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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盼望着病中的蔡畅妈妈早日康复的时候，传来了她老人家病情恶化的消息。那是1990年9月11日凌晨，天黑沉沉的，我和妻子尤利亚匆忙赶到北京医院病榻前。望着她那清瘦的面庞，心里非常难过！我默默地祝愿她老人家能够再一次战胜病魔，我能再一次聆听她的教诲。可是，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心电图显示出的波纹，仍然由曲线变成了直线，蔡妈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泪水在我和尤利亚的脸上如泉水般流淌下来，我的心在强烈地震颤。我真想大声呼唤：“蔡妈妈，您不能走！” 我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蔡妈妈用母亲般的慈爱，温暖了我那失去生身父母爱抚的弱小的心灵。是她在我患病乃至濒临死亡的边缘时，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是她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思考应当怎样前进时，教育我抓紧学习，准备好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的知识本领，是她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永远忘不了蔡妈妈对我的恩情。 记得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党把我从白区接到延安，我和另外两个烈士的遗孤住在一起，从小学到中学，都受到蔡妈妈的百般照顾。由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不久我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全身多处出血，住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病情危重时，心脏出现严重阻碍，医生接连给我打强心针以维持生命。蔡妈妈得知我病情垂危，急得直哭。她说：“刘伯坚三个孩子我们只找到了一个，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她多次找医院大夫，要求全力进行抢救。可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能准确判断我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因此就不好对症治疗。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蔡妈妈请来了斯大林派来担任毛主席保健大夫的苏联专家阿洛夫参加会诊。经阿洛夫的仔细诊断，确认我患的是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C引起的。他建议，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办法是大量输血。这时，一些过去和我在延安中学、自然科学院学习的同学，正好分在医院工作。他们争先恐后为我输血，一共是7位同学，每人输血200cc，终于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并逐渐康复。医生们直说，我命真大。其实，哪里是我的命大。是中央首长、医务工作者、我的同学们，特别是蔡妈妈的关心和厚爱，我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47年我到了东北，当时东北局的驻地在哈尔滨，我就住在南岗蔡妈妈家。我是从晋察冀边区经过长途跋涉过来的，长了满身虱子，鞋子也破了。蔡妈妈帮我用热水烫掉衣服上的虱子，并让我穿上李富春叔叔的鞋子。李叔叔下班回来要换鞋，到处找也没找到。蔡妈妈笑着说： “你的鞋子给虎子穿了。”李叔叔点点头说：“好。”我的心里充满着一种家庭的温暖，长途行军的疲劳也一扫而光。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就要解放。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党中央选派一批人陆续出国到苏联去学习，我也是其中一个。出发的那一天，蔡妈妈一直把我送到车站。 她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我是在法国入党的，介绍人是你父亲刘伯坚同志。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把学习任务完成好。现在全国就要解放，建设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急需大量人才。你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掌握知识和技术，将来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舍不得离开蔡妈妈，她的临别叮嘱，更使我深受感动。我从车窗朝外望去，正好看到站旁一个工厂高耸的烟囱，缕缕白烟正向天空升起。我暗自下定决心，当我回到祖国再看到这烟囱时，我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向祖国汇报，决不辜负党和蔡妈妈的期望。在留苏的几年中，尽管我原来的基础差，学习外语遇到很多困难，但当我想起蔡妈妈的话，就焕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使我有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学习任务，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亲爱的蔡妈妈，我至今仍在轻声地呼唤着您。世上只有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我从您那里不仅受到了慈母般的爱抚，而且从您那里得到了孜孜不倦的教诲，是您教导我怎样做人，要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您离开了我们，但您那金子般的慈母心，像一盏不灭的长明灯，将永远闪耀在我的心里。 1991年春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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