸厂，因为常常收买旧书，他又常到这家纸厂吃住，有时便也能从堆放旧书的棚子里捡出一两本有用的书（如《书谱》之类），使它暂免“回炉”之灾。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小贩。有一回，他从小贩那里竟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进城后才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即将出国当参赞的同志。 大体说来，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健康水平又开始下降。他在前面说的那封给田间的信里，承认自己存在着创作苦闷，虽然他又解释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这是给朋友的信，也许只是一时的或极而言之的话，但我们不能否认，他这时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了。 自然，如前所说，生活上还是深入的、扎实的。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点，是从生活走向创作。纵使他在某个时候，在健康、情绪等方面处于“低谷”，那火热的生活也会召唤和推动他走出这个“低谷”的。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诗，如《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认为，诗以质取胜，很难写好，至少比散文难，因而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和诗分手。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二唱》①。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一次，它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很可是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夭折的长子（名普）。他写得更多的，自然还是小说和散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时代的进程加快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础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个新的历史的大门口。事变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一切都是来得既迅猛，又朴素，在不如不觉中，他和一个新的国家一起成熟了。虽然在战争环境里滚爬了十多年，他却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他说。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线，目睹了战争的场面。那是青沧战役攻占唐官屯的战斗，战前，冀中区党委在一次会上，号启作家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他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①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释的这样，纵然是这样，他的态度仍然是可爱的。 头一天他从河间骑自行车到了青县，第二天下午就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战斗打响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在过河的时候，看见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正在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幸好还没有事情。他乘上一只箔箩，渡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同行的一位宣传科长，把他带进了街，安置他在一家店铺里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头还在战斗。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着前面的枪炮声，过了一夜。黎明时分，科长回来，告诉他已经开仓济贫，叫他去看市民领取粮食的场面，以为这是到了作家用武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经历的一次战火的试炼吧。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得到战利品，却丢了一条皮带，和皮带上挂的小洋瓷碗，这只小洋瓷碗，已经跟他多年了。此外，还丢了一件毛背心，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时的一条大围巾改织的。他不知这些东西是怎么丢的，也许是遇到炮击时翻滚在地上弄丢的，也许是遗忘在店铺里了。看起来，他也是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没有功夫计较这些东西了。在战前行军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同志，听说是茅盾的女婿，他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孙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牺牲，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人民对待牺牲的态度。 下面是他叙述的一个极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乡安平采访，这件事就该是发生在他的家乡：张秋阁父母双亡，没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长大。土改后，哥哥参军上了前方，她带着妹妹二格过日子。这一年是1947年，时值春日，冀中区正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方打仗，张秋阁当上了妇女生产组组长。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屋里纺线，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来了，他是秋阁哥哥小时候的伙伴。曹蜜田犹豫着，说出了信的内容：秋阁哥哥作战牺牲了。讲完这个消息，他的眼睛湿了。 这消息是一声闷雷，使秋阁惊叫，发呆，最后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她想到的是：“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单薄。”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①蜜田走后，她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俩到碾子上轧了玉米，然后叫二格先回家做饭，她去找她的组员，商量生产方面的事情去了。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从秋阁的眼睛上看出她哭过，简直看不出这一夜发生过什么事情。 孙犁家乡的人民，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承受着牺牲的痛苦，以这样从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黎明。谁也无法测量，一个正在向上的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心地到底有多么宽广。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孙犁在博野参加土改试点。在他蹲点的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变：一个老人，儿子十年前参军了，好久没有音讯。他纺线，儿媳织布，带上一个小孙子，如此度过了十年战争，孙子也有九岁了。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战争的前景，他非常乐观，“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②儿媳还年轻，侍奉公公，照顾孩子，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劳作，却异常沉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希望着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希望有时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煎熬，于是，沉默就是她想说的一切。 孙子还幸运，父亲不在身边，老人给了他双倍的慈爱，加上母亲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老人背着孙子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①土改当中，老人很积极，对孙犁特别关心，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国民党军队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孙犁转移——……在那挂满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了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②这个“革命战士的父亲”的形象，不知在多少家庭里出现过。我们知道，在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以后的那些年，他的父亲照顾一家老小奔波、逃难，在他父亲身上，就反映着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嘱咐》①里，“女人”这样向刚刚回到家来的丈夫描画着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跑，累的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这样的描画，差不多也把孙犁的家庭生活叙述了一遍。 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他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位贫农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岁，天真，健康，态度安静，对人亲热而爱脸红。但是，晚上开会，孙犁在那边说话，声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确实，在斗争中，她变得勇敢了。从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边走，也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她怕那些富贵小姐们耻笑她的衣衫褴褛；土改以后，她可以挺着胸脯在她们面前走过，因为这些从前命定上车都要人来搀扶的、不劳而获的人，也必须到田野里去劳动了。孙犁对王香菊的印象很深：“这个女孩子在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勇往直前，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留心的是生产工具。分得土地以后，那时正是初秋，庄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园子里用辘轳浇水，井水往上浇，她的汗水往井里滴。一天黄昏，我走到她的井台上，她喘息着吐露了愿意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浇园》②这篇小说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她在井台上吐露的这个愿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种时代条件。 香菊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但在她的家庭内部，又有一层奇特的关系。 香菊的母亲三十七岁了，六七岁时，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香菊的父亲做妻室。这在冀中，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孙犁的小说《正月》③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卖给人家，并不是找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就花钱娶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汉子都苦的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路。”香菊的母亲，似乎就承继了这样的命运：丈夫并非有钱的人，做了一生长工，饥寒劳累，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实际上，长工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傻子，除了默默劳作，整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孙犁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他发现，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亲、叔父。这位叔父四十一岁，没有结过婚，而她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父亲就端上个大碗，夹些菜，独自到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不是他的一样。香菊有个三岁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怀里，孙犁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 显然，这个家庭里包孕着某些时代的悲剧。对此，孙犁慨叹道：“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①应当说，孙犁这些议论，都说到了香菊母亲的心上。在孩子中间，母亲最爱香菊，土改以后，就更爱她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孙犁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这意思很清楚，香菊这一代人不用再走母亲们的老路了。孙犁当然同意她的看法。在孙犁看来，“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①在历史接近了它的目标之后，出乎人们意料地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战争已经推进到津浦线上距离天津不远的地方。这里是冀中平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区，孙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解放战争的壮观图景：正当金秋季节，天朗气清，地里的庄稼全收割了，人民军队从南北并列的一带村庄，分成无数路向前推进： 部队拉开距离，走的很慢。我往两边一看，立时觉得，在碧蓝的天空下面，在阳光照射的、布满谷楂秋草的大地上，四面八方全是我们的队伍在行进。只有在天地相接连的那里，才是萧萧的风云，低垂的烟雾…… 那里是云梯，一架又一架；那里是电线，一捆又一捆；那里是重炮、重机枪。背负这些东西的，都是年轻野战的英雄们，从他们那磨破的裤子，拖带着泥块的鞋子，知道他们连续作战好些日月了。……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①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①。从这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②“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③以后的事实证明，和孙犁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发展工人的文艺和培养工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①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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