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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我从重庆抵达延安进延安中学时，尚未满16岁。这样的年纪，却已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曲折坎坷，心中藏着不少事情。例如，跟自己的妈妈一道生活时，一直遵嘱喊她“三姨”；去狱中给二姨夫送药品、食物时，他对难友们说：“这就是我的女儿。”（这位可亲可敬、1922年的共产党员，终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等等，等等。在自己小小的头脑里，曾有过许多不清楚的问题，但在那样的形势下，也明白询问徒增大人的担心和为难，只好不开口了。可能正因为如此，自己当时多愁善感，性格内向，比较早熟。 到延安前，我在贵阳念完了初中二年级上学期。进延安中学后，因为入学考试成绩比较好，插入五班。之后班里经过调整，一部分地方干部出身的同学调走了，我和另外的同学并入六班，于是五班不复存在。但不管是五班还是六班，反正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大家朝夕相处，学习、劳动、谈心、开会、演出……过着单纯、活跃而又很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忙忙碌碌一天下来，夜幕降临，我们女生回到自己的窑洞里，钻进各自的被窝，并排躺在一个大通铺上，说说笑笑，然后进入甜美的梦乡。这一切对我多么新鲜啊！ 不管物质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只感到快乐。最令人感动的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开诚相见，洋溢着同志式的民主、平等气氛。如果彼此有什么意见，绝不会憋在肚里不讲，总是通过谈心或生活检讨会当面指出。看法不一致的话，可以当面交锋，有时思想不通，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去了，大家仍是好同志。这样的人际关系令我羡慕不已。可自己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照此办理，所以受到过同学们友好的批评，说我也许是怕得罪人，不敢大胆进行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居然变得勇敢起来，甚至渐渐地背上了能坚持原则、对人坦率真诚的美名。这名声日后几乎伴随我一生，同时，也使我为此付出过代价，吃到过苦头。但这是自觉锻炼的结果，大概是本性难移了。就这样，在延安中学的民主精神熏陶之下，我的性格变得一天比一天开朗和坚强起来，这也算是一种脱胎换骨吧。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小说，到延安中学时，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已看过不少，其中自然包括许多进步作品—— 在我的长辈和他们的朋友中，不乏进步知识分子，这对我都是有过一定影响的。书看多了，作文中不免会有所反映，于是往往引起语文老师的注意。我在五班时的语文老师林耶和他的夫人林贞，六班时的语文老师叶克和他的夫人黄海，就都是经过作文媒介，与我成为忘年交的。他们经常和我谈心，谈文学艺术，谈各自的生活道路，谈思想和事业。在他们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怀着亲切的感觉，敞开思想，讲心里话，从而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有一次，在谈心的过程中，林耶老师突然严肃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我表示，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崇高的，自己相距甚远，此事不可能很快摆上议事日程。这确是我的真心话。老师立即指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代要求有志青年用实际行动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应把今天该做的事，推向遥远的未来。林耶老师始终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反复做思想工作，我则每次都恭敬地倾听他对我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详尽分析，记住他给我指出的努力方向。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我的身世之后，就更加强调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觉悟。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帮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生父（没有想到，父亲早就在山东根据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林耶夫妇奉命调往东北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爱护，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中。像林耶老师这样从政治上关心同学，热情做思想工作的老师，在延安中学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帮助和培养，我于1946年1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宣誓加入了衷心爱戴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生命中的重要一页。 1947年3月，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延安变成一座空城，暂时让出去，以便揭露敌人假和谈真进犯的面目，并有利于主动而又灵活地消灭敌人。为此，延安中学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包括我们六班在内，由卢勤良副校长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日后名扬西北战场的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改任医院的院长，他以极大的凝聚力，成功地把我们师生和新来的医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投入了抢救伤病员的战斗生活。我们奋不顾身，一个战役又一个战役地抢救、抢运刚从战场下来的伤病员。我们的工作受到通令嘉奖，报纸上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宣传了我们的献身精神。而这一切，其实也是延安中学对我们熏陶和培育的结果。特别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学校及时地进行了抗击来犯敌人的政治形势教育和思想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军事训练，如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急行军、实弹演习等等，这些后来都用上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了军人。但在我们心目中，老师仍然还是老师，学生在战争环境里产生思想问题，还得老师来帮助解决。例如，我自幼梦想从事医务工作，认为这次可以和许多女同学一样，分配去当护士，为受伤的指战员服务，做新时代的南丁格尔，却不料分配我在院部当政治干事。我不愿在机关工作，向领导提出要求下连队当护士，理由是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卢勤良院长亲自来说服我，他指出：“比你入党早的同学自然不少，但另有任务去给他们承担。 再说，你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工作，参加过学校青年团的建团工作，也当过党的支部书记。部队政治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得边干边学。至于当护士的愿望，本身并不坏，不过战争时期也只好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需要了。”当时我有一种摆不上台面的自卑心理，这就是，在延安中学时，同学们总觉得我有些“洋”，连我随学校宣传队到外面去主演秧歌剧《女游击队员》，观众里也有人议论说我“洋”。我当时想，衣帽鞋袜都是公家发的，大家一个样；至于神态、谈吐、举止，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了。也许因为自己生长在上海，开始念书又进的是教会小学，后来长期在大城市受知识分子家庭熏陶所致。我自知距离劳动人民、距离工农兵化还遥远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在部队里做好政治工作呢？果然不出所料，我兢兢业业刚起步不久，便由于工作方法的简单化，而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又恰巧碰上一小部分同学不习惯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极端民主化的苗子。自己在院部同时兼管全院的青年团工作，于是首当其冲，压力很大，情绪上产生了波动。就在这时，院部协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李绵老师主动来帮助我了。他在纸上写了两句话，笑嘻嘻地递过来。我一看，他送给我的语录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不觉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就不慌不忙地指出了我的缺点，并分析原因，教给我工作方法。李绵老师在延安中学曾担任过三班的班主任，是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当时参军的老师中，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夜行军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不但不要别人照顾，反而身先士卒，不断地关心大家。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他那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特点，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跟李绵老师在医院合作共事，得益甚多。 在院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卢勤良院长即命我下连队任指导员，去第一线工作，继续接受锻炼。连队里大部分都是过去朝夕相处的老同学，我见他们进步很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医疗、护理、卫生、行政、后勤、思想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心里相当感动。我正是在向他们学习并依靠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来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的。首先和伤病员交朋友，思想上沟通了，才谈得上管理和教育。我在医院先后担任过两届医生训练队的政治指导员。第一届的学员大都是延安中学老同学；第二届则既有延安中学老同学，也有新解放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护士岗位上锻炼出来，再经过专家培训，结业后成为有处方权、能动手术的医生。这些同志利用战役间的空隙，刻苦学习基础理论，边行军、边拿着骨头钻研解剖学；边学习、边实践很快都成了医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回想1947年3月，我们六班同学只差三个月即将毕业，就爆发了战争。它使我们放下一切，立即奔赴前方，全心全意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在战争年代里所度过的这三年生活，既是医院、又是学校——这是一座更大的学校，使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和人生经验。 由于经历了延安中学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个时期，人们说我“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我自己飘飘然地似乎觉得此话也有一定道理。凡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评价，不能不感到脸红了。记得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正遇上我的一位读大学一年级的至亲被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还开除了学籍。他很不服气，跑来对我说：“党动员我们提意见，我积极响应号召，提了几点意见，你说有什么错？”听他详述了你自己那几点意见之后，我吓了一跳，想帮他改变看法，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对的。于是我告诉他：“我讲不过你，但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对此我是很理直气壮的，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兵力、武器、财源上看，敌人是那么强大，而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却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最雄辩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新中国。问题是，如何治国，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许多有志之士能够提得出积极的建议；而我呢，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却往往是满足于“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似乎根据自己在延安中学和野战医院的经验，只要做到这点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多么可悲哀的事情啊！如今，历史早已为我与那位至亲的对话做出结论：他被平反了，他所提的意见是对的。两相对比，到底谁“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不是很清楚了么？ 不管怎样，感谢生活的机遇，使我当年能够到延安，进了延安中学，参加了解放战争，从而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时代对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召唤，从这个意义讲，在我肯定是青春无悔的。 我深信，青出于蓝胜于蓝。年轻的朋友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新的时代必将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人才，成为智勇双全的改革派，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做出自己的贡献。 -------- 苏红 女，延安中学六班学生。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野战医院从事政治工作时，被评小功和二等功各一，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之后归国，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史》。离休前任《外国戏剧》杂志主编，副编审。先后翻译过苏联话剧剧本、电视剧本、短篇小说、特写等；写过一系列介绍苏联表演、导演艺术家以及其他有关外国戏剧艺术情况的文章。 我正和外孙女玩组合玩具，接到了《当年延安中学生活纪实编委会》的约稿信。中学的生活已那么遥远，可这封信却勾出我的一串串回忆，是那么清晰而亲切。 记得我是和我们保育院小学同班小伙伴一起在1945年8月升入延安中学的。那时要升学，别无选择，只有一所延安中学。那时的升学也不像现在那么严，过了一关又一关。不用入学考试，我们这群孩子便高高兴兴、嘻嘻哈哈地升了学。说是上中学，真正上学的事回忆不出多少，倒是想起了许许多多别的有趣的事。想了半天我们念书的教室是什么样的？好像是在山坡上的一块较大的平地，坐在小板凳或石头上。就在那儿学的代数；上语文课好像是在男生的窑洞里，挤坐着听课。 我们住的窑洞在小山腰上，这个地方叫桥儿沟。桥儿沟的名气很大，因为山沟里有一座延安唯一的洋式天主教堂，也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我们常一群一伙地下山看他们排演。 比如看王大化、李波、王昆、林白、王家乙这些延安名演员排演的秧歌剧和《白毛女》及其他戏剧，有时还看他们跳舞。那些歌曲，我们差不多都会哼哼，我们向人宣扬：“我们学校就在鲁艺那儿，那些演员我们都认识。” 在延安中学念的书大概不多，记得念过代数、语文、历史、地理几门课。可我们的教师中倒有不少有名的人，像李大钊同志的女儿、女婿，肖三的妹妹；有作家、有诗人，大多是双双对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气质、学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班上算年纪小的，不是“风头”人物，当时班上的核心人物是年长的入党早的同学，像鲍子亮、李精诚、惠庶昌。我比较顽皮、学习轻松，无牵无挂，甚至有些浑浑沌沌的。有一次课堂上，肖老师向我提问，我故意把“狼狈不堪”念成“狼狈不甚”，把“草菅人命”念成“草管人命”，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们从大后方带来不少文艺书，这些书就成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有《水浒传》、《红楼梦》、《家》、《春》、《秋》，有郭沫若的剧作，甚至还有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的书。我们一群女孩子看得入迷，比谁看得多、看得快，故事情节谁记得清楚，也常议论宝钗好，还是黛玉好之类的傻话。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懂。当时也感染上点“青春小病”，如幻想、虚荣、伤感之类。有些年龄大些的同学还谈起恋爱来。惠庶昌长得俊，写得一手好字，功课好又是党员，过新年时候就曾收到好几位女同学精心制作的贺年片。我在解放后上大学时，发现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中学，我的文学基础知识并不比在国民党统治区正规高中毕业的同学逊色。这是与当时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大量阅读课外书分不开的。老师就住在我们窑洞附近，他们没有什么上下班。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玩。他们常给我们排秧歌剧、讲故事、猜谜语。到了寒假，我们学校就组织秧歌队到农村去巡回演出，演《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回娘家》。我只当过扭大秧歌的群众演员，也煞有介事地用洋火棍画眉、抹红脸蛋，腰里扎上一块绸布，体验一下演员的生活。我们同学中最出风头的是李骏、孙学甫，他们演主角。我们是群众演员，玩得也很开心，到了老乡家待遇也和主角一样，米酒油糕吃个够。延安中学新年晚会也搞得很红火，猜谜、跳舞；当时我猜谜还有两下子呢！在中学时代比我们在保育院小学时讲卫生。在保小，我们姐妹几个全身长满了疥疮；一到寒假，爸爸总要在一个空窑洞烧上柴火烤我们，然后给我们满身涂上硫磺膏；还拎着我们的毛衣往火里面抖落虱子，噼啪直响。到了中学，我们常一块到延河边洗澡、洗衣服，没有什么换的衣服，就先把衣服洗好晾在草丛上，再戏水洗澡，尽了兴，衣服也就干了，再穿上回学校。灰军衣洗得泛白，腰上束上一条什么带子，也挺美的。有时自己动手做布带凉鞋、打毛袜。延安下大雨时，延河发出水怪可怕的。有时窑洞漏雨，我们抱着被子东躲西藏。最高兴的是过年过节改善伙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白菜粉条炖肉，有时还有羊肉。平时改善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混合），炒土豆丝，有的高年级的男生一边吃一边还说：“我以后找老婆就找二米饭炒土豆丝（中等偏上的意思）。”周末，我们回家也是疯玩，看大人跳交谊舞，也常看评剧。当时我父亲参加编《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我们和评剧院的演员很熟，有时就在台上侧幕那儿看，剧情台词能背不少。从那时起我就爱看京剧，从中学到了不少的历史知识，还看过苏联话剧《前线》，果戈理写的《钦差大臣》。在看戏或在党校我的父母那儿的小花园里玩时，也常能碰见大首长。那时，觉得大首长也是普通人，不像现在把高级干部看得那么邪乎。 入中学不久，我大姐就被调到二局做电信收发报工作。她那时只14岁，她没有犹豫，父母也不阻拦，直到解放后她才到工农速成中学补上了中学的课程。调她时，我懂得了什么叫参加革命，什么叫服从分配。后来，国共谈判，父亲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父亲去重庆后，我就关心起国共谈判的大事来，我们还参加了为欢迎马歇尔将军修机场的劳动；有的同学还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和语文课。直到国共谈判破裂，父亲最后一批从南京撤回延安，他是昏迷着被抬下飞机的，当时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后来时局就越发不平静了。我们在桥儿沟欢迎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归来，战士们衣衫褴褛，满面灰尘，有的受了伤，仍坚持跟在队伍后面，看到这样一些顽强的战士，我们都感动得落了泪。我们也开始备战，练习射击，练习过独木桥，练匍匐前进，练远道背粮食。我是个比较胆小的女孩，回家向父母讲述过小桥多吓人，引得他们笑话我，后来便经常叫我“小桥，小桥”。我们还搞坚壁清野，挖洞埋东西，现在想那些东西真不值得藏，只不过是些破桌子、烂木头、坛坛罐罐，但当时我们干起来还挺认真。 1946年底，我们延安中学的同学在一个山沟里学习做护士，练习查体温，缠绷带、消毒、换药、叠敷料、铺消毒巾等，谁知这就是我们当护士的唯一的一次岗前训练。战争愈来愈迫近，有的同学已随父母或丈夫过了黄河。我们延安中学宣布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老师成了我们的指导员、连长，从边区调来一些医生，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时我才14岁。战争环境严峻，父母也不能带子女在身边；我大姐已随二局转移，不知到了哪里，弟弟随保育院小学疏散了，我要随一野战军转战西北，我们真是各奔东西，谁都顾不了谁。记得最后一次回家向父母告别时，家里满地杂物废纸、一片狼藉，父母要随中央统战部一起过黄河，那天只有我母亲在家。 我们的衣物只是公家发的几身土布衣服，妈妈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只给了我一个旧的小搪瓷碗和一个她从大后方带来的方格大围巾。这条珍贵的围巾，后来在行军中与老乡换馍吃了。与母亲分别时实在难舍，我们也都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见面，也不知自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后来我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只是嘱咐我不要胆子太小，要坚强，要准备吃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含泪朝山下跑去。那时就是我自立的开始。在随军转战陕北的3年中，再没听到过家里人的消息。 有时想家，想起一家人睡在一间窑洞里的一块木板床上，被子不够盖，盖上大衣、棉絮，我们头对脚地挤在一起；还有，用炭火盆烤土豆，煮红枣，那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的零食；想想父母心肠也是够硬的，他们总是让我们自己闯、自己锻炼，从不婆婆妈妈的。那时母亲住在党校二部，我们晚上去看她，不管天多黑，路上还有狼群，她从不留我们住宿，非让我们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住处。我现在很感激她，是她使我们练就了自立自强的性格。 战争是异常严酷的。那时，一天常常急行军百多里地，双脚打了泡也坚持不掉队，发高烧40℃也不哼哼。我当护士每天要看护许多伤员，就借老乡的大柴锅蒸敷料、器械，算是消了毒，每个卫生队只有几支注射器、体温计，药品也只有碘酒、酒精、高锰酸钾等几种简单的药。给伤员换药多半是用盐水棉球擦洗几遍而已；给伤员开饭，就用玉米秆当筷子，到老乡家找来各种各样的碗。伤员们能吃上煮面片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没有床铺，没有铺盖，一群伤员挤躺在铺了一层谷草的土炕上。记得一次清涧县的攻坚战役，我护理的伤员都伤势很重，14个伤员，3天就牺牲9个，都是我自己背来背去。有的伤员昏迷着，耳朵旁流着脓水，绿头苍蝇不停地在伤员耳朵上下蛆，我坐在旁边一次一次地把小蛆夹走，有的伤员屁股被炮弹削去一大半，大蛆就在伤口钻来钻去，我含着泪一次又一次用高锰酸钾水冲洗。夜里人手少，常常是我一个人值夜班。在寂静的夜中，不时听到昏迷的伤员喊叫“冲呀，杀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夜里牺牲的伤员也多，自己壮着胆量顶着上夜班。后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头发都脱光了，老乡哭着给我送吃的，他们抬着我行军。司务长看我太虚弱，发给我两只鸡，我让人把鸡煮了一大锅汤与伙伴们一起吃了。行军中，我们还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自己刻讲义，还挖坟找死人骨头，用纱布包上谷草当成肌肉与骨架绷在一起做解剖模型，常在半夜到大庙里偷着做尸体解剖。最后，我终于当了医士，可以带着听诊器分清肺炎、支气管炎；能够做取弹片的小手术了。我在医训队里功课学得比较扎实，为我在解放后读医科大学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常和被俘的国民党伤兵、军官辩论，讲“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管你们这群小八路多厉害，我们绝不会被你们洗脑筋的。”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沙家店战斗，转战陕北，毛主席离我们很近。我那时是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员，当时伤兵多得带不走，指导员动员党、团员留下看护伤员，我们一个个用颤抖的声音报名，留了下来。我在火线提出了入党要求，1948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那时我才16岁。后来我们东渡黄河，过河时，后面有敌人追击，挺惊险的。 打了歼灭刘戡一仗后，日子愈来愈好，我们又回到了黄河以西。我们南下陕南，途中曾到华清池去贵妃池去洗澡，到骊山上吃石榴，到了西安才知道什么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平生第一次看了电影，吃了糖炒栗子。那时我那么年轻，那么不知愁滋味，但我很自豪。在宏伟壮烈的解放战争中，有我当小护士的一份奉献，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后来回到北京找父母，我们有的同伴上了大学，有的同伴还辗转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我最好的同学、大姐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涛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战场，一想起她，就意识到我是幸存者。当我做了点贡献，取得些成绩时，我感到，比起她来，我做得太少了。当自己看到自己拥有了一切时，我觉得我比她索取得太多了。 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我的青春之歌。 解放后，我亦有大喜、大悲，大福、大祸。因有了这段中学生活的根基，便能轻松坦然地度过，且泰然处之。我最景仰大事中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骤变中的荣辱不惊。 看着膝下的外孙女，我小时候没有她那么聪明美丽，更没有她那么多的精美玩具、华丽衣服。想到我远在美国的爱子，我没有他到美国读博士生的机遇，也没有他广博的数理知识。 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忧虑。儿子到纽约肯尼迪机场送我时，我那忧郁的眼神被他发觉了。在同他相处的两周里，我给他讲道理，和他辩论，可我说服不了他。我的孩子不是不好的孩子，他诚实、热情，事业心极强，读书很刻苦，他也毫不追求物质生活。他是中美联合招收的物理博士生，在美国待遇不差，但他生活的清苦，出乎我的意料，中午只吃烤土豆、生胡萝卜、发面饼。两周中，我为他补了好几件衣服。我一生最钟情的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儿子，我要下大力量培养下一代，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在离开纽约时，我对他的未来毫无把握，心里若有所失。回到北京后我很快接到了他的这样一封信，他写道：“你刚走我就十分想念你，你的双眼望着我，充满了情爱，也有些疑虑。有时候是来不及和你充分地交谈，有时又怕我有不同意见，更伤感情……望妈妈理解。关于爱国，我有很多想法，很难表述……这次妈妈来，我确实收获不小。特别是从妈妈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信心，中国人爱在心里，表现在行动上。我的信心也增多了……”我看信时不禁落泪，我很清楚他是怕我不放心，为安慰我而写的。他将来是不是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最终还要时间来回答。也许我想得不对，他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让人担心的是似乎缺乏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奉献之情。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酿成的苦果。我们为什么只管叫他们吃好穿暖，一切替他们代劳而舍不得让他们多吃一点苦，多有一点经受磨练的机会呢？什么样的教育算成功？什么样的教育算失败？人的一生怎么算苦？怎样算甜？我的这些回忆对当代的中学生真会有启迪吗？不得而知。不过我写的这些，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切，永远不会因为我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而消失。 1990年11月25日 -------- 齐翔安 女，延安中学九班学生。北京医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医学教学科研与医院领导工作，现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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