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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主席接见美国历史学家杜博伊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曾指着我的伯父朱伯深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修十三陵水库时，刘少奇打趣地对我姑妈朱仲丽说：“要刨你家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我们朱家是在明朝覆灭、遭满门抄斩的危急时刻，更名改姓逃到湖南宁乡县周氏家族中避难的。辛亥革命以后，由祖父那一代才改回本姓，也是由祖父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开始，我们家三代人陆续参加革命，多达数十人。 1931年底，我侨生于印度尼西亚，生活十分优裕。但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大姐回国了。1939年，母亲被父亲遗弃，她肩负着祖孙三代的生活，以乞讨为生。大伯和姑父王稼祥商量把我们姐弟送到延安去。那时，大弟6岁，我8岁，大姐9岁。临走时，祖母给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吊上一个小红口袋，口袋里面放了一尊小佛像。最令祖母不放心的是她的长孙朱忠洪，她特别嘱咐大家要多多关照忠洪。祖母重男轻女，从小就把我们姐妹四个称为“四床脚”，而把两兄弟说成“两枕头”。我们随一位姓贾的叔叔一块上路，还请了一个挑夫，一头挑着我们的衣物，另一头挑着走不动路的洪弟。第一站是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那是中国共产党人去边区前的集合地，我们到那里还开了一个百余人的茶话会。我们这群孩子成立了“小鬼队”，队长是彭士禄，他是彭湃烈士的长子。我们开始过集体生活，天天唱革命歌曲：“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 很快，我们又从桂林出发了。不过，这次不再步行，而是坐汽车了。过嘉陵江时，我们一群男女孩子们挤在船舱里，翻起身来，还得喊：“一、二”大家同时动作。有时年纪小的尿了床，我们衣服湿了，还不知道是谁尿的呢！ 我们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后，住在一个山坡上，竹篱笆把住地四周围起来，竹筒做成的水管引来清泉水。山下是一个国民党的学校，校园中的柚子树清晰可见。大人不让我们随便外出。如果见到穿黄铜扣黑大衣、戴墨镜的不速之客，就要赶快散开。我们小鬼队的生活挺不错，每天快快活活地做游戏。嘴里念着：“一大林、二大林……四大林（斯大林）”这时都各自争着指自己的鼻子；而一念到“蒋介一、蒋介二……蒋介十（蒋介石）”便争着指对方。我们还演节目，唱革命歌曲，渐渐成熟起来了。一天，我们睡在地板上，国民党的狗腿子来查房，把大一点的孩子叫醒问：“到延安去做什么？”“找爸爸，找妈妈！”我们的父母哪里在延安，我们要找的父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和革命前辈呵！ 到了最后一个关卡，我们被国民党包围在一个草坪上，四周的机关枪都对着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我们中间许多孩子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护送我们的同志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要开枪，就把我们打死，千万不要把孩子们打死呀！”就是这一次，为我们押车的副官李涛同志被扣留了，据说后来是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他才被释放回延安的。我们随身带的枪支都给换成了旧的、坏的；从家乡带的土特产、被褥衣物则被洗劫一空。然而，我们还是突破了这一关。汽车再次起程，经过数月的跋涉，当驶过一座破旧不堪的木桥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们欢腾起来，唱着：“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呼吸都变得清爽畅快了，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描绘。 这时，已经是1940年的冬天。我们头一次走过结了冰的延河，河中央比两边稍凸，这也令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大开眼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姑姑朱仲丽和姑夫王稼祥。我在家里时就常听到祖母夸姑母：“我的八妹子赛过儿子，比儿子还能干！”那时，我们流着鼻涕，拖着单布鞋，两手空空，又可怜、又狼狈。姑姑拉过弟弟来说：“洪洪，喊我一声‘妈’！”弟弟出生的喜讯，还是姑妈第一个告诉祖母的，今天喊她一声“妈”也是天生的缘分。从此，洪洪有了养母、养父。才比他大两岁的我又是高兴，又是羡慕。我只好跑到“小桃林”里去寻找父母，见到一对对男女游人，就跑着绕到他们前面，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结果总是失望。我的父母还在国统区呢！ 我是1944年秋进入延安中学的。我们与一些烈士子弟、高干子女一起被编入九班、十班。这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方志敏烈士的长子方英敢在井沿上走，边走边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屎屎！”他因那股调皮劲，常常被罚面对墙坐。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演起了太平天国的洪萱娇：“待我登高一望……”一边道白一边上了桌子。有一次，我们组织学习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的模范事迹，顽皮的孩子们仅仅老实了两个星期。 延安中学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冬天有棉衣、棉裤、棉鞋或毡鞋；夏天发2尺半长的灰军装，一双单布鞋。有的女同学为了美，把军衣改得很合体。我在那时学会了用毛线织袜子，还曾给姑妈纳了一双鞋底，然后她自己用线勾成了一双凉鞋。我们的军装是用“黑格兰”草根把本色布染成了褐色的。夏天，延河就是天然的洗澡池，女同学在上游洗，拐一个弯男同学在下游洗。衣服只有一套，下河前脱下来找块麻石板在上面搓，用灰菜当肥皂，洗净后晒在河边的草丛上，然后潜到水里去玩捉迷藏，等衣服干了再上岸穿上回学校。那时，我们学习用的是马兰草做的纸；牙粉是稻壳灰配点咸盐； 还自制了丰足牌火柴。在陕北，冬天的西北风一吹，脸和手都会破裂，我们就用羊油擦脸。 我们住的窑洞是大同学们挖的，窑内有专放油灯的墙洞，有取暖用的炕炉，还有一条沟沟儿，上面盖上瓦，那就是烟筒。开始，我和罗瑞卿同志的长女罗玉华睡在一个土炕上。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回王家坪。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学校，路过飞机场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吓得我放开脚步只顾奔跑，越跑越快，好像身后总有人跟着似的，一回到学校就上炕蒙头大睡。 当年我们是在露天食堂吃饭，用小罐子装饭菜，有的用土钵子，少数人用搪瓷碗。一般都是吃小米饭，小米饭像沙子一样，我们南方人实在不习惯，只好拌着辣椒面吃。有时可以吃到“金银饭”，是用大、小米合蒸的。喝的是“青龙过海汤”——菜汤上面漂着油珠和葱丝；“海底捞鱼”——菜汤底下有点土豆片；此外还有“列宁饼干”——小米锅巴。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白天紧张地上课学习，晚上我们还集中在窑洞里读报。读报的人凑在小油灯下，其他人都坐在黑暗中，大家非常关心政治和时事，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报纸上有连载的《洋铁桶的故事》、《孔二小姐去美国结婚》、《乌鸦告状》等故事。 1946年夏天，经过在延安中学的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我已经15岁了。我们姐弟三人开始了第二次行军。那时，姑妈随姑夫去了苏联。我们由中央组织部的李鉴同志负责。在出发前，李鉴夫妇还为我们准备了肉松，组织上分配给我们一条毛驴。大家都背着行李步行，我们虽然年纪小，又怎么好意思骑牲口呀？10岁的洪弟，也跟大家一道翻山越岭。队里走在前边的同志，常在路旁的土坡上写些鼓励的话，如： “加油！洪洪，前面就到站了！”等等。刚走到了第一站四十里铺，我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因为没有经验，穿的是新发的草鞋。以后每天走90里路，每天都到一些新地方，也都遇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要过黄河了，黄河的水黄得像泥汤一样，驮行李的牲口一动不动地站在渡河的木船上。调皮的洪弟将一个旧铝水壶抛向黄河的急流中，口里还喊着：“留作纪念吧！”有一天，我们过十里河，干涸的河床上全都是石头子，连小毛驴都无法插蹄，何况人走呢？我们的脚板硌得很疼，我们多么希望走平坦的黄土路啊！但是，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到了张家口，算是一大站。队伍开始休整。行军途中，每天清晨天不亮或到晚上天黑时，领队的人用小油灯照路，后面的人摸着，叫着，跟着走。张家口有了电灯了。延安的小土包子洪弟，见到了电灯很奇怪，他把螺丝口灯泡拧来拧去，嘴里喃喃地说：“命令你关，命令你开……”突然，他被电击了，一时面色苍白，倒在那里。幸而他反应快，使足力气狠命一甩，灯泡甩在地上，人得救了。罗玉华说：“我姑姑就是在洗澡后，用湿手去开灯，触电身亡的。”这些常识对于从山沟里出来的人，都是陌生的。 我们姐弟三人被编入“东北干部队第五大队”，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坐在一辆大车上继续向东北进军。 途经××省的黎明寨，我们住进蒙古包，蒙古包外边的墙上贴着一块块牛粪，是晒干了当柴烧的。蒙古包内沿着墙脚是一个接一个的地铺，中央有一个铁制的三角架，架上有口铁锅，锅里煮着鲜牛奶。我们吃一口炒小米，喝一口鲜奶，这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 经过热河省时，已是九、十月了，天气渐渐冷起来。可是一路上仍然可以看见赤身裸体的小孩们。大道两旁的深沟里还有冻死的女婴。铁轮牛车在沙漠里行走，还不如人徒步走得快呢！一天只能走30里地，只要见到有水的地方就要停车，大家下来烧些开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上路。土豆是我们的主要口粮，我因胃酸过多，只好饿吐子或吃几口干炒面充饥。 换了胶轮马车，就快到多伦了，正逢八月十五中秋节。突然从队伍前方传来八路军连长“停车”的命令，四十多辆马车，马上停了下来。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稀稀落落的谷子地，地里还种了不少大烟。根据连长的经验判断，这里是国民党的土匪窝。他们在居高临下的树林里有一个岗哨，发现了我们，随即向天空鸣枪。紧接着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战士便冲了上去，敌人不投降，且将手中的步枪在石头上摔成两截，最后被我们俘虏了。山下屯里的土匪一时乱做一团。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牲口就难逃命了。他们的马拴在住房窗下，有的来不及逃就被抓住了；有的马被打死，两人骑了一匹马逃生。屯里还圈着许多从老乡那里抢来的牛、羊、猪等。连长果断地决定：“今晚的宿营地，就是土匪窝了。”大家只好服从命令，但心中忐忑不安，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醒来后听说我们的左边、右边、后边都有国民党的“人海部队”。事实证明连长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敌人发现我们车上都是些女人和孩子，机关枪和大炮也是伪装的，那不糟啦！十月天了，我们在山头上宿营，天老爷下起雪来，脚下流着融化了的雪水，大家相互依坐着过夜。 过河后我们进入了一条深沟，在两旁山坡上的丛林里埋伏着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他们低声喊着：“快！快走！”队伍鸦雀无声地在快速前进。如果敌人在山腰发现了我们，我们将无处躲藏，会全部被消灭在深沟里。 天已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压阵的尾车从另一条道绕到最前面，突然轰隆一声，真是天翻地覆，人喊马叫，车、马、人、物全翻在数丈深的山谷里。我受伤最重，已不省人事。我被抬到大路上，躺在路边，一阵冷风吹过，我苏醒过来，顿时感到有些疼，我哭起来了。“咔咔！”远外传来土匪的枪声，带队的同志厉声命令道：“不许哭！有情况……”我满口鲜血，左门牙也掉了一块；左下肢有处蚕豆大的伤口，鲜血直往外涌；踝关节上还被木车筐扎伤了。我听到命令，强忍疼痛，咬牙止住哭声。战友们用衣服帮我包扎住伤口。翻车时，马从洪弟的身上越过去，他一滚坐在沟里了，两只脚埋在泥土里；还算幸运，没有要了他的小命。随后，又把我们重伤员抬到别的车上。 到了金棚湾，将剩下的一半马匹交给了当地政府（在途中有一半马匹被土匪用它们熟悉的口哨叫回去了），车夫们都不敢要这些马，因为每匹马的臀部都有土匪打的钢印，怕土匪找麻烦。 我和大姐只差一岁，平日常吵嘴。我的腿受了伤，走不了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别人跑了，我只好独自一人留在车上听天由命。姐姐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躲在车旁陪伴我。土匪不仅要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共产党人。听说一位女同志因为解手掉队后，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土匪抓走了。 这次行军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我们先后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读书。1947年我还参加了东北一个地区的土改，在土改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起来，今天成了一名中医师，这都要归功于党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我忘不了延安，更忘不了延安中学。 （金茂年整理） -------- 朱宏 女，曾用名朱忠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治医师，擅长用中药治疗白血病等疑难杂症，被列入《中国科技工作者名录》《疑难杂症名医辞典》以及《开拓者》（袁宝华题第14集，第378页）。著有《家庭中医百科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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