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51年仲春，一天凌晨3点左右，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前方下来一列车伤病员，共400余人，由于清川江大桥被敌机炸断，要在万城车站下车，命令我连全部接收，全连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由于原有病区容纳不下，我们派出6名同志，分赴三个村庄，动员老乡腾房子、准备早饭。全连同志除部分留下护理原有的伤病员外，其余的人与100余名新民县担架队员，都前往万城车站接收伤病员。 早晨6点半，伤病员专列到达万城车站。我们分头登上各节车厢，先动员伤病员下车，由女同志带领或搀扶，而后安排担架抬走重伤员，进入距车站1公里的山林中隐蔽，再分批从山林中转送到各个病区去。在最后清理车厢时，发现有4人死亡，是在列车行进中被敌机扫射中弹牺牲的。我们以沉痛的心情把他们抬出车站。正在这时，敌机又来骚扰，在上空转了两圈，对准空车皮扫射了一阵。全连同志虽然十分疲劳，但大家都为能安全迅速地接收这么一大批伤病员战友而感到无比振奋。到这时，我们连队七个区共收容了伤病员一千余人。 由于清川江大桥一时不能修复，各种物资运不上来，医药器材和给养十分困难。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我们不但给所有的伤病员安排了食宿，还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护理和治疗。 我们这个伤病员收容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军医、护理员，100多人中的骨干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4年前，我们都是在延安明月下，秉烛夜读的稚童。时代过早地将战争的重荷加在我们的双肩上，使我们中断了中学生活，走进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场，像一群雏燕在暴风雨里搏击着。我们走出一排排黄土窑洞，离开宁静的校园，长久奔走在千山万壑，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经过转战陕北，不断抢救血泊中的战友，直至解放祖国的大西北。当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我们所熟悉的浓重的湘音越过千山万水，传到八百里秦川平原的时候，我们不禁欢歌狂舞，想象着明天能重返天真欢乐的校园，重新坐在肃静的课堂里学习。 不料，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一道紧急命令，又要求我们再整戎装，踏上征途。 1950年10月15日，我们离开果实累累的石榴之乡，走进一列闷罐式的军训车厢，放下背包，依次坐在铺着麦草的车厢的地板上。然后车门紧关，一声长笛，军列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 我们曾经被战争召唤，为祖国的命运而出生入死；而今，我们又重被召唤，为争取世界和平的另一场战争贡献力量。也像当年一样，豪迈的历史使命感引导着我们，使我们为与祖国同龄的一个共和国的命运而战。崇高、神圣、光荣而又自豪的感情在激励着我们。 1950年12月5日，我们跨过鸭绿江，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的行列。1951年1月初，我们连奉命进驻万城车站附近，担任收容、转运伤病员的任务。 万城前方45公里，就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市；后面15公里，是滔滔清川江，它是连接前后方的咽喉，是向前方运送物资、弹药、军需给养、医疗器材，又向后方转运伤病员的一个交通要冲。因此也就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重点地区。我们连队的处境极为困难。前方战斗激烈，伤病员不断转送下来，而清川江大桥又时常被轰炸，使伤病员的转送经常受阻，医疗器材、装备给养，也无法保障。滞留我连的伤病员不断增加，从开始一二百名很快增到了1400余名，持续时间也很长。 我们连队驻防万城火车站附近的风鹤里，这是一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只能收容100多名伤病员。伤病员的急剧增加，使小村庄很快就收容不下了。我们决定派军医马玉甫带领部分同志到距万城车站1．5公里的村庄，开辟另一个收容点，称为一区。原风鹤里收容点指定由军医霍玉祥负责，称为二区。另派女军医温明芳带领部分同志建立了三区。 三个区共可收容六七百名伤病员。随着战役大规模展开，伤病员愈来愈多，又先后建立了四区、五区、六区。 生活，像百米跨栏赛的跑道，困难像是那一个个的跨栏，要靠勇气与毅力才能跃过。战争之路，有血有火，有创伤，有死亡；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每时每刻，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有时它像影子般伴随着你，在战争道路上蠕动。纱布绷带用光了，把换下来的血纱布、旧绷带洗净消毒再用；用汽油桶蒸沸消毒，因气压力不够，每次要蒸几小时；为避免暴露目标，招来敌机轰炸，白天不能冒大烟，夜间又不能漏光；无煤炭又无干柴，于是用山林中现砍的油松枝条当燃料；在室内消毒，烧火的同志两眼被熏得又红又肿；消毒酒精用光了，便用浓盐水和汽油代替；固定肢体的夹板用光了，就用木棍树枝当夹板；为治疗大面积的创伤，温明芳等同志还用手术截肢后的余端自制组织液；有的伤病员失水失血过多，需要输液，没有药用生理盐水，军医们用食盐自制盐水，注射输液。 前线，没有8小时工作制，而是10小时、16小时、20小时，甚至24小时的工作时间。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突破人的生理极限，使人失去自控能力。护士长张锦富同志一天晚上接收登记伤病员时，在伤员回答缓慢的间歇中，竟然依门站着睡着了。有一次，他去太平间在防空洞内给烈士裹尸时，竟跌倒在烈士身边昏昏入睡了。女护士郭淑媛同志，去山上打柴，返回时因背负过重，中途昏了过去，醒来后还硬是把柴全部背了回来。内科军医霍玉祥同志整天在病房给病号诊治，晚上写病历、查阅医书、解决疑难。当他困得实在睁不开眼睛时，就去病房转一圈，看看重病人，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甚至到清早。他熬红了眼，直到累得生病发烧，满脸通红。管理员郑志成同志负责全连后勤供应工作，夜晚去兵站领取、搬运食物和被服，白天砍柴、做饭、炒菜、送饭，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一个多月没有脱衣睡觉，支持不住了，打个盹接着干，他被公认为压不垮的硬汉子。不幸，他却患了伤寒病，发烧39℃。这时，他仍然坚持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女军医温明芳同志在写给国内妹妹的信上说：“如果一年内收不到我的信，就是我已经牺牲了，但暂时不要告诉妈妈，免得老人家伤心。”写这种“讣文”的信，又何止温明芳一人！ 《时刻准备着》这支歌，我们从小学唱到延安中学。那时候，老师对我们讲：“你们时刻准备着建设新中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时刻准备着”去医治战争的创伤。但是蒋介石又燃起内战凶火，蔓延到延安，我们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的召唤：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如今，我们“时刻准备着——牺牲”，将自己一切的一切交给三千里江山。 正如一位战友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是什么，将我的心紧紧地贴在五圣山的峰巅？ 牡丹峰的悲凄和忿懑； 宝塔山的希冀和嘱言。 是什么，将我的凝情紧紧地聚在三千里江山？ 延河的情爱，犹如朝露尽染丛林青山，清川江壮歌，伴着炮声响彻烽火硝烟。 我站在碧波荡漾的清川江岸，好似雄立飞浪滔天的黄河崖畔； 我走进一座座农舍山屋，好似回到生我育我的黄土窑洞； 我站上四四八高地，好似立正在天安门前。 捍卫着共和国的尊严，守护着五星红旗的鲜艳！ -------- 蒋文义 男，延中六班学生。曾任航天部207所政治部主任。工程师。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