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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我们已经七八个年头了。她是个普通人，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出学校随军而后转业地方，先是文工团员，后来从事医务工作。她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 最后又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一生。她的死也是平淡无奇的。为了给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丈夫寻找一种治病的中草药，从西安到一个县的路上翻了车。在她合上眼睛的时候，没有哭，没有笑，也没有留下什么话。这不过是尽了她当医生和妻子的责任。 靖康，姓何，老家西康，生在上海亭子间，长在边区窑洞里。她的爸爸周文，30年代是鲁迅的门生。鲁迅在杂文中称他是“有为的青年”。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长期奋战在文艺战线上。1935年，他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他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面向工农兵的报刊《大众报》的创始人。创刊伊始，毛泽东主席亲笔给他写信鼓励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靖康在父亲的熏陶培养下，从小养成活泼、热情而又坚强的性格。她喜欢歌唱和文艺，对工作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人对事真挚、诚恳而又严谨。 40年代初，有一次举行联欢演唱会。两个穿戴一样，长相俊秀的小女孩手拉手唱起了《东北流亡进行曲》。当她们唱道“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时，原来欢乐的气氛骤变，她们自己哭了，阿姨、教员哭了，小同学们也跟着哭了。事后，人们知道她们是姐妹俩，姐姐叫何文康，妹妹叫何靖康。我们见了她都叫她们“会唱歌的小姑娘”。 我和何靖康“真正”认识是1946年在延安中学的时候。 那年，我们先后插班考入延中十三班。我们都是新生，又都来自晋绥，父辈们也是熟交，因此，无形中就比别的同学更亲近些。说也凑巧，在窑洞教室里，我们又被分配在一张课桌上，自习课我们的座位是面对面。我们还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看报纸。《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人物通讯、诗歌和《边区群众》文艺副刊《万花山》里的小花朵，是我们每期必读的。我们都有一个小本子，总是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摘抄下来，还常常互相传阅。同学之间的友谊、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 在班上，她是个普通女学生，但也有不普通处。她和别的女同学打扮不同。学校是实行供给制的，男女同学发同样的灰色土粗布衣服。女生为了有别于男生，在穿戴上有三项“改革”：一是用一根针把帽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上；二是腰里扎一条细毛绳；三是春末秋初和整个夏天，把袖子挽在小胳膊以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时兴的，它的确较好地表现了女性美。但何靖康却不讲究这些，她和男同学一样，不是剃成光头，就是留个小平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她老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夹衣。到冬天，腰里也和男生一样，扎一根麻绳，不是图好看，只为取暖和每天出早操方便。每次出操，她也总是跟在男同学后面，跑在女同学前面。因此，男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假小子”。农村姑娘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 在同学中最早认出她是女生的只有我。我和她坐近时，发现她的眼睛很有神，小巧的嘴巴很会讲话、唱歌，腮边一对小酒窝也隐约可见。有一次，我一时心血来潮，不假思索地对她说：“你那两只眼睛像天上的两颗小星星。”她瞪了我一眼，很快脸上泛起了很少见的的红晕，还抿着嘴微笑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人们通常说的“嫣然一笑”，样子是很动人的。 在学习、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时没有毛笔，没有纸张，作文、数学练习本是用领来的粗白纸，自己裁，自己钉的。两个月发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没有笔杆，我们就把蘸水笔尖绑在铅笔上，先用铅笔在数学本上作数学练习，写完后再用蘸水笔在上面写作文。我们用的墨水是用学校发给的蓝灰色颜料，找只旧瓶子自己用水冲调而成的。每次我找来空墨水瓶，首先给她。有时，多领一支铅笔，也先给她用。她也不亏待我，每次都帮我钉练习本。 学校的生活自然很艰苦。平时，顿顿都是小米干饭加萝卜、白菜，每星期吃一次二米饭（大米加小米），每月才吃一次白面馒头和有豆腐、肉块的菜，这叫“改善生活”。每次“改善生活”，都要有学生帮灶。我差不多每“灶”必“帮”。 但凡轮到我掌勺，必然要给她多打一些菜。有时，我们也自己想法“改善生活”。家在延安的同学，星期天拿一点白面来，加上自己种的南瓜，用脸盆煮点南瓜面片吃。何靖康是大伙信得过的公正人，她被推举出来掌勺，轮到给我盛饭，她也会有意在锅底挂稠一些。 因为我和她接触多，关系超过其他一些同学，有人就说我们是在谈恋爱。有的居然在墙上写稿，旁敲侧击，加枝添叶地进行讽刺。我们一露回，他们就会侧目而视，嬉皮笑脸。 这其实是我们生平遭受到的头一次不白之冤。我们只不过接触多一些，谁也没有想别的什么事。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亲呀、爱呀”的话，没有写过一个学习以外的字。有时还和其他女同学翻手比劲、摔跤比赛，可和她，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尽管如此，同学间的真诚友谊并没有因此变质。 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上山打柴，要求男女搭配，便于帮助。出发前，我有意把她和别的两个男同学分在一起：但一到山上，别人把她甩在后面，她只有跟在我们一组后面。在两个捣蛋同学的唆使下，和我分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一个一个溜走了，在一个小沟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草丛里常常有老鼠、松鼠和蛇出没，平时泼辣的她，这时也和别的女同学一样地胆怯起来了。因此，她老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不得不有意在前面开路，砍一部分，给她留一部分。时间快到了，任务还没完成。临走时，我还把我打的柴给她分一些。 这是我打柴最少的一次，回来也晚了点。大家准备吃饭了，我们才在众目睽睽下急急忙忙赶回来。 还有一次，我们到柳树店白求恩和平医院去参观，要过延河。平时，女同学和男同学一样，都是脱掉鞋袜自己蹚水。 这回，何靖康没有脱鞋袜，要人背她，而且指定要我背她。下到水里，她在我耳边悄声说：她身上不好，不能动冷水，让其他同学背，怕他们使坏，把她撂在河里。于是我只好“忍辱负重”，并放慢放稳脚步，以防失足落水。这样，大家过河好一阵，我才上岸。 越来越多的非议，使我们原本纯朴的友谊变得复杂了，我们不得不有意回避，免得扩大事态。课桌分开了，自习也不再是面对面，甚至见面不抬头，不说话，路上碰上绕着走。有她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她不来。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躲避，反使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过去公开的互相帮助，变成隐蔽式的“地下”活动。不论办什么事，她不在场，我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提不起劲来。她也是，学习没有过去那么用功，有空就见她躺在宿舍里，懒洋洋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有时，她投过来一种探问性的目光。如果我说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她就会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们每年只发一双单鞋。我跑路多了，穿得费，不到年底，鞋底就穿透了。入冬了，我只好换穿一双别人织的麻鞋，里面套一双袜子。穿这种有头无尾的鞋，使我的脚后跟冻裂了几道口子，污垢老茧长了一大层。何靖康看了，便把自己的一件毛衣拆了，织成毛背心，用两只袖子织了一双又长又厚的毛袜，塞在我枕头下。学校每两年发一套棉衣。第一年还好，到了第二年，我的棉裤屁股上就开了个大洞，但又找不到布块可补。只好任它去了。为了不让别人笑话，每次吃饭，我都走在最后面。她也看在眼里了。一天下午上自习，我掏口袋发现一顶旧布帽子，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要大叫“失物招领”时，她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我才恍然大悟。下自习时发现我的练习本内有一枚针、几根线。 晚上，同学们休息了，我在煤油灯下，把裤子的洞补好。第二天出早操，她一眼就看见了。这一天，她似乎格外高兴。 我对她也是比别人例外。解放战争开始后，学校转移到离延安40里的吊儿沟。同学们只带了随身的衣被、用具，多余的都留在学校了。几天后，我和几个同学奉命返回学校处理善后事宜。同学们托我们把值钱的东西带回来，其余的能卖就卖，没人买的就送当地老乡算了。何靖康的嘱托也在内，我当然一一记在心里。回来后我都一一办了。她的旧裤子、单衣、木箱都卖了，有一块旧毯子和一件旧棉衣，考虑到冬天她还用得着，我就给她背了回去。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后，我军后方的部队纷纷调驻延安。这时，三五八旅来到延中招收文工团员。何靖康毅然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等我知道后，事情已无可挽回。我找她谈过一次话，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学校，也不和大家商量就要走？”她回答得很干脆：“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看样子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书是念不成了，迟早得走，迟走不如早走。”我说：“学校会有安排，我们在一起听学校安排不好吗？”她说：“那又何必呢？我能当文工团员，也会护理伤员，到前方去不是更好吗？”我追问：“到底为什么？”我担心是我影响了她。她沉思了半晌，压低声音说： “原因吗，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我连连追问了几次，她始终没说，噙着泪花走开了。 -------- 刘凯 男，曾用名刘玉凯。甘肃日报记者，首任主任编辑，现为甘肃《金星》杂志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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