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①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①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①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处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③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坛上是否已经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节、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自己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和它的主持者们的劳绩，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编辑作风，更是泽及后人，影响深远。刘绍棠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①从维熙说：“……我的启蒙师长孙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书简中，把文学比作一座高山，他在这座峰峦面前‘高山仰止’。”“回归文坛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少一点哗众取宠，多一点甘居寂寞；少一点游山玩水，多一点苦斗精神。文场不是赌场，文苑不是商品交易会，它应当是干净而宁静的，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遗风。这种遗风，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间断线失传。之所以要这样告诫自己，因为自己也生活在现实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名利之心的驱使，而变成文场上的外交家。”① 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也始终只把《文艺周刊》看做是一个“苗圃”，在给刘绍棠的一封信里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②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③，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刘、从、房①那时都在学校读书，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所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课余里，也就偷偷地写了。 开始，我并不敢给《文艺周刊》投稿，先是给小报投，总果投中了一篇小故事，把我高兴坏了。紧接着我又给那家小报寄了两篇小说，可是很快就退了回来，嫌那作品里写了蚊子，于是我大着胆子把这两篇稿子寄给了《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而且有一篇还是头条。当时是多么激动啊！发表了这两篇作品以后，我的写作劲头就觉着足了，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② 孙犁1953年到安国县下乡，路过保定时，给青年文学爱好者们做了个报告，会上看到韩映山，提到了韩的这两篇小说，他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个当时还很瘦弱的少年非常惊异。他也很了解一般青少年的创作心理，幽默地对他们说：“有些同志好偷偷摸摸地写稿，寄给报社，好像给爱人写情书，怕叫别人知道了，好像写文章是件不体面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起个当作家的念头并不坏，应该让群众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们更关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给你素材，就像蜜蜂往返飞翔于盛开的花丛之间，不只闻到了花的香味，还要叫花朵听到我们的声音，招展地欢迎我们，共同完成酿蜜的工作①。不少名家谈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于“大胆”，这看法庶几近之，不然，把创作弄得像写情书，那至少是太“孤独”了。 孙犁看稿子非常认真，他的习惯，看稿前先擦净几案，拆封稿件时注意不撕伤，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而且决不积压稿件，到手后总是很快处理。进城之初，他在《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对面，看完一篇觉得可用，就推给他，他马上看，如觉得不好，就再推过去。这本来是为了不积压稿件，但这工作方式，很使对方不快。他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他处理过的稿件，总是保持整洁，不用的稿子，如有意见，另写在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也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②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物，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部，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子装入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子，回想起来，是很感欣慰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小说《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小说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分子正和油店的掌柜订立“攻守同盟”，于是一下就又找到了线索。 我认为初稿和改写，都是心急了一些。不是说打油就不可能找到线索，而是因为作者的描写有些像一般的章回小说，使人感到，是太巧太轻便了一点。主要的是不切实，林天佑是“三反”小组长，下午还在当面追查这个贪污分子的材料，而在晚上，当这个贪污分子在油店订立“攻守同盟”时遇到了林天佑的老婆，竟会神色不动，“林嫂儿”叫的那么从容，是不合实际的。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①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①天色已经晚了，不管他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次日出发。车夫是慢性子，第二天，等到动身，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车开起来，孙犁的心还在提着。 路上打尖时，他迎住了一辆南行的汽车，请司机带个纸条，到任丘交给店里。这张纸条，换来了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宁静；但是后来知道，这位司机没有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任丘，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孩子都住在掌柜的家里，得到消息，也都过来了。孙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儿棒子面，到野地里捡些树枝，给小达煮点粥。小玲呢，还在吃奶。这位从农村来的母亲，唯独忘了自己。现在，看见了丈夫，就像看见了主心骨，在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进退两难之地，她心里踏实了。不过，刚才进店和丈夫见面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 孙犁没有说话。他充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在他看来，这句埋怨话与其说是为了责难，还不如说是出于信赖。因此，他只是忧虑而欣慰地看了她一眼，便回过头去招呼要烩饼了。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不只大人转忧为喜，一对小儿女还是那样娇憨可爱。这几天来，当父母的心分悬两地的时候，他们照样嬉戏玩耍。有母亲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是不容易受到伤害的。 妻子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孙犁也和她们住在一起。任丘属冀中区，西北不远处就是白洋淀。孙犁深深感到，在老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朴实的，这一点也使妻子儿女少受了许多委屈。 次日一早，辞别店家，一家人上车赶路，这时真是人欢马叫，另是一番光景了。 晚上，宿在唐官屯村头的一家大车店里，睡在只有一张破席的炕上。春风沐浴着的北方原野的夜晚是宁静的，也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混合着倦意和兴奋的族人感到了夜的温馨，夜的舒泰，但是一时很难入睡。 “荒村野店，也有爱情。”孙犁回顾说。 到了天津以后，孙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立刻热闹起来。小森也从学校回来，和母亲、弟弟妹妹见面。一年多不见，母亲看见小森长高了，也白胖了些。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比原来在城市的孩子更容易吸收城市的营养，使身体得到长足的发育。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妻子来以前，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都穿得半旧了。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住下后，孙犁买来两丈蓝布，在他的小屋里，妻子缝制了一身新衣。 孙犁每天上班，晚上还要写作，小屋里住了这么多人，热闹是热闹，却失去了他一向喜欢的安静。另外，当时还是供给制，他觉得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所以，这样住了半月光景，他让妻子回去。 已经说好要跟报社的一位同志坐火车走，孙犁也把她们送到了火车站。但上车的人太多、太挤，担心她带不好孩子，又退了票。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保定，那里有孙犁的许多熟人，于是，就送妻子搭车，再由保定雇大车，把她们拉回家里。由保定坐大车走的这条路，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常常走的路。坐在车上的时候，望着四周的村庄和田野，妻子不免指指划划，告诉她的一对小儿女：这是爹从前上学走过的路。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光荣，她也许还希望，孩子们大了也走一走这条路……她当然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而且，二十年过去了，虽然道路依旧，世界可已经变样子了。孩子们有自己的路。但是，倘若说孩子们走的路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为孩子们铺路，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也许没有想到这样多，也许想的比这还要多，因为从保定回家的这条土路很长，也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是很容易陷入遐想的。而且，当她一路上时而和淘气的儿子，时而和刚会说话的女儿应对、周旋的时候，无形中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使路变短了。现在，她已经望见村头。野外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又一个农忙季节来到了。 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拍拍身子下了车，准备迎接这个收获的季节。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还是这几口人，经过唐官屯的时候，又宿在了那家大车店。这是一个黄昏，孙犁看见了在解放唐官屯的战斗中他渡过的那条河，想起了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的尸体。不过，他没有向家人说起这些，更没有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险些牺牲在河边上。何况，他正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也没有心思提这些事。第二天黎明，就招呼家人起来，动身赶路了。 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也接了来。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报社腾出了一间大约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搬到这里来，用家具隔出一间小小的临时厨房，另一边住人。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①《诗经》里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②乔迁，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用了这样的题目，看来是有悖于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们可以再借用陶渊明的几句诗，多少说明他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③这诗除了个别地方由于时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孙犁身上以外，无可否认，孙犁性格里是很有些陶渊明情调的。孙犁不是“误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在不久以前，他对笔者说：他庆幸自己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大意）。他只是热爱故土，依恋家乡，如上面所说，他也像陶渊明赞歌“依依墟里烟”一样，赞歌他家“屋顶上的炊烟”了。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②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细想来，其中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时代悲剧。这种悲剧对孙犁灵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极省的《〈善閛纪年〉诗抄》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它。 关于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访旧》。其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但是，这个动人的场面却不是事实。“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孙犁在上述《〈善閛纪年〉摘抄》里特别做了这样的说明。连写小说都经常采用记实方法的他，在散文里倒用起了虚构方法，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颇堪玩味的。他不是根据事实的逻辑，而是根据感情的逻辑，写了这篇独特的散文。 在长仕的时候，因不大习惯吃派饭，就自己做饭，买点馒头、挂面，炒个鸡蛋，这在农村就是好饭食了。但他有时嫌麻烦，就三顿改两顿，有时还饿着肚子到村边沙岗上散步。他也进城买些点心、冰糖，放进房东的橱柜。这家有两房儿媳，都在如花之年，每逢孙犁从外面回来，必定笑脸相迎：“老孙，我们又偷吃你的冰糖了。”这样，吃到孙犁肚里的，就很有限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我就忘记饥饿了。”①——整整三十年以后，他这样回忆着。他的另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于这次下乡之后，对此，他做过这样的说明：“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1953年（按：他在这年写的《访旧》一文中说：“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据此，可知他是1952年冬天下乡的，1953年正在乡下）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还说：“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写短篇是如此，写长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①如我们说过的，苦恼或者焦虑，是他进城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心态；但在《铁木前传》中，他又回到童年，时而陷入甜蜜的回忆，时而进行热烈的礼赞了：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在谁家院里，叮叮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或是安装门户…… 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但是，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途程！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 童年过去了，只留下了童年的幻想和力量。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他又住进了这个高楼林立的大城市的中心区（他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说：“从这个城市中心到郊区田野，坐汽车也要走一个小时……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①）。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一幕幕童年的生活情景渐渐清晰起来，并终于借着九儿和六儿两个纯朴的小儿女的身影铺演开来了：她（九儿）和他（六儿）不顾外面的风越刮越大，躲在一个破碾棚里继续玩耍。屋顶上的蜘蛛网抖动着，一只庞大的蜘蛛被窜进来的风吹落下来，又惶遽地团回去了。淘气的六儿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比较懂事的九儿在对着昏暗的天空编织她的梦。写到这里，孙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童年的种种回忆，将长久占据人们的心，就当你一旦居住在摩天大楼里，在这低矮的碾房里的一个下午的景象，还是会时常涌现在你沉思的眼前吧？”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他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住在天津的“摩天大楼”里——较之滹沱河两岸那些低矮的土屋，姑且这样说吧。 1951年10月，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到莫斯科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代表团参观了纪念高尔基的博物馆。馆内陈列丰富，布置精细，再现了高尔基的一生。他们在每个橱窗前都瞻仰了很久，其中有一个表现高尔基和契诃夫友谊的橱窗，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众多纪念品里，有一只旧式的构造精致的金怀表，他后来得悉，这是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并明白了这只金表的分量：契诃夫在克里米亚接待了高尔基以后，知道了高尔基的创作情况和身体的情况。高尔基的创作生活，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持久性的突击，不断的扩大生产，全部的呕心沥血。但是高尔基那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我想：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他特别关心的是高尔基的健康。一次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只表。”纪念馆里的这只表就是他买来送给高尔基的。①孙犁认为，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这只金表，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关怀和援助。孙犁注意到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就特别关心起高尔基的健康，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孙犁那时的身体也不很健康，所以他才在这只金怀表上面花了这么一番心思吧？或者至少他是更能体会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心情吧？ 出于同样的兴趣和愿望，孙犁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创作上，契诃夫比高尔基早了一个时期，“他对于高尔基的爱护和帮助，除去在创作上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还有很多崇高道义上的支持，最有名的是退出科学院的声明。至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帮助，那就使我们在同一时期，看到了三位伟大作家的亲密关系，好像看到了一个可敬的家庭里的三辈老小一样。”②他不会不注意到那张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三人合影：前面坐着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托翁那部长长的大胡子几乎已经完全变白，但深陷的双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带夹鼻眼镜的契诃夫的那双眼睛，则永远显示着他是医生出身，冷静而安详，那一口剪裁得比较整齐的小黑胡子，表示着他是这个“家庭”里的中间一代。年轻的高尔基立在他们身后，浓密的眉毛和短短的髭须把那张瘦削的面孔衬托得更加严峻。三个人都凝视着前方，好像在说明这三位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现在都在注视着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 正如孙犁所说，这三位作家好像组成了一个可敬的家庭，但是，“如果认为幼辈对先辈需要的只是言不由衷的赞美，那就错了。托尔斯泰常常指出契诃夫在语言文字上的魅力，也常常指出他个别作品的弱点。契诃夫从这里得到切实的教益，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头儿的见解。托尔斯泰对高尔基也是这样……”① 代表团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里是托尔斯泰的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孙犁在《托尔斯泰》②一文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记下了他参观过的这座庄园的景象和托尔斯泰生活、工作的情景：庄园里树林很密。托翁的居室并不高大。写作室安排在楼下原是堆放杂物的仓房里，窗外环境很安静。他很喜欢这间又低又小的房子，经常坐着一个木箱写作，他小说中那许多富丽堂皇的场面，那反映了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的巨幅画卷，就是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写出来的。房的一角，有一只单身铁床，屋顶上原有几个挂农具的铁环，现在就用来做体操。托翁喜欢运动，卧室里放着哑铃。他也喜欢劳动，在莫斯科住宅的一间小房里，木案上还保存着他做工的斧、锯、钳子和铁钉。 托尔斯泰喜欢和农民谈话，并且喜欢人们争吵，除了写作时间，从不拒绝任何来访者。但他的夫人很不欢迎这些来客，他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里专辟了一个小门，以便这些乡下人能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学医的小女儿，常为那些贫苦农民治病，托尔斯泰很喜欢她，说：在家里，只有这个女儿真正了解他。 托尔斯泰也喜欢散步，每天下午写作以后就到野外去。有时也打打猎，他的会客室的钢琴下面，就铺着他猎取来的一只大熊的皮，庄园书房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鹿角。 他还喜欢到田间和农民一同劳作，孙犁看到了画家们为他描摹的耕地、割草的各种画像。 孙犁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获得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这种种印象，长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托尔斯泰……抱着深刻的同情心，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托尔斯泰并不了解革命，他想给农民寻找一个出路，结果找到一条错误的有害的道路。但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的笔下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形象，反映了农民长期积累的革命的情绪和他们在革命中间的弱点。 我只是从他生活朴素、爱好劳动、接近劳动人民这些特质来回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生活，和群众生活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他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松柏，墓地没有任何装饰，就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个人死后，只需要这样小小的一席之地。孙犁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墓前脱帽致敬。 他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流连忘返。后来，孙犁这样描述着他的感受：“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① 这里说的，可以是托尔斯泰，实际上已不仅限于托尔斯泰。如本书前面所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陶冶。在访苏期间，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果戈理广场，瞻仰了矗立在广场上的果戈理的铜像：这位天才的讽刺作家披着宽大的头巾，俯着身子凝视着土地，使孙犁更加相信他决不是一个孤独冷静的人，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者。有一次，孙犁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坐在急驰的汽车上，他忽然陷入遐想，眼前出现了果戈理乘坐旧式马车在俄国风雪大道上旅行的情景，同时脑海里跳出了果戈理那火一样的句子：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这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响个不住的呢？……唉唉，俄国呀！……你要我怎样？……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吗？空间旷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该生出英雄来吗？ 这是用的鲁迅的《死魂灵》的译本，就是他青年时代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那个初版本。包括作者、译者和他在内，这火一样的句子，该燃烧了不同国度的三代人的心灵了。那一次他拿上这本新买的书去黑龙潭看他的教小学的同学，在那四野肃杀的郊外，他被这火一样的句子炙烤着，激动得热血沸腾。多么有意思呀，不则十几年之后，他竟来到了果戈理的祖国，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温习这烫人的诗一样的句子了。 参观马雅可夫斯基故居的时候，孙犁看到，在这位被斯大林誉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本人自称是“报纸的诗人”）的卧室里，有一张列宁的照片，那是列宁讲演的照片，山鹰般的姿势很富有鼓动性。据说，马雅可夫斯基在这张像前写了名诗《和列宁同志谈话》。以后每逢列宁逝世纪念日，他都要写诗。此外，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地球仪。马雅可夫斯基很想绕地球一周，特别想到中国来，他曾写过：劳动的中国，请把你的友谊给我！他绘制了一个旅行的地图，想到三千个僻运的地方去演说。 孙犁赞赏这位热情洋溢的诗人：“不能忘记，马雅可夫斯基写诗的日子，正是苏联革命后处境困难的时期，国内有饥荒，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很多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混乱。是马雅可夫斯基看到祖国真正新生了，他忠诚勇敢地拥护了这个新制度，并且无比热情地歌颂了带来这个新制度的列宁同志。”① 除了莫斯科，孙犁还随代表团参观了列宁格勒、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了很多著名作家，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通过这些活动，他对自青年时代就影响过自己、也影响过中国文学的那许多光辉的名字，了解得更切实了。甚至那些讲解员，也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 ……② 访问期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们，更使他久久不能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他尤其不能忘记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度过的那个夜晚，这所孤儿院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实际上是一所修建得很好、室内很温暖的学校，孩子们大都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她）们以极其亲切可爱的态度，欢迎和招待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年人——在这些人的国家里，也刚刚结束了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孩子们不愿意他们离开，表演了很多节目。代表团成员坐在沙发上，背靠孩子们亲手绣的花靠枕，面前桌子上摆着他（她）们培养的长青树。孩子们坐在中间，唱了一支由托尔斯泰作词的民间曲调的歌（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曲调），客人们一致赞扬了那个唱高音的女孩子的婉转嘹亮的歌喉。另一个女孩子背诵了长长一段《战争与和平》里的对话，把客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境界，许多人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 这是孙犁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却等于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跃——那是50年代初期，他刚从乡下“跳”到城市，已经感到有些不很适应，事隔不久，又“跳”到国外了。所以，对这次出国，他事先既无兴趣，事后又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他很佩服同团出访的李季那样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马桶的时间就把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这些事全办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孙犁还不会系领带，早早起来，正在面对镜子为难，李季进来了，他衣冠楚楚地笑着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接着，他像战争年代替一个新兵打被包那样，帮孙犁系好了领带。 孙犁也是在这次出访期间，才和李季相熟起来。李季不只长于诗，也长于组织工作，而且很能体察同伴的个性和心情。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大家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团里，似乎也只有孙犁会唱京戏，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会兴奋乃至激动起来。这时，李季又喊：“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事后，这使孙犁很受感动：“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① 孙犁的创作，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1954年，《文艺学习》编辑部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现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撮录如下：“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对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害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演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 在提问过程中，他还回答了一个在50年代不容回避的问题：“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出发，强调了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在今天，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细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写抗日战争，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间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可能反映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但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体验，只是政策和理论解决不了创作上的问题。”①作为一个从根据地走过来的共产党员作家，这回答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对生活体验的强调，尤其具有普遍意义。这里反映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性格问题了。因为在50年代前期，用理论和政策图解生活的现象已经多次地向文坛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一回答，无异于拿起现实主义的武器，走向了战斗的前沿。 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文坛上的这类庸俗气息。 他举过一个例子：抗战期间，有一篇作品写有人想给某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说这女孩子很“落后”，而且责及作者，说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对此，孙犁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回敬说：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这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①对于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现象或社会生活）的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甚至也影响到青少年学生。50年代初期，他和山东省安乐镇师范学校几个爱好文学的学生有过一次通信，讨论《荷花淀》这篇小说。这几个学生致信孙犁，在赞扬了几句这篇小说之后，用主要的篇幅提出了批评：一、从小说中摘出“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这句话，说作者“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还就小说里的一句话“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愉快”诘问道：“‘女人们’为啥‘尤其’是这样呢？莫非是她们的脑子比男人简单吗？”二、指责作者“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作者形容水生等“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来信问：“这是否暗示着水生这些英雄看不起这群落后女人呢？否则为啥不说是‘没有顾得看她们’呢？”自然，来信对“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这句话更不满意，认为是“嘲笑、咒骂”。三、说作者“不是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女人们好像有些正确的积极的描写：‘……她们学会了射击……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但我们觉得还不够。因为这不是郑重地反映女人们先进的一面，而是作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轻视妇女的观点，不得不这样。”如此等等。 信号通过《文艺报》转给孙犁的。那是1952年，禁忌毕竟没有后来那样多，一向襟怀坦诚的孙犁，还能比较畅所欲言地和这些青少年们交换一下意见。他告诉同学们：不能脱离上下文和故事发展的整个情节，单单摘出一两句话来（如“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一群落后分子”等等），就断定作者“嘲笑”或“看不起”女人，更不能看成是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做的鉴定。“我们看作品，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看，还要体味一下当时的情调，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就是查一查‘生活’这本大辞书，看究竟是不是真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孙犁当时是三十九岁，这些学生们一般不过十几岁，但他把他们完全看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他非常直率地和他们讨论了一个方法问题：“《荷花淀》只是一篇短短的故事……我本来可以不谈它。今天我所以详细地和你们讨论，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常常采取了一种片面的态度。一篇作品到手，假如是一篇大体上还好的作品，不是首先想从它那里学习一点什么，或是思想生活方面的，或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而是要想从它身上找出什么缺点。缺点是要指明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读书写字，买来一张桌子，不先坐下来读书写字，而是到处找它的缺点，找到它的一点疤痕，就一脚把它踢翻，劈柴烧火，这对我们的学习并没有帮助。在生活里或者不致如此，对于作品，却常常是这样的。在谈作品中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它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终于得出了十分严重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对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对，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作品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识的缘故。但愿你们不要根据这个说我反对批评。”①信是答复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的，但是只要分析一下来信和复信的内容就能明白：当时的读书界和评论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水平，并没有超过这些学生。果然，事情不幸为孙犁言中，《文艺报》原为活跃一下学术空气而登的孙犁的信，招来了“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②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信件的大多数作者，正是共和国的成年公民。 孙犁后来真的极少再用如此坦率的方式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确切地说，他为之辩护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一种原则）。不过，他也没有沉默。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发表各种意见的读者、评论者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赞歌，例如，在一些人的评论文章里，他读到了许多遍这样的字眼：“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女人头上的珠花”等等。当然，这类字眼，不见得全是讲他的作品；但在讲他的作品的文章里，一个不落地全出现了。对此，他感到了茫然：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无论什么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他觉得有些评论，不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感染力着眼，不从反映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某一时期人民的思想情绪着眼，而仅仅从某些章节、文字着眼，使读者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词句以及所谓诗意的情调。对此，虽然是赞扬的话，他也是坚决摇头、不能买帐的：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①无须讳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他感到相当隔膜。可以说，这也是他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的一种苦恼，只不过这种苦恼反映在创作和评论的关系上罢了。 苦恼也罢，隔膜也罢，不能否认，在进城以后，直到60年代初期，仍然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季节。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只整理、出版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代表作《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合集，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现集内各篇作品已分别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以及其它有关散文和诗歌等等（以上作品和文章，也都多次辑印或再版，现已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这些作品，除《文学短论》为评论集，《津门小集》为记叙解放后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生活的，是他身居津门，对过去的山地生活和平原生活（当然也包括他的故乡）的艺术记录。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成熟期和收获期，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之后（其中不少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怀疑了。 但是，就在50年代之初，他自己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1953年夏天，他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以后，曾在这年8月6日致函田间，流露了自己的苦闷：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①在孙犁给朋友的信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流露这样的情绪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给田间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在那封信里，甚至谈得更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②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或许有新的苦闷（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闷），那也都是以后的事了。此刻，在他经历了上面说的那个收获期之后，他的心情该会有所变化吧？ 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他都已尝试过，而且卓有建树。剩下的一个领域，是戏剧电影，我们还可以重开一个话题： 1949年进城后，有位相熟的电影导演，要他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搬上银幕，于是，在这种“洋玩艺”的诱惑下，不免跃跃欲试。他把自己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写新篇，统一内容，串连故事，居然弄出一个用一本旧公文簿剪贴、抄录而成的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人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云云。这位导演把后者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封面上是茅盾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可惜孙犁没有看到这张纸。另一位负责人的批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孙犁说：“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①关于他要写电影脚本的愿望，就这样化做了泡影。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他的小说，如《荷花淀》、《风云初记》等等，后来终于被人搬上了银幕。不过，他那时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当有人提出改编，他便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当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他便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他心里明白，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借助科技成果而展现的综合艺术，风格云云，因人、因事而异，还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吧。 他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仅寥寥数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长的，像是插上去、做布景的。他记得萧洛霍夫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是那样宏大而充满生机，相比之下，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恋爱得再热烈，也令人觉得寡味了。在他看来，在这里就已经损失了原作的风格。 他也记得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赛马一场戏，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看台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这一个细节，就使影片再现了托尔斯泰长于心理描写的风格。 所以，孙犁认为：“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① 这样，虽然他在电影这个领域里的尝试遭受到了挫折，他对这门艺术的了解和修养，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所说，从进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难、误解和挫折中前进的，但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说过，从事写作正如爬山，要有“处下不卑，登高不晕”的气概②。他就是这样做的。 1956年3月，孙犁正紧张地写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节）。这天午睡起来，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面颊跌在书橱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报社同人把他送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前面做过一些介绍。他自己这样说过：“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①在标明为“芸斋小说”的《无花果》②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明过，这些小说其实是纪实，今一并引述如次，作为参考：“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这就难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脏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里，说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伤。患心脏病者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此病，特别是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常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自己再不注意，那是很危险的③。这原是知己之谈，现在正好用来分析他自己，虽然他得的并非心脏病。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热情人，而从事的又是文学事业（广义地说，这也是诗的事业）。1951年1月，他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一次会上，向青年作者们说：“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我们必须激动起来，才能写好文艺作品。”④1954年8月，在一个暑期讲座上，又结合自己的情况向听讲的同学们介绍说：“……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①身体底子原来就有些问题，加上长期积劳和如此这般的情况，哪有不生病的？说老实话，幸亏他的身体底子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质（依我们看，主要是他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否则，将不容乐观了。事实也如此。这年秋天，他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最悲伤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边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为什么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但这也只是“知子”而已，对于儿子的病，她也是悲观的。这时康濯由北京来天津看他，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那可怕的病情，其实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毫无精神准备的亲友，一下子都慌乱起来了。 前面说，他是写到《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发病的。这一节是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这一节只有千来字，主要是傅老刚和九儿父女两人的对话，它竟数次提到了劳累、生病和休息这些事，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那紧张到了极度的神经系统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自然，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甚至于不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一节的文字气氛也够凄凉的了，它不能不给作家那善感的、容易激动的心灵以刺激。 原来，傅老刚和黎老东两个患难老友吵翻了，九儿和六儿那本来应该朝着爱情发展的关系，也只结出了一个苦果。这是一个冬夜，满天星斗，月亮又圆又明。但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父女俩各人心里都装着心事，或者说，他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咀嚼这只苦果，或者，他们还想到了别的，例如那久别的也许今生不能再见的东北老家……总之，这样一个晴朗、皎好的冬夜，反而给这一老一小的心境平添了许多凄凉：这两天，父亲注意到女儿很少说话，他以为她是太疲累了。他说： “今天，有几个互助组，给我们拿来一些工钱，这些日子，我帮他们拾掇了一些零碎活儿。我不要，他们说我们出门在外，又没有园子地里的收成，只凭着手艺生活，一定要我收下。我想眼下就要过年了，你也该添些衣裳。” “不添也可以。”女儿低着头说，“过年，我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就行了。爹的棉袄太破了，应该换一件。” “我老了，更不要好看。”父亲说，“村长和我说，他们几个互助组，明年就要合并成合作社。村长愿意我们也加入，说是社里短不了铁匠活儿。我说等你回来商量商量，你帮我想想，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 “我愿意加入。”女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父亲兴奋地说，“……村长还说，他们也希望六儿家参加，那样，社里有铁匠也有木匠，工作方便得多。可是黎老东正迷着赶大车，不乐意参加。这些日子，我总见不到六儿，你见到他了吗？” 女儿没有说话。 “你不舒服吗？”父亲注意地问，“怎么看你吃不下？” “不。”女儿说，“我只是有点儿累。” 她到外间去收拾锅碗。 “我和黎老东吵翻了。”父亲在里间说，“这只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只是两个老头子的问题，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没有放在心上。”九儿说，“今年冬天，我看着爹的身体不大结实，我希望爹多休息休息。” “你不要惦记我。”老人笑着说，“我这病到春天就会好起来的……” 九儿给父亲铺好炕，带上屋门，到女伴们那里去。 ……九儿在院里停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在吹灯躺下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写完了这样一节文字，他就病倒了。病中，他“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①这一节文字仅有二、三百字，但是，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且用了诗的、咏叹的句子。这时，已经是1956年的初夏了。 3月，他刚刚跌倒时，在医院里缝了几针，还能走路。同志们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外出旅行。那时他刚进城不久，并不很怕出门，且好一人独行，于是选好地方和路线，带了介绍信就上路了。 这是5月初，是坐火车，第一个目标，正是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向往的济南。下车时，是下午一、二点钟，坐了三轮去山东文联，当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王希坚（通俗小说《地覆天翻记》的作者）接待了他，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济南街面上，古老的砖瓦房和石铺街道到处可见，一派旧日省城的样子。文联临近游览区，不少小商小贩摆摊叫卖，热闹非常。文联大院有泉水、池塘荷花，人们清晨起来，就在清流旁盥洗。 王希坚了解他的脾气，给他找了一间清静房子，并说：“吃饭，愿意在食堂吃也行，愿意出去吃小馆，也方便。”因为地段近，当天他就看了珍珠泉、趵突泉、黑虎泉。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首，当时水系没遭到破坏，泉水从地下岩石溶洞的罅隙中涌出，还能冒起三尺来高，真个是：“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源头活水，冒冒冒冒，冒出一串珍珠。” 次日，文联的人陪他游了大明湖和千佛山。游大明湖时坐了彩船，可惜他正在病中，不能充分领略“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的佳趣。此外，他看了纪念曾巩的南丰祠和纪念铁铉的铁公祠，以及其他历史文物。曾巩是宋代和欧阳修、王安石等齐名的散文家，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文章从容严谨，该是孙犁所欣赏的；铁铉则是明代建文帝时的忠臣，燕王朱棣起兵时，他坚守济南，屡挫燕王，后被磔死，鲁迅在《病后杂谈》①这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说实在的，病中看这类纪念文物，也不是轻松的事。在千佛山要轻松一些，济南虽号称“泉城”，有湖山之美，那时游人却很少。千佛山在市区南面，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像逛荒山野寺一样。孙犁最喜欢这样的游览，极目骋怀，放情丘壑，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市嚣尘声的干扰，姑且与寺佛为伍：“笑到几时方合口？坐来无日不开怀。” 当然，他并没有超脱到如此地步，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尘世的作家。 他还想吃中学时听老师说过的济南特有的“小豆腐”，可惜没有吃到。 他又赶路了，第二站是南京。是下午五、六点钟到的，还是先奔江苏文联。那时文联多与文化局合署办公，它便给文化局打电话，说来了一位客人，想找个住处。对方推托了一阵子，最后说可以去住××酒家：对于这种遭遇，我并不以为怪。我在南京没有熟人，还算是顺利地解决了食住问题。应该感谢那时同志们之间的正常的热情的关照。如果是目前，即使有熟人，恐怕也还要费劲一些。 此次旅行，我也先有一些精神准备。书上说：在家不知好宾客，出门方觉少知音，正好是对我下的评语。① 在酒家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便去逛明孝陵。陵既高且陡，他还是登上去了，最引他注目的，是朱元璋的那幅画像：“躯体很高大，前额特别突出，像扣上一个小瓢似的。脸上有一连串黑痣。这种异相，史书上好像也描写过。”②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登过朱元璋的画像，并尊朱为“民族革命伟人”③；不知明孝陵里的这张像，是否与此有关？但由孙犁的描写看，他好像并不喜欢朱元璋，因为他笔下的这副“异相”一点儿也不可爱，至少，离现实中真的人太远了些。“正史”里记载的朱元璋，说他一降生就气象非凡，长853孙犁传 ① ② ③鲁迅批评过这类说法：“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瞥》。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70 大当然也与常人有异：“……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①大约奇骨不易画出，就在前额上扣只小瓢。可见，中国史书早就参加“造神”运动了，孙犁如此注意朱元璋的画像，也是有道理的。 从孝陵下来，他去中山陵，然后向东，顺路游了灵谷寺。这一路全是枝交连理、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一阵风吹来，半空中飒飒作响，在这被高大的陵墓主宰着的圣地，不免使人产生天马行空的感觉。对于一个长年做文字工作、无事不出房门的人，这境味有益于转移他过分紧张的注意力，舒展一下他的心情。因此，孙犁对着眼前情景，发出了他平时很少说的“真使人叫绝”②的赞叹。 下午行程更远，连续游了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夫子庙。没有去看莫愁湖和秦淮河，他似乎感到一点儿小小的遗憾；但是，照他的说法，这样奔袭式的游山玩水，已经使他非常疲乏。作为休息，他去逛了逛南京古旧书店，那里很安静，好书也多，且排列规则，令人有舒畅感。可惜天色已迟，不及细看，就回酒家了。后来，他从这里邮购了不少旧书，其中还有珍本。在济南时，他因为没有找到古旧书店，颇感遗憾，在南京算是得到了一点儿补偿。 第三天清晨，他就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对这次南京之行，他后来有些想法：……像我这样的旅行，可以说是消耗战，还谈得上怡情养病？到了一处，也只是走马观花，连凭吊一下的心情也没有。别处犹可，像南京这个地方，且不说这是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地，就是六朝烟粉，王谢风流，潮打空城，天国悲剧，种种动人的历史传说，就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感慨吗？ 确实没有。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些事，读读历史就可以了，不必想得太多。……至于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对历史事件的各种感慨，那是另一码事。 我此次出游，其表现有些像凡夫俗子的所到一处，刻名留念。中心思想，也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我一生一世，毕竟到过这些有名的地方了。①人往往容易有这些想法。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到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总不会那样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吧。当然，像这样的旅行，他的确是太累了。 清晨上车，两个多钟头以后他就到了上海。作协安排他住国际饭店十楼，这么一个繁华地区，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十分不利。“尤其是一上一下的电梯，灵活得像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我还没有定下心来，十楼已经到了。”显然，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翌日上午，独自去逛书店，正巧赶上古籍书店开张。他选购了几种旧书，包括仰慕已久的戚蓼生序小字本《红楼梦》。 他想快些离开上海，因此，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杭州。浙江省文联没有熟人，在那里吃了碗面条，便一人到了湖边。这天天气很好，游人也多，一湖如镜，确是“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但因连日劳顿，夜里又睡不好，他忽然觉得精神不支，脚下也没有准头，就随便转了转，买了些甜食吃，回到了文联。 第二天，文联通知他到灵隐寺去住。原来他们新买到一处私人别墅，做为创作之家，还没启用，孙犁正好去试试。他乘三轮来到目的地，看见这是一幢不小的楼房，仅楼下就有不少房间。四周除一座拔地而起、直插云天的飞来峰，空旷无人。寺里僧人很少，住的又远，这时天也黑了，他一度量形势，忽然恐怖起来：偌大一个灵隐寺，周围是百里湖山，寺内是林莽丘壑，不说别的，就是进来一只狼，他也受不了。他想到要关好门窗，而门窗又是那么多。关好门窗后，他躺在临时搭好的木板床上，顶着一盏昏黄的光线摇曳的灯，一面翻看一本新买的杭州旅游指南，一面发起哲人的遐想来：……什么事说是说，做是做。有时说起来很有兴味的事，实际一做，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现在置身山林，且系名刹，全无干扰，万籁无声，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 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① 这一夜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在溪流里洗罢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暖瓶，到门口饭店吃了饭，又到茶馆买一瓶开水提回来。 西湖到底名不虚传，而坐落在湖边上的灵隐寺，又是这样宏伟富丽、奇绝一方。夜晚，它虽然令孙犁感到可怖，但在白天，它又向这位北方来客展示出全部的魅力，“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他说。 在这“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青”的神仙般的环境里，他过了整整三天，凡是西湖的名胜，差不多都去过了。 在小市上，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就又取道上海，返回天津。此行大约有半月光景，谁也没有料到，回来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反而大大加重了。 前面说过，1956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并管事。 疗养院的一排两层楼房，头起是两处高级房间，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孙犁居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他至今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幸遇。因为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① 在小汤山，呼吸着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风，这风掠过湖面，变成一种湿润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他还学会了钓鱼和划船。钓鱼技术虽然不高，也有过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的记录。至于划船，他自度不只技术不高，姿态也不好看。但在这里划船不会有任何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① 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①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摆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石子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位二十年前他在抗战学院教过的女学生来到他的房间。女学生很关心老师的养病生活，看见他房间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他养海葵花。女学生也是来养病的，住二楼，很喜欢海葵花，房间里正饲养着两缸。 女学生借了铁钩水桶，带着老师到退潮后的海边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伤。回来，她把孙犁室内窗台上的鱼缸——那里泡着孙犁最得意的石子——取下来，倒出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然后，坐下来，高兴地问老师：“你喜爱这种东西吗？”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时间太长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很多，他的确不记得了。岁月已经把她推向中年。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她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样子像外国的贵妇人，哪里去寻找当年抗战时那个单纯、热情的小姑娘的影子？ 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自得。对此，孙犁不免有些感想：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② 疗养院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都是山东人，朴实，热情，照顾病人很周到。因孙犁初来时是重病号，家属来看他，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他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很高兴。冬天，妻子又来看他，他们就搬来一张床，把病房变成“洞房”，还照顾妻子和他一同吃饭。于是，这位农村妇女，也算见了世面，不仅大开洋荤，还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孙犁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正在这时，在孙犁的感情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在他的疗养过程中，算是一个插曲。 且说青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姑娘，她们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吃的、看的、接触的，都是农村没有的新东西。来疗养的，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照样出出进进，走走跳跳。疗养生活，说来好听，其实也很单调、无聊。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姑娘打交道，日子一久，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①这年（1958年）冬季，新来了一位护理员：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不算漂亮，但眼神和说话，都透着妩媚，而且面孔白皙，招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还要炼钢。渐渐地，她和孙犁熟识了，送给他一副鞋垫。鞋垫用蓝色线绣出一株牡丹花，很精致。孙犁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衣，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过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①数月后，孙犁转到太湖疗养，心总安静不下来。他思念青岛，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很多朋友。 他也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他知道，这谈不上什么爱情。他觉得对自己来说，青春才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他认为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孙犁明白，这样说自然也是一种情意。但这可以从好的方面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解释。他想到，无论如何，应该保持冷静：“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①他从口袋里掏出女孩子送他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一幅手帕，捡了一块石头，包在一起，站在岩石上，尽着力气向太湖深处抛去。他以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烦恼、苦闷，所有的感情纠缠和忏悔的痛苦，都可以抛开了。实际上，“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②这里说得很清楚，事情还不是那样容易了结，还有没理清的相思债。这些没有完结的故事，请到他的《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③里去读吧——我们多次说过，这是纪实性极强的小说；但，作家既然题名“小说”，我们姑且先当小说读。下面，我们就把这些片断抄下来，已经和本书的传主共同走了这样长的路的读者们，自己是可以判断这个故事的可靠程度的： 四十三岁时，我病了，1958年春季，到青岛休养。青岛花木很多，正阳关路的紫薇，紫荆关路的木槿，犹为壮观，但我无心观赏。经过夏天洗海水浴，吹海风，我的病轻了一些，到了秋末冬初，才细心观察了一下病房小院的景色。这原是什么阔人的别墅，一座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小花园。花园无人收拾，花卉与野草同生。东墙下面，有几株很大的无花果，也因为无人修剪，枝杈倾斜在地上。天气渐渐凉了，有些为了来避暑的轻病号都走了，小楼就剩我一个人。有一个护理员照料这里的卫生。她是山东蓬莱县人，刚离家不久，还带有乡村姑娘的朴实羞怯味道。虽然不管楼房以外的卫生，却把小花园看做她的管理范围，或者说是她的经济特区。花，她可以随便摘了送人，现在又把无花果的果实，都摘下来，放在楼下一间小房里。 我因为有病，不思饮食，平日有了水果，都是请她吃。有一天，她捧了一把无花果，送到我的房间，放在桌子上说：“我也请你吃水果！” 我说：“你知道，我不爱吃水果。” 她说：“这水果不同一般，能治百病，比崔大夫给你开的药还有效！” 我笑了笑说：“我不相信，没听说无花果可以治神经衰弱。” 她说：“到这里来的人，都说是神经衰弱。表面看来，又不像有病。究竟什么是神经衰弱？为什么我就不神经衰弱？” 我说：“因为你不神经衰弱，所以也没法和你说清楚（下面，他说了症状）。” 她听了，笑了起来，说：“那样，无花果治不了你的病。不过，它还可以开胃口，补肚子。你也别不给我面子，好歹吃一个。” 她说着从桌子上捡了一个熟透了的深紫色的无花果，给我递过来。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她又说： “要不，我们分吃一个吧。你先尝尝，我不是骗你，更不会害你。” 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 这种果子，面面的，有些甜味，有些涩味，又有些辣味。 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并引起老伴的怀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她把信放在家中抽屉里，不久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信抄了去，还派专人到青岛去调查，当然大失所望。 ……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我很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那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没有得到回信。这也是我的不明事理，痴心妄想。在那种时候，人家怎么会回信呢？算来，她现在（指1987年）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故事至此结束。为了照顾这个故事的首尾的完整，我们抄下这样一大篇，并“超前”记录了作家后来的事情。这时，他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在故事的结尾，他还留下一段“芸斋主人曰”的饱经沧桑的喻世明言：“植物之华而不实者，盖居十之七。而有花又能结果实者，不过十之三，其数虽少，人类实赖以存活。至于无花果，则植物之特异者耳，故只为植物学所重，并略备观赏焉。” 这段云烟往事，使孙犁颇起萍水相逢之念：“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①过去了的事情，还可以在他的记忆里复活起来，除了写出上面说的《无花果》，他还发过这样很有哲理意味的慨叹：“人之相逢，如萍与水。水流萍滞，遂失其侣。水不念萍，萍徒生悲。一动一静，苦乐不同。”②当然，这也许已经不单单是讲那个《无花果》的故事了。 有了上面说的感情上的纠缠，孙犁反而觉得寂寞起来。他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他很喜爱这座公园：廓大、幽静，游人很少，走进去，就像走进幽林静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庙会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本地人不用花钱逛公园，他们住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像个大公园；外地人呢，主要是来看海的，兴趣不在这个本身并无多少特色的公园。这样一来，偌大一个公园，精神上就像属于孙犁个人的了。 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他注意到，在天津很难养活的桂花、茶花、枇杷果，在这里都长得很好。园内还有一个鹿苑，他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看这小东西如何围着母鹿撒欢、淘气…… 他还去了一趟崂山。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去一趟不容易。那是夏天，刘仙舟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出了辆吉普车，把孙犁也捎上了。说起来，刘先生是孙犁的师长一辈的人，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他是学校的董事，校长室的墙壁上，挂着他的大幅照片，样子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岁月长逝，刘先生居然并不显老，走路比孙犁还快。 崂山之游，在他好像是一次冒险；虽然是冒险，却也很有趣：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迷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①他说的是《香玉》这篇小说：“崂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数十围，牲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可惜，在蒲松龄叙述的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里，“胶州黄生”的魂魄所化的那棵“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的不知名的植物被小道士斫去，这样，生于旁边的两株花魂所寄的白牡丹和耐冬也都憔悴而死。所以孙犁说“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他很喜欢《聊斋志异》这部小说，认为它写了众多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②。现在，他循着蒲松龄的足迹，亲自体验了他描写过的地点和环境，自然很助游兴，至于别人说什么登崂山“迎来海外三千履，望尽齐州九点烟”，那倒在其次了。 崂山是道教名山，宋元以来道教徒在此兴建宫观，渐成胜地。中午，孙犁等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观里野餐：主食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叶蛋、酱肝等，喝的开水也是带来的。一块大石头当桌子，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孙犁还思念着母校，他很留心地听着刘仙洲先生谈说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1959年过了春节，他离开青岛，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来青岛，帮助他转院。张翔给他买来一包点心，说是路上吃。孙犁想：路上还愁没饭吃？就把点心送了那位蓬莱姑娘。她正患感冒，独自住在一座空楼里。到底是青年人，临别的头天晚上，她还陪孙犁到海边遛弯儿，并登上冷冷清清的观海亭，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亭子上风大，孙犁催她下来了。 行前，他把不好带的东西，送给了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半夜里，疗养院的同志们把他送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 在济南下车后，他们便去《大众日报》的招待所。路上，孙犁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长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着，表情冷漠。 他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张翔笑了： “买菜团子。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孙犁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凑合了一下。孙犁这才明白：“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① 多年以后，他把在疗养院了解的这段“捉麻雀”的故事做由头，写了一首题名《燕雀篇》②的诗，表达他的某些感受（大意是说：人们欲加害的东西往往变得聪明，有应变能力；而人们宠幸的东西反而容易身陷罗网，或遭到覆灭的命运），现摘录如下： 我想 北方农村对燕子的宠爱可能给它招来了 这场大的祸害 它们在这里生活惯了 以为自己无害于人 以为在蓝天之下 大地之上 不管飞到哪里 人们都会对它们友好 这是燕子的一种幻觉 麻雀就比燕子聪明 不要看它们常常被孩子们玩弄于手掌之中还记得那一年对麻雀的扫荡吧全国动员，如临大敌 敲锣打鼓 上房爬树 摇旗呐喊 到处驱逐 麻雀 或飞向深山岩洞 或在老窝潜伏 那一天我在青岛见到 筋疲力尽，坠落到地下的都是一些娇嫩的黄雀 事情平息了 麻雀又飞了出来，飞了回来仍旧唧唧啾啾 满檐满树 食麦啄谷 他们在济南只是转车。当天午夜，就登上了去无锡的火车，孙犁乘的是软卧。 服务员把他带进车室，对面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他在这一面的下铺，安排自己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五十来岁，上铺是个擦粉、戴金耳环的中国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孙犁动作慢，过了很久，他才关灯睡下。 不料对面的灯开了。女的要下来，先伸下一只脚，轻轻点着男的肚子。孙犁连忙闭上眼睛。她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把男的当梯子，上去了。孙犁很奇怪，那肚皮怎么有这样大的载力和弹性。 “他没有睡着！”肚皮用英语说。他当然没有想到，孙犁听懂了这句话。 天亮后，女人和孙犁谈了几句，他才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的翻译。记者又要给倚在铺上的翻译上眼药，不知为什么，孙犁很厌恶这两个人。他发现列车上的服务员也很厌恶他们。 无锡还很远，他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他，女人曾打听他会不会英语。孙犁后悔自己没有把中学学来的英语都忘光，如果都忘光，恶心的程度也许会小一些。 到无锡后，张翔把他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又回来和他告别。他们坐在太湖边上，望着气象万千、烟波浩淼的湖水，孙犁忽然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和孤独。 张翔走后，是长长的寂寞。在青岛也感到过寂寞，但没有今天这样可怕： 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①。 说也奇怪，听着这无边的波浪声，倒驱逐了不少的寂寞。何况，春天也就到了，在这里，他真正领会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妙处。在青岛，他那么喜欢黄鹂，但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打开了审美的视野，提高了观赏的意趣。因为“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于是，身在病中且喜欢思考的他，便利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营造起自己哲学的和美学的花圃——他又一次全身心地陶醉在幽思遐想中了：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① 在太湖，他遇到一位同乡，也是从青岛转来的，曾多年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孙犁把在火车上的见闻告诉他，他只笑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①这另一位同志，是一位作战科长。 在太湖养病期间，除院方组织的蠡园、善卷洞之游外，“我自己去过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妇女。”②漫长的疗养生活看来的确令他感到难耐和无聊，但他的病确实渐渐好起来了。 他本来喜欢读古书，大病初愈，他又有了读书、特别是读古书的兴趣了。 他大量搜求古书，始于1954年之后。在这之前，他拖家带口，负担重，为谋生计，把十六岁的大女儿送到纱厂做工，哪里有什么闲钱买书，顶多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放在自己的书桌上。1954年以后，有了些稿费，这才成套地买书。他至今记得，1949年进城时，书是那么便宜。那时是——……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卄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① 这些，都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大约在1953年前后，也有人劝他买房子，当时房子也便宜。同样出于经济考虑，他放弃了这样的计划。如上所说，他后来终于有些钱了，兴趣就放在买书上。据他说，有些书（如《饮冰室文集》）买下来，并不是急于要读，而是想当藏书家。 《鲁迅日记》后面的“书帐”，直接影响着他对图书的选购。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对鲁迅先生的信任却始终如一。下面是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按：此书为清代冯云鹏、冯云鵷合撰，对收录的商周以下历代某些金石文字进行了考订——引者），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给它们包装了书皮。”①他自然也买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写的书。这里，我们可以提一提《孽海花》，因为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他很早就和这部小说有了缘分。那还是1946年他在河间的时候，有一次赶集，从推车卖烂纸的小贩那里，买到了这部书，而且是《小说林》出版的原版本：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小说林》是1907年创刊的文艺月刊，主要登翻译作品，也登小说理论和少量创作（《孽海花》的部分回目曾在该刊连载），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半光景，在近代文学启蒙方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孽海花》初版于1905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孙犁在战争年代从卖烂纸的推车小贩那里得到这部《小说林》出版的书，自然感到高兴。但可惜，他在战争年代得到的这部书，又在战争年代丢失了。凑巧的是，进入天津后，他又买到一部同样版本的书；这一回，他送给了一位正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 这位同事姓张，正在谈着恋爱。对方绰号“香云纱”（因穿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得名），原有丈夫，解放军一进城，迅即转向革命。一日，孙犁到这位同事的房子里，两人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孙犁只读过周扬译的这部小说的上卷，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卷如何？”这句话竟引起老张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回答：“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孙犁愕然不解。几经日月，才明白老张那时以沃伦斯基自居，恋人在下卷卧轨自杀。 这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孙犁自悔失言。因此，当老张放洋之日，孙犁就送他这部《孽海花》，聊寄比翼双飞之意（这时他们已经结婚）。这回老张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香云纱”又爱上一个官职更高的，导致离婚。孙犁又后悔这事做得不妥，他们的结局还是部分地应了书的内容，老张该不致徒增烦恼吧？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孽海花》的增订本，孙犁又买了一部。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孙犁对找对象的看法。1946年9月，他想给康濯介绍个对象，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做文艺工作的，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好老婆，太认真是他们的致命伤。他认为，“只要年岁小些，性格好些，相貌有可取之点就行了，选择要慎重，但无需太机械。”①这虽是一时一地的想法，看起来很实际。张君没有和他的伴侣比翼双飞，大概是栽在不实际上了。 孙犁的妻子很体贴丈夫，虽然不识什么字，却很能理解他。那些年，孙犁买了许多书，有时是又破又旧的书，终日孜孜不倦地整修、缝补，有一天，他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笑了。停了一下才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孙犁很满意这回答。说真的，这是可以获得满分的哲学家的答案。 有时，她还陪孙犁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册宣纸印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孙犁翻着对她说：“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还是笑着，站在孙犁身边，看了一会儿。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目录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版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人弃我取，为书店清理货底，是我买书的一个特色。 但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称S*老书屋。 看过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使我感到，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至于作家，一般的规律为：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是浪漫和现实的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