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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底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在往延安小砭沟边区师范去的土路上，一辆马车拉着行李，十来个男女青年有坐车的，有步行的，边说边笑地往前走。这是边区师范派专车接我们这一批新教员的。其中有李经纶、煌颖、余明、史尼、林萍和我。 史尼是位爱开玩笑的女同志，她坐在行李车上面笑着说： “咱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曼秋是个光棍汉。”逗得大家都笑了。 那年我虚岁才20岁。 我们行走没有多久，就来到了边师。只见在山坡上随着山势弯弯曲曲地连绵着一排排土窑洞。窑洞前的波斯菊、熟季花正在盛开，为我们的住地增添了色彩。 校领导和老教员们迎接我们之后，便各自进入自己的窑洞。我的小窑洞只有两米多宽，3米多深，窗前一张桌子，靠后墙一张单人木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支起来的。另有两三个凳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没有上漆，但在当时已是对教员生活上的优惠待遇了。我们对此也是很满意的。 我是1939年3月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在赴延安前我是高中程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断学习来到延安，先后曾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那时能入延大学习是再理想不过的事。可现在要分配我当中学教员，能胜任吗？我同几个同学曾一起找校领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去工作，愿意继续学习。”但没有得到同意，我的心凉了半截。 原来教育厅是为照顾我右腿摔伤骨折过而留我在延师教书的。从此，我就进入了教员的行列。 开课后，日渐熟悉，各方面都得到大家的关心与尊重，我也就安下心来。我上了一段课之后，学生反映还不错。可我唯恐同学和教职员因为我年岁小而瞧不起我，我尽量处处事事表现得老成持重些，也一直不愿讲出真实年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见到我的履历表后问我：“曼教员，您才20岁呀？”我含糊地回答：“20多岁了。”红着脸笑笑。 在边师、延中，我先后轮替教过算术、代数、几何。手头能找到的几何课本，只够一个学年用的，而几何课中定理与定理之间的衔接性又非常强，必须有前面学过的定理，才能求证出下一个定理和命题。要将平面几何前后的几个组成部分都讲到，就不得不压缩内容。既不能有漏洞，又不要简化，这对于我这个初次教课又没有编写过讲义的青年教员来说，确实是个难题。我只能翻翻仅有的几本书，在记忆中拚命搜索、回忆，尽力达到上述要求。 在编写教材中，遇到不同情况和水平的班级，不得不因人而易地增减内容，修改教材的分量和难度。 例如1945年春入学的新生很多，一年级就分为八、九、十、十一4个班。分班原则是根据成绩来的，成绩最好的是九班。我负责九、十两个班。 九班的学生大部分是正式五年制小学毕业生，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都属于优秀。对这样的学生如果仍然从加减乘除教起，似乎没有必要。如果不讲吧，又不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这个教材怎么编？！我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体会，在教加减乘除时，从内容上提高一步。如：加减法，我就教循环小数的加减法，这样既符合大纲精神，又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还使学生加深了对循环小数的理解。 这一问题解决了，又遇到新的问题。同一班的学生也有三种情况。像九班就是这种情况：一是干部子弟。他们多数是保育院小学、抗属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的。这些学生年龄小，文化程度较齐，较好；二是来自工作岗位的警卫员、通信员、勤务员、保姆和干部等，这些学生年龄大，文化程度较低、较差；三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边区各县小学毕业生，他们的情况居上述二者之间。 这些情况给教学带来困难。于是，我尽量到学生中进行个别辅导。针对他们的难点多方启发诱导。有时同学也找我提问题，我是不轻易回答应怎样做，而是诱导他们多动脑筋，多思考，开拓思路，做到自己求得正确答案。 当初，我对当教员缺乏信心，怯堂。 教育家徐特立针对年轻教员的怯堂心理，讲自身体会说： “当教员并不难，最重要的是备好课，相信自己，到课堂上大胆讲述。这样是会受学生欢迎的。”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渐增强了信心，还真爱上了这一行。 事隔几十年，前不久原延中九班学生李骏来我家，谈起当年延安中学生活时，她说：“在延安中学学习时，数学基础打得牢。虽然由于战争没有继续读高中，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我直接进入药学院学习，能够将高等数学微积分攻下来，还是与那时的数学基础分不开的。” 1947年春，我和我的学生们，从延安东郊景色如画的桥儿沟启程，在美制蒋机的狂轰滥炸下，在延安南线的清晰枪炮声中，轻装前进，走进了神圣而光荣的保卫延安的战斗行列。 这是一条奇特的青春之路。我带领我的学生走着；走在烽火燃烧的延河两岸；走在血染的黄土高原；我和我的学生们肩并肩地走…… -------- 曼秋 男，现名王颖之。延中数学教员。曾任兰州军区总医院副政委，驻兰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处副政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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