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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黄土高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土窑洞中度过的。对于土窑洞，我至今还有着特殊的眷恋。然而几十年来，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中学那孔小土窑洞和在那里生活的伙伴们。冬天，尽管西北风呼呼地吹，飞沙走石，黄尘漫天，可在小窑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夏天，尽管烈日炎炎，甚至连头皮都会烤出油来，可是我们的小土窑里，凉丝丝的，一点儿暑气也没有。小窑洞，黑乎乎，窄长窄长的，从外面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一片。慢慢地眼睛适应了，窑内的一切便显露出来。窑掌是一条通铺，我们5个小伙伴就睡在这条通铺上，一人占据1尺多宽的地方。好在我们身量都未长足，人也不胖，睡起来并不算挤，冬天还很暖和。铺旁是一个大土台子，上面放着我们的餐具，每人两个黑釉粗瓷小盆、一双筷子，一把小勺，还有缸子、牙刷和牙粉袋。台子下面，七零八落地撂着我们自制的凉鞋，这种凉鞋的底子是从穿破的旧鞋上取下来的，上面钉上几条布条子，便成了一双颇为时髦的凉鞋啦。我们谁也没有箱子，衣服就塞在枕头内作为枕瓤用。书包挂在墙上，墙上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洞，里面放盏煤油灯，下面墙根上放着几个大伙听课用的小板凳。没有桌子，膝盖就是我们的桌子。在这个小窑洞中，我们度过了3年充满友情、快乐、温馨的生活。 1944年一个初春的上午，我到校部报到后，被人领到这孔小窑洞前。我在门口刚喊了一声：“有人吗？”立刻从里面跑出一个比我略高点的、乐呵呵的圆脸姑娘。她笑着招呼我： “刘力贞，你才来？”接着忙不迭地帮我从肩上卸行李。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啦，还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不用人介绍我就认出你啦！”她拉着我走进窑洞里。 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她说：“别踩着我的被子！”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仔细一看，地上铺着一床粗布被子，原来她正在缝被子呢。我于是也蹲下来帮她缝被子。我们一边缝着，一边聊着，她对我说：“我叫王涛英，原来在鲁艺当公务员，后来人家看我小，爱学习，就送我上了延中。我不像你从小念书，将来咱们在一个班上，还要你多帮助。”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是烈士的女儿，跟你在一个班我太高兴啦。”我说：“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她说：“我是河南人，母亲早死啦，父亲和大伯一家逃难到陕北。”我脱口而出：“原来是河南担。” 她笑着说：“对啦，就是河南担。父亲一条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着我，把我挑到陕北来的。” 哨子响了，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涛英带着我下山吃饭。我们的灶房就在校部下面的石崖下。没有食堂，大家就在灶房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开饭时，从灶房抬出一大桶小米干饭，一小桶菜。大家排队舀饭、分菜。吃饭时，涛英告诉我：“你的小缸吃饭不方便，像我们用小盆好使，一次就能盛够饭菜，不必费事舀第二次。男同学用罐子吃饭，他们肚子大，吃得多。” 这时我才发现饭场上的男同学每人脖子上都吊着个黑瓷罐，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拿着勺子从罐子里一口一口舀着吃。吃完饭，涛英说：“你爱吃锅巴吗？咱们也去厨房要点。”说着，她一把拉着我进了厨房。只见锅台周围挤满了同学。炊事员一边从锅底铲锅巴，一边给大家分。你一块、我一块，香喷喷的锅巴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涛英喊着：“别自顾自，还有我们呢！”一个男同学掰了一块给她，她又分了一些给我。涛英一边吃看锅巴，一边指看做米饭的大锅说：“你看这锅多大，一顿要做上百斤的米。你再看那铲子实际就是一把铁锨。告诉你吧，星期天炊事员要休息，咱们还要帮厨做饭呢，”我说： “我不会做怎么办？”她爽快地说：“别操心，到时你只拣你能做的事，反正人多着呢，大家互帮互让点。” 天黑了，我同涛英都睡不着。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加之窑里的通铺上就我们俩，冷清清的。涛英说：“咱们靠近点暖和，要不咱们合被窝，更暖和。”我因跟她还有些生，不好意思，但她不由分说已钻到我的被窝里了。她说：“你是独独一个，我也是一个，咱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同学、同学，同床同学，不就是姐妹？”我说：“是同窗好友，不是同床。”她说：“就是同床。咱们窑里要住五个女同学，咱们都是同床同学。”月光从窗底的破洞里照进窑里，一屡青光洒满窑洞。我久久不能入睡。 “力贞，力贞！”是涛英叫我。我急忙跑出小窑，只见她站在一个大木桶前，手里拿着一条扁担，说：“今天咱俩抬洗脸水。”“哟，这么大的桶，咱们怎么抬得动？”她说：“放心，只放少半桶水就够了。”于是，我们抬起大木桶，还没走两步，我们就争执起来。原来，涛英总是把桶放在她那边，让我抬个空扁担头。我说让我抬个空头头，这样我不干，太难看了。 她说：“你个子小，又没干过这种重活，不要勉强。”我执意不肯，于是我们在山坡上就这样争来让去，一直走到山下。我们从厨房取了半桶热水往山上抬。山路很陡，一摇一晃，尽管涛英让着我，竭力把桶靠近她那边，但我的腿还是不由地打哆嗦。 教室坐落在我们小土窑的对面，是一孔大土窑，冬天冷，夏天热，一般是下雪下雨天，我们才到窑里上课。没有课桌，课本就放在膝盖上，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我们的课本都是学校教员自编的，并且刻成讲义发给大家。我们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还讲一些基本革命理论，结合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经常是在院子里上课，有时，一阵风来，常常把讲义刮得满院飞舞。我们复习功课，全靠自己的笔记与作业。那时，同学们对作业抓得很紧。下午一下课，赶紧把作业做完。一则做完功课可以放心去玩，再则晚自习没有桌子，一个窑洞只一个小燃油灯，大家一块做功课也不方便。涛英没有上过小学，学习难免吃力。但她非常用功、好学、谦虚。她经常借我们的笔记、作业，学习怎么解题，甚至连怎么写字她也要学。其实我们的字写得都不好，因为边区学校不注重练字，我们的字都是“自由体”，没有规矩。 在学校我们也参加生产自救：捻毛线，给前线战士织毛袜，种谷，种菜，荒年时挖野菜。我们班还在对面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一天下午，涛英叫我们去劳动。路上我们跳着，蹦着，唱着歌。突然有一只大癞蛤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别的女同学吓得乱跑，唯有我不怕。我捉住了癞蛤蟆，把它翻转过来肚皮朝上，用小木棍敲打，敲着敲着它的肚子胀起来了。我玩得好开心，却忘了劳动，迟到了。过了几天，班里开生活会，涛英给我提意见，说我劳动不认真，玩蛤蟆。我很生涛英的气，为什么在下面不说，偏偏跑到会上出我的洋相？我不理她，她却笑呵呵地说：“你自己错了，还不让别人批评，你要求进步，就这样怕批评？”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叫叫我，制止我？”她说：“你还犟嘴。那时你劲头那么高，我能说动你？”我说：“你没说，怎么知道说不动？你进步，也别拿别人垫背。”我一扭头，不理她了。为这事我很不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顶不住她的热情相待。她说：“你脾气好大呀！ 得啦，我今后在帮助人时注意方式就是了。”我也有些回心转意，就说：“以后我不会因贪玩再误事了。” 我父亲为革命牺牲，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党在什么地方，谁是党员，我却不知道。那时党是不公开的，我怎么找到党呢？想来想去，我有了一个主意。我们的班主任王教员各方面都好，她一定是个党员。于是我写了一篇作文《我想加入共产党》交给了王教员。王教员看了我的作文后，找我谈话。她说，你的志向很好，应该找支部谈谈。你可以先找你们班上的鲍志亮，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天，王涛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力贞，你要求入党太好了。我是预备党员，咱们支部书记是鲍志亮，过几天他要找你谈话，向你提一些问题，如：你为什么要入党？如果党接收了你，你怎么办？如果党不接收你，你又怎么办？” 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问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到底她是我的好朋友，她教了我怎么回答。后来她又说：“班上党员对你印象很好，你学习好，又团结同学。不过今后干什么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应任性。”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涛英就同我谈一次话。她对我反倒比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抓得紧。我入党宣誓那天，她分外激动，几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拥抱我。 我们小窑洞还有几个同学，像朱忠勤、朱忠芳。她们是姐妹俩，湖南人。她们姐弟三人是随姑姑到边区来的。她们的姑姑是老革命，姑夫是王稼祥。朱忠勋和我同龄，一双大眼睛，白白胖胖。她学习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朱忠芳比我小，高挑个儿，尖下巴，也生着一双大毛毛眼。她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同学们玩的时候，她手里总是拿着针线活。她做的布鞋前面还有一块带花的绒头，可漂亮啦！另一个同学是杜芳枝。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前的考场上。 提起杜芳枝，在我们延中可算得上是个美人。中等个子，满月脸，长长的睫毛，丹凤眼，同学们把她比作牡丹花。有一次学校选女电影演员，女同学们叽叽喳喳，都想吸引导演的视线。可导演们似乎毫不动心。这时，杜芳枝气喘吁吁地来晚了，导演们的视线一下集中到她身上，异口同声地说：“多漂亮的小姑娘！”于是敲定，选她去拍电影。后来，知道是江青要拍《吴满有》，要一个女孩扮演吴的女儿。再后来又听说江青患了肺结核，一年四季在柳树店泡病号，电影也告吹了。 芳枝比我小，很文静，一双眼睛总在笑。她与我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我说什么她都信。有一次我哄她玩，她也当真。面对她的天真，我心软了，再不拿她开心，逗着玩了。杜芳枝外柔内刚，有一股嫉恶如仇的倔犟劲头。她要是知道谁干了不地道的事，就再也不搭理他，哪怕是自己的亲友。 1944年延安发生了旱灾，学校发动学生上山打草，挖野菜。野草喂猪，野菜送到灶房做菜吃。炊事员给我们做成苦菜面丸子，青龙过海汤，味道挺好，吃罢饭还觉得余香未绝。 那时我们食欲旺盛，整天想吃，可除一日三餐小米饭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于是，我们便到野地找野果子吃。什么羊奶奶、蒿挂挂、酸枣、甘草根都是我们的美味食品。有时，我们也能凑儿毛钱上街买烧饼、饸饹吃。大伙儿特馋，但谁也不吃独食，一旦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总是大家分着吃，这样才有味道。有一次，我和妈妈到王家坪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把周副主席从重庆带给他的香蕉、苹果、桔子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好香呀，我把它们放在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来闻闻，但总舍不得吃，最后还是拿回学校与同学们分享了。还有一次遇到父亲的警卫员，他一见我，就想起父亲，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他爱人制作的万花筒玩，还给我买了两个夹肉馍。我都带回学校与同学们共享。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全校都沸腾起来。学校组织了秧歌队，我到姑姑家借服装，她把做新媳妇时穿的衣服都借给我们了。杜芳枝穿了身粉红色衣服，配着她桃花瓣似的圆脸，美极了。她的秧歌扭得比谁都好看，碎小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地轻轻摆动，端庄轻盈。我对涛英说：“你怎么没有芳枝扭得好看？”涛英说：“我怎么比得上她，人家是文工团员！”我问芳枝怎么没说过？芳枝回答：“那有哈好说的，我12岁进文工团，把念书都误了。” 1946年4月一个大风天，是星期六，我没回家。同班一个女同学邀我和涛英到曼秋教员住处去吃葱油饼。我们来到曼教员窑里，曼教员很沉重地告诉我们，还吃什么葱油饼，出大事了。原来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失事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遇了难。这对我们真像五雷轰顶。党为了营救叶挺将军，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刚刚救出，又遇难了，怎么不叫人难过！不久，在延安东关广场为“四八”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我们延中的学生也去了。当遗体下葬时，叶挺将军的三儿子叶华明哭着要爸爸、要妈妈。见此情形，周围的人无不落泪。我们几个都哭成了泪人。涛英干脆嚎啕起来。 芳枝默默饮泣，那泪就像串珠般直往下流。我毕生只有两次这么伤心，一次是埋葬我父亲，一次就是这次安葬叶挺将军、王若飞、秦邦宪等死难烈士。 1947年，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决定把延中的一部分改编为野战医院。3月27日，我们延安中学的师生由桥儿沟撤出。天没亮，行军哨子响了。我们迅速穿好衣服，打起背包下了山，急匆匆吃了饭就出发了。我这个人自小有个毛病，吃饭不能急，不能凉，一急一凉，一准肚子疼。 我一边走，一边忍着肚子的绞痛，头上直冒汗。涛英看见了，立刻抢着帮我背背包。我说不要紧，走热了就过来了。她关心地说，要不歇会儿。我说：“没用，挺挺就过去了。”我屏住气，慢慢地走着。太阳愈来愈高了，天渐渐暖和了。我的肚子疼也渐渐轻了，消失了。到了吊儿沟，我和涛英、芳枝仍住在一个窑洞里，我们这时已不只是同学，而是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同事了。杜芳枝和王涛英一个分到所里当文书，一个分到护理部当护士，我分到院部当文书。当时，护士有夜餐饭，是面条。一天早上，涛英兴冲冲地端了一缸子面条给我，说是给我留的，让我赶快吃，别让人家看见有意见。我再三推辞，说我胃不好，怕凉不能吃凉面条。面我硬是没吃，但涛英的情，我是深深地领了。她处处像姐姐似的为我着想，惦念着我。当她分到所里，我们不在一起住时，她总是托人捎话给我，要我注意身体。有空还跑来看我，帮我洗衣服。杜芳枝也分到所里，她看我把缸子丢了，就纺线卖钱，给我买了个缸子。我没有帽子，她把自己的外裤拆了，做顶帽子给我。共同的生活、学习，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光阴荏苒，如今的我已是60开外的人了，回首往事，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朱忠勤在南方工作；朱仲芳在北京，成为治疗血液病的专家。而涛英、芳枝却已成为故人。涛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是1951年，涛英不顾已怀身孕，随志愿军去了朝鲜。她把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她的遗体也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1986年，我带着思念之情又来到桥儿沟，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孔可爱的小窑洞时，我无限感慨。涛英、芳枝的身影、面庞又出现在我眼前。呵，物在人去！人虽然不能像物一样长久存在，但我们的友情，我对她们的怀念，却是永恒不变的。 -------- 刘力贞 女，1929年11月生，陕西省志丹县人。从1937年起在延安上小学、中学、延安大学新闻班。1954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医学院、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教，做生理研究工作。1975年任西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79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治疗研究，是副主任医师。著有《关于罗布麻的医用研究》、《针麻预测》等论文，与人合作翻译了英文《免疫学常识问答》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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