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们这些参加革命已经数十年的老同志，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青少年，最大的15岁，最小的13岁。在抗日的大后方——广东、湖南、湖北，我们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有父母，有亲人。但我们却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们，毅然决然、千里迢迢地跟随当八路军的伯伯、叔叔、大哥、大姐们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这样做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信念，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最终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坚信这一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我们这些青少年之所以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爱民的思想，并不是天生赋予的，而是来自家庭的教育和客观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父母和家长，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或内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经历过艰苦斗争考验的前辈，都是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不移，投身革命事业不怕流血牺牲，蹲过监狱，打过仗，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给我们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讲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一个人活着就必须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教我们唱国际歌，指导我们阅读一些革命书籍。这些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这是我们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也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广大的工人、农民饥寒交迫，做牛做马、终日劳动也不得温饱，饿死的穷人成千上万。我们亲眼看到上海租界里外国巡捕毒打黄包车夫；看到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工人、农民，甚至士兵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而资本家、地主，官僚们却纸醉金迷，挥金如土。我们的亲人有的因欠租被地主用毒虫活活咬死了；也有的因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被活活打死的。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烧杀掠夺，使广大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我们这些小小年纪的孩子都是非常深刻的教育。我们认识到，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压迫人、残害人的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者，改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才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出路。这种革命的理想促使我们走上了去延安的光明大道。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异常艰苦。50万国民党匪军封锁边区，日寇在黄河对岸也随时准备进攻，使得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很差。延安中学的前身之一是自然科学院初中部，住在杜甫川的山沟里，一排排窑洞既是我们宿舍，又是我们的教室。土窑洞墙壁上抹上白灰，窗户是用白纸糊的，睡的是土炕，七八个人挤在一铺炕上。炕上铺的是一层薄毡，盖的被子有的已破成了一条条的破棉絮，无法保暖。冬天有一盆木炭火取暖，但西北风呼呼刮起来时，仍然冻得叫人发抖，不少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后来学校合并到桥儿沟延大中学部，不久改名为延安中学，生活条件还是一样的艰苦。 我们吃的饭菜很差。不但吃不上大米，就连很粗的黑面馒头一个月也只能吃上一顿，每天都是小米干饭。初到延安的人吃小米是很不习惯的。蔬菜也吃不上，有时天天吃水煮土豆块，实际上土豆块很少，水里漂着几滴麻子油。就是这样的菜，一个小组也只有一小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有的同学因为缺乏油水，嘴又馋，赶上吃肉和馒头时就贪食，有人甚至一次吃了10个馒头。因为吃不上新鲜蔬菜，我们就到野地里去摘“回回菜”、“笤帚苗”，用开水煮了吃，算是补充一点营养。同学们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每人端着一个大黑瓦盆，有的人拿绳子拴着一个大瓦罐吊在脖子上，用长勺子挖着吃饭。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穿的是什么呢？是公室发的粗布灰军装，没有内衣，每年每人供给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穿破了就让女同学们帮着补；有的同学很怪，不愿让女同学给他补，衣服破得像济公一样，两只袖子开口到腋下，走起路来两只破袖子一甩一甩的，显得很滑稽。冬天戴着护耳毡帽，没有绳结，两个护耳一扇一扇地摆动，也真像个“活济公”。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里都生了虱子，最初发现虱子时，害怕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后来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脱下衣服一个一个捉，或者隔一段时间煮一次衣服。至于洗衣服，根本没有肥皂，连“猪胰子”、碱也没有，只有用野地里长的含碱的“回回菜”代替肥皂。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常中午到小河边上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脱下来洗，然后晾在石头上，等晒干了再穿上。 初到延安时，因为我们远离了父母，年纪又小，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确实很不适应，开头时也很想家。但是，当我们想到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我们实现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再艰苦我们也能忍受。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习惯了，特别是到1943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大为改善。从自然科学院到延安中学，全体师生员工也都投身于大生产运动。纺线、纺羊毛，每个同学都有一部木制的纺车，学会了纺线。每人每天平均能纺三两线，有的能纺半斤。每人还有一个木头做的“拨来了”，用手拨着捻毛线织毛衣。没有鞋子穿，我们自己用破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或用破布浆糊做成布壳，用自制的麻绳纳鞋底。没有粮食和肉、菜吃，我们就上山开荒种土豆，种小米，种菜喂猪。没有肥皂用，我们便到河滩上扫来碱土烧水熬碱。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就到山里去砍柴开窑，自己烧木炭。没有牙刷。我们就自己动手用猪骨头做把，用猪鬃当牙刷毛，熬盐粉作牙膏。我们还自己挖井、修路、盖房子。那时，我们真是什么都能作。这样，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而且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我们掌握了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从小培养起来的作风和品质，对于我们坚持一生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上做贡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一切任务都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高瞻远瞩，一边指挥战争，一边着手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为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科学技术人员。 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于1940年，李富春、徐特立、李强等领导同志先后担任院长。这是一所正规的学院，设有大学部、预科和补习班。补习班也就是延安中学的前身，一、二班相当于高中，三、四班相当于初中。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动物、植物、英语等。这些课程的教材、全部是由大后方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编写的。他们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学者、专家和各种专业人才，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如陈康白、乐天宇、恽自强、武衡等，都是我国科技界的老前辈。他们担任我们学院的教员，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英文老师庄湘、焦成的发音非常准确，教给我们的许多单词和语法，至今仍未忘掉。数学老师江天成，是从重庆来的大学生，当时仅有20来岁，但人非常聪明，他还教我们学代数、三角、几何和微积分。文学家贾芝给我们上语文课，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著名音乐家马可、徐徐、谌亚选等同志经常给我们上音乐课，指挥合唱团唱歌，使我们能唱整部的《黄河大合唱》和许多苏联歌曲。一些具有艺术天赋的小同学，如于龙江、刘患生、刘朝兰等，还参加了秧歌剧的编写和演出。生活真是丰富多采，为我们一生的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校为了让我们具有坚实的文化知识，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千方百计地从大后方运来一批科技实验教具、图书，还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办工厂。老师还经常组织我们上山去采集标本，到校办工厂做工。如去工厂吹玻璃瓶、翻砂铸铁，制造各种机器零部件。学校还结合大生产运动，在种粮食、种蔬菜、纺线、熬盐、烧炭时，对我们进行有关工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这种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为我们后来参加革命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同学有的成为科技部门、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有的在科学技术上有了重大的创造发明，有的在科技理论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这都是党中央深谋远虑，很早就注重培养科技人才的结果。 延安的艰苦生活，使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使我们懂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来之不易，都是工农大众用汗水创造的，也是我们自己动手、艰苦劳动的成果。粮食、蔬菜靠自己种，衣服靠自己纺线、染色、织补，住的窑洞靠自己凿打，行军走路靠两条腿。养尊处优、铺张浪费、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只有艰苦创业，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也才会有生活的乐趣。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并不沮丧、悲观和害怕。我们的生活很充实，大家都很团结、乐观。我们上课时严肃认真，下课后活泼快乐。每个同学生活在集体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尽管没有父母在身边，同样感到温暖，同样生活得快活。年龄大些的哥哥、姐姐、帮助年幼的同学缝补衣服，一个人有了病大家帮助照看，为他拿药、送饭。学校组织了丰富多采的活动，爱唱歌的同学加入合唱队，爱好文艺的编写墙报，爱好运动的打球、翻单双杠、游泳，甚至任凭同学们自己的爱好、兴趣自由发展。陈祖泽同学喜爱雕刻，一个人利用课余时间，居然制作出两把非常像样的提琴，拉起来很像那么回事；蔡诚同学喜欢种花、养兔，在窑洞前的小土台上养出了一窝窝的小兔子；喜欢赶马车的同学还经常帮助学校运输队的老大爷赶车运粮食、草料等，那样子完全像个“脚夫”。在星期天、假日里，我们几个人还经常结队去党中央所在地枣园、杨家岭、八路军总部王家坪等地游玩；当我们偶尔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等中央首长时，有的同学就同他们讨论起国家大事来。我们有时步行到郊外几十里路的莲花山去观赏野牡丹，有时又跑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去跳舞，还时常可以看到鲁艺等学校演出的《日出》、《雷雨》等节目。生活真是千姿百态，愉快幸福。这时，一点也感觉不到艰苦了。 集体生活是乐观向上的，组织纪律也是严格的。在学校里，我们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按时出操，按时睡觉，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劳动生产时，大家也都自觉参加，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艰苦而逃避的。我们每个班都有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大多是由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担任，如二班班长肖田是早年在山西参加革命的同志，比我们要大七八岁，我们非常尊敬他，称呼他为“老班长”。他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时时处处照顾和帮助我们。我们也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 1943年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先后调走几批同学离校去参加工作，有些去医科大学学医，有些去边区保安处做保卫工作，有些去中央机关当报务员、译电员。接到通知的同学，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了组织调动，没有一个人讲价钱，背起行李就走。当时同学年龄大都不过十六七岁，其中不少人还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但他们同样不讲特殊，都能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需要中途牺牲自己的学业。 回忆四十多年前这一段年轻时代的璀璨岁月，我们感慨万千，我们把这段生活写出来，既是对自己后半生的勉励，也是对当今青年人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到启发。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真正对国家、对人民的有用之材，就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严格要求自己。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 -------- 蔡诚 男，原名伍毅鸿，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公安大学校长、司法部副部长。现任司法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著有《公安学概论》，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社会主义法制讲话》等书。主要论文有《增强法制意识，促进依法建国》、《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等。 李冬 男，自然科学院预科学生。1956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医学院学习。曾任解放军西北第二医院307医院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燕京函授医学院教学部主任、研究员。 任湘 男，边中三队学生。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曾任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地矿部105队总工程师，北京市地矿局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现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中国能源学会常务理事，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编有《找矿勘探地质学》等教材。撰写与翻译了论文多篇。 教授、高级工程师。 任岳 女，延中一班学生，原兵器工业部工程技术人员。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