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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过去了，《延安颂》豪迈响亮的歌声却时刻荡漾在我的心际，依然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悦耳赏心，那样的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当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九·一八”后流浪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随着“红旗漫卷西风”的光辉历程，从延河走到鸭绿江，又从运河跨过长江…… 7年的延安生活中，给我深刻影响的一页是延安中学4年多的教师生活；在那里，我生养了一儿一女，同时教育着一代延安人民的子女。这段生活，冶炼了我一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丹心，也得到了“桃李满天下”的最大的欣慰。 1941年9月，我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二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延安中学的前身边区师范。当时教员中许多是学识渊博、教龄长的同志，有教育学教员李奇同志，到延安前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历史教员周慈民，学有专长；美术教员钟灵，粉笔一勾一画，即呈生龙活虎；地理教员鲍侠影，早年是“乡村教育社”的积极实践者。这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又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教师队伍。 年仅22岁、初入教育队伍的我，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着。 李奇老师指点我说：“要慢慢改变自己的学生腔。教师语言的特点是一字一板，抑扬顿挫，有节奏感。不能只顾自己嘴巴讲，必须观察学生的神态，与他们的心相通。”短短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一次开学典礼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柳湜赞颂道：“这里集中了全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英。” 是的，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责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的教育事业日夜耕耘。 使我终生难忘的另外一件事，是徐特立在土窑里同我们座谈时讲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及“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平凡而精辟的教育理论。他还高瞻远瞩地说：“在这黄土窑洞里，你们是在为建设新中国培育栋梁啊！”最后还风趣地说：“我徐特立也没想到当年我的学生毛润之，今天成为毛主席，还说我永远是他的老师。”一席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1年暑期后，教务处公布教学计划，强调“正规化”。 当时建立政权仅只5年的边区政府，虽然重视教材编审工作，已出版农民识字课本、小学课本，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赶出中专、高中教材，我们只能一次次地到那仅有两个窑洞、藏书不及300册的图书室。沙里淘金般地查找资料，编写教材，并且自己刻蜡板印刷。没有地球仪和地理挂图，地理教员鲍侠影自己动手描绘出一张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绘图的马兰纸粗糙又不结实，她苦心地一层层裱上报纸，上下课夹在腋下，回到自己窑洞高高地放在墙上钉的木架上，唯恐弄坏了。数学教员曼秋、潘同和用麦秆做立体几何图形，捡旧纸壳做三角形。我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做些简易教具，力求直观地具体地教学生掌握知识。 4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延安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的实践，证实了那段教学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是可取的。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真可谓苦中有乐。 我们教员宿舍窑洞约14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两个长凳架上几块木板的床，一张独凳。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盏小麻油灯——在一个小木架上放的一个土陶小碗，中间放上棉花芯，浸在半碗麻油里，另一端搭在碗边上燃着亮光，每天定量半碗麻油，还没有现在的蜡烛亮。我们就在这小麻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改作业、制教具、读书学习、纺线线。还有那支“特制”的钢笔——削一根与筷子粗细的小木棍，用线将钢笔尖缠在木棍上制成的蘸水钢笔。我们就是这样培育着革命的下一代。 我刚到延安中学时，女教员中只有两个人有小孩。记得李奇老师一次下课回到自己宿舍，打开窑门哈哈大笑说：“你们瞧！我的小珠像水塘中的泥鳅啦！”原来她那仅4个月的小女儿屎尿滚了一身，小脸蛋上都是屎。她即刻放下讲稿，去为女儿擦洗。 小孩一年年多了，当妈妈的女教员担子也重了，必须干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窑门侧挖一个小窑似的小洞，给孩子修个小灶便于烧水，煮吃的。女教员们在起床铃响前一小时起床，洗尿布，包裹孩子，给小孩子穿戴，又不能误了上课。白天课外活动时，别人打篮球或下棋，女教员或提筐筐到大灶伙房煤灰堆里捡煤渣，或提着土瓦罐到山下小河提水，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忙碌着。总务处安排：有会走动小孩的，三家或四家配给一个小鬼（小勤务员），哪位上课，小鬼就看着哪位的孩子，遇上两位或三位同时上课，就把两三个小孩拉到一处看着、守着，吆喝着：“莫跑！要跌下山坡啊！”至于6个月以下的小孩，小床是他们的天地，爬不出，跑不了，哭几声，尿几泡没关系。即便是年轻的妈妈在自己窑里备课、改作业时，也无暇围着孩子转，逗孩子玩。条件促成了训练孩子好习惯，4小时喂一次奶或饭，尿湿了换尿布。哭嘛，“锻炼肺活量”，随它去吧。“哦…哦…”叫几声当成歌给孩子听听。有时妈妈聚精会神地备课，孩子哭一阵累了，又呼呼睡着了。那小小鼾声似乎动摇不了妈妈专心致志的心。 生活条件苦，工作担子重，几个女教员生小孩后孩子没奶吃，她们就买只山羊。早上挤了奶喂点草，用根长绳子牵到窑顶的山上拴住。担心羊跑了，有时匆匆去看一下。天黑了，再把羊牵回来。羊儿咩咩叫，孩子哈哈笑，妈妈又给挤奶啦！ 每天上课、备课、开会、喂小孩、洗尿布、捡煤渣、挤羊奶……忙完了，晚上八九点钟后把孩子包裹好放在小床里，妈妈又坐在纺车前，“嗡、嗡、嗡……”的纺线声成为婴儿听惯了的催眠曲。 我于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学生养了一儿一女，加入了妈妈的行列，承担着又教书又当妈妈，又捡煤渣又放羊的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刚强的意志。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调我首批返回东北。8月25日，我把3岁的女儿送到延安保育院，走出窑门下山坡时，听到孩子的哭声，无暇再看一眼。9月1日下午，又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到延安李家渠一家农民家里，为让养母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我陪儿子住了一宿。9月2日天破晓，我即随东北的干部大队离开了延安。丢下了自己的儿女，没有惜别的眼泪，我只知为了胜利的明天跟党走。 -------- 史尼 女，原名张淑容。1919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九·一八”后到北平，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入党。曾在延安女大学习。在延安中学任教师兼教导员4年多。“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赴东北，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任编辑。1949年底南下进川，曾任地区文教局长、地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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