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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视若生命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永志不忘的记忆。当两鬓染霜、步履沉重之际，当功成名就、待遇优厚之时，我会不时将珍存了几十年的沉甸甸的遗书、发黄的照片、古老的怀表，看了又看，不断将我少年时所经历的一切想了又想。千头万绪凝结成一个焦点——延安，那儿有一个延中少年酸甜苦辣的梦，有我割不断的万缕亲情。 卡车停在延河边的一口窑洞前，一个叔叔像父亲一样拉住我的手说：“这儿就是你的家啦！” 卡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了三天，终于在山坡下停住。我正在车上好奇地东张西望，羡慕地看着一个个身穿军装，精神威武的人们，嘴里默念着城门上张贴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等标语，一直陪着我的小排长喊起来： “小家伙，到家啦，还不快下车？” 啥，到家了？！我兴奋极了，急急忙忙跟着排长向“家”—— 中央组织部奔去。一进屋，见一位伯伯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我想起排长路上交代的话，忙解开上衣，从里面用线缝得严严实实的口袋里掏出捂得热热的“介绍信”，递了上去。 “阿哈，你就是刘伯坚的儿子虎生啊！唔，很像你父亲。我跟你父亲在法国一起留学，红军长征也在一起，熟得很呐。你父亲很勇敢，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是该引以为骄傲的。对了，你还不认识我吧？我叫李富春，我这儿就是你的家啦！” 不知怎么，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李叔叔，我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样，一点不拘束，真想扑到他怀里痛痛快快说说自己这几年的艰难生活，享受享受从未体味过的温厚的父爱，然后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要知道，我当时还未满10岁，这点儿要求并不过分呀！可是，我没这么做。生活太多的磨难，已将沉重的负荷过早地压在我稚嫩的肩上，我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听着叔叔的话，我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心里却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尽管这样，我渴望父爱母爱的心愿并没有泯灭，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放到现在，还是个在父母的羽翼下备受护爱的小鸟，尚未起飞呢！可我从两岁起，就再也没见过父母的面，一直跟着西安的舅妈生活。每次我问起舅妈“怎么别的孩子都有父亲，我却没有”时，舅妈都要背过身去揉眼睛，说是眼被砂迷了。直到1935年我8岁那年，一天，舅妈眼睛红红地拿回来一份报纸，悲痛地对我说：“虎子，你也不小了，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你爸爸妈妈一直为了革命工作奔忙，他们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你。为了不让你受委屈，才决定将你交给我抚养。现在你爸爸牺牲了，你长大后一定要为他报仇，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啊！”这时，我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第一次放声痛哭起来。慢慢地我才知道，我父亲刘伯坚和母亲王叔振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们为了全力以赴地从事革命工作，不得不忍心扔下了亲骨肉，把我和两个弟弟寄养他处，任凭自己内心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1935年3月，父亲被捕。就义前，他惦念着我们，思念着亲人。他满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的耿耿忠心走了，没给我们留下一文钱，却留下了一封充满深情和期望的“最完整的遗书”（周恩来语）。不久，母亲也被害身亡，这封遗书，便成了父母留给我们三兄弟的唯一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母牺牲后，为了斩草除根，国民党警察、特务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查舅妈家，以便确认我是刘伯坚的儿子，好下毒手。为了保护我，舅妈给我改名叫王富生，把我当成她的亲儿子一样抚养，在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含辛茹苦，抚育我长大，并经常将革命道理和做人的准则讲给我听，使我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身心健康地成长着。舅妈唯一的愿望是让我快点长大，等待党来寻找我，并把我带到红色圣地延安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1936年底，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西安地下党费尽周折，终于将处于危难中的我找到，并决定将我送到延安学习。 这天天刚蒙蒙亮，接我的人就来了。舅妈早早将装着新衬衣和新鞋的包袱准备好，并把父亲留下的遗书仔细缝在我的衣袋里。新衣和鞋是她这几天点灯熬油一针一线为我做的，为了这套很“奢侈”的行装，她自己已经有好几年没添过衣服了。 走出生活了近10年的家门，回眸而望，门板依旧，石阶依旧，而依门而立的舅妈却瘦多了、老多了。她那永远充满慈爱的眼里淌着泪，不住叮嘱着：虎子，你就要去你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了，到那儿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你的父母报仇。我两眼模糊地在心中告慰舅妈：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一片苦心，将来我一定做个有出息的人，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1937年6月，我携带着周副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和我父亲的遗书，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路上，护送我的小排长不住地跟我开玩笑：“周副主席的信和你爸爸的遗书，就是你的介绍信，你要是把它们丢了，就没人要你了。”我一听可真当回事了，一路上手总不住摸那个装信的衣袋，唯恐丢了没人要了。 等到了延安，将信交给李富春叔叔之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又情不自禁地唬了一口气：啊，我终于到家啦，从此，我就要在这块又美丽又安全的地方，在父母般慈爱的首长身边学习和生活了，我将多么幸福！ 我闯过了死亡线，都说我命大，可我明白：没有首长和众多亲人的关怀照料，我是打不赢死神的。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我像一只被妈妈丢了，又被找到的小鸟，终于在延安这块山青水秀的土地上落了巢。 我家的人可多啦，有慈父般威严、宽厚的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还有慈母般温柔、体贴的蔡畅妈妈。从保小、延中，直到我被组织保送去苏联学习深造，后回国工作，风风雨雨几十年，一直都是在他们的护爱之下，思想上接受教育，生活上得到照顾，从未感到过自己是个孤儿。 我到延安时，正值抗战开始。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在延安上空飞来飞去，投下一枚枚炸弹，而后国民党也对延安实行了经济封锁，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吃大锅饭，主食是小米饭，菜主要是大锅熬的白菜、南瓜、土豆等，油水很少。时间一长，我们的小嘴巴都馋起肉来。当时考虑到中央首长们日夜辛苦，为照顾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饭菜自然要好些。但首长们总舍不得自己吃，每星期都要将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小鬼招了去。记得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的桌前总是围满了孩子，不多的肉很快被我们分得一干二净。我当时还不懂事，只知每星期天到陈云伯伯或李富春叔叔家吃饭是理所当然，到时不用招呼，自己早早就去了。 有一天，司务长叫住我：“虎子，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以后就不要到首长那儿去吃饭了。”我抬着剃得秃秃的小脑袋不解地问：“为什么？”“现在供应困难，首长吃的东西也不多了，很快就连馍也吃不上了。他们整天那么辛苦，你忍心让他们每天也吃小米饭、熬白菜吗？”我听了司务长的话，懂事地点点头。 星期天又到了，我没有去首长家，首长来叫我：“虎子，吃饭去。”我故意将小瘪肚子鼓了鼓，拍拍说：“伯伯，我已经吃饱了，这次就免了吧。”以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是早早就“吃饱”了。 我到延安时，正是顽皮好动，身体成长之时，整天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鞋子穿得可费了，发给我的鞋根本接不上茬。 等到我的脚和大人差不多时，蔡畅妈妈只要看见我的鞋破了，就把李富春叔叔的鞋拿给我穿上，而他们自己的鞋却是补了又补。当时首长们的津贴也很少，可陈云伯伯总是省吃俭用，给我买手帕、牙刷、牙粉等用品，并且经常告诉我对人要有礼貌，要讲卫生，要做个文明的好孩子。他工作忙极了，但只要有空，他就把我拉到身边，给我讲革命斗争史，讲我父亲的不平凡的经历，讲革命的道理，使我幼小的心灵不断得到充实和净化。记得有一次，陈云伯伯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想了想回答：“不是，但我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的。”陈云伯伯听了满意地大笑起来，不住地夸我思想变得成熟了。 尽管延安生活艰苦，可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延安被炸后，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经常有戏团在那里演戏，《屈原》啦，《三打祝家庄》啦，内容可丰富了。我们学校离杨家岭不远，晚上一演戏，我们这些小戏迷便跑去观看。每次看戏，周恩来副主席和李富春等首长就把我和几个小鬼抱到腿上，边看边问问学校的情况；思想进步了多少，都学了什么功课，生活怎么样，同学间团不团结……使我们尽情体味父亲般博大宽厚的疼爱和关怀。那时我恨不得天天有戏看，这样便可以天天成为父亲怀里受宠的孩子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在上延安中学时一段起死回生的经历。 1945年，我在延中四班学习，精力充沛，好学要强。有一天，我正上着课，忽然感到身子发虚，眼前发黑，汗珠不住滴落下来。我平时很少生病，不知自己这是怎么了。放学时，我像走在棉花套子上一样稀里糊涂回到窑洞，一躺下就感到天旋地转起来。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你这是被鬼缠身了，赶紧起来往山上跑，出身透汗鬼就被赶跑了。我信以为真，强撑着往山上跑，越跑越觉得心慌腿软，最后竟昏了过去。醒后病更重了，浑身滚烫的，吃不下饭。为了不落下课，我一声不吭，每天仍坚持去上课。很快，我发现自己腿上起了许多小红点，校医看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给我搽了点红药水。不久，红点越长越多，最后全身都是，还由红点变成了一个个大血泡。春节到了，我多想和同学们一起去扭秧歌，尽情欢乐一番，可我弱得连走路都困难。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窑洞里，真想家，想父母般慈爱的首长们。 学校一放假，我便拄着拐杖，一步三歇地往陈云伯伯家赶，十几里路整整走了半天。我一进陈伯伯家的门，就瘫在地上。陈伯伯见我这样，吓坏了，当即打电话让医生来，自己忙翻箱倒柜给我找药。医生来了，看了半天也说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只给了点治关节病的药让我吃了。第二天我就动不了了。 陈伯伯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平时沉静的脸涨得通红。他叫人找来担架，火速将我抬到几十里外的和平医院。到了医院，我已如死人一般，心脏跳动微弱，浑身器官只剩下眼睛没出血了。 医院打电话告诉蔡畅妈妈，说我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蔡妈妈一听，哭着在电话里喊：“一定要再想想办法，我马上就到。”很快，陈云伯伯骑马赶到了，随后蔡妈妈也来了。看见已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我，他们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我虽人如死样，可脑子还算明白，矇矇眬眬中，我听到蔡妈妈平时那柔美好听的语音已变了调：“刘伯坚唯一的一个有下落的儿子快保不住了，这怎么对得起烈士。虎子，你可要挺住啊！”后来，蔡畅妈妈建议请经验丰富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会诊，才断定我得的是急性坏血病，唯一的治疗办法是输血。当时在场的护士多是我延安中学的同学，他们二话没说，当即将1400cc溶着热诚和友爱的鲜血输到我的血管中，保住了我的性命。 为了使我虚弱的身体早日康复，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组织上照顾他们的一点营养品全部给了我，还买了一只大公鸡送到医院，给我补养身体。陈云伯伯还派来了他的小公务员照顾我的生活。 我终于活下来了，而且很快又成了活蹦乱跳的小鬼。医生们都说：“虎子的命真大，抵抗力这么强，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去见马克思了。”可我心里明白，我的命完全是疼我爱我的首长和医生护士们给的。我虽失去了亲生父母，可我得到了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特殊的环境锻造了我们善良、乐观、刻苦、坚毅的品格。我的中学时代是艰苦而充满乐趣的。 1941年，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到来。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狂，使中国抗日战争处于低潮，接踵而来的是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时刻，16岁的我从保育小学升到了延大中学部（延安中学前身），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学生。 中学的生活是紧张、艰苦而有趣的。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烈士遗孤，有父亲在前线或大后方工作的干部子女，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还有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红小鬼。 乡音不同，年龄各异，但大家幼小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好好学本领，早日打败日本侵略音，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此，我们没有顾及环境的艰苦，到处都是刻苦学习的身影和欢快的笑声。 我在班上算年纪较小的，平时不爱多说话，比起那些顽皮、活跃的同学们来，我显得过于沉静了。可我有股不服输的倔劲，绝不肯在学习上、工作上落在别人后面。当时的学习环境艰苦极了，别说明亮的教室、崭新的桌椅，我们连最起码的固定教室都没有。无论冬夏，晴天，院子是我们的课堂，雨天，不住掉土的破窑洞是我们的教室。一只小板凳，几张马兰纸，一支高粱秆做的笔，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上课条件差点倒没什么，最让人头疼的是马兰纸一写上字就洇得不行，根本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同学中有几个小脑瓜灵的，想出了个用黑豆浆浸一下马兰纸再晒干使用的方法，果然立见奇效，大家纷纷仿效。从此，每星期只能喝到一次的豆浆再也没人舍得喝了，全都“喂”了马兰纸了。光这还不算，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从中央领导到年幼的学生，每个人都得亲自参加生产，纺线、种菜，以维持生活。我们每天半天学习，半天生产，学习的时间相对来说太少了，因而就显得特别宝贵。 我在众多的课程中，对数学和生物最感兴趣。夏天我们上课的周围长满了绿油油的草，一下课，我便迷上了这些不起眼的小生物，一个人观察它的根、茎、叶，往地上一趴就是半天，那时我一心要当植物学家呢。回想起后来被国家保送到苏联留学时的情景，我还真庆幸有这么一段艰苦生活的磨练。 1948年，列车载着我和几个同学驶入苏联境内，开始了为期6年的留学生活。我们这些在动荡年代，在露天课堂、窑洞教室摸爬滚打出来的只接近高中水平的大学生，与苏联上过正规中学出来的大学生相比，知识的拥有程度可想而知，学习上怎会不吃力呢。刚到苏联时，我们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国家需要人才，李富春叔叔在欢送会上那些难忘的话语；陈云伯伯将跟随了他几十年的一块宝贵的瑞士怀表送给我时眼中所含的期望；蔡畅妈妈在火车启动前对我的慈爱的叮咛……就像被烙铁烙在我的脑海中一样，时时在鞭策着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拚命了。六个春夏秋冬，不记得我们哪天是凌晨一点钟以前睡的觉，哪天是休息日。为了听课清楚，我们每天都早早赶到教室，占最前面的位置；为了省时间，几个人的饭采取轮流服务制。1955年，我们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苏联回到了祖国。这种肯吃苦、惜时间、怕落后的劲头，就是在延安中学学习时养成的。 学习上艰苦，生活上就更苦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我们连吃小米饭、熬白菜都困难了，自己经常挖野菜，用小米煮成稀稀的饭吃。我们这些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哪里吃得饱？尽管这样，大家没有一个人把这当回事，照样乐观、愉快地生活。学校就像个大家庭，同学就像兄弟姊妹，大家团结和睦，互相关心、爱护，歌声不断，笑声不断。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过春节吃饺子。年三十，学校发给我们每人1斤面，1斤羊肉，让自己动手包饺子吃。很久未见白面和肉了，我们早就馋坏了，可拿到面和肉，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大丈夫”却犯难了，不知该怎么把它们变成香喷喷的饺子。后来有个男生提议，与女同学联合。我们男同学劲大，负责剁馅，我年纪小，受到照顾，揽下了烧火、洗碗的活儿，而女同学则干擀皮、包饺子的细活儿。有个男同学不服气，非说自己能行，用不着谁帮忙。结果待他的饺子包成，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他将1斤面和好，擀成了一个大皮，把1斤馅全包在里面，包成了一个堪称“世界之最”的大饺子。我们把它煮了，结果一个小时后，饺子中间还是生的呢。这个男生好后悔，可他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他会有香喷喷的饺子吃的，同学们会将他们的一份分给他，而且绝对能吃得饱饱的，这是我们班历来的传统嘛。 别看我平时不声不响，像个小大人，可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常常也有些“惊人”之举。 1941年后，小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延安。只要一有飞机来，就有人敲钟报警，我们就立刻钻进窑洞躲一躲。有一天，我无意中跑到了陈云伯伯的窑洞里，听着外面响得吓人的轰炸声，我又惊奇又害怕。陈伯伯叫我别怕，说炸不到这儿，听这声现在炸到××地方了。等到警报解除出来一看，果然炸到了陈伯伯说的地方。真绝了！我很想学到这一手。为着长些见识，也为着壮壮胆量，我决定亲眼看看飞机轰炸的场面。机会来了。这天，我们正在地里摘西红柿，警报响了。同学们都向窑洞跑去，我趁混乱之际躺在西红柿秧下躲起来。飞机的“嗡嗡”声近了，我抬头一看，妈呀，足足有20多架，正朝我这边飞来，接着，从飞机上掉下了一个个黑色的东西。我意识到是开始扔炸弹了，赶紧趴到地上。很快，恐怖的尖叫声越来越近，不久就在我不远处炸响了，炸起的土渣直往我脖子里钻。我吓坏了，早没了当初看飞机时的好奇和冷静了，把头深埋在地上，再也不敢抬起来。事后，我虽然挨了批评，但我心中却暗暗自喜，同学中看过飞机轰炸经过的毕竟只有我虎子一个人啊。 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便到河里去游泳。我正仰面朝天地游着，一个头上兜着白毛巾，二十多岁的农民走过来。他看了我一眼，眼里分明充满了轻视。只见他脱掉衣服，“扑通”一声跳到水里，然后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样，在水里走来走去，他会踩水。只会仰泳的我爬上岸，羡慕地看着他。突然，他的头渐渐向下沉去，嘴巴一张一张，像是快不行了。我一看这情景，急了，想下河救他，但水性不好。这时，路边走过来一支运盐驴车队。我急中生智，向车夫借来了长鞭子，把鞭杆甩给正在水中挣扎的农民，鞭杆在水中一漂一漂，他很快抓住了。我和赶车人齐心协力，终于把他拉上了岸。估计该到下午活动时间了，我起身向学校方向跑去，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做了一次救人性命的“壮举”。12岁孩子的心充满幻想和好奇，不管多大的事，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平常的小事而已。 倒是像父母一样疼爱、关心我的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蔡畅妈妈等长辈对我思想上的言传身教和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以及延安中学这段不平凡生活所给予我的磨练，让我永记不忘，一刻也不曾忘记，并当做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珍藏起来。 斗转星移，转眼50多个春秋过去了。回首过去，依然是那巍巍的宝塔、清清的延河、红红的山丹丹，排排的窑洞最难忘； 依然是瓦亮的、吊在脖子上的瓦饭罐、用自己纺的线做成的粗布衣、粗糙的马兰纸和同学间亲密无间的真诚友情最亲切。在延安中学，我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也学到了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充满革命热情与无所畏惧的作风。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从我的这些经历中悟出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吧！ 1991年5月 -------- 刘虎生 男，延中四班学生。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现任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1956年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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