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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包围之下，各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比起现在来，那真是天壤之别。可是对于我这个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到了延安，能在延安学习、劳动、生活，真好像来到了天堂一般。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随笔录下几段趣事，铭记几段心曲。 上课没教室，没桌子，没凳子。我们是在窑洞前的平地上支上一块黑板，用碎砖当凳子，用自己捡来的小木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桌子。就这样，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记笔记。 我现在还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情景。教英语的是王刚老师，他中等个子，比较瘦，留着分头，头发又黑又亮，长得很精神，穿着也比较整齐，潇洒地走上课堂。班长肖贵臣喊了声：“起立！”同学们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王刚老师马上说了句英语：“Goodmorningcomrades！Sitdownplease．”（同志们，早晨好！请坐下。）“Openyourbooks，Lessonone……”（打开你们的书，翻到第一课……）王刚老师一上课就全用英语讲课，我们这些“土包子”都听傻了，莫名其妙地抬着头呆在那里。同学们和我都感到英文课很新鲜，也非常有兴趣。可是，那时没有课本，我们的课本是王刚老师自己编写的，是他不辞辛苦地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的。马兰纸很粗糙，印起来很费劲。尽管如此，英语课本印得仍然非常清楚。我记得第一课第一个单词是：mother（母亲），第二个单词是father（父亲）。 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好玩，下课后，男女同学间就互相开起玩笑来。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见了女同学就让她们叫：“father”，女同学也不客气，就让男同学叫她们“mother”。有一次王敏清看见了我，从我背后将我的手臂向后一扭，说：“蛮子，你快喊father，否则你就别想走开。”我也不示弱，说：“你先叫mother，我再叫也不迟。”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这时，班主任高时同志看见了，便批评了王敏清，说他不应该欺侮女同学。我乘机赶快溜掉了。 从此以后，我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盼着上英语课。可是，没过多久，不知是什么原因，英语课停了。到了解放前夕，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学习俄语，才了却我的心愿。我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干了一辈子俄文翻译，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记得，1943年的秋季，我们全校师生又上山去挖土豆。 在上山的路上，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边玩，一边摘酸枣吃。 我只顾摘酸枣没有留神，脚一滑，就叽哩咕噜地滚到山坡下去了，在快到山沟底下时，被一株较大的酸枣树挡住了，差一点没摔死，好险呀！当时，刘美生、夏雯几个女同学都吓坏了，惊呼：“不好了！蛮子滚到山坡下去了，快来救人呀！” 所有听到喊声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他们把准备背粮食的绳子扔给我，让我牢牢地捏紧绳子，大家一起使劲，把我从山坡下吊了上来。班主任高时同志马上走到我身边：“摔坏了没有？伤没伤着骨头？还能走路吗？”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么多老师和同学都来关心我。我说：“谢谢大家，我没有事。只是胳臂和腿被酸枣刺划破了。”高时老师马上问我：“痛不痛？还能去挖土豆吗？”我坚定地说：“不痛！能去。” 在挖土豆时，我比以往干得更起劲，挖的土豆更多。尽管我满身血痕，可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痛和累。 夕阳西下，我们收工回去时，每个同学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酸枣。学校丰收了，个人也丰收了。山上的野百合比较少，我们一看见红艳艳的花，就跑过去把它连根带茎一起挖出来，把百合上的土拍一拍，放进嘴里就吃。 回到学校以后，我姐姐看见我，心疼地说：“你看你，怎么不留神，要摔个好歹怎么办？我们只有姐妹两人了，你以后可不要调皮了，要多加小心才是。赶快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好，补一补。” 我姐姐是延中二班学生，她比我大5岁，我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她就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照顾我。她在班上和学校，还是关心和照顾小同学的模范。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姐姐。遗憾的是她过早地去世了，死时才三十多岁。 我从小是一个可怜的孤儿，衣食无着落，几乎饿死。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国统区湖南长沙救了出来，送到延安的。我在延安就如同在天堂一样幸福。在这里，我不仅吃穿有了保证，还上了学，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学好了本领，长大了去打败日本鬼子，建立一个富强的、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和侵略的新中国。在学校这个大集体里，大家团结一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老师和校领导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我们的成长，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不快乐呢？所以，同学们叫我“乐天派”。 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她叫夏雯，个子不高，人瘦瘦的。一到星期天，窑洞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俩，她非常羡慕我这个乐天派，而她却有着驱不散的愁和苦。她是东北人，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日寇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因而，一旦没有人时，她就想家，一想家就肯定要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啊……。”边唱边哭。不论是谁，听了她的歌声，都不禁要潸然泪下。我一听她这凄惨的歌声，也情不自禁地陪着她哭起来，还陪着她唱。我很同情她，我知道失去了爹娘，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有时，我也安慰她、劝劝她，跟她一同出去玩，以解除她心头的愁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夏雯和我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节假日期间，有许多同学都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在部队的，就接回部队去了；父母在西北局工作的，就回西北局去了；有的被中央组织部接走了。剩下我，就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秘书长的罗迈同志那里去玩。罗迈伯伯是我父亲聂复明烈士的老战友，他亲口对我说过，我父亲救过他的命，使他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我父亲是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去，英勇就义的。罗迈伯伯对我这个孤儿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从各方面关怀和照顾我，井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多学些本领，继承先父的革命遗志，打败日本鬼子，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 聂承勇 女，延中三班学生。北京曙光电机厂科技情报员兼翻译、副译审，译著有《苏联红军步兵操典》、《旋转变压器及自整角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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