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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同学



师秋朗

  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们母女又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苜蓿地里,采摘苜蓿芽煮了充饥。这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不得地,只能勉强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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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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