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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战争即将爆发。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边区政府决定把延安中学一分为二，一部分改建为第四后方医院； 另一部分留校继续上课，但要撤出延安。3月13日，我和会计刘涛在敌机轰炸下，带着预算报告去联防司令部交涉经费。 办妥了筹建医院的预算后，组织决定我留校主持事务处工作。 记得战争打响后不久，马文瑞同志曾在参议会礼堂作过一次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又要过战时的艰苦生活了。大腿就是我们的写字台。我们准备放弃延安，但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解放大西北。”他还讲了我们的战略方针，给人很大的鼓舞。我们虽然暂时放弃了延安，但我们必胜无疑。 撤退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我和王鼎勋同志领着曹高世、毛久德、孟昌、杜吉宏等几个精壮的青年同学，把床板都送到桥儿沟后山的崖窑里，还有些车辆，挖地窖埋了。最后在埋东西的地方都埋上用大手榴弹做的地雷。在埋地雷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爆炸事故。那是埋雷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吉宏拿放在筛子里的地雷时，不小心把一个地雷的保险绳挂在筛子边上，引起了爆炸。筛子内放着28个地雷，保险绳都在筛子边上搭着，因此一连爆炸了好几个。我正在隔壁校长的窑洞里和总支书记王鼎勋研究最后撤退的问题，前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我心想，没听见飞机响，怎么会有炸弹声呢？正在迟疑中，过道里的灰尘一涌而来，我顿时明白了，是前窑放的地雷爆炸了。我一脚将窗子踹开，跳到院子里，忙问毛久德里面还有谁？他四面环顾了一下说都跑出来了。我不信，便进窑洞检查，只见窑洞内灰尘弥漫。我摸了半天，确实没有人在里面了。我出来又问谁受了伤？他们互相看了看，除杜吉宏大腿上擦了一点皮，没有出血，别人都好好的。怪哉！好几个地雷爆炸了竟然谁也没有受伤！毛久德满脸灰尘，眼斜着笑眯眯地说：“啊！炸弹的威力不过如此而已！”这句话打破了受惊后的沉闷空气，惹得大家苦笑起来。室内灰尘落下去以后，我们把窑洞打量了一下，七八尺宽、一丈多长的窑洞里，除了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炸毁了。地下放的包包菜被炸得粉碎，靠墙根立一把斧头，柄炸烂了。过道拐角的一口水缸，露出来的半截炸掉了。毛久德平日记帐用的桌子，桌腿多处受了伤。好几个地雷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爆炸，其他东西都无一幸免地炸毁了，可是四个人却无一受伤，这种现象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敌人进入延安的前两天，3月17日晚上，我和王鼎勋去新市场沟同王朗超同志联系，看敌情如何？朗超同志告诉我们甘泉的电话已不通了，说明敌人已占了甘泉县。同时又告诉我们，延川县的文安驿也被敌机轰炸了。王鼎勋同志的家在文安驿附近的舍胡沟村，离文安驿只有5里路。我和王鼎勋怀着急迫的心情，急速往回走。王鼎勋一路念叨着他们家里的人喜欢赶集，说不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批评王鼎勋太迷信，但是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仍在不停地念叨着。我们回到桥儿沟，一进门就看见炕上坐着王鼎勋村里的一个人，王鼎勋赶快问：“你来干什么？”那人说：“你父亲在文安驿被敌机炸死了。”这是一个意念的巧合。于是，王鼎勋连夜赶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他这一去，被敌人的封锁线隔住出不来了，他就在当地打游击，好几个月未能归校。 王鼎勋同志去后，我们整夜奋战，完成了最后的坚壁清野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撤离延安，向丰富川窑子沟方向转移。从此，我们踏上了转战陕北的漫漫征途。 1947年3月17日夜，我们赶到窑子沟。前几天从延安撤出的部分教职员和学生仍停在这里。第二天，敌机在延安周围狂轰滥炸，窑子沟上空也有敌人飞机不停地打机关枪，乱扔炸弹，炸死了不少的羊，人们藏在窑洞内没有伤亡。窑子沟离延安较近，当天晚上，我们全校就又向安塞吊儿沟转移。 从窑子沟出发不久，要翻一架叫榆树峁子的大山。天气很不好，黑得展臂不见拳头，又是风雪交加，我们几百人没有一个手电筒，加之外地来的一些同志都不习惯走山路，所以接二连三地出问题。一开始一位女教员摔了一跤，还算幸运，没有受伤。接着是任远志同学从土崖上掉下去了，把一只脚窝得变了向，还是我即刻使劲一拉，使她的脚关节复了位，但她疼得直叫唤，不能走路，只好让别的同志搀扶着走。 从榆树峁子山上下来后，在一条深沟里往前走着，突然听前面说又有人摔到沟里了，身上背的碗和缸子摔得丁哩当啷直响。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费了好大的劲，摸黑到沟底下把人拉上来。听声音是冯思臻，刚说了几句话，谁也没有发现下面还有个暗坎，一走他又掉了下去。我们又把他拉上来，多次询问他是否摔伤？也许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思臻一再说他好好的，没有摔伤。我一再提醒他刚摔伤有时不易觉察，叫他再仔细检查一下，他仍回答说：“全身都很好。”走了几里路后，思臻突然对我说他头上有个窟窿。我正埋怨他：“你为什么早没发现？”他说他把脸上流的血当成雪化的水了。擦了几次火柴都被风吹灭了，只好摸着黑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往前走。好在天亮以后，他进了学校刚成立的医院。 学校的人都集中在吊儿沟。敌人进占延安后不断向四周扩散，我军集中兵力在青化砭打了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多团，挫败了敌人的锐气，长了我们的威风。但因敌人的兵力过多，很难阻止他们前进。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让学校再往北撤。 这次转移就不像从延安向吊儿沟转移那样从容不迫了。 这次非常紧迫，几天之内就要完成北撤的一切准备工作。当时要求尽可能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出发前在吊儿沟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如：学校和医院的人员分配问题，谁去医院谁留学校；还有病号、身体不大好的女同志、小孩、年龄小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顺利北撤等。 任远志同学在榆树峁子受伤后还未恢复；贾萌同志患脊椎结核腰展不起来，行动很困难；艾民同志产后还要人抬；有些同志行走有困难又不会骑牲口等等；还有事务处本身的准备工作，谁打前站，谁收后营，谁负责食宿，一群猪谁赶，一台显微镜谁背……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一安排妥当，使人人各行其职。 北撤开始，从吊儿沟出发，经过瓦窑堡、王家湾的涧峪岔。在涧峪岔住了一些时间，边区政府又通知我们西撤到安定县的麻柴沟住了几天。教育厅中教科长高云屏同志来信传达上级指示：让老弱病残、妇女一律就地安置。但麻柴沟距安定县城只不过几十里路，而且敌人已占了安定县城，就地安置让人很不放心。最后决定将准备就地安置的同志带到安定县川和安塞县中间的山区再安置。 从麻柴沟出发往安塞的化子坪走，需要从距安定县5里路的地方进沟。因为离敌人太近，人们的情绪特别紧张。我亲自收后营，刘允若等几位同学走路不行，我一人就背了三个背包，总算顺利地通过了危险地带，晚上摸黑走了几十里路，到了吴家湾。我们去后，群众以为是敌人来了，都跑了。 我们一进村一个人也找不到，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几个群众。他们知道是自家人时，才陆续回到村里来。在吴家湾住下以后，研究如何执行就地安置任务。要就地安置的同志不愿意留下来，因为口音不同，敌人来了很容易认出来，学校几位领导也感到放心不下。最后只安置了一个叫陈锐的女教员。这个村子是在一座很偏僻的高山上，比较安全一些，但第二次东移西村时怕不安全，又把陈锐同志带上了。当时只有贾芝和李星华同志把一个小女孩送给了杨家窑的农民抚养。那时医院在化子坪一带，有些人的安置需要和医院商量。在化子坪住了几天，在这里，把肖景等几位同志留给了医院。 从化子坪出发经子房坪到侯家湾，学校住在侯家河、狼牙岔一带。这里住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一个多月。学生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学校在这里也种了菜。那时学校经常和住在志丹县的马锡五同志联系。大约是6月初，学校派王树华同志去联系，马锡五同志告诉说：“敌人准备西进，让学校往志丹方向转移。”学校几位领导研究后认为：敌人准备西进，我们也往西撤，这样将永远甩不开敌人。为了避开敌人的进攻方向，认为学校还是向东转移比较安全。但向西撤是马锡五代表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往东去是违背命令的。经过再三考虑，一致的意见还是避开敌人，向东转移。 6月6日，学校从侯家河出发往东撤。在山上遇见边区医院往西撤的伺志，他们向我们提出严肃责问：“你们往东走是不是不想要命？”我们耐心地解释向东撤的理由，他们只好说： “那你们就试试吧！”下午，我们到子房坪和医院联系，李信政委和芦云克副院长讨论到天黑还定不了去向，我们又决定从子房坪翻山经过周家沟往东走。从周家沟出发，赶天亮过了银河。几天没有吃好饭，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进到一个村子，看见一户人家蒸下不少大馒头，我们向他们乞求：“不管贵贱，让我们吃两个馒头。”主人说：“你们也是陕北人，我们这是给老人过五七蒸下的‘献贡’，你要是实在饿得不行，就吃吧！”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再也不好意思吃了。后来又买了一升炒面，我和王玉亭、刘育法三人饱餐了一顿。当天晚上我们住宿在打儿窝和李家圪凸坡村。这时，我让王玉亭、刘育法前去安排住宿，我实在累得不行了，先在路边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倒，就失去了知觉，赶到睁开眼，已是满天星星，爬起来赶快往宿营地跑，好在前面去的同志已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当天晚上吃了一顿黄米干饭，我把剩下的黄米饭满满地盛了一缸子，拿手帕包起来。估计有这么一缸子饭，明天就不会再挨饿了。睡到半夜，吴台亮送来信说： “敌人正在向我们住的方向走来，让我们赶快离开！”于是，我们紧急集合出发。从李家圪凸坡到卧牛城要翻一座40里的大山，走到天亮以后，听见敌人的机枪声和炮声，可见敌人离我们只隔一道山梁。群众听见枪声都往北面跑，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的情绪也紧张起来了。我在后面走是防止有人掉队。 前面有人给我传话，情况紧急，让我赶快到前面去。我赶到前面，大家批评我说：“说了多少次，让你不要背背包，背包让牲口驮上，你行动方便一些，你就是不听。情况如此紧张，你还背着背包在后面走，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我一面听取大家的批评，一面分析地形和我们的行动方向。我劝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可以不直接去卧牛城和青阳岔，先往西走，就可以把敌人避开。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往偏西方向走。一下山是申家园子村，只见中央警卫团三支队的一个战士拉着马在村口站哨。我问情况如何？他说：“很紧张，你们行动要快一点。”说完话他就骑着马往申家园子沟里进去了。我们走了40里山路还没有吃饭，可是又找不到村干部，也找不到粮，只好用我们自己驮的粮做饭。饭还没有熟，情况突然紧张起来，慌乱中吃了饭分两路走。一路从申家园子往东北走；另一路转向青阳岔走，这一路主要是运输队，因为山路不好走，只好到青阳岔下去再往东北方向走。但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在文件驮子上备上火柴，牵马的人手里拿着斧头，一旦发现敌人，就把文件驮子上的绳子砍断，就地把文件烧掉。这个任务由王玉亭等几位同志负责执行。下午走到齐家园子谢怀德家，谢怀德的哥哥正在家，因情况紧急，他准备马上离家归队。我们也离开齐家园子向庙涧村方向走，赶晚上住到靖边县的庙涧村。这一天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为了弄清准确的情况，王黎明等几个同学在前面侦察，我也和他们一起侦察，这个时候最怕的是和敌人的侦察队相遇。 到晚上，刘允一和徐某（名字记不清了，他是高树勋部队起义的，是当时唯一打过仗的人）带着武器压后营。 半夜，从庙涧出发往小理河方向走，经过一处沙漠地，赶天亮到达柴家河村。一个老女人端个尿盆出来倒尿，一看见我们便惊呆了。她以为是敌人。待走到跟前，她才看清楚，高兴地说：“啊！你们是自己人。”在这个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刘家河村住宿。从刘家河半夜出发，天亮时又赶到小理河一座桥上，遇见一位当地的干部，他说：“榆林的敌人往这个方向压，要和石湾那面的敌人接头，使小理河川变为一个被夹击的地带。”晚上，我们赶到高镇住下，孙伟等几位同志提议：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要求第二天休息。我和大家商量，既然这里是一个可能被敌人夹击的地带，住在这里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再辛苦一天，就可以摆脱敌人的夹击。经过讨论决定：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离开这里好。 第二天，我们由高镇出发到了马蹄沟，见边区政府也住在这里，我们就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住下。由于这里条件不便，两天后学校又搬到霍家渠住。从侯家河出发，经过十天的急行军，紧张的生活总算是告一段落。 霍家渠是个比较偏僻的村子。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的平静日子，学生也上课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原来的商店、作坊、农产品等方面的收入都没有了，只剩下李太和带着徐金山、黄炳武等几位同志搞一点流动的小生意。但这远不能维持学校几百人的生活。 此后不久，我们村里来人说：我唯一的女儿病重，拉肚子，让我很快回去。我在边区政府医务所要了一些磺胺一类的药，准备送回去。我和高玉印、樊玉贵、武生冒以及我们村来的那两位同志，一块走到杨家园子镇时，从永坪（距我家15里路）过来的人说，敌人把永坪占了，正在四面掳掠。 听了这消息后，我立刻决定不回去了，药让村里来的同志捎回去。几个同志一再说：“赶晚上就到家了，你回去看一下马上就离开。”又说：“敌人即使来了，群众也会掩护你，敌人不可能把你抓去。”我说：“学校工作需要我，战争环境万一出不来就误了大事，我不能为一个小孩子冒风险。”说完我就返回霍家渠。结果高玉印、樊玉贵、武生冒几位回去后，在敌人的封锁圈里出不来了，只好随地方干部一起打游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又返回学校。 7月份得知敌人准备进攻绥、米、佳、吴等地，于是学校撤到佳县的高家畔，准备过黄河到山西去。过河前，我和马济川校长要去木头峪开会，决定把学校所有物资提前运过黄河。木头峪会议是由教育厅高云屏同志主持，会上决定把子长中学并入行知中学。 木头峪会议以后，得知我军要把敌人引到无定河以东消灭。据此分析：敌人一旦过了无定河就会占领黄河的各个渡口。因此，我们感到既然已经决定过黄河，就不如早过黄河为好。于是派徐金山同志和佳县县政府联系，县上告诉徐金山乌龙铺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就意味着敌人已占领了乌龙铺。学校决定立刻组织人去联系船只，次日一早过黄河。船组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黄河边。那两天黄河正发大水，从佳县县城往河边渡口走的路都被水淹了，人扳着石崖在水里摸着走。还算幸运，大家都安全到达渡口。可是到渡口一看，中央医院的伤兵摆了一河滩，这又如何是好？按说应该先让伤员过河，但学校干部烈士子弟多，一旦出了事，也是大问题。怎么办？我们只好和医院的领导商量，没想到医院的同志立刻决定：既然是学校组织的船，就让学校先过。 我们马上组织人员上船。此时黄河真的在“咆哮”了……我是最后走的，我坐的那条船经过28个巨浪，在对岸渡口以下好远的地方，船靠不了岸，下面是齐胸深的水。艄公喊着： “下船！还不下船等什么！”有的同志稍有迟疑，就挨艄公的骂：“巴老妮的！不下水还在老爷船上等死！”无奈，男男女女都跳下水里，蹚着水上岸。从此，我们最后一次告别了战争环境下的最紧张的一段生活。 山西临县的庙平村，是学校的转运站。从佳县运过来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我们过了黄河后当晚赶到庙平，早过河的人给我们做了山西有名的莜面，“犒劳”我们。莜面蘸一点醋蒜吃起来特别香，可是，我们不知道莜面不能吃得太饱，结果吃了后肚子胀得不行。第二天到白文镇住了两三天后，就搬到郝家坡。从此工作、学习都正常化了。到郝家坡后上级指示本来还要继续北撤到兴县去。打前站的王树华、秦建德都到五寨和神池两处了。由于陕北的仗打得好，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于是决定不再北撤了。 1947年8月，学校到郝家坡，直到1948年的1月，学校又返回陕北的瓦窑堡。这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吃，天天喝黑豆稀饭。那时人们都感到肚子特别空，能找到一块糠窝窝填进肚里也是好的，可是，哪里去找呀？ 我们估摸着瓦子街战斗一打响，就有希望回延安了。大约是4月18日，李景膺专员在瓦窑堡街上连跑带喊：“瓦子街战斗把敌人消灭了，我们胜利了！”瓦子街战斗一结束，估计延安的敌人就要南逃。所以，上级决定各单位立刻组织先头队伍往延安赶，准备收复延安。接到瓦子街战斗胜利的消息后不到两个小时，我就组织人员往延安进发。等我们到达延安，敌人早就跑光了。听群众说，敌人那时正在演戏，唱戏的未换装、未洗脸，就跑了。 在转政中，学校主要的东西没有丢，人员无一伤亡，回到延安印讲义用的纸和一些其他办公用品，还是战前的。我们把这些东西带上，经过战争中的转移，又把它们都带回来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进攻延安的意图宣告彻底失败，同时也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序幕。全国解放胜利在望。 1988年11月28日于西安 -------- 冯士休 男，边师三队学生，延中事条处主任。曾任国家农业部土地利用总局副局长，陕西省农业局局长，现为陕西省政协常委。1939年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44年被评为延中先进工作者，近几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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