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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我被分配到延安中学。9月底，全校师生在桥儿沟的球场上召开了更改校名的大会。会议开始由李敷仁先生作报告。李先生是原西安中学校长，知名的民主人士，是陕西省生活教育社的领导人，也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信徒”，曾在西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后来国民党特务给他的信中装上一颗子弹，扬言要枪杀他。后来他终于在咸阳遭到特务暗杀未死。中共西安地下党护送他通过封锁线，来到了延安。李先生怀着无比幸运和喜悦的心情，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经过。另外还讲了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李先生作完报告后，校领导宣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决定从1946年10月起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我来到延安后，参加了陶行知先生的追悼大会，毛主席为之题词：“人民教育家”。随后还在延安交际处召开了一次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会上有同志建议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来纪念陶行知先生。这个提议很快就实现了。我与全校师生长时间地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蒋介石军队在华东、东北等战场节节失利，为了作垂死的挣扎，妄图攻占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从西北战场调动了胡宗南的大批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党中央决定动员党、政、军、民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10月中旬，在延安中心广场召开了一次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彭德怀司令员作动员报告，延安各界代表数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延安中学部分师生也参加了大会。彭德怀司令员身材魁梧，身着灰布军装，严肃认真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很信任我，确定我为保卫延安的司令员。若敌人胆敢侵犯陕、甘、宁边区，我们有信心把敌人干净、彻底、全部歼灭，直到取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这次动员大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对边区全体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延安中学参加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后，校领导召集了紧急会议，对全体师生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树立战备思想；二、坚持上午半天上课学习，下午排练节目，外出宣传，动员群众。秧歌剧是延安中学的一个优势，在延安很有点声誉。秧歌剧的形式，装上保卫延安的新内容，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三、加强反空降训练。全校师生，除了参加宣传队的以外，几乎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反空降训练。校领导指定曹达老师负责反空降训练。延安中学离飞机场很近，是敌人空降的目标。反空降的任务，延安中学的担子很重，而又没像样的反空降武器。当时最好武器就是手榴弹，也只有少数人才有，绝大多数人是手执一根木棒，要求在敌人立足未稳，短时间的头晕中，急忙上前去给敌人以当头一棍，然后缴获武器，俘虏敌人；四、做好疏散准备。延安中学当时有1000多名师生，疏散工作是一个艰巨任务。主要由总支书王鼎勋和总务处长魏金发二人负责。这年10月以后，虽然半天上课，实际上大部分力量都投入了战备工作，为保卫延安而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蒋介石调集胡宗南30多万军队开始向边区进攻，边区政府紧急通知学校限3天以内疏散到指定地点。我们学校指定的地点是安塞吊儿沟和茨儿沟，学校也早已到指定地点做好了准备。在这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校领导通知教务处、总务处、罗家坪分校以及各教学班紧急集合，打好行装，准备连夜出发到吊儿沟。这天晚饭后，每人发两个馒头当干粮，全体师生由小路向吊儿沟前进。男女同学都背上整齐的背包，一个接一个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翻过了一座一座的黄土高坡。冬季陕北高原上的午夜，月亮特别明，星星特别多，气温特别低，这时行军的每个同学途中都特别困。尽管地上结的冰很多、很滑，我们仍然一面行军走路，一面打盹、睡觉。 当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行军能睡觉的奥妙之处。 我们疏散到吊儿沟以后，低年级班次，继续在老乡窑洞的炕上学习。高年级的学生纺毛线，打毛袜，支援前线。同时，校领导指定我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带领40余位罗家坪分校大一点的男、女同学，去延长县离黄河边不远的拓家川西北军区后方医院工作。该院徐院长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老红军，态度非常和蔼亲切。安排我们住下后，就组织男女同学学习护理知识，请医生和护士长给同学们上课。我暂时留下，协助医院做同学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大约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医院需用人，1947年1月底，同学就到病房上岗，护理和治疗伤病员。这批同学，有初中文化基础，年龄较轻，业务技术学习进步较快，不长的时间就都成了医院的骨干。曾在拓家川医院工作的同学，如刘刚同志，后来成了医学专家，全国解放后，担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1946年底，胡宗南军队进攻边区后，怕我军引敌深入，受到全歼，一时止足不前。1947年1月，延安疏散出去的一部分单位，有的又返回了延安。我校除初中一年级较小的同学留在吊儿沟外，二年级以上的同学也返回桥儿沟。我们也从拓家川医院调回到桥儿沟，准备春节后各班继续开学上课。 1947年3月初，蒋介石、胡宗南孤注一掷，又集中了30万军队，疯狂向延安进攻，对延安城区狂轰滥炸。延安各机关、学校再次紧急疏散。全校师生都疏散到了吊儿沟。这次疏散到吊儿沟后，不几天学校就接到边区政府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行知中学改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并任命原副校长卢勤良同志为院长。”延安中央医院派来了医生、护士长、司药，并配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3月12日在吊儿沟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全院共编为五个所、一个院部、每个所和院部各配了几匹骡马，运输药品、器械、粮食、油盐等物。全校的老师和一部分学生骨干分别担任所长、指导员、管理员、司务长、院部干部等工作。大部分男、女学生经过培训后担任护士工作。我先是三所所长，指导员是原来做过关向应同志警卫员的同学任友亮。护士长是十二班学生高仲芳。本来十二班学生任远志愿意留在我所受培训当护士，但组织上要派她去苏联学习，调离了医院，随她父亲任弼时同志在毛主席身边转战陕北，直到我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任远志才随党中央、毛主席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苏联学习。 3月12日这天，学校就一分为二：大部分师生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工作；另一部分年纪小一点的同学和新由延安保小分来的同学由马济川校长带领东渡黄河，在山西临县，以后又转移到隰县上课。1948年我军收复延安后，学校又回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陕西省政府决定将延安的行知中学仍改名陕西省延安中学。 -------- 苏子休 男，延中教员，十二班班主任。曾任成都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现为正师职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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