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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清同志： 我在祝贺你新年愉快的同时，还向你表示敬意。1956年辞我而去了，但是这一年你给我的几封信，都没有回复。你的信中一再问到我的经历以及我如何学……一句话，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很多青年来信问到这问题，我都不敢答复。我只是文艺界一个平庸的新学徒，懂得的东西很少。而且就是给你写封长信也未必有用处。反正生活是严峻的，它会教人学会一切。 可是最近由于一些事情的偶然触动，又加上我始终没给你复信的歉疚之感，于是想从我微不足道的经历中，抽出一个片断和你谈谈。如果你能把你现在的学校生活和我平凡的片断经历比较一下，不仅会使你我心灵靠近而且会增加友谊。 志清同志：前几天，我从远方的建筑工地回来，匆匆地在西安街上走着。边走边观察市面的建筑物和来往行人的面孔。猛然一副随时都可能掠过笑影的教师的面孔，从我眼前闪过去。多么熟悉啊！他是谁？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但是越是努力寻觅越是没有结果。心里像是缺欠点什么，又像丢失了什么重要东西——这种滋味大概你也体验过——虽然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可是这副面孔却使我想起那教导过我，熏陶过我，最初把党的语言和时代的声音铸入我心里去的许许多多老师。 我让回忆带到似乎是久远的过去了…… 我的少年时光里固然不乏困苦的日子，但也有美好、离奇而荒唐的日子！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也是我进入革命队伍不久，我进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师范学校里。……我记得有一天，背上背包，进入了一个村庄，到处找师范学校的大门，正好碰见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员。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推开庙里那间又黑又小的房子，指着一个人向我介绍：“这是咱们的校长！” 校长的衣袖和裤子都很破，穿双草鞋，面孔是慈祥而亲切的。只有从那络腮胡子和闪着坚定明哲光亮的眼睛里，你才可以察觉到他不仅是个苦口婆心的教师，而且是个经受过大的生活波涛的人。总之，这面孔使人想起马克思的挂像来。 那位教员看看庙里泥塑的神像不见了，问：“校长啊！你把你神圣的邻居赶走了？” 校长说：“大概是老乡赶走它，要在这里办小学！” 校长注视了我一阵，问了我简单的经历，把我带到村边一家老乡家的小草棚子里。这棚子大概是过去放柴草和农器家具的地方。他说：“你住在这里。明天举行入学考试！”他走出房子又折转回来说：“你怕不怕艰苦生活？这里相当好，还说不上什么艰苦。”他抚摸我的背，笑了笑，走开了。 草棚里有几个同学，有的以膝盖当桌子在整理笔记，有的抱本很厚的理论书在看，有的忙着在写信。院子里有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在喂猪，还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窝小鸡在悠闲地散步，而且满不在乎地走到我们住的小棚子里来。我用脚把散步的鸡哄出去，便倒在地上铺的草上。同学们有的端来水，有的帮我整理铺位，有的向我介绍学校情况，有的谈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青年的神圣责任…… 在师范学校上课的头一天，有人把黑板放在山坡上，同学们一人搬块石头坐在地上。我们仅有的学习工具就是手里的本本和蘸水笔。这时光，左边打麦场里老乡们正在碾庄稼，右边一个大门口坐看抱孩子的妇女和正在纺线的老太太。远处有歌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大概是“陕北公学”的同学背上背包出发了。听说他们要渡过黄河，到抗日前线去。我们的同学，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听着歌声。突然，校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朴素和蔼而亲切的。看到他，不由得使人想起母亲！ 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说：“这是老校长！”为什么叫“老校长”？他并不“老”呀！大概是亲切的意思吧！ 老校长看看黑板下边没有粉笔，就用黄土块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便讲了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而且说，学校现在还不能大量印讲义，希望我们上课的时候用心做笔记……我满肚子心思，满脑子幻想，情绪不安，老校长说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你想，现在要培养我去做什么小学教员！这是什么年月嘛！日本人大举进攻，华北遍地烽火，到处是枪声。整个中国都沸腾了。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到处都响彻着激励人心的歌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爱国主义感情在怎样燃烧啊！谁的血液不在血管里沸腾着和加速地奔流呢？可是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够恼火的！……不过仔细想起来，在这狂风暴雨的年头，个人的爱好、志愿、兴趣显得多么无足轻重！你本想当文学家，可是做了军事指挥员；你本想做考古学家，把一个世纪的时光当作转瞬即逝的幻影，傲然蔑视现实事物，可是你却变成慷慨就义的烈士…… ……老校长很会教书。不仅他的热情的语言在吸引学生，而且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也能增强教学效果。可是他在讲着，我却沉浸在回想中……一年多以前，由于时代的冲激和孩子似的稚气，我怀着壮志想学一点军事知识到华北去参加神出鬼没的战争。至于战争的残酷，斗争的激烈，生活的艰苦，我都把它涂上一层幻想的色彩。因而参加革命后就到了延安对近的抗日军政大学。接着又被分配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军事队里。这个队设在一个又破又大的村庄里。同学们有的住在老乡家里，有的住在村周围的破窑洞和破庙里。我们把那破村庄的道路和巷道路都重新修过，又都起了名字：“列宁路”、“斯大林路”、“抗战路”、“延安路”、“救亡路”。凡能写字的墙，都写上了抗战救国的大标语。同学们有的是刚从英国或美国留学回来的，有的是从平津的各个学校来的，有的是从太原兵工厂来的，有的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指挥员。大家都那么激情和朝气勃勃，仿佛除了祖国的命运和崇高的理想外，人生再没有值得献身的东西。从早到晚歌声不断。有的人一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直流热泪。大伙白天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等，晚上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或者做军事演习。我的个子小，而且缩头缩脑像个刚从地主家出来的放羊孩子，同学们都说：“小同志！你能在敌人后方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吗？”我无法回答，可是心里充满了委屈。后来学校当局又把我分到政治队。政治队全体同学没有上课，都正在山坡上打窑洞。白天打窑洞，夜晚露宿，有时还要披着寒风站岗放哨。我在家里是饥一顿饱一顿，饿肚子的时候也有，而这里是常常吃小米饭。我是够幸运了。可是我越来越瘦，放哨时候摸着冰冷的步枪，望着异乡的星空，热切地回想着家乡的破烂村庄和袅袅的炊烟以及亲人的音容。过了几天，上级又决定把许多年纪小的同学，一律搬到这座师范学校里来学习…… “鲁迅先生的名著《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孩子！’同志们就是要挑起这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深切的了解，我们对这伟大的时代所负的责任……”老校长用这几句话结束了他两个小时的讲话。我吃了一惊，一看笔记本连一个字也没记下。你说荒唐不荒唐！ 我慢慢地爱上这个学校了。虽然它没正式宿舍，没教室，更别谈什么食堂了。说艰苦也算艰苦。比如开饭时，炊事员把饭抬到村子的大巷道里，我们就挤到巷道里去吃饭。常常是正在吃饭，老乡的大车或牛群、羊群过来了，我们连忙把菜盆和饭碗端起来，一阵灰尘揭过后，又蹲下来吃饭。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老乡的屋檐下吃饭。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农家子弟，能时时呼吸农村的空气，更加使我们茁壮和欢乐。一天，我们吃完饭，老校长出现在一个土台上。同志们都聚集来。老校长脸晒得挺黑，络腮胡子长得更长了。他这形象使我们想起刚从艰苦的战场或者从敌人监狱出来的革命战士。他说：“同志们！革命事业急速而蓬勃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学校要扩大，我们必须造房子。同学们会说：要造房子拿钱来！没有钱，这不奇怪吗？不奇怪，革命事业就是白手起家的。同时，我要告诉同学们，学校不但没有钱，而且学校连一把挖窑洞的镢头都拿不出来。我们所有的就是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热情和一双能劳动的手。”同学们一下子就被鼓舞起来了。不错，我们还年轻、幼稚，但是我们却认定了道路。我们要和被从社会最下层呼唤起来的数万万奴隶去洗刷几千年来遗留的痛苦与不幸。至于现在要挖一些窑洞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们数名同学从老乡家里借来镢头和锹，把土崖劈开，挖那一个挨着一个的窑洞。有一天我和许多同学正在挖窑洞，老校长和五六位教员来了。老校长问：“你们怎么把土全挖出来了？”同志们满头是汗，互相莫名其妙地望着。老校长说：“这右边要留炕！这左边大概要留一米高、半米宽的土台，当作上自习的桌子啊！”说罢，他们和其他几位教员就替换了我们，拿起镢头就开挖起来了！ 而我们各自看着自己满是血泡的双手，不好意思说疼痛和疲劳。你看老校长在抡起镢头挖土，这对他来说并不是轻松的事哩。他在外国留学回来，又蹲了多年监狱，现在又和青年们一道过这艰苦的日子。有时他直起腰，擦擦头上的汗，又回头看我们，仿佛在说：“我们是贫穷的，但我们不是无能的！” 很快，我们住进新窑洞，在窑洞中当作桌子的土台上铺上麻纸，大家围在豆灯下，上自习，讨论学习中的疑难，消化着老师们给予我们的知识。 生活是那样清贫而充满生气。清晨或傍晚，“歌颂青春”的歌声乘着疾风顺我们住的山上传到远方。 我们用少年的宽阔胸膛呼吸着这大时代的空气！ 志清同志：如果我现在能到这地方，我会流连忘返。因为这里有我少年时代的雄心和梦想，情思和激情，因为这里的小草上的露珠也许就是我们少年人当年流的汗珠。 时代大变动着，仿佛人的细腻感觉和内心的动荡被生活的急流遮盖住了。不，大时代的生活气压在各个人身上，很敏锐地反映出来。有一天，一件事情震动了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有位同学先是莫名其妙地趴在行李上哭泣，后来，毅然地打起包袱要回家。他哭丧着脸说：“革命！我何必讨这份告吃？”同学们劝他说：“不要失望，革命快胜利了！”他问：“哪天胜利？”他决心脱离革命，于是变得那么冰冷、无情。这件事直气得我们哭起来。但是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年人，使我们领略到：有的人是有好几副面孔的。后来，老校长又找他谈了半夜，我们挤在门口听。老校长说：“你要在半路和我们分手吗？ 你会后悔的。”他说：“我不会后悔！”老校长说：“这么说你是决心把你对革命事业的感情一刀两断了？”他说：“革命不革命与我没有什么相干！”老校长的脸色，那么勇毅和凛然，他用力地摆了一下头说：“可以走！” 我不知道老校长以后在那些欢呼革命胜利的人群中看见了这个人没有，但是我在以后的岁月中，看到过许多这样人： 在革命事业稍微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先是苦闷不满，继而便是神志昏迷，接着便去找寻没有风雨又没有危险的安乐窝了。及至时局顺利，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候，这些人又以经历过艰苦斗争而向人夸耀。 一个冬天，我们毕业了。回想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情不自禁地感激给我们教社会科学、教数学、教语文、教游击战术以及教其他课程的许多老师。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知识武装了我们的思想，用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我们的智慧，用业务知识提高了我们的能力。一句话，他们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里激起了崇高的情操和革命热情。照实说，当时我们是从这许多受党的嘱托来教导我们的人的身上想象我们党的形象的；而且根据这种想象的形象思索着我们应该如何做人！ 毕业后临分配工作时，许多教员都和我们握别，频频叮咛我们：“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为劳动人民服务！” 老校长用无限深情的眼睛，把我们每个人的面孔都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 我们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背包和讲义，背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和教师们辛勤的教导，出发了。一个夜晚，我们经过革命圣地延安城。虽然这个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飞机轰炸后，全城成了一片瓦砾，可是我们这帮年轻人，像不远万里来膜拜圣地的人似的，默默地向这个城市致敬以后，第一次踏上了生活的路程，去肩负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经过3年多，我从农村工作岗位上回到了延安一个学校里。这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而且蒋介石用40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生活空前困难。延安的气氛和几年前有些不同。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些不同。青年人再没有那种随便什么事就会使他们冲动的情形了，也很少见那一提起国破家亡就流眼泪的人了。坚毅，坚毅，天地之间充满着一种不屈的坚毅。我碰见几年前和我们一道参加革命的少年，现在不仅大伙都变成20岁上下的年轻人，而且都做了几年实际工作。有的人身上被子弹穿了几个洞，伤口刚长好。……我到学校的那天上午，喝了一顿稀饭，下午又喝了一顿稀饭，晚上肚子饿得直叫。同志们说，现在能吃一顿小米干饭就很高兴，能吃到一顿馒头就算过年。饥饿威胁着人，但是你听不见叫苦声和埋怨，仿佛这些生活的艰难对大家就是习以为常的。有时候到了吃饭时间，做总务工作的同志宣布：粮食还没弄来，今天减少一顿饭。大家听了也不在乎，还是去埋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去探讨古代史实，去研究古典文学，去学习各种外国文学…… 我到学校十来天以后，星期日全校师生跑了好几十里路，翻了几座大山，到深山里去收割庄稼。收割庄稼的男女同学，那么朴实内行，全像他们祖祖辈辈一样都是劳动的人。我割了一阵谷子，觉得气力不足，就躺在谷地里休息。我旁边有几位年老的教师还不停地割谷子。他们，有的人在英美或日本留学回来后，又参加了多年革命工作；有的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是收割庄稼比青年人还行。在这些人中间，我意外地看见了当年师范学校的“老校长”。原来他也是我们这学校的负责同志之一。这几年他一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那亲切的长着络腮胡子的面孔上的慈祥眼睛，依然如昔，只是眼角的皱纹增加了。收割庄稼回来，他引我爬上山坡，到了他住的小窑洞里。这个小窑洞后边支个木板床，床边有一张小桌子，他的很多外文书籍都堆在地上。他问我在乡下工作的情形，我想向他说，这几年我在农村做过文书、小学教员和冬学教员，有时候成年累月背上行李从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子，给农民教文化。当然，除了工作以外，还要进行生产：捻毛线、种庄稼。但是我看着“老校长”这永远任劳任怨工作着的人，看着这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与日俱增而奋不顾身劳动的人，一种惭愧的心情袭击着我。教师，教师是用自己的心血灌溉孩子的心灵的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哺育着我们事业的继承者的人，同时他们又像伟大的艺术家似的，塑造人类幼苗的性格……而我算得了什么教师？几年来又做了些什么工作？于是我悄然无声地望着他。 “老校长”说：“可以看出来，经过几年实际工作，你变了。你将永远会记得你在这几年工作中受到的锻炼。也许你现在还不能充分地察觉到。” 很长时期，我在这个学校学习，也常到“老校长”的房子里去，坐在他的床上念英语课本。他像一切学者一样，爱书如命，而且总在深夜弯着腰在阅读。看书看得久了，他就走到门口，望着山下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在体育场上活动。而且有机会总是苦口婆心地向我讲到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历程，多少革命战士在法庭、在战场上，在各种岗位上鞠躬尽瘁和英勇牺牲的事例。 我把英语课本放在一边，思索着，向往着…… 现在听说“老校长”在某个大学做领导工作，后来又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总觉得自己为党做的工作太少”。而且我从看见过他的人口中知道，他依然像当年那么艰苦朴素。 志清同志：我接到他那简短的信，通夜不能成眠，我在想着那些为了我们青年们成长而忘我工作的人。 现在“老校长”所在的大学的许多同学也许能从“老校长”口里听到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从“老校长”口里听不到有关他自己的任何事情。 志清同志：人在激动的时候，很难思路清晰，因而请你原谅我的啰嗦，原谅我让你和我一起去追忆我少年时光的踪迹。 1957年元旦 -------- 杜鹏程 男，鲁迅师范学生。1946年在西北野战军当随军记者，1954年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陕西省文联、作协、对外友协副主席。1991年病逝。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剧本《宿舍》、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和《杜鹏程小说选》、《杜鹏程散文选》等。 他的传记被国际上收入多种名人录中。著名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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