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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英



温明芳口述
王桂苡执笔

  我有一张最珍贵的照片。虽然时间太久,照片已发黄模糊了,但我至今还如家珍似的珍藏着。
  照片左边一个最好的位置是空着的,是给我的年少的同学、亲密的战友——王涛英留着的。
  那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我们要回国时拍的。她本应该同我们一起回到祖国;她本应该同我们一起在朝鲜合影留念,可是她却不在了。我们中间不能没有她的位置,这个空着的位子将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涛英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那么年轻,仅仅23岁。
  39年前。
  1952年10月16日。
  朝鲜平壤一带的大地上,整整下了一天半的鹅毛大雪。
  雪,把树,把山,把房屋,把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白色。寒风刮起,刺骨的寒冷,寒气真是逼人。
  这天夜晚,我们轻伤院的医护人员正在开党的小组会。
  忽然,窗外一道闪光。那闪光耀眼得刺人。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是什么光时,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飞机吼叫声擦着山顶而过。轰隆隆的爆炸声四起。党的小组会中断了,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跑到门外,看究竟是哪里遭到轰炸。
  我一看山那边火光四起,如同白天一样,那儿正是汽车团和内科医院的所在地。
  这时,总院部打来电话说,内科院被敌机轰炸,伤亡情况不明,请快速准备接纳伤员。
  我们立刻忙碌起来,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可我的心老是安放不下来,总是发毛。我的同学、战友——涛英就在内科院。她怎么样?她该不会……我不敢再往下想。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战友的伤亡情况。
  当晚,没有送来伤员。后半夜我们还迷迷糊糊打个小盹儿。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脸没顾上洗,牙未来得及刷,请个假拔腿就往隔山的内科院方向跑去。十五六里的山路被雪覆盖着,被炮弹炸的弹坑一个挨一个,我跟着战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连走带跑着,一下子摔倒在弹坑里。爬起来,连身上的雪都来不及拍掉又继续赶路。
  “同志,王医生在哪儿?”
  “同志,见到王医生了吗?”我逢人就问。
  大家都在繁忙中,没有人停下来回答我的问话。
  只见抬着的,背着的,扶着的伤员被医生、护士们送去接出,我在他们中间穿行着,打听着。
  当我跑到涛英的住地时,一些老战友已先赶来了。
  我忙向一位熟悉的战友问:“王医生在哪儿?”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用手指了指一间民房。
  我转身大步向民房奔去,感到凶多吉少。
  这儿有不少人,我熟悉的,不熟悉的,唯独没有见到涛英。我扒开人群,拼命挤进去。啊!我最怕的事发生了。我看到了她,她……她……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一位军医已经给她盖上了白布单子。围着的人不说一句话。
  我蹲下去,掀起白色的布单子,看看她。她安安详详,像平日睡着一样。嘴角还微微带点笑意。我摸摸她的手,已经冰凉。我握着她的手泣不成声地呼喊:“她没有死,她会醒来的,她一定会醒来……我俩还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啊……涛英……”
  同志们有的劝我宽心,有的抹泪。一位战友放声大哭起来。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场的赵正政委见到战士们悲痛大哭,怕影响士气就大声吼道:“哭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战场!”这一吼把大家震住了。他接着说:“这是我们思想太麻痹。我们只能记取教训……”
  赵政委又何尝不伤心呢?当年在国内解放战争中,他也是我们的领导,而在国内战争前,他是我们的老师。哪一位老师不疼爱自己的学生呢?!
  我们忍住哭声,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抢救伤员的紧张战斗。
  事后我才知道,涛英冲出屋外抢救伤员时,被炸弹爆炸后的气浪掀起,又重重地摔在炸弹坑旁,造成内伤而牺牲。
  当我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桌子上还打开着她的一本内科诊断学,旁边放着她的学习笔记本,抽屉里还有她留给爱人的几个红红的苹果……。
  涛英的老家是河南内黄县。因家乡闹灾荒,一家四口四处流浪,逃荒,要饭。不久积劳成疾的母亲过世了。父亲为生活所迫,只好卖掉弟弟。她与父亲相依为命,逃到延安桥儿沟落脚。
  她父亲参加了八路军。11岁的涛英开始自谋生活。
  她当过保育员,也给人当过保姆、看孩子。白天看孩子,晚上学文化。她就是靠这种顽强的毅力,自学文化课而后进入延安中学的。入学不久,她加入了毛泽东青年团,18岁时光荣入党。她每干一样工作都受到表扬;每到一个单位都得到好评。
  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诚实厚道,称她是个好心人。
  她不光心眼好,人也长得很美,高鼻子大眼睛、乌黑的头发配上那圆圆的总带笑意的脸,谁见了都喜欢。
  我们这些比她小几岁的人,视她为大姐,并引以为荣。她视我们为小妹,时时关心爱护我们。在这种相互关心与爱护中,有时还闹出一些小笑话。
  我说过,她人长得很美,又正当青春年华,向她投来爱慕之光的人是很多的。我们这些小妹遇上“看不上眼”的人来找她,就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她不在。”或找别的借口搪塞,每次她总对我们笑笑,从来不生气。
  当我们知道她与韩某的关系时,我们视为“合格”,就为他们开放绿灯。只要他一来,我们就会自动躲开,使他们有说话和接触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小妹妹成了她的义务“保镖”。
  她是1950年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畔与韩某结婚的,他们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当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燃到鸭绿江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江去,在志愿军长长的行列中,就有她的爱人。
  不久,涛英将刚来到世上不到两个月的女儿交到陕西的婆婆家,就风尘仆仆地奔赴朝鲜参战,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参战期间,她的孩子终因断奶过早,家乡的生活条件差,未满周岁就夭折了。爱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她。
  后来,在整理她的日记时才发现,她早已知道女儿不在人世了。出于母亲的天性,她把这种母亲对女儿的思念和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抒发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她也曾背着爱人,背着战友,偷偷地流泪。她是一位母亲,然而她更是一位战士。
  涛英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她的爱人失去了好妻子。她永远长眠在她战斗过、捍卫过的朝鲜土地上,连同她的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依稀的白发出现在我的双鬓,而这照片上的我们都依然年轻而俊美。涛英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是漂亮、洒脱、只有23岁的年轻人。她没有死,永远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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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明芳
  女,延中十九班学生。曾任陕西省政府卫生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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