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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桥儿沟，是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地方。1937年，这里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以后边区医院、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延安中学都先后在这里驻过。 桥儿沟有一条比较像样的街道，街上有几家饭店、杂货店、日用小商品店。特别是清晨，老乡们挑着卖菜的小担子沿街摆摊，还真有点热闹气氛。街道往南是一大片河滩，河滩里大都种上了庄稼、蔬菜等。我们延中也有些地在这里。 1945年防旱备荒时，学校在这里种了不少南瓜和别的蔬菜。 仗着我们学校人多，课余时间我们按班次排成长蛇队，把所有的白水桶、各种盆子，凡能盛水的东西全部“动员”起来，站在河边的同学掏满水，再一个个传递到地里浇灌蔬菜。因此，我们学校的菜地长得非常茂盛。延河流到桥儿沟成横向的S形，从北流到对面南山坡底下。到桥儿沟河滩就更宽阔了。河滩上大小石头很多，水面稍窄点的地方水很深，呈现出深绿色；河面宽的地方水浅，露出一块块较大的石头来。河底全是大小石头，河水清澈见底。远远望去，整个桥儿沟简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杜芳枝很要好，在课余时间我们总到河边来玩。下课后，我们常常在一起跳绳、踢毽子、跳房子，有时也玩自制的扑克，去河边拣花石头，打水漂，或是聊天。延河边确是个很好很美的地方，那里宽敞、宁静，还有哗哗的河水声伴奏。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丰富啦，有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有听到的笑话和故事。 好友杜芳枝比我小1岁，她属猴，我属羊。入学前她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由于年龄小，组织上送她来延中学习。女生里我们两人最小，我虽比她大1岁，但也许因为她工作过，显得比我老练；又因为她性格内向，看上去她倒像是比我长1岁。晚上，我们班十几个女同学睡在一个大炕上，我们两人紧挨着，天冷时常常合成一个被窝。白天，除了上课时间，我们两人也大都在一起，这样很自然地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刚入学时，我们班住的窑洞最高，去饭场（厨房旁边一块平地，便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要走挺远的路。先是很陡的坡路，再拐两个大弯，又经过一段凹进山沟很深的岩面路。 我和芳枝吃完饭后常常坐在路上那个岩石窟里聊天。所聊的内容，除了所见所闻，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芳枝喜欢文学，而我却想拿手术刀，做一名外科医生。说到未来，我们都预感到自己将是建设祖国的主人，将来一定有大事要等着我们做。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模糊地知道一些，比如新社会将走全民富裕的道路等等。 有时我们也谈到各自的家庭情况和自己的经历。我的家比较简单，父亲从20年代后期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是一个军人。长征时他是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官。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前方工作。1937年，我随父亲在前方住过半年。 一直值得我骄傲的是，在这半年里培养了我骑马的兴趣和骑马的初步本领。我给芳枝讲述过好多我骑马的故事和骑马的本领。芳枝的父亲原是一名陕北的红军战士，后因患肺结核回家养病，性格逐渐变得非常古怪，致使一家人，特别是她母亲吃尽了苦头。为了这原因，我陪着芳枝不知流过多少泪！ 芳枝本人因小时患了耳疾，无力医治，双耳膜受损伤，听力很差。为此更加深了我对她的同情。芳枝是陕北米脂县人，长得浓眉大眼，文质彬彬。陕北人说“米脂婆姨绥德汉”，她简直呈一个名副其实的“米脂婆姨”。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又善歌舞，在延中的秧歌队里她是一名出色的演员。 记得194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芳枝回家返校后，很神秘地把我叫到桥儿沟的延河边，告诉我说，她的二姐批评她不该这么小就有了男朋友，说有人看见她常常在桥儿沟河滩上同一个男同学在一起，关系还很密切。我们俩都很纳闷，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些天，芳枝回家时，她二姐又把那位男同学的模样描述了一番，我们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错把我当成了男学生了。多么大的误会呀！我们俩在河滩上说会儿笑会儿，直笑得死去活来。又到了星期天，芳枝回家去向二姐作了解释，二姐还是半信半疑，以为芳枝不说实话呢。 这件事想起来真好笑。我从七八岁在保小起，就一直推光头，到延中后头发也没有留起来。加上我这个人生性淘气，胆子也大，同学们因此送给我一个绰号——假小子。我连吃饭都不用正规的碗或是缸子，而是端一个小瓦盆，后来，又换了一个比小瓦盆还要大两倍的瓦罐子，用一根绳子拴住两个耳子，挂在脖子上，配上一把长把子小勺舀饭。这样倒是非常方便，吃饭还不妨碍看书，干别的事也行。可芳枝总说我用那么大的罐子吃饭不雅观，又不讲卫生。可当时我不大懂得说不讲卫生是指什么。用大罐子吃饭还有一个方便，就是因为我们吃过饭后，常常还要帮厨房搬运些菜蔬之类的东西，有时是抬土豆、搬南瓜，或搬煤块等。搬这些东西时饭罐子挂在脖子上，两只手拿什么都可以。遇到这种时候我该得意了，我告诉芳枝说，这回还是我讲卫生吧？她不争辩，只给我做个鬼脸，一笑了之。 1946年秋季，我奉命调到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机要科工作，芳枝仍留校。我走后不久，学校组织了宣传队，她参加了校宣传队，演出了不少的秧歌剧。1947年，自卫战争开始后，靠近我们年级的几个班都转到野战医院去工作了。芳枝因为耳朵不好，不能去医院工作，就转到晋绥边区贺龙中学学习。1947年7月，我们机关东渡黄河，驻山西临县碛口镇时，我打听到贺龙中学的校址，16岁的我便一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路找到“贺龙中学”，去看望了芳枝。相隔四五个月后的一天，我因事外出，在返回机关的途中巧遇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我站在路旁观看，突然从队伍里看见了芳枝。 顿时，我喜出望外，一把把她从队伍里拽了出来。我们在大街上抱着直转圈圈，搞得路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从这次相见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进北京后我们机关住在香山，我估计她会在北京，于是每次来市区，我的口袋里总要装着事先写好我住址的纸条，以防见面时如来不及说话，她便可以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找我。两年多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她，也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我们分别几年后，她同延中的王民生同学结了婚。王民生是个军人，在海军的航空部队里担任领航主任，他总是在沿海地区工作，芳枝虽然后来毕业于天津大学纺织系，但因王民生所在地区总没有一个像样的纺织厂，以致使她一直所学非所用。 1978年，不知什么原因诱发了她的耳病，不久她便患了脑膜炎，没能治愈，不幸过早地去世了，终年才46岁。芳枝临终前，我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直至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参加了处理芳枝后事的全过程，也算了却了同她从小友好一场的心愿。 1990年10月8日 -------- 李 立 女，曾用名李蜀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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