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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我小学毕业，我们全班被保送到延安中学，编为六班。同学们感到无比的高兴。踏进中学的门，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自由了；除上课之外，不再像小学时管理那样严格。但是在开始一个时期，班上的秩序也真够乱的，吵架、打架时有发生。也有人迟到早退，随便说话，顶撞老师。晚上熄灯后还说话……表现好的同学往往受到讽刺、挖苦。要办成一件事困难很多。比如出墙报，一般号召没人写稿，便硬性摊派；不能全刊登时，有的同学又骂大街。又比如读报，组长指定某个同学读，他不读，反过来质问组长：“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叫我读呢？”组长只好说： “那就轮流读吧！”又有人不同意，说有的人读的声音小，听不到，或者听不懂。闹得小组长也没办法。 有一次潘同和老师给我们讲数学，是复习小学的课程。班上一些同学公开起哄，大喊大叫：“我们学过了，要求教代数！” 潘同和老师说：“不行！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复习小学的课程。” 同学们吵个不停，简直乱得像一窝蜂。一连好几天，课程无法进行。潘老师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也无济于事。潘老师说： “你们这样闹下去哪行呢？这样吧，我出一个题，大家能答上来，就讲新课，答不上来就继续复习。”同学们一听，高兴地异口同声说：“行！”大多数同学很自信，心想算术题难不倒我们。潘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定理？”几个字，然后把粉笔头一丢，拍了拍手走下讲台。这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潘老师走上讲台问：“怎么样？能答上来吗？”没有人回答。又过了几分钟，有几个同学小声地说：“算了，复习吧！”潘老师笑了笑说：“怎么样？是不是答不出来？那就继续复习小学的算术。”从此以后，同学们只好安下心来复习算术。 两个月以后开始讲新课。讲代数时，潘老师要求每个题除用代数计算外，还必须再用算术计算一遍。有不少同学只会用代数计算，却不会用算术算。潘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该明白了吧！算术是数学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打不好，将来学高等数学也会遇到困难。学了代数就把算术忘了，那怎么行？”一席话说得同学们心服口服。 星期六晚上是最不好过的。那时延安没有电影院，没有戏院，就连今天最普通的收音机也没有。有家的同学回家了，个别会跳舞的同学去鲁艺或边区医院跳舞。剩下的同学便感到孤独无聊。于是，有人就不断想出调皮的新花招。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去舞会逛了一圈，返回宿舍的途中，发现我们学校第二大灶的一只母狗在一间破房子里下了一窝小崽，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弄一只小狗煮着吃，改善一下生活。”经过一番研究，大家推选足智多谋的王银生去狗窝里抓狗。王银生答应了，他真不愧为智多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见他猫着腰，慢慢地向狗窝接近，我们埋伏在四周担任警戒、瞭望和掩护。王银生快接近狗窝时，向破房子投去一块小石子，没有动静，证明母狗不在窝里，王银生三步并作两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破房。在黑暗中，听到小狗吱吱地叫，他低头一看，有六七只小狗抱作一团，说时迟，那时快，他抓了两只塞到棉衣里面，翻身出了破房子。我们四面埋伏的人不约而同地跑了过去。这个问：“抓住没有？”那个问：“几个？有多大？”王银生气喘吁吁地说：“两个！别问了，回去再说。”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好像打了胜仗一样，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我们大家一齐来到王银生住的宿舍。他把小狗从怀里掏出来放到地上，一只是黑的，一只是花的，垂着尾巴，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大家说太好玩了，有的说不要杀了，我们把它喂起来。王银生说：“那不行！要让学校知道了，追查下来那还了得；赶快动手吧！”大家一想也对，不能叫外人知道，便让王银生和我杀狗，还派了两个人在门外放流动哨，有人来就吹口哨；派刘育法去另外一个宿舍给那个宿舍的人讲《水浒》和《三国》，借以牵制住他们。 王银生找了一根绳子，套在小狗脖子上，我们两个死劲拽，小狗不动了，我们以为死了，可是绳子一松，小狗又站起来了，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的心软了，说：“算了吧！别勒了，还是把它们养起来吧！”王很生说：“不行！一不做，二不休！重来！”又把绳子套在狗脖子上，我们两人握住绳子的两头，两人脚对脚，身子向后，使尽全身力气，又让一个人用镰刀猛击狗头，这才把狗勒死。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王银生毫无倦意，活像一个熟练的屠夫，用绳子拴着狗腿，吊在床头上，很快地将两只狗的皮剥下，内脏送到山沟里挖坑埋掉，狗皮留着做胡琴用。狗肉放在一个铜脸盆里，上边再扣上一个脸盆，架在木炭火上煮。又派了一个人去伙房想办法弄了一把盐。不一会儿，肉煮熟了，我们把派出去讲故事和放瞭望哨的同学撤回来，大家围坐一圈，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由于警戒已撤，突然间，涂首奎闯进屋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说：“哈哈！好香啊！你们做什么吃？哪来的肉？ ……”我叫他坐下吃吧，要他不向任何人说。小狗肉又香又嫩，好吃极了，小骨头都能咬动，最后我们把汤也喝光了。 进入1945年以后，班上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班上建立了党支部，真正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堡垒，班级领导的核心。 党组织在当时还是秘密的，没有在群众中公开，但谁是党员，同学们心里都有数。因为每个党员不但学习刻苦用功，而且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处处作同学们的表率，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和一些同学，对党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只看到那些党员同志个人表现很好，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但对为什么要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还不甚了解。 1944年8月的一天，我和李波同学返回保小，看望母校的老师。雪原老师对我俩讲：“现在你们已升中学了，年龄也都大了，各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考虑入党的问题了。入了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可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这一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以后，我经常找党员同志谈心，请他们帮助我。有时还找一些有关党的知识的书看，看的最多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越看兴趣越浓，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支部根据班上的现状，做了通盘部署，给党员和积极分子分配了任务，要在最短时间改变六班的落后面貌。我和李波同学于1945年7月6日入党，和我俩同一天入党的还有十二班的高世文同学。入党仪式由学校党总支主持。大概由于会议庄严，气氛严肃，心情过于紧张的缘故吧，主持人叫举起右手宣誓，高世文同志却把左手举了起来；主持人说：“错了！”高世文马上把左手放下。主持人说：“举起右手！”高世文又把左手举起，大家想笑又不敢笑；就这样一连几次，他都是举起左手，最后还是主持人走过来用手把高世文的左手按下去，把右手抬起来。宣誓时也是结结巴巴，可见当时是多么的紧张！这以后要求入党的人更多了，班上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向上的气氛。 李星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她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有一天全班同学要求她讲李大钊的革命故事，她答应了。她说：“那是18年前的事了。1927年4月，父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忙着工作，有时候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把有字的纸投到火炉里烧了，我在旁边看，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劝父亲暂时离开北京，母亲也劝过他几次，但他都拒绝了。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4月6日清晨，母亲带着妹妹去儿童娱乐场散步。父亲在屋里写字，突然枪声大作，乱喊乱叫冲进来一批匪徒，手里端着枪，嘴里嚷着‘不要放走一个！’不由分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拖走了，我也被带走了……”同学们听到这里肺都要气炸了，这是什么世道，怎么能随便抓人？！星华老师接着说：“那时候有什么理可讲？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敌人把我带到警察厅，母亲和妹妹也被他们抓来了，把我们关在女拘留所。十几天过去了。有一天，一个警察突然叫我们的名字，说要提审。在法庭上见到了父亲，他仍然是那样的安详，身穿一件旧棉袍，没戴眼镜。父亲脸上表现得安定、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就是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对法官说： ‘这是我的妻子、女儿，一切与她们无关。’想不到这是我们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4月28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几个字，立刻感到眼前像蒙上了一层云雾，倒在床上了，母亲也一连昏过去三次……”星华老师泣不成声，全班同学都在流泪。过了一阵，她又慢慢地说： “母亲醒过来，要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失去慈祥的父亲，革命队伍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这一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我们现在只有努力学习，将来上前方多杀几个敌人，为李大钊同志报仇。 李星华那时刚生了一个女孩，上课没有人照看，走时把孩子用绳子拴在床头。老鼠把孩子的脸、耳朵、鼻子都啃了，直到星华老师回来才轰走老鼠，孩子还在哇哇地哭。1947年战争爆发撤离延安时，带不走孩子，便把她送给老乡抚养，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把这个女孩子接到北京，至今她脸上还留着伤疤。 1945年春天，天旱少雨，边区政府发出防旱备荒的号召。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上山开荒。每天，我们起得很早，不吃饭便上山挖地，到上午10点左右回校吃饭，饭后又上山，至下午3点钟左右收工吃饭。由于粮食紧缺，一天只吃两顿饭，里面还放了许多野菜。 学校对岸的山坡上有一些荒地，除了种西红柿外，还种了水萝卜、圆葱、包心菜、南瓜和甜高粱等。并分工由专人负责管理，按时除草、松土、施肥、浇水，等成熟了统一分给大家吃。 1946年秋天，王震旅长和王首道政委率领三五九旅从湘、鄂、粤突围回到延安，有一部分人住在我们学校。一年以前，我们全体师生曾在桥儿沟街上列队欢送他们，今天又在桥儿沟欢迎他们。 有一个连住在我们班旁边，这个连伤亡很大，只剩下7个人了，然而我们看到每个战士仍是那样威武雄壮，令人敬佩和羡慕。大家一致同意把班上生产的包心菜、南瓜、圆葱全都送给他们吃。我们很多同学每天晚上都去找他们玩，请他们给我们讲战斗故事。一位副连长说：“战斗打的多了。”他的声音很低，而且有点颤抖，我们大家的心情一下紧张起来了，其他战士都低下了头，整个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 他继续说：“仗几乎天天打，要打日本鬼子，又要打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十分残酷，伤亡很大，我们这个连100多人，只剩下我们7个人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头也更低了。我发觉他在流泪。他声音沙哑地接着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哭出了声。那几个战士也都在流泪。我们几个同学心如刀绞，个个都流泪了。 有一个排长接着说：“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手榴弹扔到王胡子（王震旅长）的脚下，警卫员手疾眼快地把王胡子推下土坎，他把手榴弹捡起来又扔向敌人。又有一次也是敌人的一个手榴弹扔到王胡子身旁，旅长还未发现，警卫员离得较远，那个警卫员眼见手榴弹已在冒烟，他一个箭步冲上去，趴在手榴弹上，轰隆一声巨响，警卫员牺牲了，王震旅长抱起警卫员流着泪说：‘好孩子，好孩子，你死得好惨啊！……’ “突围中粮食异常困难，王震几次动员大家把他的马杀了给大家吃，但是同志们怎么忍心呢？马杀了王旅长骑什么呢？ 最后为了保存战斗力，还是把马杀了。王震旅长一连几个月没有理发，满脸胡子，战士干脆不叫他旅长，叫他‘王胡子’。这就是王震的绰号的来源。到延安时他还是满脸胡子，给毛主席汇报完工作，毛主席催他快回去理个发，把胡子刮一刮和爱人团聚去！” 通过和三五九旅战士的接触，我们受到很大教育。战士们是那样可爱，我和我们许多同学都多么希望也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46年夏天，学校放麦收假。六班和八班抽调12人组成一个生产队，由我和许忠翁带队去富县羊泉镇给老百姓割麦、除草，挣一点工资解决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在劳动中向群众学习生产知识，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那时的困难，今天的青年是无法想象的自来水笔多数同学没有，只能用铅笔和蘸水笔，有的同学用子弹壳做蘸水笔，倒也别有特色。把一枚步枪子弹的炸药倒掉，然后把弹丸的铅用火烧化了也倒掉，插上笔尖，就是一支蘸水笔，不用笔时，把笔尖插进弹壳，又成了一枚逼真的子弹，令人看了又称赞又羡慕。 全班在20多天的假期生产中，共收入边币899000元，解决了大家的生活用品问题，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不少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纺线挣钱。从合作社领棉花来，纺成线再交回合作社，纺1斤棉花可以挣1～2万元（边币）。 记得有一次我用纺线挣来的钱买了4尺白布，缝了两条裤衩，还买了1个烧饼吃，真是高兴极了。 1946年10月，张家口失守以后，延安的形势日趋紧张，各机关、学校、部队展开了紧张的备战活动，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已不能进行。学校成立了自卫军连，高鸿文是部队来的，担任连长。每班一个排，我是六班的排长。每天进行队列训练，练行军，练打背包，还进行实弹射击、站岗放哨等一系列军事训练。刚开始时，许多同学连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都做不好，闹出许多笑话。不过同学们的情绪很高，恨不得马上就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针对敌人可能对延安实行空降，还特别进行了打空降兵的训练。据说伞兵着陆时有几秒钟的昏迷，要求每个人准备一根木棒，利用这个短暂时刻，迅速置敌人于死地。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敌人大举进攻时，延安准备放弃，人员、物资须全部进行疏散，而且到处埋上地雷，让敌人寸步难行。学校开始坚壁清野，男同学把桌椅板凳及其他家具转移到农村或者埋藏到山洞里。女同学则给前方将士织毛袜、手套。 12月初，学校开始制造石雷，成立了炼磺、炼硝、铁末、炭火剂、石壳6个组。我和霍绍兴、陈小笙负责炼磺。炼磺就是将有杂质的硫磺升华提纯，供做炸药。我们从刘万家沟玻璃厂要来两个坩锅，砌了一个炉子，把硫磺放在坩锅里，用木炭火烧，硫磺变成蒸汽，通过一个管道到另一个容器冷凝，便成了纯净的硫磺。 有一天晚上，学校抽调部分党员骨干到延安市工业局办公室，听兵工厂来的技术人员讲解如何造地雷。他说，制造爆炸性的武器，一要胆大，二要心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马虎一点就会发生大事故。他说炸药的种类很多，有的灵敏度极高，比如硝化甘油就是一种烈性炸药，一张纸触碰它即可引起爆炸。 第一批石雷做出来，要进行试验了。那天全校师生都来参观，操场周围山坡上人山人海。石雷放置在一个土坑里，拉线上拴了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用力将绳子一拉，轰隆一声，石头开了花，飞向四方，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成功啦！成功啦！”制造石雷的每个人，脸上都现出胜利的微笑。学校撤出延安时，杜吉宏、毛久德等同志负责在学校周围的道路上、屋门口、厨房、水井等处埋设了大量石雷，直到敌人先头部队进入延安市区时，他们才最后撤离学校。 1947年3月战争爆发，延安中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组成第四后方医院，我们六班全体到了医院。我担任二所政治指导员。有的担任司务长，有的担任上士，有的担任通讯员，大部分人是护士。我们六班就这样结束了中学生活，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40多年过去了，六班作为一个群体已不存在，但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很多人在党政军各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一些同学出国留学，成为各种专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已成为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1991年5月 -------- 高诺夫 男，延中六班学生。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1962年获少校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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