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们像飞鸟一样的自由，像烈火一样的自燃，像钢铁一样的坚强，像雄鹰一样的勇敢。 在队伍前面，有红旗迎风招展，她呼唤着我们向前，向前…… 这是一首浸透了我们心灵和血肉的歌，也是一首在我们一生中永记不忘的歌。 47年过去了。可是当我们这30多名年逾花甲的延安中学的老校友们在今天唱起它的时候，却显得格外亲切，格外高亢，乃至刚唱几句，每个人的眼里都不约而同地涌出激动的泪花。 就是这首歌，把我带回延水河边和宝塔山下；就是这首歌，也把我带回那苦难的童年！ 1930年10月，我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人家里。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只知道有祖母，而不知道父母。因此，每当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喊着“爸爸”、“妈妈”，张着双臂扑向爹妈怀抱的时候，总是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楚和失落感。是啊！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那么我为什么就没有爸爸、妈妈呢？不！我一定也有爸爸和妈妈。 可是，爸爸在何处？妈妈又在何方？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奶奶：“娭毑，我的爸爸、妈妈呢？”奶奶惊愕地一把将我拉到巷子里面，抱着我痛哭起来，她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一边给奶奶擦着眼泪，一边哀求着说：“娭毑，我不问了，我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1939年，我已经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了。 “儿童节”那天，像往日一样，祖母带着我到街上走一走，转一转。可那天奶奶总是不露声色地东张西望。当她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位妇女时，突然停住了脚步，露出惊喜的目光。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位妇女，她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身灰色的旗袍，年纪约四十开外，人显得有些削瘦，正急匆匆地向前走着。当她发现我们时，也一下子愣住了，接着大步跑了过来。奶奶也紧走了几步，猛地拉着她的手说：“可见到你了，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找得我好苦啊！”话还没有说完，奶奶的泪水已夺眶而出了。这位妇女警惕地向左右看了看，随即小声说道：“我也正在找你们啊！”说着又指了指我说：“这……？”奶奶看了看我说：“这是沪子（我的乳名）啊！”接着又对我说：“沪子，这是你干妈。快，叫干妈！”看到奶奶和干妈会面时激动的情景，想起了别的小朋友叫“妈妈”时的神态，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了一声“干妈”，并立即扑向了干妈的怀抱。可是，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将近10岁的小姑娘，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妈！” 第二天，干妈又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并一面抱着我，一面向祖母问了问几年来我们的生活情况。奶奶一面说着一面流泪，经干妈的劝慰，奶奶才破涕为笑，说： “这回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接着又对我说：“沪子，今后要多听干妈的话。”我一边答应一边点了点头，于是，干妈把我抱得更紧了。 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奶奶脸上出现笑容，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母爱。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位慈母般的干妈叫帅光，也就是帅孟奇。 从此，每次干妈来，我都从内心里感受到温暖和喜悦。有一次，干妈突然问我：“沪子，你现在想干什么？” “想上学。”我不假思索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欢欢喜喜地去上学或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向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并常想：我什么时候也能上学呢？ “那么……再长大一些呢？”干妈又问。 “穿皮鞋。”我又不假思索地说。 没想到，这句话刚一出口，干妈却忍不住地笑了，跟着又流下了几滴眼泪。因为干妈知道家中贫苦，从我记事那天起，我总是穿着一双破旧的鞋，甚至不得不拣人家扔掉的鞋来穿，何曾穿过皮鞋呵！ 记得是在这年的秋天，一天帅妈妈正在和奶奶谈话，忽然听到奶奶说：“沪子的生日就要到了，眼看着她就满10岁了。 为了她的前途，也为了能够继承她爸爸、妈妈的遗愿，你想个办法送她到那边去读书吧！” “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怕她一走，您不就更……”帅妈妈似乎又有些犹豫。 “这你不要顾虑。再说，十多年的狂风恶浪我都闯过来了，只要沪子将来有出息，就是天大的困难我也能够顶住！” “那好！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更是沪子的好奶奶。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快想办法，把沪子送到那边去上学！”干妈说着说着也激动起来。 这时，奶奶笑了，帅妈妈也笑了，我更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上学！”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现在就要去上学了，我又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呢！那天夜里躺在床上，兴奋极了，久久不能入睡。我在想：到“那边”上学，“那边”是哪里？离这里有多远？然而在兴奋之中，我又产生了一种迷惘：奶奶说，要我“继承爸爸、妈妈的遗愿”，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什么叫“遗愿”？他们的“遗愿”又是什么？有几次，深更半夜我真想推醒奶奶，问问爸爸、妈妈的事，但怕再引起奶奶的伤心，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帅妈妈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家里，她告诉奶奶说，她已经找到去“那边”的人了。“这个人是任弼时的堂弟，叫任作民，沪子可以叫他任伯伯。一同去的有他的夫人，叫丁祝华，沪子就叫她华姑吧。还有他们13岁的儿子任湘、1岁的女儿庆庆和14岁的侄女任岳，一共6个人。路上的一切都由任伯伯和了华姑负责，您就放心好了。”并说：“我也要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我会很好地照顾沪子，您老就放心吧！” 奶奶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说着“好，好，好”。接着她就开始给我缝制衣服。任伯伯来接我的那天，奶奶不仅给我换了一身新棉衣，还另外给我准备了一小包袱衣服。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奶奶都一直是很高兴的，可是当我走出门口兴高采烈地回头喊了声“娭毑，我一定常来看您！”的时候，奶奶却倏地回过头去，急急忙忙擦了把眼泪，又回过头来强忍住眼泪对我笑了笑。我猛地紧跑几步扑向奶奶的怀抱，一面哭着一面紧紧地抱住了奶奶。刚毅坚强的任伯伯，眼里也涌出了热泪。最后，还是奶奶轻轻地把我推开，让任伯伯把我领走了。 我跟着任伯伯、丁华姑、任岳姐姐、任湘哥哥和庆庆妹妹，从长沙经衡阳、重庆、成都、西安，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安全地到达了帅妈妈说的“那边”——革命圣地延安。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来到延安的当天，就听说帅妈妈已先于我们到达了。于是我急不可待地要求任伯伯把我送到帅妈妈那里。 有一次，当我看到丁华姑抱着小庆庆又亲又逗时，我忽然又想到了我的妈妈。心想：我应该问一问帅妈妈：“我的爸爸到底是谁？我的妈妈是谁？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当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帅妈妈时，帅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语重心长、声泪俱下地给我讲述了我父母的情况。全国解放后，又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才使我逐渐解开了长期存在自己心里的这个疑团。 我爸爸叫沈绍藩，1902年10月19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北山向家坝村。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县委秘书、“中国济难会”秘书长等职务。1930年7月，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到武汉任中共长江局秘书处长。为了掩护长江局机关工作，他在汉口张美之巷（现民生路）租了几间楼房，将我祖母刘静、我母亲舒亚先和不满1岁的我接到了汉口“坐机关”。为了掩人耳目，秘书处女工作人员帅孟奇装扮成我父亲的寡妇嫂子，和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同年10月19日下午7时，爸爸按约定的时间到一家客栈去与苏区来的同志接头，临走时还说了句“我9点钟一定回来”，就匆匆地走了。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路上，他被一个叫宋惠和的叛徒认了出来，当即被宪兵抓走了，并立即把他关进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连夜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他不仅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而且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就这样，连续审讯了两天两夜，敌人未得到任何口供。敌人见无计可施，就在第三天下午，把他杀害了！ 帅妈妈和奶奶、妈妈一直未见爸爸回来，料到可能出事了。经组织决定，分头转移，帅妈妈和奶奶去上海找党组织，妈妈带着我回长沙。可是谁又能想到，妈妈刚到长沙不久，就被警察局盯上了，并三番五次地上门追问妈妈中共长江局的机关设在哪里？都有些什么人？妈妈一口咬定：“什么长江局、短江局？我不懂！”为此敌人又使用恐吓手段，声称要拘捕妈妈，要对她施以酷刑。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为了保卫党的机关的安全，就在10月28日的夜里，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轻轻地喊了一声：“帅大姐、婆母、沪子、同志们，你们可要多保重啊！” 然后用一把剃头刀割破了自己的喉管，悲愤地以死抗敌，献出了生命！ 学校要开学了，这对我来说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就在开学的前几天，任作民伯伯还带着任岳、任湘和我到枣园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依次问了问我们三个娃娃的情况，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使我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今天回想起来，他老人家那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话语，还都记忆犹新。我们临走时，毛主席还从衣袋里掏出几元“边币”，分给我们三个娃娃每人两元。我们就是用这两元钱，每人买了一把吃饭用的铜勺和一些本子、铅笔。 开学后，任岳、任湘去了边区师范，我来到保育小学。学完小学的基本课程后，我考入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很快就又转到了延安中学。 我们在延安中学主要是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音乐、美术等课程。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每逢晴好的天气，我们就坐在窑洞外面，用两个木椅架起黑板，在露天聆听老师讲课； 遇到阴雨天气，就只有在窑洞里上课了。没有电灯，晚上自习时，几个人就围着一盏麻油灯，或到窑洞外面就着月光进行学习。除几门主课有油印的课本外，主要靠自己记笔记。没有实验室和实验工具，我们就用弹弓打麻雀、下水捉青蛙，一边解剖，一边讲课。就这样，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懈怠，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专心致志地在探索，在追求！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把窑洞里的小板床架得高高的，在床铺下面安放了纺车，每人都学会了纺纱线。当时，根据年龄大小在生产指标上也各有不同。记得我的指标是每天纺3两。我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很快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技术，不仅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在质量上也不断有所提高。按照当时的规定，超额部分所得收入，70％上交，支援边区；30％归自己，作为零用钱。 我们还在窑洞外的空地上种植了西红柿和土豆，我们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往那容易干旱的黄土岭上提水送粪。 有一天，我好容易抢到一个粪桶，到茅坑里掏了一桶稀粪往地里施肥，由于粪桶很重，我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眼看着就到地里了，没想到脚一滑，突然跌倒了，粪水洒了我一身，一只草鞋也蹬坏了，粪桶滚出好远，急得我哭了起来。这时，那些同学都跑了过来，有的说：“快回去洗洗，休息吧。”有的说：“你今天的任务我们包了。”也有的说：“鞋子坏了没关系，今天晚上我给你打一双新的。”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当时我之所以那样伤心，倒不是因为我跌疼了身体，弄脏了衣服，而是可惜那桶粪水啊！ 在提倡“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的同时，学校还提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学习了政治理论，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就按班编组，分区划片，到老乡家去做社会调查。办识字班，办冬学，当“小先生”，帮助扫除文盲。特别是到寒假期间，这种活动就更多了。如果在调查中遇到老乡们提出问题，而我们一时又回答不了时，就把问题带回去，向老师请教，或集体讨论研究，或翻阅有关的书。总之，不弄清楚，绝不罢休！ 有一天，当我们到一个老乡家里去做调查时，那家的老大爷一边叼着烟袋吸烟，一边给我们讲了很多八路军的好处。他说：“就在去年秋收的时候，眼看着种的包谷（玉米）就该收割了，可是谁能想到，全家几个劳力都‘打摆子’（疟疾），整天都发冷发热的，又怎么能去收庄稼呢？就在这时，不知怎么让部队知道了。好，一来来了一个排，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家的包谷收回来了，还把包谷秆子捆好、垛好。有的同志还自己拿出钱，给我们买药，把我们的病也给治好了。你们说，像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去找？不瞒你们说，过去那当兵的，我见过的多了，哪个不欺侮老百姓？可是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咱们老百姓就像换了个天地一样，这才叫军民一家人啊！” 说到这里，老大爷在地上磕掉了烟袋里的烟灰，略微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有个问题，我左思右想的，就是想不通。 你们说，像这么好的共产党，这么好的军队，那蒋介石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八路军闹什么‘摩擦’？还要封锁咱们边区？你们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坏呗。”这时，他的一个孩子插了一句。 “他坏，这我知道。可是他又为什么这样坏？我就想不通了。”老大爷又说。 我们当时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学校问老师。老师听了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蒋介石不光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如此，就拿‘西安事变’以后的事来说吧，张学良先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可是当他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时，蒋介石却把他关押起来，这又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认真讨论讨论，肯定会有深刻的认识。” 就这样，经过学习讨论，我们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丧心病狂、无恶不作，正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后来我们又去和那位老大爷探讨这个问题，老大爷也感到豁然开朗，一连说了几句：“想通了！想通了！！” 延安中学的校园里，充满着真诚、团结、友爱欢乐的气氛，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和谐、亲密，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已蔚然成风。记得有个“甜瓜宴”的故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年夏天，我的裤子破了。心想：“这算什么，补一补就好了。”可是一补再补，一条单裤都快变成硬板儿夹裤了，夏天穿着，真是够热乎的。就在这时，我的朋友许文英（现名舒辉）看见了，就跑到延安新市场买了块细白布，给我做了条西装短裤，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给我量的尺寸，那裤子做的不肥不瘦，穿上可“帅”了，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热乎乎的。 当时，我想，文英姐既然对我这样好，咱也不能知恩不报啊！我在街头看到卖甜瓜的，就买了几个特大的甜瓜兴冲冲地给她送去了。可是真没想到，她却生气了，我轻声地叫着文英姐，她依然气乎乎地说：“你以为我给你做件衣服，就是为了让你给我买些吃的吗？”后来，其他同学也帮助劝解，她才消了气，说：“那好吧，大伙来吃吧。”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说笑着，把那几个甜瓜吃了。这就是被称作“甜瓜宴”的故事。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学，我们真是兴奋极了！大家唱呀、跳呀、喊呀、笑呀，欢声雷动，欣喜欲狂，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但是没过多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这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家伙却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二局到延安中学选调一批学生做机要工作。当时我和许文英、朱荣英等10多名同学被入选，我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我只有15岁。 我恋恋不舍地向帅妈妈辞行，帅妈妈陪着我到延水河边，一边散步，一边深情地对着我说：“军委二局是个很重要的部门。组织上调你去，是对你的信任，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最后她说：“沪子，我送你一首小诗，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她随即念道： 十五有志去参军，继承父志干革命。 钻研技术勤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 我把这首诗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解放战争中，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它给了我无比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1948年，在我刚满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为祖国为人民立过功，并多次受奖。 45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延安中学那一段生活，还总是那样魂牵梦绕、兴致勃勃，还总是那样让我心怀激荡，热血沸腾。 -------- 舒炜 女，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处长。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1991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曾在《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等书刊中发表文章。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