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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台美“反共同盟”的正式建立，蒋介石反共有了强大的靠山。但蒋介石还不死心，也不满足于此，他四处活动，拉拢其他国家，在亚太以至世界建立“反共同盟”。 1．接待李承晚 蒋介石在酝酿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之时，收到李承晚将访台的来函后，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与南朝鲜合作的一个好契机。 1953年11月，时值朝鲜停战协定达成不久，遣返战俘问题正在紧张商谈之际，蒋介石在台北接待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出人意料的”、“突然的”来访。此时此刻，蒋李之间，台湾当局与南朝鲜之间，围绕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以及遣返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此以前，李承晚曾与蒋介石有过两次会晤。第一次是1947年4月13日，李氏由美返朝，途经上海时，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进行了会晤；第二次是1949年8月上旬，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访问南朝鲜，与李氏再次相晤。 1953年11月27日下午1时45分，李承晚乘坐美国远东军统帅部统帅赫尔上将专用的四引擎星座式专机，在台湾当局16架空军战斗机的迎护下，飞抵台北松山机场。随同李承晚抵台北访问的有：南朝鲜外交部长卞荣泰、驻台湾“大使”金弘一、前南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德新等。台湾当局驻南朝鲜“大使”王东原亦同机抵达。蒋介石亲率“行政院长”陈诚、“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郭寄峤、“参谋总长”周至柔等党、政、军要员至机场迎接。李承晚时年78岁，比蒋介石大12岁，眉发已经一片银白，着黑色西服，系花领带，外罩灰色外套。蒋介石则着五星上将军常服，外罩草绿色大衣。他们在舷梯旁边握手达数分钟之久。李承晚宣称，这仅是对蒋介石1949年访问南朝鲜的“礼节性”回访。实际上，在“礼节性”的背后，包藏着不寻常的内容。 蒋介石给予李承晚以特殊的礼遇。在其逗留台北的3天中，大部分的内容均为蒋李之间的交往。 27日下午，李承晚离开机场后，即被蒋介石接往自己的官邸休息，而卞荣泰外长以下的随员，则被安排在台北宾馆下榻。蒋介石夫妇于下午4时招待李氏进茶点，旋即陪同游览阳明山；7时，在简短的赠勋仪式上，李承晚将一枚南朝鲜的最高荣誉勋章——一等建国功劳大勋章，赠给蒋介石。李承晚称颂蒋介石为“全世界最早的反共领袖”、“伟大之先知先觉者”，并在致词中说：“鉴于蒋总统对自由世界的辉煌贡献，以及历来对韩国独立自由之协助，故特以代表韩国最高荣誉之建国功劳大勋章赠予蒋总统。”蒋介石则除了表示“荣幸”、“愉快”之外，更表示：“相信中韩两国必能密切合作，共同奋斗，消灭共匪，驱除俄寇，完成我两大民族的共同目标”。接着，李承晚一行，出席了蒋介石夫妇所设晚宴。席间，李承晚又说了许多恭维、奉承蒋介石的话，呓称“中国大陆的亿万人民正期待蒋总统去拯救他们”，并表示“坚信”，“蒋总统必能完成光复大陆的伟大事业”。 28日李承晚的早、中餐，均由蒋介石夫妇陪同共进。上午蒋、李举行正式会谈，宋美龄和双方“外交部长”叶公超、卞荣泰在座。双方重申了反共的共同立场，倡议建立亚洲“反共联合战线”。他们在当日发表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他们吁请亚洲一切自由国家之政府与人民，组织反共联合战线，并恳切期望其他爱好自由之国家，而尤盼位于太平洋之国家如美利坚合众国者，对于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区域团结之愿望，能予以道义及物质的支持，以消除共产主义在此区域之威胁，而恢复亚洲之安全与和平。 他们在会谈中，还在“自由遣俘”的口号下，共同表示，决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分别强行扣留在南朝鲜和运往台湾。蒋李会谈结束后，即乘车前往“国防部”，听取双方幕僚人员关于军事情势的汇报。 当日下午，李承晚应邀出席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合欢迎会，并作演说。李氏在演说中呼吁：亚洲国家举行“反共会议”，由台湾和南朝鲜当局邀请东南亚反共领袖，商讨采取反共共同行动的方法，订立“东南亚集体安全协定”。他认为，“此种组织无须选出领袖或首长，所有参加国均将以同样的权利，以平等地位行动”，“所有这些国家的反共团体，均应邀来集聚一堂，讨论方案，以便在东南亚全境发动普遍反共运动”。 是晚，先由蒋介石、宋美龄以“总统夫妇”的名义，举行盛大的酒会，邀请台湾各界和外国“使节”出席，欢迎李承晚之来台访问。然后蒋、宋复以“国民党总裁夫妇’名义，率全体评议委员和中央委员，邀李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欢迎宴会。评议委员于右任首先致词，赞扬李承晚“领导韩国志士为独立自由而革命的伟大精神”；称颂蒋、李此次会晤，“不但象征两大民族的精诚团结，而且是反共奋斗得到最后胜利的预兆”。李承晚在答词中竭力称颂国民党和蒋介石。 29日上午，李承晚与蒋介石举行40分钟会谈后，即借台北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他与蒋介石拟议召开亚洲“反共会议”的情况。李承晚说：他与蒋介石对于拟议中的亚洲“反共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国家及其他事项，都没有任何成见，而希望太平洋国家的其他反共领袖们表示其意见；他与蒋介石虽然连日举行磋商，但是除了呼吁太平洋反共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之外，并无任何秘密协定。他宣称：“中韩两国是反共最坚决的太平洋国家，两国间宜于形成一种坚强的共同阵线，以充分发挥两国现有的力量。”有记者问：李蒋是否讨论到，一旦朝鲜战争再起，即由台湾军队赴朝驰援或通过“反攻大陆”来开辟第二战场？李答称：李相信蒋介石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某种程度的计划，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将再作商量。 同日上午11时10分，李承晚一行在蒋介石夫妇和陈诚、叶公超等人的陪送下，仍乘美国空军星座式专机离台返回。与抵台时相同，台湾当局派出16架战斗机护送其出境。台湾《中央日报》宣布，应李承晚要求，没有举行任何送别仪式，即抵机场送行者，亦只当局最高层之数人。 蒋介石通过此次与李承晚一行的谈判磋商，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南朝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召开亚洲“反共会议”的动议，交流了双方掌握的军事情报，协调了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步骤。这对于制造反共舆论，加剧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执行，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建立亚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包括美、日等国在内的，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反共军事同盟”，来增加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力量，这是蒋介石自败退台湾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由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无论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台湾均被排斥于任何亚太地区的军事集团之外。蒋介石不甘心仅局限于政治活动，他总是在寻找建立军事同盟的适当时机。 早在1966年2月，南朝鲜总统朴正熙访问台湾时，蒋介石就同其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密谈，据透露，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亚洲反共国家的反共团结问题”。他们强调“亚洲侵略势力，尤其是中共为亚洲一切祸患之根源，现正严重危害此一地区各国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严重威胁世界和平”。除了要加强台湾和南朝鲜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外，还号召亚洲反共国家结成联盟。 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亚太地区9“国”（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外长第一届年会在汉城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筹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南朝鲜、台湾为促成会议起了主要作用。在开幕式上，朴正熙呼吁建立一个亚洲暨太平洋大同盟，并产生一个具有永久性的组织，并称“对付共产主义非使用武力不可”。台湾“外长”魏道明声称“用谈判来对付共党的挑战，是绝对不适当的”，只有全体“自由国家”都拿出“坚决而协调的防卫行动”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被扼制。他指出，“亚太国家加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以便对共党侵略者采取一致行动的时机现已成熟”。南越和菲律宾亦主张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区域联盟。 但是日、马、泰、澳均不主张成立这类军事组织或联盟。泰国外长他纳认为，会议应通过合作而不经由“我们结合起来反对任何人”的方式，来谋求积极的结果。尤其是日本的态度非常明朗，日本参加9“国”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就是只讨论经济文化问题，不触及政治军事。佐藤训令外交人士“避免采取任何迹近反共的行动”。日本反对这次会议使用“组织”之类的名称，甚至威胁说，日本不参加任何具有强烈反共色彩或谋求组织军事联盟的会议，如果不去除反共军事色彩，日本将不参加翌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二届9“国”外长会议。 尽管在汉城筹组亚洲“反共军事同盟”的计划流产，蒋介石并不甘心，而是利用“外交”途径频繁地进行。 一是加强同泰国的关系。1967年3月27日，泰国总理他依访台。蒋介石曾三度同其晤谈，讨论的重点是亚洲反共及集体安全问题。蒋介石借对越南战争及泰国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关注为由，建议加强台泰之间的军事合作。1968年1月，蒋介石又派严家淦访泰，同他依两度会谈，终于使泰国倾向于建立一种亚洲反共联盟。同年3月，泰国副总理兼陆军总司令巴博出访菲、台、日、韩，其目的就是游说建立亚太军事联盟。 蒋介石在巴博访台期间，多次同其晤谈，并颁赠特种大缓云麾勋章一枚，以表彰其“对反抗共党侵略，维护自由世界和平贡献良多”。巴博在接见记者时声称，“任何一种组织，只要有实力对抗共产党，都是好的”，并表示不论何种军事联盟组织，如没有台湾参加，“实力就不够坚强”。1969年5月12日，蒋介石再派蒋经国以特使身份访泰，经过同他依多次密谈，蒋经国表示双方已一致同意共同努力促进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声称“自由亚洲到处有我们坚强的朋友”。 二是争取澳、新、菲、马等国的支持。1966年5月初，蒋介石利用菲律宾副总统罗培士访台之机，鼓吹台菲利害相关、休戚与共，应加强相互合作。196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霍特来台访问，这是英联邦国家第一位政府首脑访台，蒋介石与霍特两次会谈的中心，均是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 亚洲现已成为抵抗共党侵略之关键地区，两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以促进任何地区自由国家之团结一致，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会员国之团结一致。 盖惟有如此，此一由于中国大陆及亚洲他处共党穷兵黩武对世界和平之威胁乃得消除。 三是继续加强同反共盟友南朝鲜、南越的关系。1969年2月，蒋经国访问汉城，朴正熙、丁一权（总理）同其多次会晤。此次蒋经国的使命是筹组东北亚“反共联盟”，他呼吁台湾和南朝鲜结合成为一个力量，共同完成“反攻复国”的目标。在越南问题上，早在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就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称他为此项计划及希望已经准备了十多年。1969年5月，南越“总统”阮文绍应邀访台，蒋氏父子同其一行先后密谈三次。由于尼克松政府正计划从越南撤军，其讨论的重点不外是“保卫亚洲自由国家抵抗共产党扩张与侵略之各种方法”。蒋介石再三向阮文绍保证，台湾将加强对南越的援助。自1965年以来，台湾先后向南越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农业电力技术人员，并有大量的物资援助。 四是继续利用“世界反共联盟”、“亚洲反共联盟”、“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等组织来促成亚太“反共军事联盟”的建立。在严家淦、谷正纲等人的主持下，亚盟多次促请直接遭受“共祸”的国家组成坚强的军事联盟，将“亚太九‘国’外长理事会发展成为真实有效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但是由于美国态度消极和日本强烈反对，蒋介石所有的努力均属徒劳。1968年3月14日，游说组织亚太军事联盟的巴博访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日本反对亚太军事集团的出现，“倘若亚洲太平洋理事会发展成为一个反共军事联盟，日本将退出”。由于日本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美国正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不愿意促成此种冒险举动，于是，泰、马、澳、菲等国再度表示反对此种军事集团的出现。 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只好提出了“以合作代同盟”的主张。这是在1969年3月16日，蒋介石接受日本电视广播公司政论家御手洗辰雄电视采访时的一段回答： 问：关于对共党之政策，现在是否有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同盟之必要？或究应采取何种方案最为有利？ 答：……我认为“同盟”两个字，以现在来说已经不太适时了。 因为亚太地区面积太广，各国有各国自己不同的国情，无法在军事上求其勉强一致的。但在这同一地区之内，无论军事或者经济，其对于反共的成败利害， 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用一种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方式，来代替“同盟”一词，似较为相宜。 比如贵国因为宪法的关系，不能派兵出国参战，那就不能勉强你们参加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 但是责国经济力量很强大，如果以你们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亚太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来协助这些反共国家，发展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科技工业，那对于反共国家的利益，是足以和军事合作相等的。 这一番谈话，实际上是他承认筹组亚太“反共军事联盟”计划的失败。 3．筹组“世界反共联盟” “世界反共联盟”是一个国际性反共组织。它的成立是蒋介石和朴正熙精心策划的。在1966年11月汉城的“亚洲反共联盟”第十二届大会上，由朴正熙公开提议，“亚盟”大会批准，决定正式成立这一国际性组织，并由谷正纲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和谷正纲等人的安排下，“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于1967年9月25日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台湾方面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共会议能够召开，而且反共经济最丰富的我国，能够成为这一会议的地主国，这已经可算是我国在反共斗争上的一大成就”，“这可以充分显示：与共党搏斗已有五十多年的中华民国，已经从最初的独立奋斗，进展到得道多助，并与全世界的反共力量结合在一起。” 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及13个国际反共组织的代表、观察员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其中，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费盖瑞、欧洲自由协会主席克拉夫特、南越前总理潘辉适、日本前大藏和法务大臣贺屋兴宣、美国百万人委员会主席周以德等，均是臭名昭著的反共领袖。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南越总统阮文绍、南朝鲜总统朴正熙等发来贺电。 台湾“副总统”严家徐，“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及“五院院长”、各“部会”首脑以及各界人士1000余人亦参加了这一反共聚会。 谷正纲主持大会并致词，他称“世界反共联盟”的成立，“是要以世界反共人民的团结力量，共同粉碎共党的狂妄野心，阻遏共党的侵略，扑灭世界祸乱的根源”。接着，“亚盟”第十二届会议主席、南朝鲜的金贞烈发言，他指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自由世界不对共党屈服，共党的威胁和侵略即可遏止。”他强调“必须具有反共的远见，建立合作团结的基础，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才能战胜共党”。他称“世界反共联盟的建立，就是反共胜利的前奏”。 开幕式行将结束前半小时，姗姗来迟的蒋介石夫妇进入会场，并以“东道国元首”的身份发表讲演，向在座的“反共斗士”们传授“反共技能”。 这次会议由于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完全秉承他们的意愿行事。会议通过了3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第一项建议联合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人，并呼吁各会员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合法地位”。第二项呼吁“各自由国家继续对中共实行物资禁运，减少经济贸易，严格限制与作战有关物资资敌”，“积极支持蒋总统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拯救大陆人民所采取的反共救国措施”。第三项呼吁“自由国家”“摧毁中国大陆的核子设施”，保护“遭受中共核子威胁之亚洲各国”。 会议还通过了《促请自由国家强化在亚洲击败共党侵略的坚定政策》决议案，呼吁“自由世界”彻底放弃能与亚洲共产党“谋致和解的任何幻想”；进一步加强“军事围堵政策，并全力协助增长自由亚洲各国的军事反共力量”；“允许并鼓励中、韩、越等国恢复其国土统一及恢复其被奴役人民之自由所采取的必需行动”。 会议通过了“世界反共联盟共同纲领”和“世盟首届大会宣言”，核心内容是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条坚强的反共联合战线”，“消灭共产主义”。 会议于9月29日闭幕，谷正纲被选为“世盟”主席。 很明显，成立“世盟”是蒋介石“全球反共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过“世界反共联盟”这一组织，通过掌握组织大权的谷正纲来贯彻其反共政策的。以图通过该组织中的成员去影响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如在1968年12月的“世盟”第二届大会上，就是通过谷正纲提出了“反共五原则”：必须以保卫整个自由世界的自由与安全为目标，因此应该欧亚并重，而不是重欧轻亚；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区域集体安全组织；加强对共产主义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攻势；掌握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矛盾，集中打击中共；清除一切对共产党的姑息主义与苟安政策。 可惜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如愿。“世盟”的成立不仅未能“促进”世界反共高潮的到来，相反，使许多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对其避而远之，他所期待的世界“反共体系”始终无法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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