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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敌人进犯延安，行知中学从安塞向志丹方向转移。途中增加了一位来客，他就是延安桥儿沟医专的教导主任——吴灏同志。他是因病不能跟原单位一起行动，才被安排跟我们同路走的。 开始，我们还有些顾虑。吴灏同志是病号，我们工作又那样紧张，不会也无力照顾病人咋办？当时学校许多工作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驻地零散，各班生活必须自理，只能分散安排。而学生在这段时间里也多半与家长失掉了联系，全部依靠组织，依靠学校，具体也就落实到依靠班，依靠教员的工作上了。记得当时我们带的是个合并班，学生人数多，我们连班主任在内，一共是4个教员，不仅要考虑班上的教学问题，生产劳动问题，还要负责学生的食宿、健康以及在驻地及转移中的生命安全问题。这时的学生都是从保小升上来的十多岁的少年（年龄大的都到第四野战医院去了），教员肩上的担子就显得格外沉重。吴灏看出了我们的顾虑，他说： “我很好，一切可以自理，就当我是你们新增加的一个编外教员好了，请完全放心！”此后我们也真的没对他进行过任何照顾，他也很自然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和吴灏同志在此之前就认识，那是在1946年春季的重庆，当时组织上以十八集团军家属复员的名义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其中就有吴灏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我们是拿着蒋介石签署的护照上路的，但是他们却暗中设置障碍，企图制造事端，并说：“你们路上如丢失了人，我们可不负责任。”他们多次甚至公然端着枪搜查我们每一个人。在宝鸡和咸阳，我们还无端遭到了半个多月的扣压。弄得我们只能集体住宿，集中吃饭，甚至连上厕所也是几个人在一起，否则丢失任何人都会给敌人制造事端的机会，给组织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与困难。这种情况对于成年人来说比较好办，可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尤其是一个男孩，不让他乱说、乱跑，却是个难题。吴灏同志却采取了一个看似笨拙、可非常实际的办法：每当汽车一停下来，他就用低低的声音连续不断地讲故事，不知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故事，孩子被全身心地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依附在大人身边。看到这个场面，同志们也都放心了。当时他留给大家的印象是：机敏、沉着，话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刻能提醒同志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因此也都认为他比较成熟、办法多，加上他又长我们几岁，于是都亲切地唤他“吴大哥”。 吴大哥来到班上之后，队伍常有转移。行进中的纪律是好的，尤其是在后期。但在开始时并不都是这样。我们带领的是一群十多岁的少年，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觉得情况紧急，他却认为新鲜有趣，尤其是个别精力旺盛又有点散漫的男孩子，你为保障安全制定的行军纪律，他却觉得是扣在头上的紧箍咒。有一次在已经听到敌人枪声的急行军中，有两个男同学却离开大路站到一个山峁上去观风景去了，幸亏被收后营的教员发现，才没有发生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吴大哥又一次发挥了他善于给孩子们讲故事的特长，配合队上的正常思想政治工作，他悄悄地对学生们进行过多次启发诱导的谈话，他讲的不全是故事，也讲一些生活、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却总能触景生情、信手拈来，讲得生动有趣。他专爱找那些精力过剩、有点散漫的孩子去讲，可听的人却愈来愈多。我们时不时地看到他身后跟着一群孩子，他边说边走，而孩子们生怕漏掉了哪句话，紧紧地跟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发出笑声。他讲的话总是积极的，热情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听的人感觉受到鼓舞，得到激励。 我们每当转移到一个地方，一般是第二天休整，第三天上课。当时主要是上语文、数学课（行进中其他课不好开），对于生理卫生，我们原来没有准备开。但不论在行进中还是在驻地，都是集中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生活不便，加上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容易患病并引起大面积的传染，而当时医药条件困难，在行进中转移病号尤其困难。这时吴大哥提出了他要给学生上生理卫生课的建议。这当然是好事，但他是病号，搞不好病加重了咋办？还有，他虽然对生物科学、医学都懂得很多，但途中既无教材、课本，又无任何图表、教具准备，他本人又是一口苏南官话，在下面聊天可以，要正式上课，陕北年龄小的学生能听得懂吗？效果会怎样？但他坚持要讲，于是决定让他试试看。 我专门去听了他的课，事实与估计相反，同学们不仅能听懂他的苏南官话，而且一个个张着嘴，仰着头，合着他讲课的拍节在不停的笑着，笑得那样纯真、自然，课堂秩序既集中又活跃。他讲了些什么内容呢？原来他是从学生们的生活实例出发，不仅讲清楚了这一生活具体问题，而且把它放到整个系统中去讲述，使学生不仅了解个别具体问题，而且了解了这个问题的整体以及与整体有关的其他问题。讲得生动有趣，听来亲切感人，内容却很有深度。比如他以偶然打牙祭讲起，肉吃多了，消化不良，引导到讲人体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各部分的机构、功能，直到讲清消化系统的全部，讲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各部分机能来保护消化系统的健康。他还从消化不良、窑洞空气污浊讲起，引导到讲清呼吸系统的机构、功能、疾病以及如何运用自身机能提高呼吸道的抗病与预防能力等，把一套套科学理论，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学生们听。 为什么他的教学效果能这样好？首先他学科知识渊博，理论基础好，讲起来才能由点到面，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他原在金陵大学学生物学，以后又专门在东吴大学学解剖学，他的一套解剖刀一直带在身边。其次，他之所以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是因为他真正理解学生，与学生生活在一起，不仅了解他们的生理实际，还了解他们的心理实际，他所讲的正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所以能完全合乎拍节。第三，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过去，他在组织安排下，曾在昆明配合黄炎培先生办职业学校，他既是办学人，主管领导，又是教师，同时还兼做打铃的工友，身兼三职。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具有我们党长期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高度自觉、高度责任心。他是外单位来养病的，开始人家还不欢迎他讲课，这他都不管，他只做他认为应该做的。 吴大哥平时总是精神抖擞，英气勃勃的。有次我们问他： “你怎么老是这样精力充沛，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你是病号嘛！”他说：“病号咋样？病来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那就睡上他几天，不吐了，爬起来还不是一样！”我们说：“你这个精神劲儿，很难能有人跟你相比！”他说：“我算什么，差得远着呢！我怎能与××同志相比！可××同志却说他怎能与周副主席相比！” 敌人进犯延安之后，不可一世，可随即在青化砭、洋马河、蟠龙吃了三次败仗，疯狂地以10倍于我军的兵力，抬着四路纵队的大方块深入边区。学校在接到通知后紧急突围。傍晚离开志丹县，在敌人的夹缝中穿插行进。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路，一日之内，两次接近敌人，这对于我们这支毫无装备的十几岁的学生娃与老弱妇孺部队，的确是一次严肃的考验。此后是每当出发前，先前后左右四面侦察一遍，侦察清楚了，赶快走上一段。就这样，绕道靖边、横山，走了半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这期间，吴大哥以带病的身躯，提着他的解剖刀，自动地陪同排头一起走在队伍的前面，来抵制那种在十分紧急情况下的要“休息、休息”的干扰，这种干扰不仅来自学生，甚至来自像××（孙伟）那样的干部。前头部队不停地前进，队伍拉的很长，后面再喊休息，也是停止不下来的。吴大哥又用他沉着、机敏、实实在在的办法战胜了危急。队伍安全地到达马蹄沟。 吴大哥默默地离开我们回原单位去了，以后再没有见着他，几年前听说他已在重庆去世了。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吴大哥当年的风貌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眼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在吴大哥身上到底有什么闪光的东西能使人在一次邂逅相遇中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这里没有什么英雄业绩，他也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许他给人留下的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形象。他博学多识、循循善诱，教学有方，称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是够格的。 但他又有不同于一般优秀教师的地方，他是病号，但不以病号自居；一个最有权利要求别人帮助的人却做了许多帮助别人的事。他是我们班的客人，但没有做客思想；他自称是“编外教员”，但做了许多编内的事，承担了不少编内教员应当承担的责任。众所周知，当年的教员是没有报酬的，更没有如今所谓的“奖金”，这种不计报酬，不论分内分外、客人主人，尽其所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只有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才有的革命精神！因此，吴灏同志在这段时间里给我们留下的首先是他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其次才是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的鲜明形象。 -------- 丁淑元 女，延中教员。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现任《陕西师大校史》主编。发表有《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生产者本性的理论探索》等理论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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