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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看了电视剧《十六岁花季》，心情难以平静。 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金色花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的。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可是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是那样地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全国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1938年6月，父亲带我和二弟宪林去延安。虽说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去往延安还是封锁很严的。我们路经陕西南部的汉中时，差点出了事。那是因我在成都“生活书店”买了一本《陕北集影》，我很喜欢它，就悄悄地放在箱子里。汽车过汉中检查站时，被宪兵查了出来，他们问我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孩子在书摊上买的。”并且同意把它烧掉。幸好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带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护照，才放我们过去。到了西安，特务就更多了，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得化妆躲过特务的跟踪。有很多青年从办事处出来就失踪了。我们很紧张，一直等到八路军有去延安的军车，直到上了车我们才松了口气。 到了延安，父亲被分到抗大一大队。我姐姐是一年前到延安的，在抗大三大队。这回他们父女俩成了同学。我和弟弟被分到鲁迅小学读书，从此我们就离开家，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当时我12岁，弟弟才9岁。 鲁迅小学位于延安城内的鼓楼南大街。在校生多是抗战将士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女及大后方地下工作者的后代。 1938年夏的一天，有几位苏联医生坐飞机来到延安给中央首长治病，回去时，顺便带几位同学去苏联学习。我们知道后吵着也要去，于是，校长吴燕生带我们到凤凰山去找毛主席。在石窑外面的一个小平房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拿出一桶前方的同志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鸡饼干招待我们。 我们一面吃上面粘着闪闪发亮的白砂糖的饼干，一面嚷着也要去苏联学习。毛主席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说：“这次飞机太小，坐不了几个人，以后有机会都送你们去苏联。”1953年，我终于实现了留苏的愿望，在鲍曼工业学院攻读自动控制仪器专业，学制是五年半。1957年，毛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同学时，我真想到毛主席身边说：“您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可惜这次不巧我去晚了，站在大礼堂的后面，怎么也挤不过去。 1938年秋季的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以后又来了几次，为了安全，鲁迅小学同学每天都要到南门外的河滩去躲飞机。后来，边区政府决定，让我们学校搬往安塞县吊儿沟。在离开延安前，学校已改名为边区中学附属小学。10月间，学校租了些大车，全校师生就出发了。第一站是安塞县城，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出发，忽然听见大批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是日本鬼子在轰炸延安，因安塞距延安只有50华里，扔过了炸弹的飞机就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我们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幼小的心灵里燃烧起仇恨日本鬼子的怒火。 转年2月，学校又搬到了白家坪，并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那时我已14岁，就因为个子小，被编入儿童团，不能去少先队。每天出操时，看见少先队每人背一支木枪出操，练刺杀，真神气，而我只是空手跟小班同学跑圈圈。一直盼到了“四·四”儿童节（以前儿童节是4月4日）前夕，我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并被选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庆祝儿童节大会。去延安要走75华里的路，我们每人骑一匹毛驴，在黄土高原的土路上扬起一大片尘土，身上斜背着一支小木枪，那油漆得发亮的木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沿途的老乡都走出窑洞来看，以为是八路军骑兵队过来了呢，好不威风！ 在延安庆祝儿童节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我们听到警报后，迅速钻进防空洞。这些防空洞是在住人的窑洞里面又挖了只有一人可通行的地道，一直穿过山头到另一面住人的窑洞，而且是洞洞相连。在洞里听不到爆炸声，只感到耳边有呼呼的风声。警报解除后，我们出来，只见遍地弹坑，除了炸死一头毛驴外，未伤一人，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优质钢的炸弹皮。我们把弹皮捡起来，交给老师，集中送到茶坊兵工厂造枪炮，以牙还牙，打击日本强盗。 在战争年代里，少先队是半军事化的组织。每天有军事训练，还要站岗、放哨、查路条，晚上还有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一天晚上，我发现队长们都不见了，他们回来后就催我们快些睡觉，我猜今晚准有紧急集合。于是，我悄悄地准备好，只脱了上衣，没脱裤子就睡下了，我想一定会争个第一。果然，半夜里我们被哨声惊醒，黑暗中我迅速穿好衣服就下了炕，可不知谁把我的鞋穿走了，好半天我才摸到了一双，等跑到集合点之后，差点没落个倒数第一，真倒霉！集合后大队长轻声说：“敌人已向我校摸来，距我校只有5里路，我们马上向北转移。”说完就开始急行军。走了大约3里路，就向回转。这次夜行军我穿了别的同学的一双大鞋，踢里踏拉的，虽说只有3里路，可把我累坏了。 我们的体育课也和战争联系起来。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贾玉洁老师把同学分为白军、红军，在黄土坡上用黄土圪垃作战，练习冲锋、伏击、包抄、退却、包围和歼灭。凡被土圪垃击中的，用粉笔画一个圈，表示“牺牲”，应退出战斗。 然而有些同学不守规则，被击中多次也不退出战斗。战斗结束后，两军没有办法评判胜负。 每天傍晚，我们最有兴趣的游戏是骑马打仗。由一人做“马头”，向后伸出两手，在他左后方和右后方各有一人做“马背”，一只手与做“马头”的手相握，另一只手放在“马头”的肩上，这就是一匹“马”。作战的战士坐在“马头”后两个人的手臂上，脚踩他们相握的手上，交战时，只要骑在“马”上的人将对方摔倒在地，就为胜利。我与几个小同学还发明了一种“跳跳马”，由二人组成，前面一人两手向后，后面一人握住前面那人的两只手，战士就蹲在两人之间，当看中攻击对象时就迅速跑过去。两人的“马”比三人的“马”跑得快，一旦追上对方就纵身一跳，抱着对方，这时对方很难摆脱，很容易成为胜利者。这种游戏锻炼了我们的机智、勇敢，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 1939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来“保小”参观时，给全校师生拍了张合影，我们穿的是重庆运来的短袖衫和短裤。尽管不太合身，但比土布衣要漂亮多了。我们是在篮球场边的土坡上照的像，我在第五排正中，弟弟在我的左下方，这是我在“保小”唯一的一张珍贵的照片。 1940年底我快15岁了，从“保小”毕业后，升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1943年10月，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合并到桥儿沟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后来改名延安中学，从那时起，我便在延安中学学习了。 1941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当时缺粮少菜，顿顿是煮干白菜帮。一次，我从老乡家弄到一块豆腐，便想办法做起臭豆腐。因为我小时候在老家见别人做过，我就如法炮制，把豆腐切成块放在饭盆里，在宿舍窑洞的墙上挖个洞，把饭盆放进去，外面贴一张纸，密封起来发酵。五天后取出放盐时，苍蝇闻到臭味成群飞来，好几个同学赶忙帮我轰苍蝇，可怎么也轰不走。这些苍蝇，像日本飞机一样俯冲下蛋，结果做好的臭豆腐，仍然有蛆。这样好的东西真舍不得扔掉，我们只好到伙房用油炒一下，消消毒，开饭时拿出来，大家一抢而光，都说好吃极了。可我们知道内情的，吃起来总有点那个。但说实在的，比干白菜帮确实好吃多了。 1942年，毛主席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活才一天天地好起来。那时，我们每年有3个月的生产劳动时间，上山开荒，种土豆、荞麦、谷子和蔬菜，在学校还纺线，纳鞋底，做布鞋，打草鞋，自己动手解决我们的吃穿问题。 在纺棉线时，分棉条，收棉线都要计量登记，可又没有钱去买秤。我就运用课堂学到的杠杆原理，动手做了一杆秤。 在分配纺车时，大家都要大车轮的，因为大车轮的纺线效率高。分给我的是一个小轮的。于是我就开始琢磨，原来是小纺车的车轮与锭子之间传送比太小，只要在其间加一级变速就能解决问题。班长知道后很高兴，要我在墙报上写文章，把变速轮的计算数据及制造方法写出来，还要我把秤的制作方法也写出来。从此小车轮纺车比大的更受欢迎，因为小的重量轻，每天搬进、搬出要省力得多。 为了安排同学们的实习，自然科学院决定开办实习工厂。 由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做过工的技术工人担任师傅。没有厂房，我们就在与学校相邻的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挖窑洞。先从山沟高处往下挖，将黄土填到沟里，使窑面倾斜约100度，当窑洞前有了一块平地之后，就开始掏洞，顶部呈拱形，两边的墙是垂直的，洞的深度约为洞宽的1．5倍，太深光线太暗，太浅使用面积太小。窑洞挖成后，再安上门窗。我们把工具、设备搬进去，实习工厂就开工了。我是第一批去实习工厂的五名同学之一。先学钳工基本技能：锉、锯、錾、钻、磨。然后就做医用的镊子、天平和军装上用的铜扣。这些产品的收入，用来作为发展小工厂的资金。 我们学校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课余，学校组织了各种活动，有歌咏组、京剧组、舞蹈组和器乐组。我参加器乐组，学会了拉二胡和吹口琴。那时，每星期六都组织舞会，我参加了乐队，大家推选我当乐队指挥。组织乐队，就要找乐曲、找乐器，而学生会只有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和口琴，乐器太少了。我想再做一把三弦。我没有英文字典，学英文老去借别人的，因此想多做一把三弦，拿到市场去卖点钱，买本字典。于是就动手做起来，可困难的是蒙皮没法解决。以前我做胡琴，还可以弄到蛇皮或用青蛙皮代替，而三弦鼓面较大，要用蟒皮，延安可没办法弄到，我就把两层牛皮纸用胶粘起来，效果也挺好。学生会的刘兆伧听说后，两把三弦都要去了。我说我本想卖掉一把三弦买本英文字典，他就把他的一本破旧字典给了我。这本字典，我一直用到1953年我去苏联学习。 我们学校工读班新来了一位老师，叫艾堤，他有一把小提琴，拉起来音色美极了。我又萌生了做一把小提琴的念头。 于是，找来一块松木，又到铁匠铺打了一把圆创刀，我和弟弟合作，两人轮换着抠起来。要把2厘米厚的木板抠成薄而均匀的曲面，确实不容易；而提琴的周边、是用蒸笼铺买来的柳木片，经热水泡软后弯成需要的尺寸。我在抠提琴把上的螺丝转时，正是班主任武可久给我班上大代数，我便在桌子下面偷偷地抠，当下课铃响时，提琴把也抠完了。不料最后一刀猛一用力，刀子滑向了左手掌，划进去1厘米深，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学校很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学习中理论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每年有3个月的实习，这样既学到了本领，也锻炼了思想。我们到炼铁厂实习时，由总工程师徐驰给我们讲冶炼灰生铁的原理，然后就去当工人顶班，配料、上料、烧热风，累得我们腰酸腿疼，这才体会到钢铁工人的辛苦。我们到茶坊兵工厂实习炸药的生产过程，由化工总工程师钱志道讲解，在硫酸车间顶班，去体会危险工种的滋味。我们到拦河水坝工地去实习，又懂得了不少力学知识，也了解到建筑工人的辛劳。 在建筑工地上，需要昼夜值班，可又没有钟表，交接班时间很难掌握。一般是白天看太阳高度，晚上看三星位置（猎户星座），这样很不准确。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日晷。先在瓶塞中穿进一根磁化了的缝衣针，放入一盛水的碗中，成为一个简易指南针，找好正南正北方向。然后在窑洞门前的土堆上削出一个平面，画一半圆及刻度，再按一定角度插入一根铁丝，日晷做成了。上下交班，就有了较准确的时间。 1945年8月，经过八年抗战，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我也度过了少年时代。一天，干部科长王甲刚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美国军队在延安设立的一个与八路军联系的外交机构）去接收气象台。我当时很不乐意，因为我对学机械很有兴趣，舍不得放弃。但他说这是为了保障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的安全，是一项政治任务。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个人志愿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我是懂得的。就这样，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走上了工作岗位。 以上谈及的往事，转眼间已过去50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的金色的花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危难岁月的磨练，这对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起了决定作用。看到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我是多么的羡慕啊！ 年轻的朋友们，我打心眼里期待着你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能珍惜你们的环境和条件，加倍努力，充实自己，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奔向美好的未来！ -------- 曾宪波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自动化专业。曾任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宇航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气象学会副秘书长、名誉理事。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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