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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良武器装备的蒋介石30万大军，在胡宗南指挥下云集在延安南大门一线，正是弩张待发的时刻； 被誉为保卫党中央近卫军的西北野战军的一部分，也正严阵以待，迎战敌人突然袭击延安。 在延安东郊桥儿沟的延安中学校园里，一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先进的青年学生组织在时代的风暴中诞生了，同学们自己命名为：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我们的团，是毛泽东旗帜下的积极进步的青年组织，为团结一切思想进步的青年，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并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向毛泽东指引的方向迈进……为了完成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是我们的《团纲》中的首语，它旗帜鲜明，它表明了我们青年团以“毛泽东”命名的重大意义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1946年12月9日，桥儿沟东山腰前岭拐渠作为校部会议室的大土窑洞里，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像，四周墙上贴满了团员们书写的各人的贺词、祝词、他们的心愿与感想，一派庄严、隆重、热烈的气氛。“12·9”的火炬，这时在我们立志要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少年们心中熊熊燃烧着。我们一致通过了团章，站在毛主席像前宣誓：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团员，誓为毛泽东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我们……在团内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为团积极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为毛泽东旗帜下的坚强不屈的战士……若在行动上违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愿受团纪的一切处分。” 铿锵之声，飞出窑洞，好似严寒中的一声春雷，震撼着黄土高原的冬野。 我们这批宣誓的队列里，有继承父志的烈士遗孤，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他们是这支队伍中的前哨兵。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原延安大学校长江隆基，满腔热忱地祝贺毛泽东青年团的成立。他的一席讲话，将先辈们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涯同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前进道路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幅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画卷。他说：“当我们这一辈还是青年的时候，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样幸福。那时，马列主义理论还没有发展得像今天这样深入、普遍，又比较缺乏导师，所以虽有热情，有理想，也难以实现。我在学校时，曾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可是，我们一毕业，也就烟消云散。这说明没有正确的途径，就不会成功。你们今天比上一辈人幸福，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引，有党中央开辟的道路。 毛泽东青年团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史上的又一个盛典，对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对全国的青年运动，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将在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当前，毛泽东青年团的神圣使命是：积极投身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战争准备工作中去……” 我们背负起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前进…… 在“不给胡匪军留下一粒粮、一寸布”的口号下，团员们首先积极投入了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学校把教学用具、粮食等各种物资转移到后方或埋藏在山洞里。团员们不怕苦，不怕累，自动背运东西到安塞县吊儿沟和离学校不远的一些村庄，他们带动其他同学，迅速地完成了任务。鲍克明同志是六班年纪最小的团员，只有14岁。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也和大同学一样，背着一张课桌送到20里以外的捻庄隐藏。往返整整一夜，他累得满头大汗。同学们赞扬说：“鲍克明背东西，顶一个大人。”后来他参加了第四野战医院后，主动要求当通讯员，也总是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情况艰险，都勇敢负责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军事训练替代了往日的数理化课程。打靶、射击、投手榴弹，轻装演习等等，成为每个同学的必修课程。团员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以身作则。六班17岁的团员李凡民在打靶比赛中名列榜首。女团员杜芳枝也打中9环。十二班团支部书记韩秉义和同学们一到驻地，就利用间隙时间带动同学架起单杠，锻炼身体。六班每天晚饭后，大都进行练习瞄准、刺杀、投弹等活动。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员，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里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947年3月，学校改建为战时第四后方医院，全校三分之二的团员，报名参加了医院，踊跃为前线服务。3月15日，成立了医院团总支，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团组织。苏红同志在医院担任团总支书记有两年多之久。团员王涛英最后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十三班的团员高耶夫，50年代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救死扶伤，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到了80年代，他年过五旬，还毅然到云南边疆老山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又一次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赞扬，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团员中干部子弟很多，但他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著名的白衣战士李兰丁为典范。15岁的小团员齐翔安，是著名学者齐燕铭的女儿，体弱多病，有时发着高烧还坚持在重病房工作，给重伤员喂饭、换药；有时还背着重伤员上厕所。后来她患了伤寒、回归热，她宁肯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待病愈后护理伤员，也不肯到后方去休养。为了提高医疗技术，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行军中，她和另一位女团员李骏，每人拿着一块死人骨头，边走边互相问答，熟记解剖学的名称。休息时，她们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写着做练习。每次考试她们都名列前茅。 在最初试建青年团和正式建团以后，我们始终强调团员必须响应党的号召，在各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保证学校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团员们都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一直注意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巩固团的组织。延中青年团员们实现了自己入团的誓言，为团组织争得了荣誉，同时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我们真正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 努力学习是青年闭员的首要任务。团员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与时事政策的学习，而且要带动同学们一起努力学习。 例如六班有一个同学平日比较调皮，不爱学习，团小组就分配团员李夫星帮助他。他们经常一起生活谈心，打消了他只埋怨别人帮助不够的想法，后又指出他的毛病，并为他指出了改正的方法。经过两个月的耐心帮助，他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说：“我今后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愿意加入青年团。” 后来他积极参加学习，进步很快。他到西北第四野战医院去做护理工作时，工作积极负责，并且当了护理班长。这时他参加了青年团。二十班同学呼延福，入团后不仅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而且经常和同学在一起研究，相互帮助，使他们的小组成为全班的模范学习小组，带动了全班。在加强战备教育，突出时事政治学习中，团员们个个情绪振奋，踊跃发言。原来有些不看报纸，不爱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学，在团员们的影响下，也天天看报，关心政治大事了。 建团过程中，我们始终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把它放在首位。开始主要抓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与团员应起模范作用的教育。后来又抓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抓了时事政策学习，坚定战争必胜信心的教育，还抓了行军中的纪律教育。先后请冯文彬、范长江、卢勤良、贾芝等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大家欢迎。女同学还请了三五九旅参加过中原突围的女干部汪志平同志，讲他们是怎样突围的，特别是她自己是怎样闯过渡河、爬山、同敌人打遭遇战等一个个难关的动人事迹。在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中，团总支召开了女生座谈会。女团员们从抗议美军暴行联系到妇女的解放问题。美军可以任意蹂躏中国妇女而逍遥法外；相比之下，她们感到边区妇女是受尊重的，切身体会到妇女的权利受到保护的幸福。但就全世界说，妇女的解放仍然是一个长久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座谈会不仅对女同学，对全体同学都是一堂深刻的政治课。 在团内，我们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一些歪风邪气。例如有的团员在行军中，发脾气，打人，甚至强拉了老乡的毛驴，骂老乡，影响很坏。团支部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还给了警告处分。 团员在战时宣传中十分活跃。延中宣传队演员四十多人，其中不少人是团员。宣传队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战斗舞》、《石头开花》和《女游击队员》。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在延安、安塞演出数十场，观众达1万多人。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那年，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都到外地演出，延中秧歌队，一时间成为延安最活跃的秧歌队了。 根据上级号召，团员们所到之处还经常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帮助当地群众识字和生产，并进行农村调查，开展群众工作。例如，学校住在安塞吊儿沟时，政治课老师贾芝与语文课老师宁汉戈合作带领同学们下乡，教农村儿童识字，调查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事迹，宣传时事政策。在这些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仍然是团员们。他们刚到农村时，老乡有顾虑，不乐意让娃娃们学识字，一些同学见此情况有些灰心丧气。但团员郭韬等同学并不气馁，而是设法接近老乡，帮助他们干活，后来人熟了，老乡终于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欢迎同学们到他们家里来。参加识字的娃娃，从两三个增加到二十多个，甚至大人也要求办夜校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些娃娃们都能认识200～300字了，群众非常高兴。 二十六班的五个团员由于经常帮助同学，团结同学，与群众关系密切，威信提高，在选班学生会时，五个团员全被选为委员，形成了全班的领导核心。在他们的带动下，五天的生产突击，收获棉花22斤，达到全校生产的最高纪录。 为了推动团的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的学习，在团成立大会后，很快就创办了油印的、不定期的团刊《团内生活》，每期印几十份。1946年12月23日出版第一期，到1947年11月，共出了13期。它是团员们自由论述、民主讨论的园地，也是团总支与团员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团刊由苏红、王黎明、张珍、鲍克明等同志负责编印。 当时全解放区从中央青委到基层团组织主办的团刊共9种，《团内生活》是其中之一。这个团刊内容包括批评团内的缺点错误，表扬各种先进模范行动，政治学习讨论，对指导、推动团的工作和提高团员的觉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请贾芝老师在《团内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谈进步》，对团员们提出三点建议：一、做事要切实际；二、要富有朝气；三、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这篇文章受到了团员们的欢迎。 团刚成立时，强调“巩固自己，建立团的威信”。但因怕团员的质量低了影响团的威信，对积极分子要求过高，加上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人员变动频繁，对发展团员的工作一度有些忽略。从成立到1947年3月15日，3个月才发展了12名团员。新班和地干班100多个同学，连一个团员也没有。团总支发现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布通知，强调应重视发展团员，克服关门主义。同时，高鸿文同志专程去安塞县吊儿沟，帮助新班和地干班发展团员。从此，各班都抓紧了发展工作，使团的队伍不断壮大。从3月到7月发展新团员二十多名，新班和地干班也建立了团支部。到7月，学校和医院的团员已达到122名，团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7年7月初，学校和医院都转移到子洲县马蹄沟一带，院、校两个团总支总结了成立7个月的工作，由我写出了一份书面总结，经贾芝、康勃老师修改后，苏红等同志刻印出来分发各支部，并报中央青委，同时在党团员大会上作了报告。从此，青年团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 延中青年团，作为建团的学校试点，不只为解放区学校建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干部。1949年，延属分区就有三个团县委书记是延中的团员和建团工作者。苏红、鲍克明、王升学、张三保等同志，先后在学校、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和陕北区团委、团中央从事建团工作，对建团做出了贡献。 转瞬之间，45年过去了。当年的这批青年团员和建团工作者，现在多数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了。有的已经离休，有的还战斗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各级领导干部。例如：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海南省常务副省长鲍克明，核工业部三局局长王升学，原《外国戏剧》主编苏红，原法律出版社党委副书记韩秉义，陕西省渭南地区行署副专员刘凤鸣，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委书记张三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凡民，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李骏，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齐翔安同志等等。 延中一年多的建团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美好的记忆，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47年冬到1948年春，我曾在米脂县印斗区六乡土改工作组任组长，在工作中认真执行政策，未发生大的差错，把土改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边区《群众日报》在1948年5月报道过该乡的工作。可以说，这与我当年在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中的锻炼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在校的学习和开始做领导工作的锻炼，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担任一个乡的土改组织工作，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1991年6月19日 -------- 王黎明 男，曾用名王利民，延中十二班学生，延中党总支干事，青年团总支书记。解放后在轻工业部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顾问。高级经济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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