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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当中国体育以足球为突破口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时候，极少有人能够理解职业化的真正内涵，也很少会有人预料出职业化的美好前景，而作为体育高层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际管理集团注入资金后启动职业联赛，当时各地方的老牌劲旅纷纷摇身一变，挂牌成为足球俱乐部。最初的俱乐部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仅仅是改个名称就开始参加国内职业联赛。 出乎许多人意料，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极其火爆，全国各级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赞助企业的名字频频在广播、电视、报纸中亮相，足球广告威力巨大。热点就是最好的商业机会，直觉告诉那些商海中能征善战的企业老板们：搞足球有利可图。 于是，从1995年开始．足球成了体育产业的“闪点”，企业家们的目光在足球俱乐部上聚焦。 对足球俱乐部出现了两类“投资者”：一类是拿钱对足球队进行赞助或者做广告，利用足球的影响扩大自己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的销售量，进而实现更多的利润；另一类是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足球俱乐部，或者合作，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或者将俱乐部整体收购，直接负责和参与足球俱乐部的经营管理。这类投资者多数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从经济关系上说，前一类的“投资者”不是真正的投资者，只能算作广告主或赞助商，因为他们只是向俱乐部买断足球队一段时间的冠名权或者某一种类的广告，对于俱乐部没有管理权。从买卖关系上说，他们只是完成了一种用金钱换取球队一定时间无形资产的简单交易。后一类投资者进行的是产权、股权方面的投资。他们是俱乐部部分或全部股权的所有者，因而也成为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足球俱乐部的老板。 在球队的名称上是很难加以区分这两类投资者的。1998年9月《北京青年报》登载的一篇关于足球的文章还错把购买辽宁队冠名权的哈尔滨天润集团当作是辽宁足球俱乐部新更换的大股东。 两种投资两种待遇。真正掌握俱乐部权力和享受荣誉的是后一种老板。在付出了金钱以后，他们便掌握了俱乐部的权力。 如果经营顺利，他们就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丰收，如果亏损，他们也必须担负沉重的财政压力。 在巨额亏损没有到来之前，俱乐部的老板首先会获得“特殊”的荣誉。 足球俱乐部是一个培育名人的舞台。一位新闻记者感慨地说：“如果你有机会成为甲级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只需要几个小时，你就会成为‘地方名人’；如果球队的成绩突出，只需要几天，你就会成为‘全国名人’。” 一位刚刚上任的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第一次出差，就被当地机场的工作人员认出，并被安排到机场的“贵宾室”候机。 在足球俱乐部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总经理比董事长出名，主教练比总经理出名。董事长是足球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但是在全国的足球俱乐部中，除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王建林、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郁知非以外，其他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的名字球迷们却叫不出来。 这是因为总经理在第一线工作，炒教练、买卖球员、发布信息都要由总经理来操作，自然而然总经理就比董事长出名。 而购买冠名权的老板，往往只是在第一场开球的时候“碰”一下足球之后就与足球没有了关系，躲在后面静静地享受用重金购买来的“冠名权”。 上海航星集团老板一开始“投资”辽宁足球俱乐部就是购买球队的“冠名权”。一次航星集团老总亲自带领一个中层干部去辽宁欣赏“自家球队”的比赛，“赏球队伍”抵沈后，居然连入场都发生了困难，部下们不得不散坐于各个看台。委屈了部下，老板面子也自然无光。这时酷爱足球的航星集团老板才深深地意识到这种“投资”方式不过瘾，要转换方式。于是当机立断在第二年停止购买辽宁队的“冠名权”，转而真正投资上海的足球俱乐部。当时上海有3支甲级足球队，他们是上海申花队，上海浦东队，上海豫园队。上海豫园的整体实力是公认的强队，他们连续三年几乎只差一步就冲上甲A。但近几年从大顺到豫园，由豫园到东视，这支球队几易其主，均是因为经济原因。大顺和豫园商厦集团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将球队脱手在情理之中，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明珠有限公司更想在足球世界中潇洒走一回。但有领导认为“新闻单位不易直接参与足球操作，这支队必须换老板”。于是航星集团就有了投资上海足球队的机会，也得到参与管理俱乐部的权利。最终，航星集团的老板终于如愿以尝，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 不过，由于上海航星队成绩不佳，集团的老板也就随之成为乙级俱乐部的老板了。 我们不能不佩服许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企业家，他们独具慧眼，义无反顾。中国足球联赛发展到今天与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第一批投资俱乐部的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实力参差不齐，既有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也有“驱逐舰”，甚至还有“小舢板”。从企业的经营内容来看，以综合性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电器厂商为多。从企业的历史来看，几乎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新兴企业。 其中驱逐舰级的企业所占比例较大。例如：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上海申花集团，就是经营家用电器、房地产、化工建材等的企业集团，俱乐部是申花集团下的一个经济实体。 大连万达俱乐部隶属于大连万达集团股份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 广东宏远俱乐部的投资者广东宏远集团、东范宏远工业区股份公司，经营工贸、房地产、农业等。 广州太阳神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广东太阳神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保健品为主的公司。 前卫寰岛足球俱乐部的后台是海南寰岛集团，寰岛集团是一家以经营房地产、贸易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而且是涉足足球最早的一家上市公司。 四川全兴俱乐部的投资者是成都全兴酒厂。 广州松日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是广东松日电气集团，主营日用电器。 在第一批投资俱乐部的企业中，只有入主北京国安俱乐部的中信国安总公司属于“航母”级。 中信国安总公司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子公司。该公司属下有八个集团和七十家公司，行业涉及通信、房地产、旅游酒店、广告、技术开发、工程建筑、工业制造、商贸等领域。 包括后来投资于足球的企业，也就只有年利税17O亿的“红塔集团”的实力可以与其一比。而且国安的董事长王军亦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信国安总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级别在俱乐部的老板中也是最高的。 这样的企业，只要它想投资，就永远支撑得住！足球俱乐部近几年频频易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初期，“航空母舰”级的企业进入得太少。 凡是有大企业参与的足球俱乐部，往往是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因而俱乐部的结构稳定，投机心理少，不易出现盲目炒作和频繁易主的情况。 这和国外的大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情况是一样的。 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在意大利足坛及至世界足坛都创下了一个奇迹：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从未转手换过后台老板＿尤文图斯是意大利足坛的超一流强队，它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汽车大王阿涅利家族的鼎立支持。同时，尤文图期的辉煌业绩又给阿涅利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涅利家族最早把尤文图斯队纳入职业足球的轨道，对其采用企业化管理和商业式运作。尤文图斯俱乐部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当然，一旦球队出现了亏损，便由阿涅利家族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尤文图斯是菲亚特集团和阿涅利家族的广告和促销手段，有了它，菲亚特汽车才得以扬名世界。 足球产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要求有巨大的投入和一个漫长的经营过程，才能获得回报。因此，并不是一个小规模的企业就能够经营得起的，面对足球俱乐部万万不可动投机之心。 在足球俱乐部的组建初期，不少企业不知道足球俱乐部的“水有多深”，便茫然下海，不是泥牛入海，便是蜻蜒点水后迅速逃离。企业规模不够大，实力不够雄厚，抗风险能力小，就难以支撑足球俱乐部庞大的财政开支，就会经常处于经济困境之中，骑虎难下。 象江苏的迈特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迈特公司属于一家中型电子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的足球俱乐部的财政支出，他们感觉到难以承受。最后和江苏省体委达成协议，退出江苏足球俱乐部的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明智的。 哈尔滨的兰格俱乐部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公司在成立足球俱乐部时，对足球俱乐部的财政支出估计不足，因此在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后面临重重经济困难。几个月以前就听朋友说这家俱乐部已经没有向甲B冲击的经济能力了。事实果然如此，在海埂乙级联赛体能测试中，这家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体能都没有合格，自然淘汰出局。当然，这家公司除了经济实力外，在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中还有其它困难，比如在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合足球运动的发展，当地对足球运动的喜爱程度也不很强烈，因此俱乐部很难获得较好的门票和广告收益。 最近就连年产值一个亿的湖北雅琪也扛不住了；大连万达虽然是利用了“黑哨”契机声言要永久退出足坛，也难以掩盖经济支撑方面的问题。想当玩足球的老板是不容易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足球俱乐部通常的经营水平下，什么样规模的企业才有“资格”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呢？ 在此，我们先为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画一张像。 先说甲A：从目前的甲A足球队的投入状态和经营情况看，如果冠名权由自己使用，不出让的话，那么至少一年要有1500万元的净投入。如果将冠名权转给他人使用，那至少也要投入1000万元。那么什么规模的企业才能够承受如此的负担呢？ 按照中国企业（以生产性企业为例）现阶段的年平均利润水平10％来计算（已经是高估），那么，该企业每年必须至少有5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才能够使投资的企业自己不被拖入亏损状态。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利润较高的特种行业进行投入的话要求规模就可以小一点。超低利润率的企业，投入则要更加慎重。如果是亏损运营的企业，那就更没有什么投入的余地了。 投资甲B，至少也要3亿的营业额才从容一些。 由此可见，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是那么好当的。头脑一热，就要承担亏损的后果。 不同的企业投资足球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有些企业的产品适于通过赞助体育活动和做体育广告达到良好的推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投资和赞助结合起来，会取得较好的效果。比如太阳神集团通过足球使其保健品太阳神口服液打开了国内市常企业之所以要赞助体育，就是要通过足球活动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在广大球迷中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以达到促销的作用。 大连万达集团是大连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如果经营足球亏损，就很难找到经营足球的公开理由。 作为大连万达集团，其产品主要是商品房，即使其它地方球迷再拥戴万达队，万达集团的产品（商品房）再好，球迷也不会不远万里到大连购买一套商品房居祝因此，就产品广告效益而言，万达集团的收益很低。 足球城的老板喜欢足球，恐怕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一些企业因为投入足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当初申花集团仅仅是上海市区属企业，产品也是单一的洗衣机系列。而自从搞起足球俱乐部以后，申花集团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和集工商贸、房地产、科研、教育、体育经营为一体的企业集团。申花集团以“锐意进娶领先一步”为企业精神，生产的产品以注册商标“申花”而知名。 集团现在拥有年产5000吨烟用过滤材料的申花卷烟过滤公司，有年产4O万台洗衣机、4O万台热水器的家电公司和燃气具公司，申花电气联合公司年销售额收入超过4亿元。集团在商贸方面有申花工贸物资公司、申花百货公司，在珠海的申花工贸公司和设在香港的申花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号称总投资2亿元、占地5000平方米的申花六里工业小区已建成投入使用，成为浦东又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而众所周知，烟用过滤嘴材料属于国家垄断性经营，申花集团能够得到这一“特许经营权”，与投资申花足球俱乐部不无关系。 职业联赛之初，投入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房地产企业多；二是民办企业多。由于当时房地产等行业正红极一时，因此当时这些企业在足球界大出风头。民办企业由于目光敏锐，投机心理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所以早期进入足球俱乐部的比较多。近几年来，中国足球职业化逐步走向正规，经济规律已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长期有去无回的投入使许多“投资母体”自身日子难过，更换投资者将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1998年开始，足球的投资者将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一些有实力的大型国营企业进入足球领域成为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新老板。像山东省电力集团投资入股山东足球队，组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同时“中国卷烟大王”红塔集团购买深圳金鹏队也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种产物。当然这些效益好、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投入足球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毕竟是大型国营企业已经开始涉足“足球产业”。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多的“航母”和大型“驱逐舰”驶入足球俱乐部将会给足球带来生机。 二、烟酒企业成为一支进入足球领域的生力军。最早投资足球俱乐部的酒厂自然要数四川全兴酒厂。而'98赛季甲B一下子就涌进了三家烟草集团投资足球俱乐部。云南红塔、成都五牛、重庆红岩都是由烟草厂家武装起来的。烟草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烟酒广告的限制越来越多，而足球正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按照国际经验，赞助体育比赛是能够取得良好广告效果的途径，烟草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既可以当老板又可以做广告，真可谓一箭双雕。 烟草企业一进入足球领域，就显出其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富豪气度。就是像万达、申花俱乐部的后台老板也不敢在经济上小视他们。红塔集团卷烟机开动一天的收入就是1亿人民币，拿出几天利润就够一个甲A俱乐部玩一年的。 在足球这片汪洋大海里，“航空母舰”来了，不要说“小舢板”，就是破旧一点的“驱逐舰”自然也要让路。 早在海埂冬训时，这几支烟草队伍就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 云南红塔仿效“健力宝模式”，也准备组织少年队赴巴西留学，一时间应试者如云。连远在北国的庄毅足球学校和高丰文足球学校的学员都前来应试，而在不久前夺得亚洲中学生锦标赛冠军的沈阳一支中学生队伍也加入了选拔的行列。这次选拔的年龄为1982—1983年龄组，以便与第一支健力宝1977—1978年龄组形成梯队。 红塔集团的一笔令人瞠目结舌的钱花在修建俱乐部的基地上，据说投入资金为1．5亿人民币，这还不算地皮钱和先期盖好的别墅。 成都五牛搬来了德国的四名教练，他们还引进了三名德国外员，一共花了他们1000万元人民币。大概出于避嫌的心理，在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们亮出的招牌是成都足球俱乐部，而故意省去了“五牛”两个字。该俱乐部总经理也说，五牛烟厂关非这个俱乐部中唯一的赞助商。他还罗列了另外几家股东，但实际上，五牛烟厂是最大股东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画这样一幅漫画：足球场上踢球的一边是“香烟”，一边是“酒瓶”。 1998年中央电视台标王竞拍开始前，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白酒广告不得参加竞拍。一年以前以3．2亿开价竞得“标王”的山东秦池集团不得不另寻它途进行商业炒作。 秦池集团对投资足球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是，由于社会上已有秦池经营不利的风声，山东省体委和济南泰山俱乐部都想把改革的步子迈得快一点，因此他们选择了山东电力集团。 山东电力集团除了向泰山俱乐部投入大笔资金外，还将完全进入俱乐部的管理。现在山东省电力集团已和山东省内几家独立法人公司共出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在山东省工商局注册了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至此，山东省的足球俱乐部资产调整完毕，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占45％的投份，成为足球俱乐部的老板。 三、外资已开始投资中国足球俱乐部。 “去的去，来的来，俱乐部的风貌永不衰。” 中国的足球职业化已经开始纳入轨道，足球俱乐部也成长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实体。不管怎么样换老板，足球俱乐部都将永葆青春地生存下去。 对于中国足球俱乐部来说，投资的老板只是“前台老板”，还有更大的“后台老板”，这就是那些热衷于足球的省市领导们，通常被报纸称为“足球市长”、“足球省长”和“足球书记”。他们在工作中给了足球以重要的支持，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市长之所以关心足球、支持足球俱乐部的工作的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把本地区的足球搞上，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足球是城市的“名片”，这在许多城市都热衷于“城市包装”的时候，搞好足球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流城市，一流足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口号。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前来投资、经商的人才会络绎不绝。二是把当地足球搞上去，让球市火爆起来，大家有一个中心话题，到星期日还有球看，这样既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同时又能够减少社会治安的压力。 1996年，在动员辽宁队主场移至抚顺市时，市领导就表现出积极欢迎的态度。市主要领导认为，一、抚顺市有作主场的条件。六运会时修建的雷锋体育场平时很少使用，有了球赛可以增加利用率。二、可以大大提高抚顺市在全中国的知名度。雷锋的第二故乡再加上辽宁队的主场，抚顺的名气将大大增加。 三、抚顺市属于矿区，下岗工人较多，有了球赛星期日就有了好去处。为了解决下岗工人观看球赛问题，抚顺市经常采取有门票的人先入场，比赛开始在一段时间后将没买票的人也放进去观看的办法。这样虽然球票收入损失一些，但是使更多的球迷能够观看到足球比赛，也不失为是一种好方法。 辽宁队离开了抚顺，真有点让抚顺人心里发空，总好象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据说，抚顺市有关领导正在积极做工作，想在1999年把已经返回甲A的辽宁队请回抚顺。 “足球市长”和“足球书记”不需要对足球规律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俱乐部解决其在市场中按照经济规律办不成的事情。 在专业队时代，盛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养足球队；在今天职业化时代，盛市政府再也不能通过拨款的方式养活足球队，但是他们可以以非直接的方式支持足球的。当然这种支持不是直接的财政拨款，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支持可以帮助俱乐部转化成“钱”。事实上，许多地方的足球俱乐部就是因为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这种或那种支持，才能维持了足球俱乐部的正常运行。 中国足坛出现了不少喜欢帮忙的“足球市长”，他们的出现推动了足球事业的发展。但是，其中也有因为领导的介入引起足球的一些小小的麻烦。 刘国江在青岛就是一个例子。青岛市领导一直对刘国江赞许有加，而刘国江却与海牛俱乐部领导不睦。1993年，当刘国江带领海牛队从甲B冲甲A后，却无奈离去。1997年，青岛市政府又把家乡人请回来，但刘国江仍然不能与俱乐部实权派人物相容，最终还是再度出走，海牛队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 '97赛季之初，上海市3支甲级队，申花、浦东、豫园队的主帅纷纷下课，原因是市领导希望俱乐部能够与世界接轨，引进了高水平外籍教练。结果，除了申花队情况还令人满意外，其它两支队伍又走了回头路。而安杰伊最终也未能避免被炒的命运。 政府行为还体现在球队几乎没有自身说话的权利：换教练要看领导眼色，找外员要看领导眼色，球员转会也要看领导眼色。足球俱乐部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了。 由于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政府行为，因此即使政府领导的决策与俱乐部的意见相左时，俱乐部也不得不服从。 在1994年初大连足球队还叫“大连华录足球队”，但很快在中国足协注册为“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华录集团与大连队所签的合同到1994年才期满，大连队之所以能够中断与华录集团的合同，与万达集团联姻，是大连市政府出面做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问题。华录集团在与大连队合作的两年中，因资金问题出现了矛盾，极大地影响了队员的积极性，训练比赛成绩下滑。在当年海埂春训时，表现得格外突出。 随着中国足协规定的俱乐部注册截止日期的日益临近，大连队的状况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后，市长亲自作出决定，万达集团接手大连队。这时，市长的插手给大连队带来生机。 大连市政府将球队交给万达集团时，体委就明确表示，权力归俱乐部；而俱乐部则又将权力交给主教练。俱乐部经费、队员的奖惩权由主教练决定，日常训练、比赛等更是全权交给主教练。由于握有财权、人权，主教练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充分发挥。 1995年，体委在万达队夺冠之后，将球队完全、彻底交给了万达集团。所有球员都成为万达集团的职工，而万达集团则将俱乐部奖金追加600万元。 所有的大连人都清楚，大连万达足球队之所以能够连续获得全国甲组联赛A组的冠军，除了球员、教练和俱乐部的努力之外，与大连市政府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连市政府支持了足球，足球也给大连市带来了极高的知名度。 对于政府支持足球，广东人是有保留的。 广州太阳神俱乐部经营部经理刘孝五在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论述的：记者：广东足球缺少资金投入，广东到底还搞不搞足球？ 刘：广东当然在搞足球。只是在广东人的观念中，足球就是足球，不是别的什么。在我们看来，“足球市长”、“足球省长”、“足球书记”之类，都是很可笑的。政府官员都抓足球，别的大事怎么办？ 我们也很想有大把钱去买好球员，配好教练。政府行为不是不需要，只是不能过多。像某队的撑腰老板是电力部门就很不正常，依我看，电力部门是根本不需要用球队来做广告的。球队挂靠于它，自然舒服，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是当地政府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家的税金用来玩足球了，而俱乐部本身具有的广告资源也被白白浪费。 作为我们这样率先进入市场，先吃螃蟹的人，在足球职业化的目前阶段我们肯定是要吃亏的。但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太阳神俱乐部1994年的经营收入是1O万元，1997年的经营收入已变成1400万元，而去年的总支出是2100万元，亏700万元。 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营状况是国内最好的，再有两年时间我们完全可以不再向集团要钱了。足球是一项朝阳产业，目前中国足球产业占全球份额大约只有两万分之一，前景广阔得很。 记者：这就未免讲得太远了，为什么不考虑多向集团要些钱，请高水平的外员和教练，打出漂亮的比赛，把球市重新搞旺呢？ 刘：我们只能也只想在市场上找钱。而且大机会就快来了一个是中国足协已与国际管理集团的5年合同就快到期，各俱乐部与足协的相应合同也将到期。届时上上下下都会更加成熟更加按市场规律办事。另一个是，足球彩票是足球产业中很重要的一块，而搞这个事，广东的环境最合适。一是因为人民手中普遍有闲钱，消费得起；二是广东的球队多，群众基础又好将来发行足球彩票后比赛会对球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与其它地区的俱乐部相比，广东的俱乐部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别的企业在入主俱乐部前就心怀希望：通过搞足球来获得当地政府在政策和其它方面的扶持，而这在市场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广东已经做不到了。 广东的足球如同广东的经济改革一样已经基本上走向了市场，各俱乐部只能靠企业自己出钱养活自己。而各级领导的关心只是精神鼓励，不太可能从物质上给予太多的支持。广东已是市场经济发展得较好的一个省，一切只能按市场机制来运作。 政府对市场不作太多的干预，搞足球也很难获得领导的青睐。深圳金鹏俱乐部的利焕南就说过，金鹏俱乐部得不到市场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出卖俱乐部的重要原因之一。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等集团公司说不上是特大型企业，他们的收入有限，利润不可能全部拿来搞足球，面对逐年呈几何级数上升的开支，财政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在广东人看来，现在足球比赛是在一种不公平环境下的竞争。广东的足球俱乐部基本上都是自立门户，有时连政府精神上的支持都得不到，这与兄弟省市的俱乐部相比，简直就像是没娘的孩子。 广东人说，我们实际上是以一个俱乐部的力量去抗衡人家一个市的力量，怎么能赢呢？ 平安俱乐部负责人说：如果某些事情由政府部门出面替我们联系，那就容易得多，可是由俱乐部自己去办就比登天还难。 从长远看，足球必须商业化，但是在我们“小政府，大社会”的大环境形成之前，足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商业化。因此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广州足球的滑坡也就成了必然。 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足球虽然重要，但是纳税人的钱显然还有更重要、更实际的用途，因而广东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冷静有加。 看来广东人对政府支持足球还是有想法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中国足球真的出现危机，也许政府出面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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