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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小心滑倒，滑倒可就滚下山去了！”我们手拉着手，有的还柱着木棍，小心翼翼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山上向延河边的饭场走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路是红胶泥土，脚一踏下去，鞋袜全泡在泥浆里。我们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着，有的地方还得歪歪斜斜地向前挪动。拐过一个小山岗，这是一处最陡的坡道，忽然看到路旁站着一个人：“啊！明主任，教导主任明焰！”他披着那件已经穿了几年的旧棉衣，正在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往下扶。雨水从他的帽檐、脸颊、衣襟上一串串地往下淌。看着他那瘦弱的身影，我们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感激、怜悯、敬爱……说不清楚。这时，落在我们身上的是冰冷的雨水，而注入心田的，却是一股暖流。 明主任经常召集同学们讲话。他声调高亢，有时甚至激昂。但既没有训斥，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种心声的交流。即使严厉的批评，也能使人心悦诚服。记得有一次他批评有的同学拿别人生理上的缺陷开玩笑时，语重心长地说： “同学们，你们想想，总不能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吧！”一句话启发了大家的良知，把同学们引向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从此以后，这样的玩笑再也没有了。因此，同学们遇到什么苦恼，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找他谈。如今，他站在冷飕飕的秋雨中，向每个同学伸出温暖的手，我们的心情怎能平静呢？大家劝他回去，他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同学走下山。 伴随着秋雨的，是秋风。风挟着雨迎面扑来，使人浑身打战。我们虽然都有一件厚实的“雨衣”——棉袄，这时也不足以御寒了。公家发的棉军装，有多种用途：冷了当穿的，坐在地下当垫的，晚上当盖的，下雨时就是挡雨的了。但对我们这一群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还是寻找各种话题逗趣。 走在我前面的女同学白雪，脚下一溜，几乎滑倒，不由得“哎哟”一声惊叫。后边的赵如彬轻声慢语地说：“呀！多危险，几乎把中国的一位‘女文学家’牺牲了！” “看我们的‘理论家’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如果从这山上摔下去，全国都得开追悼会呢……”白雪也毫不相让地回敬了一句。话音未落，只见一位女同学身子一晃，尖叫一声： “天呀！快！”引起一场大笑。 1948年的秋天，我们延大附中更名为行知中学，校址从东关的清凉山下搬到王家坪北边的山崖上。这里面临延河，坡陡路窄，窑洞就挖在这一面坡和几个小沟岔里，厨房设在山下的延河边。没有教室，没有桌凳，没有食堂，每次进餐，都得沿着弯曲的小道爬上爬下，遇到雨雪天，行走自然十分艰难。但一日两餐，我们是风雨无阻。 延安的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厨房很简陋，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滴到笼屉上，滴到饭锅里，但毕竟比露天要好一点。炊事员老黄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他把一部分同学让进厨房，多数人只能躲在石崖下，或者干脆站在雨地里和着雨水就餐。 乌云在天空缓缓浮动，延水在脚下湍湍奔腾。石缝里，崖畔间，草木苍苍，山路上时有人影在晃动，三五成群，互相搀扶着。我站在雨中，看延安的山，延河的水，看着攀登在山路上的同伴，心里忽然想起绥拉菲摩维茨笔下的《铁流》，那褴褛、饥饿、疲惫的行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 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涯吧！ “假如把我们学校的生活拍成电影，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咱们过黄河，上吕梁，战地的深夜转移，踏着1尺多厚的大雪行军，一直到回延安后掀起的学习热潮……”站在我身旁的同学，一个个触景生情，联想翩翩。 “在山西隰县的深山里，每天上山打柴、拾地软、挖小蒜，跑几十里路背粮……” “记得吧，在背粮的路上，杨典老师讲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家听得忘了疲劳……”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致勃勃。这时，我们的棉衣早已被淋透了，雨水顺着发丝、脖子流进衣衫。 “喂！你们几个，还不快走，大雨又要来了！”已经爬上半山腰的同学喊道。我们抬头一看，果然从清凉山那边，一层厚厚的乌云又压了过来，天更阴沉了。我们腋下挟着小瓷盆，急急忙忙向山上爬去。 -------- 党乐平 男，现名卫群平，延大中学部学生。现任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主任，主任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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