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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释放后，来了很多谢罪情，现选录部分：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和管理所当局的感谢信 1956年7月25日 我们以非语言能形容的感激和喜悦心情，聆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我们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宽大赦免的命令。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再生之地——新中国，返回亲爱的祖国日本去了。现在，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要和比自己亲生父母还要更关怀我们的各位先生离别的伤感心情，同时，也不断地涌现出在管理所6年生活的种种回忆。 回想起来，几年前的我们，是多么污秽丑恶啊！每当想到这里，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十几年前，我们参加了贪婪的日本财间和军阀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手握屠刀侵入了神圣的中国领土。从幼小就受到野蛮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我们，相信这场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圣战”、“为了国家”，并梦想借此机会“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其结果，就是将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杀害了难以计数的爱国人士、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等等，用尽了各种手段，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在战争中，我们丧失了人性，变成了血腥的魔鬼。我们为了练胆量就随意杀人，毫无顾忌地散播细菌、放射毒瓦斯，就连无辜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也不放过。我们所到之处，顷刻间就会变成血与火的海洋，将宁静的村庄、美丽的山河化为一片片废墟。由于我们犯下了如此罪行，有多少人们丧失了亲爱的骨肉、失去了美好家园而饥寒交迫流落异乡！又有多少血泪流淌在中国大地上！我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恶。 战争也同样给我们的同胞造成了数不尽的悲痛与不幸，有两千年历史的祖国陷于外国军队占领的悲惨命运。正是由我们参与的这场战争给自己的祖国、同胞带来了如此灾难，日后，我们有何面目再见父母同胞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成了俘虏。1950年7月，我们由苏联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我们这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管制，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以无数牺牲而赢得的当然权利，是神圣正义的事业。然而，我们在管制的最初阶段，竟否认自己犯有滔天罪行的事实，并认为我们不应被管制，因为这种管制就是整治我们，我们将受到中国人民复仇行动的悲惨待遇。 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中国人民给予的待遇，是和我们过去对中国人民干出的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毫无相似之处、不可相提并论的。自从我们被管制以来，始终一贯地被管理所当局保证我们做人的人格尊严，被保证着我们的文化生活和身体健康。我们每天吃着管饱的大米饭，吃着有充分营养的菜肴，此外，还经常能吃到日本人习惯的“紫菜饭卷”、“鱼糕”、“油炸食品”、“酱汤”、“小豆年糕汤”等等。每年夏冬季节都要给我们每个人崭新合体的夏装和冬装。我们住的是有暖气设备的房间，用的是充足的日用品、香烟，还供给我们苹果、蜜柑、梨等水果及各式点心，我们至今从未有过一次饥饿和寒冷的感觉。 为了增强我们的健康，管理所当局给我们安排了充分的娱乐时间，娱乐设备有：排球、篮球、乒乓球、网球、克郎棋等等体育用具，并备有30多种乐器，还有数千册的图书以及各种报刊杂志，我们还看过200多部世界各国的电影。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愉快、欢乐的。有许多人自从来到管理所，学会了唱歌、跳舞、吹奏乐器，一些文盲甚至学会了几千字。 中国人民和管理所当局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卫生条件：住的是没有苍蝇、蚊子、跳蚤的屋子，洗澡、理发都很自由。管理所当局还定期为我们安排身体健康检查、进行预防注射等等。每当我们患病时，在设施完备的医务室里，医护人员就会迅速为我们治疗，使我们及时恢复健康。这些医术高明的医务人员对我们的病痛比我们的父母还要关怀备至，当病情需要时，他们毫不吝惜地给我们使用珍贵的药品。我们当中受到他们的关怀而恢复了健康的人真是太多了。当然，我们一旦得了重病，就会被立即送往市内大医院进一步妥善治疗，以保证我们恢复健康。我们中间患有肺病的人都曾被送往市郊疗养院疗养，享受着同中国人民一样的专门待遇。有几十个同伴的生命就这样从病危中得到了挽救。 管理所当局始终尊重我们的人格，在那里，我们从未遭受过殴打辱骂。即使我们违反所规而表现出丑恶的反抗态度的时候，管理所的指导员先生、班长先生们始终以诚恳的态度对待我们，为我们的切身利益着想，以极大的耐心向我们讲清道理，温暖的语言给了我们深深的教诲。先生们的态度，丝毫没有复仇心理，也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感觉。相反，完全出自真心实意希望我们能生活得好些，能看到我们的光明前途。 当然，这些仅仅是我们所受到的待遇中的一部分，更让我们难忘的是，从今年开始，所方用一个月的时间安排我们外出参观。我们乘坐的是专用卧铺列车，住的是一流的旅馆。我们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为建设自己的伟大祖国突飞猛进的光辉成就，看到中国人民在和平繁荣的祖国幸福生活的情景，使我们心灵受到震撼，从另一方面看，能让我们这样的罪犯参观社会，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新中国，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我们所犯的罪行来说，我们本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中国人民反而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以这样的待遇！ 原来我们也是人！受到这样温暖的关怀，接触到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胸怀，怎么能想不起自己那些丑恶的罪行呢？！怎么能不感到过去所犯下的那些严重罪恶的可耻呢？！就这样，终于使我们长期被掩埋的良心复苏了！ 在这样优厚待遇的环境里，我们逐渐从前半生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恢复了人的良心和人的情感。同时，我们对中国人民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博大宽厚的胸襟，从心灵深处不能不为之感泣！ 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显然，中国人民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同我们区别开来，是把我们的罪恶同我们个人区别开来，并希望我们能早日清洗过去的罪行和错误思想，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成为爱好和平的人们中的一员。从这里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深深地痛恨帝国主义和战争，但绝不是憎恨日本人民，相反，对日本人民的灾难给予同情，这完全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着想的。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关心着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我们这些人，并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谎言终究是站不住脚的，真理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绝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而是日本人民真正的朋友，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过去走过的侵略战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罪恶黑暗的道路，是违反真理的道路，我们的行为是蹂躏正义与人道的鬼兽行为。我们进行的那场战争，绝不是“为祖国”，也绝不是“为了亚洲和平”的“圣战”，而仅仅是为了少数财阀和军阀利益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对日中两国人民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做为一个正直人的前进方向，那就是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道路，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的道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防止战争，才能真正地使我们的父母兄弟得到幸福。也只有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牢固的友谊，才能保证和平，这也是日本民族能够得到幸福的惟一途径。做为一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社会发展而斗争，这是崇高光荣的事业，有了这样的理想，我们也就感觉到了新的人生意义。 回想起管理所，对我们来说真是一所对人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学校，在这6年的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中国人民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伟大崇高的宽大政策，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更谈不上奔向光明前途的未来。 在6年生活当中，始终如一地教导我们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的中国各位、管理所所长先生、指导员先生、大夫先生、护士先生、班长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先生们，现在，我们对于你们的充满慈爱的指导和种种关怀，由衷地深深感谢！ 各位，真是太谢谢了，今后，我们无论怎样，对于先生们在我们六年生活期间所给予的亲切关怀，是永生难忘的。 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宽大处理，赦免了罪恶深重的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故乡重见父母兄弟，安度和平生活。我们即将回到梦中思念的祖国，很快就能和期盼着我们的骨肉团圆。然而，被我们亲手残害而含恨九泉之下的难以计数的中国的爱国人士、无辜的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们的亲人了！他们也无法看到用自己的宝贵生命顽强斗争而终于建立起来的美好新中国了。一想到这里，我们就会感到心痛欲裂、惭愧万分！ 中国的各位先生：我们对于祖国那葱翠的山、碧绿的水、樱花盛开的美丽故乡怀着无限深情。正因如此，我们把战争的教训和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不记前仇、不分国界的崇高恩情深深铭刻在心。为了我们的父母兄弟，为祖国和同胞，为人类持久和平，我们要把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后半生贡献出来，用以报答深情厚谊的善良的中国人民。 现在，我们已恢复了人的良知和感情，我们怎么能再犯过去的错误呢？！又怎么能再用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呢？！我们绝不能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绝不再受军国主义的欺骗，我们一定成为真正的人，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人类和平。我们在各位面前庄严宣誓；我们为日本的真正独立和民主，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尽我们全部力量继续奋斗！ 尊敬的中国各位，再见了！管理所的各位，再见了！ 受到宽大释放的全体日本战犯 （2） 伪满皇帝溥仪被特赦释放回到北京后，致管理所的信。亲爱的金所长、李科员请转管理所工作人员各位： 管理所所长和全管理所各位，当我离开您们，我心里是那么难过，实在是难舍难分。十年来对我的起死回生的教育改造，父母般的温暖照顾、关怀，费尽了苦心，才逐步使我认识了阶级罪恶本质和过去的罪恶，明确的认识了什么是真理，辨别了是非正邪，从鬼变成了人。今天蒙特赦回家，我身体离开了管理所，我的心永远在所长、李科员和各位的身边。所长、各位所叮咛和嘱咐我的话，我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以后一定以实际行动争取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真正新人。你们放心吧，您们的溥仪是绝不能丝毫辜负党的期待和您们的希望。我把您们教导我的话，作为我去社会上的指南。所长又亲自送我到沈阳、再三的切嘱叮咛，李科员亲自送我到北京。我们所长告诉我一定要保重身体，要健全思想、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保护自己的新生，听党的话等等一再叮咛。我今后一定时常写信，向我敬爱的所长同志、李科员同志和管理所各位保持联系，反映我的情况。您们不知道，我早就想给您们写信，我知道您们一定等着心急了，我这几天简直没有时间，刚要写信，不是这个来了，就是那个来了。除家族外，还有记者照相，今天还有大公报二位记者访问，谈了3个钟头，我告诉他们还要写信，他们说要不然下午来。我想中午还要到我二妹韫和家中吃饭，并且在上午想写信也写不完，于是又把原定计划变了。今天晚间我才写信，请原谅我！ 我向所长和各位报告，就是我这几天内所见的家属，他们的思想和看问题有许多不同，有先进的有落后。在12月9日我到五妹家中后，记者给我们又照了许多像。他们走后，我们吃早点时，我和他们互相谈话，我说我的新生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我的灵魂也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祖国繁荣富强，才有人民当家作主和幸福的一切，同时也才有我这罪大恶极的犯人得到学习教育改造，使我从鬼变人，认识真理和今天得到特赦和家人团聚的一切。我的蒙特赦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共产党为了我，曾费了多大苦心来说服人民，才得到人民的点头，这一点头可是难了。我的新生是党给的，我说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一样。我闲谈中我的堂兄溥佳表示像杜幸明真有血债的人都得到特赦，像您没有直接血债的人，更和他不同。我对他的这种错误看法，不能不对他进行反驳和帮助他。所以我向他说，不是这样的，杜幸明是对人民有血债，可是比较起来我对人民的血债比他多。由于我为日寇走狗，作它的帮凶，造成东北人民14年的严重灾难和痛苦，更由于我把东北的人民物力财力支援日寇侵略战争。我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同胞牺牲1000多万人、损失人民财富5000多亿美元，因此我的血债比杜幸明大得多。溥佳虽没有说什么，也点头似乎认为我说的对。我和溥佳、溥任（金支之）往我七叔家去看他。二妹韫和三妹韫颖、润麒、郑聩凯，后来溥亻间（画家）又来了，他们和载涛的五子溥仕，大家团聚，互道短长。我说了特赦的感想，说明自己今后的决心，要立功赎罪等话。我的七叔载涛说，过去在日本压迫下（大意）乃是不得已。我不能不帮我的七叔要正确认识问题，所以我就历述我怎样和日寇互相勾结，我怎样要复辟清朝，给南次郎写信，如何在“九·一八”后为汉奸，以后签订卖国秘约来换取日寇的正式承认我当执政；以及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把秘约合法化，以及把东北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等事实列举出来，说明我不是不得已的，而是卖国投敌。这样我的七叔也就无话。载涛招待我和家族一齐吃饭喝酒，我的从兄（五哥）溥亻间（画家）过去清室“看陵”大臣来了，看见我直要哭。我说五哥，我就和他握手。万想不到我这位五哥竟对我说“嗻”、“嗻”。（这是过去对皇帝答话的用语——“是”的意思）。我对他进行了说服教育。你是我的五哥，你怎么对我还答应“嗻”、“嗻”，我们应根绝旧关系，那是我犯罪的道路，我们应树立新的家庭关系，我对他们讲述了封建皇帝的本质——最大的地主头子，它是如何使少数人享福，大多数人受罪。封建制度如何停滞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欺压人民……。最后我说，要不然我们可以开个辩论会。溥亻间当然不能驳我的话，也就随我的话而点点头。听润麒说他后来对溥亻间进行批评帮助，溥亻间自认不对，不应当对我这样说话。 下午我和我六弟溥俭到厂桥派出所办户口、登记，很快就办完了手续。当天又发了本月粮票、油票、肉票。现在我还补充是我七叔的事情。载涛让我住在他家里，说万嘉熙家中小，他这里吃喝一切方便。中间又有民族事务委员关福禄给载涛打电话关心和问我的住址，载涛说要和我商量一下。我仍愿意住在万嘉熙家里，这样就仍然决定住万嘉熙的家中。我的七叔很关心我，对我说，你生活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并给我一块表，我说不要，我有表。他不信，我给他看，我说人民给我了这块表。我七叔给我一件大衣，又给我50元零用钱，我说不用。他一定要给，我就收下了。晚上我的从兄溥亻斤见我和五妹、俭六一同吃饭，我一看忻大哥来，我心里想这一定和溥亻间一样（溥亻斤的兄弟）对我还要“嗻、嗻”。出乎意外在谈话中没有表露旧关系，而且说我的改造比他们彻底，我心（也许判断错了）想也许溥亻间碰了钉子，告诉了他的哥哥？！ 12月10日本想快写信给管理所，并打算给二弟溥杰以及在押战犯写信。记者来，又搁下了。当天我和五妹韫馨从兄弟溥伦和记者（辽宁画报）一同参观了我们伟大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并拍了照片，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回忆起我初回国时，自念必死，我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看见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 10日晚又往我的三妹韫颖、润麒家中吃饭，润麒的五姨、三姨、大姨、小孩等都在那里。这次吃饭算有老（润麒的姨夫）夫妇、润麒夫妇合请我们吃饭。有溥俭、万嘉熙和我二、三妹同吃饭（有画家还有过去使用人，我在这些男男女女一同喝酒吃肉的情形下，我想起电影中“家”来，仿佛有这样一点气味！？）。 当天，民政局找我去，由姓殷的一位同志交给我政府给我的临时补助费（半月30元），并说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提出。我说一个月用不了这么多。这位干部说你领取吧，你的意见我可以反映上去。党和政府对我这重重温暖照顾，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形容的，使我落下了感激的眼泪。 11日早，大公报记者二人来和我谈话，仔细的问我在学习改造期间思想怎样转变的并让我说具体的例子。谈话约3小时多。中午我二妹韫和约我在她家中吃饭（郑陨凯工作在外）。这里吃饭仅有我，我的二妹和我六弟溥伦。二妹殷切嘱咐我，您在所里真是在大学校一样，您现在也别忘了学习、别忘了党的恩情来鼓励我，我同二妹和溥伦上百货大楼购买一些日用品，回来后宗光（润麒的次子）说他的母亲让他告诉我，民革的王家恢打算明天12日10时访问我，要我写些历史资料。 12月12日早，王家帧来见我，他希望我写一个关于东北近代史的材料，他说希望我写我从天津到伪满时期的一段，他还说他可提供东北材料。我问他通过组织了吗？他说通过了。他告诉我，他是属于“历史资料研究会”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副主任委员是申伯纯、王世英，还有3个常务委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我告诉他我在管理所曾写了一本书《我的前半生》，我过去的一切，那本书上全有，我向管理所联系一下再定。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怎么办才好，是否将来把《我的前半生》书寄来两本，我留一部，给他们一部，怎么办好请所长来信告诉我。感到空虚，每遇到问题和谁说呢？幸亏万嘉熙他在编译局工作，有他的组织。这样我便通过万嘉熙间接对他们党组织保持联系。可是我自己还没有直接对党的联系，尽管我写信给所长同志，但有时事情来了我怎么能及时报告所长，替我想办法呢？那是来不及的，我通过万嘉熙联系编译局党委，但今后我怎样和党随时保持联系的问题。万嘉熙向编译局党委做了反映，党委告诉让我直接和民政局联系。我说民政局那样多人，我找谁？万说他联系一下再告诉我，民政局工作人员可来我这里谈话。 所长，科员，我今天写到这里，以后随时报告，请时常给我来信。 祝所长同志、李福生科员同志健康、快乐，请代问全管理所工作人员各位好！衷心祝各位越来越健康！ 您们的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 1959年12月12日 （3） 我军事法庭判处13年徒刑的细菌战犯(木神)原秀夫，在刑满释放回国后，致郭沫若同志的信。敬爱的郭沫若先生： 我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在患病中获得释放的(木神)原秀夫。 我曾经扛着枪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不幸和灾难，并且我还犯过更不人道的，参加细菌战的进行。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给我们报复，反而给我们这些战犯以人道的待遇，在患病时还不惜一切地给我们医治。这真使我对中国人民感激不尽。 最近，我在国立医院又做一次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两侧肺尖部有局部性病变，需作短期的住院疗养。因此准备在最近病房一有空位就入院。我肺部的病变由于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治疗，因而不是进行性的。我对中国人民伟大的人道主义和宽大的处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回到了我所怀念的故乡——冈山市，使我感到，冈山县和冈山市人民都怀着促进日中友好的热情。这和郭沫若先生的缘分（郭沫若先生曾在冈山县读过书）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郭沫若先生所赠的为冈山县人民所夸耀的陈列在著名的“后乐园”里的“友谊之碑”，象征着日中友好前途发展，正健康的成长着。 我决心在恢复健康后作为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一员，为促进日中友好，献出我的微力。 我的长子宽树，今年4月考入神户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将来哪怕能够很少的为日中友好而做些事，我也是高兴的！ 今天当着冈山县访华和平代表团出发之际，把我对中国人民感谢之意，托他们带给我所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另外，我大胆的、冒昧地，烦您把我感激的心情转达给中国人民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若能如愿真是幸甚。 最后祝郭沫若先生健康，并由衷地期待伟大的新中国的发展昌盛。 (木神)原秀夫 1957年6月5日 （4） 中归联山口支部负责人广中万石致管理所的信所长先生、各位先生： 您们好！听到伟大中国飞跃发展的消息，我内心说不尽的喜悦。 辞别您们快3年了，回忆过去在管理所的生活，没有一样不使感到怀恋。在您们父母般的亲切教导关怀下，使我能够成为新人继续活下去，使我身心健康，直到现在没得过一次病。现在，我在从事家务工作，从9月起至明年6月止，从事精制食品的行销贩卖，从6月至9月，则从事冰类食品的贩卖。因为在乡村收入有限，还过着贫苦生活，但仍勤恳地劳动着，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在去年得了一个男孩儿，起名叫“一男”，长得很胖很可爱，到现在一年7个月，体重已达10多公斤，比我的身体还结实。今年11月间，还将添第二个孩子。我爱人身体很好，除了和我一同承担家务外，还从事制作洋服、打毛衣的工作，以补助家庭生活。 常有病的妈妈现在精神也很好，帮助我们带孩子。虽然，有时因生活困难和我爱人闹点矛盾，但由于我的劝解，彼此间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而我也得到了家庭的信任，甚至得到了社会上信任。无论农村问题还是日中关系问题，只要我一出来说话，周围的人就会说：“他说的没错……。”大家的信任也越加鼓励了我。在过去的“地方统一选举”和现在将要举行的“参议院选举”竞选中，我一贯投票选举那些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立场上，同时以废弃“安全条约”和恢复日中邦交为政治目标的候选人，井继续为此而努力。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人们的鼓励下，每周一次从晚8时至11时到离家3公里的邻街去学习，参加学习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街里已有几个朋友从7月起自己组织一个学习会。对在学习中空谈理论、死记硬背的会员，我就把我在中国的学习经验告诉他们，并常常开展自我批评。对某件事，直到今天我还有哪些错误想法，今后应当如何改正如何实践等等。他们对我的这种学习态度很抱好感，因而对学习有了新的热情。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好评，全都是曾经遭受我残害的中国人民教育的结果，在此，我由衷地深深感谢。 4月12日，我们邀请了国友常任理事，举行了今年第二次支部总会。出席总会的有开地六彦、山本邦彦、冈田武正、羽田正丰、伊藤玉男、波多野正男、河上末义、德光茂男、田村贞治、大村胜、藤本好洋、坂本武人、林福美、道中秋穗、重永悦美、上风吕武三、广中万石17人。 总会的召开，战胜了不利的条件，始终在友爱的气氛中进行，首先由我报告了支部工作，然后大家座谈了近3个小时。吃午饭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爱人做的盒饭打开让大家品尝。大家一面吃一面谈论当前的形势，大家还一块儿照了纪念像。经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了山口支部今后的工作目标： 一、要发挥“中归联”的特殊性加强共同斗争的组织性（特别是加强目前正在进行的废弃安保条约的山口县民会议的组织工作）。 二、加强互相援助。使每位会员共同前进，特别是加强对于联络不够的会员的援助，把这件事当作今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加以注意。 三、通过《支部报》指导每位会员的学习，保证办好《支部报》。 四、扩大参加“中归联互助会”的会员。 五、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反对和废弃“修改安保条约”的运动，努力使“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普及。 总会对以上各项工作作了决定，大家度过了愉快有意义的一天。 另外，在总会上大家曾打算联名给管理所各位先生写封信，但由于时间关系，以及准备不充分而没能做到。散会后，每位会员各自给管理所写了封信，现将收集的这17封信给您们寄去。 我们受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鼓舞，战胜了生活上的困难，正在从事反战和平的斗争。我确信不久的将来，日本一定会成为一个和平独立的国家。为了争取能把各位邀请到日本的日子尽早到来，我们将竭尽全力奋斗！ 最后，敬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并祝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 广中万石 1959年5月10日 （5） 被中国政府免予起诉宽释回归的田村贞直给正在服刑中的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的信。鹈野晋太郎并转正在服刑中的全体人员： 老没有写信了，真是对不起。 我想你们各位都很好吧。 我们自从得到了宽大的释免和你们分别以来，已经快8个月了。我也是悔恨和喜怒哀乐互相错综着的，而有种种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在这段期间内，除了自我反省之外，还抢着打算把这经验中的一部分向你们去讲的心情，而直率的写出来。 像是我那“回到日本以后，书籍是很多的，用功是充分可以作得到的吧！”专往好处想的想法，乃是完全错误的。像是这样的事，虽然也曾由所方当局指导员先生对个人谈过，但是现在才知道这样的事真是被摆到面前来了，首先是为生活所迫，买书的钱很不容易有；并且时间也很不容易挤出来。在这既复杂又把人忙得头昏目眩的社会现实中，单是想要正确的方法应付的这件事来说，就已经真正是筋疲力尽了。 固然，由于是这样原故，才非更要学习不可，但虽然知道是明明如此，而用功却很不容易办到，则是实情。当在中国的时候，是被给予以很好的机会，真应该拼命地去读很多的书用好了功，这真是让我后悔。 不论怎样虚张声势的说：“我已经有了底了，”和“已有了信念。”但是在这复杂的人民感情之中，在这使人头昏目眩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没有理论，真是身子连一动也动不了，现在就拿一个例子来看吧；前些日子，光文社（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曾把我们在中国所写的实际体验记实，名曰《三光》一书出版了，我的母亲把它读过之后，她说：“战争确是会把人变成恶人的。不过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像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做出了这样坏事的呢？我真不明白！”这本来难怪，我自己也曾为了要使她们从这种想法中得到解答，费了相当的苦心。如当人问道：“真是不好事，所以我反对战争。不过是为什么竟会作出这样的坏事来呢？”的时候，而拿那是因资产阶级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原故作回答。我母亲也好，其他的人们也好，是很难得到理解的。理论水平低的人，每次讲什么原则或是“生吞活剥”地来谈所谓什么“本质”，这样是反会得到人们反感的。我现在知道：自己虽然觉得仿佛是懂得了似的，其实一碰到实际的问题，其实真并没懂得的事情还是很多呢？回来以后，虽然出席过许多次的演说和座谈会，但经常使我痛感到用功的不够。 还有，经常被人所指责的话，例如：“光说中国的好，我是不能理解的。虽然说是新中国，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吧？”又如“听到你们所说的话，就使人听着会觉得仿佛像是一点也不想回来似的。哪有这样的道理！我简直不能明白。”等。这是由于只在谈一种固定形式的原则论，或是片面的光凭感情而说着“中国好，中国好。”这样，是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的。要把为什么好所以然，用通俗易懂的话，使人人都能听懂……。真是不用功是办不到的。使我痛切感到，必须很好很好地向所方工作人员各位先生的既有自信，并且还恳切，而又有坚强耐心的优良的态度去学习才行。同时还有，如果是理论的基础不够巩固的话，那是绝对运用不好的。 其次是资产阶级的用尽各种手段的大力宣传的问题。它实在是有组织的、不间断的，并且是从所有的角度上网罩下来的，这个大力宣传的“威力”确是了不起。不论是在睡觉的时候，醒着的时候，人们都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漩涡中生活。报纸广播不用说，从商店的广告起，从事务的组织起，直到体育、娱乐一切，全都被组织了起来，我们在过去所生活的社会固然都是这样的，但因为是在其中长大起来的，因而也就当上了它的俘虏，于是走向了战争……。由于受到在中国学习的庇荫，所以现在对于那里的事情是很了解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很敏锐地一样一样地感受得到。不过是，如果一不加小心，就会在这个有了充分组织的宣传之中，不知不觉间把敏锐的神经给减弱下去，致渐渐地就会连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这是可能的事！ 比这个还可怕的事情是：自问自答地说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一点点的事情，可有什么办法？”而对于一些事情作了让步。回国之后，首先碰到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于是便自己向自己说：“现在如果是把旗帜打得太明鲜了，就会找不到工作的。”不久之间，就会逐渐地在“为了找工作”的前提，恬然地作出反共、反华的事情来，于是也就会有了对于最高裁判所长的弟弟进行馅媚，恨不得把他家的门都要踏破似的那样的人，真是非得认真的用功，把良心努力洗涤干净不可的。 还有认罪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从前曾经工作过的机关里复了职，但曾经和我一同搞工作的同寮们在中央则是当了“系长”或“副科长”；在地方也是比我出身晚4年的后辈都当上了科长。在我这里，在东大24年毕业的人就是个“副科民”。至于工资，由于是属于复职一类型的关系，我所挣的比他多，但在实际上，我仍是受着人家的驱遣。虽然是真正办不了的事，但是可有什么法子。11年的空白，真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我固然并没有想在公务员地位上再向上爬，也没想长久地去作这样的工作，但由于一个普通凡人的心眼窄小，总觉得难堪的事正正不少。当然想到，这也是在补赎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以及想起被害者的事情……时，也曾自作譬解地经常在想，有大的志向的人，这些事又算得了什么！最近公安调查厅方面对于“背景关系”特别是中共、日共的关系，已开始作了很严格的调查。我现在虽然也“在拼命地努力着，但仍是非常不够的。我现也正在用功，请你们也务必往深处去学习钻研，而对我们加以鼓励！ 你们现在还留在中国，当然这在个人来说固然是因于有着相当的责任，但作为是一些侵犯了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犯来说，则我们单独地回去了的这件事，真是认为对于你们是对不住的。光就此而论，我们更是非去我们应作的事不可的。从私情方面来说，真是盼望你们能够尽早地回来，特别是当想到你们的家属，那更不用说了，甚至于有了想从事请愿的心情。不过是这个问题是和你们自己深知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怎样简单的事情。 当这次发表了回国的消息后，日本政府不用说了，也暴露了日本人民也都是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了的。在你们各位之中，是否是也有人认为这次回得去，就连我自己也曾想过：是不是更多的人都能得到释放？但是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我认为我认识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的，可是这次却使我认识到，在实际上我对此的认识还是如何的不够啊！据说毛主席曾对于访问中国的冈山县代表做了如下意思的谈话： “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愤怒是非常大的，对于它的罪行在感情上是极其强烈的”。从这一点来看，真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得到缓和为止，战犯是不能够放回去的。我们愈是理解到在这11年之间，等待着我们回去的家属的殷切盼望之情，那么也就会很好地知道受过祸害的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我想到我自己的身上事情时，真是怎能居然会得到了宽容呢？！也是因为如此，我是很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对于愈是憎恨罪恶而愈能打算站了起来清算自己罪恶的人，谁不欢迎呢？请大家不要焦躁，好好地从事学习罢，信赖着中国人民罢！……对于已经明白这种道理的你们各位，说这样不成熟的话，也许是用不着的事情吧，但是即使能快些回来，在这混混沌沌，污浊至极的日本社会中，这对于他本身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幸福的事。现在田原新治和细谷香两个人是死去了，还有甚至因为回了国的丈夫没有工作添了一个吃饭的人，而致不能糊口，因而自杀的太太。 一方面日本民主势力，不用说是在一天天发展着。“禁止原子氢弹运动”现已成为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对于日中贸易的要求，结果是让美国也说出了“对于日本的要求对中共贸易的立场表示同情”的话来，如果是无视上述的两个问题的话，在日本就绝对执掌不了政权。关于这一点，这已经是你们所知道的了。 同时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对于军国主义的反省，以《三光》的出版作为契机，现愈发高涨起来了。当身为编辑者的光文社的神士先生遭到了右翼团体的恐吓，停止了出版的时候，从各方面都发生了反应。在很多的来信中都说：“不要停止出版！应当趁着这个机会，叫国民对于战争做一做反省的！”也有的发行社说：“光文社如果不干，我来干也可以！”本来么在两星期内就卖了5万册，这两个星期时间内都是属最高出卖量第二位而在出版界内成为问题的一个著作。就在这“赞与否”的两种论调之下，在所有的报纸、杂志上简直没有不登载关于这部书的评论的。光就这一点来说，仅仅在两个星期就停止了出版，当然会成为问题的了。把话又扯到亭校去了，不过是我认为对于我们同伴的这种痛恨心情写了出来的，对于丑恶面目的揭露，竟会成为问题的这件事来说，毫无疑问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人民对于战争是在做认真的反省的。 我们是有着很多的好同伴好前辈的。上次的“五·一”节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乃是一次最大的而且是个最明朗最快乐的劳动节。在报纸上我认为大概已经都看到了的事情，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以国家公务员的资格是有着“团体交涉权”的。从去年年底起至“五·一”节为止，曾在“总评”的旗帜之下以普遍提高2000元的基本工资和最低工资制为目标，参加了斗争。曾有几次在议院、首相公馆前举行了示威游行，和警察队打过架，也作过“静坐斗争”。就是在“总评”的旗帜之下，因为也有很多的非常靠得住的同伴，所以是既起劲又觉得有了仗恃。今年的“国铁”、“炭劳”的共同斗争是大为成功的。国家公务员对于要夺回被剥夺的罢工权也是主要的目标。参加斗争，也是一件极痛快的事情。 其次是把我们同伴们状况说一下： 以被释放的战犯为主体，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为中归联），发行了会刊《前进、前进》，以此作为紧密联络，把事务局设置在东京都都连会里面。大家都和和睦睦地在一起工作着。在排除困难的余暇打算大家在一起乐一乐，于是就在前些日子的5月5日，为了身心的休养，到三浦富士山去了一趟。因为天气既不好且由于联络的关系，并没有聚集了多少人。尽管这样，还是和家属在一起，和和睦睦地过了快乐的一天。照片就是在那时拍摄的。下次有机会时，寄给你们看。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在大部分之中，成双成对的人增多了。这时正是结婚的时候，特别是从中国回来的占了上风。“一个姑娘八个女婿”这句话那已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则完全相反，甚至于有因为对看对象（就是说结婚对象候补人之多）过多而为难的。 这也可以说是“神武以来”的事情吧！就像这样被大吹大擂起来的“神武以来”的繁昌，它的繁荣也将过去“子午时”而走“下坡路”。从今年的后半期起，恐慌就会许到来。就因为如此，所以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是认真的。和人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我们也是为了日中友好和平，虽然力量是有限的，但是都正努力着哩。请大家也务必保重身体，和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学习吧！你们各位家属也都很好的。请代问所当局的各位工作员先生好！ 此致 鹈野兄 田村贞直 1957年5月7日 （6） 前日军三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被我军事法庭判处十八年徒刑，在服刑期因身患癌症死亡，将其骨灰托付住冈义一（刑满释放回国的战犯）捎给家属后，佐佐真之助的妻子佐佐富美子给管理所的信：管理所所长和各位先生： 暑气正盛，遥想所长和各位先生都在健康地正在从事工作。这次我的丈夫得病死去，他是服刑中的人，可是却曾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照顾，骨灰和遗物都得到亲切的保管，还委托这次回国的住岗给带回来。在上月的26日已由我的长子在神户收领了。我对此谨表深厚的谢意。8月8日已作了正式的殡葬。在管理所的当时，他曾受到所长和各位先生10年之久的教导与温暖关怀。因此他很高兴的往家里来信。去年夏天他曾来信说患了胃病，家里人都很挂念，今年3月因病重入院受到治疗，但因所患的是胃癌，所以我们除了认命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又听说管理所的各位先生在百忙之中尚始终看守着他，对他作了仁至义尽的看护。6月10日他的来信中曾表示了非常感激之情。在1956年家属前去探望时，我的第三个孩子曾去和他爸爸作了尽情的会晤，因此他曾高兴已极。当时我正在闹病，在这17年以来一直未能和他见面而成为人生的永别。这固然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总也是人生的命运啊。我因为突然得到噩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以致身体小有不适，所以直至今天才给您们去信致谢，实在太抱歉了。谨祝所长和各位先生的健康！此呈 佐佐富美子 1959年8月20日 （7） 伪满战犯郭文林中将被特赦释放回家后致管理所的信。重生的恩人敬爱的金所长： 自12月8日在沈阳离别后，我一路平安到了家。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切都很好，请您勿念！我于9日早6时到达了人民首都北京，在北京停留了8小时。我利用这个时间在兴奋和感激的心情中，参观了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重要部分和象征着伟大的中国的北斗星、光辉灿烂金碧辉煌伟大庄严的天安门。这个时候我想起北京解放后天安门才放出它的光辉灿烂的光。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也就是我再生的恩人——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在这里欢呼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欢呼伟大的祖国站起来了；欢呼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天空。我想到这里在感激、兴奋、悔恨的心情中落下了止不住的眼泪，欢呼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时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天高地厚的恩情，也感觉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才能把应该处死的我而不处死，并且在今天能够同人民一样地参观伟大的天安门，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啊！我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我于12月9日15时20分由北京起程，10日6时25分一路平安的到达了呼市。到家后，在感激、高兴、欢喜的流着泪和离别14年之久的家属得到了团聚。我的爱人见我在欢喜感激落泪，她激动地说：彬儒（这是我的别号）你真的回来了吗？这是梦吧。我说这不是梦，而是现实，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回来和你们团聚。这时我的妻子、儿女们由心坎里欢呼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思想中深深感到犯了滔天罪行的我，该死而不死的能活到现在，这是蒙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特赦之恩，才回到人民的行列与家人团聚，这是多么幸福，这是谁给的呢？我深深认识到这是和金所长以及各位领导人的起早贪黑费尽心血、十多年如一日父母般地尽力照顾、热心教育分不开的。我的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的。所长和各位领导人给我的。我和家属只有感谢外在纸上是形容不出来的。只有我和家属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不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跟着共产党前进！！我把一切力量贡献给党和人民，老老实实的和人民一道为建设美好的祖国而努力，这样才能报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以及所长的恩情。 敬爱的金所长：您是我重新做人的恩人，您对我临别前所教导我的金玉良言，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它永远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请敬爱的金所长放心，我在认罪的基础上，学习学习不断的学习，改造改造不断的改造，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以报答您的恩情！ 郭文林 1959年12月20日 （8） 被宽大释放的归国战犯冶士友繁致管理所的信。所长和全体工作人员先生： 现正当酷暑之际，中国的各位先生近来一切怎样？实深惦念，现在我是在我的快乐家庭中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现在当我拿起笔来给所长、指导员先生、大夫先生、护士先生、炊事员先生、锅炉房、面包房和理发员先生们写信的时候，觉得各位先生的面貌都一位一位地映现到我的眼帘来。不由得使我流出了怀恋的热泪，在被拘押期间真是蒙受到各种的照顾。 应该怎样致谢才好呢？简直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可表达出来。当我回到家中一看时，村庄的面貌在表面上是漂亮起来了，街镇也漂亮起来了，不过是它的内部却是乱糟糟的。 当我回到家中时也是如此，职业无法找，第二天起将拿什么糊口呢？前途是渺茫的，每天只是以信步东奔西走来过日子。但是在这样的苦恼中，在我心里却有一种欢喜和对于将来的希望却像太阳般地照耀着。 家属和附近的人们虽然都以欢喜的心情来欢迎我们，但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回来的原故，悬念我们是不是都成为共产主义者？然而在表面上，对我却戴着一副假面具来对待，可是在我内心中，是有着坚固的信念的。 就连对于我自己的家属们也是不能向他们吐露自己的真心话。不过我相信，总会有一天能够使他们能理解的日子。 村中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变化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果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 文化方面也是很腐败的，电影是诲盗诲淫的居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剧以及“剑道”“柔道”和“射的”游戏等。儿童则是做着战争的游戏，对于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的。 物品是应有尽有，只要有钱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做得到。可是穷人是没有钱的，买东西的时候，就仿佛金钱是万能的。 我愈想到了这样实际情形的时候，我就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建设祖国的热情，就越发高涨起来。 在我村镇中，对于苏联的理解由于受到从苏联回来的人的对苏联反感的影响，由于归国者的自身极“左”的行动，对苏联抱有反感。关于对中国的看法则是由于他们听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正直的乡民都在说“中国是伟大的”并说“非得建立那样的国家不可”。家属或村民们对于我所说的话很能理解，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情。 在起初对中国没有苍蝇和没有强盗等事，他们是有些不信的，但都逐渐地也都有了理解。村中的人们，反对战争的思想，是很强烈的，但在一部分人们（青年）中间，也还有非从事战争不可的那样思想，像是认为自卫队是必要的想法也在鼓动着。对共产党的想法，在村庄中多数的人都认为共产党是不济事的。虽然认为在上面做领导的人是好的——对于德田球一则称赞为是一真正的好人，但对于细胞组织中的人们，则认为他们是光会“耍嘴皮子”对于附近的一般人不作日常的交际，所以是不济事的。共产党员减少了一半，而社会党的人望则是非常之好。但我是有耐心认为不久当可让他们得到理解。 我们已选派了4名代表赴东京，从事于在9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提出要求事项——对11年来的保证和就业等问题的斗争，各县也把第一批、第二批回国的人集聚起来，加以组织，协同着民主团体进行着斗争。 自从8月1日在舞鹤上陆以来，已经得到了两次的胜利：第一次是在上路之后，要回乡的时候。政府方面曾对于一个中国回来的普通平民，因为他在东北的时候，他们的双亲全已故去，遂说成他是中国人，不承认他的日本国籍，连火车费和车中饭费也不发给他，于是我们就团结起来，开始了斗争，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件事我们就呆在这里一步也不走。经过一昼夜的交涉结果（在开出第一次列车的时候，我们谁也没上车）终于使政府承认了这件事。第二次是当我们回乡之际，我们福冈县的13人互相商议好，大家先说不回家，就到县厅去提出要求的事项。县里对我们说：“欢迎你们的家属和村、镇居民都在等待着，先回家去吧！”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认为脱离村民而采取行动是与己不利的，于是就暂且回家了，然后再赴县里交涉。当临走的时候，向县厅代表说“8月9日还到县厅来，请届时准备住处！”说完就走了。 到了9日的那天，又来到县厅，他们说县里不给开付住店费。我们13人的食宿费县里应当替我们支付。我们又进一步责问他们：县厅的职员吃喝玩乐的时候，给妓女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了。这是第二次赢得的胜利。 我们从上述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坚固的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够得到胜利。 中国的各位先生！现在我认为从你们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一件的事情，现在已经仿佛结了果实似的。不论碰到怎样的困难，只要一想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和6年来中国人民的关怀的时候就是身在困难之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光明前途来更向前迈进。 现在的警察正在注视着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逃过了他们的视线，而得到了确实的信心。在正义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的。当想到我有六亿的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和日本人民的援助时就愈产生出了勇气来。虽然也有一部分人采取了自卑的行动，但如果向他们去作说服，他们也会理解的。 现在我正在听着长崎县原子炸弹世界大会的状况广播，就此搁笔。我仅祝中国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胜利和祝管理所长以及各位工作人员先生的身体健康！还请代我问候我的各位同伴好！ 此致！ 怡土友繁 1956年8月11日 抗议书 对“教科书事件”致文部省的抗议书文部大臣小川平二阁下： 我们“中归联”是由1950年7月在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并于1956年6月以后被释放回国的人们集合在一起，为了反省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为了维护和加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成立的组织。 最近文部省检查实施教科书的过程中，把“侵略”篡改为“进入”的问题，这是要隐蔽历史事实的卑劣行为，是要把日本民族引向从亚洲各国中孤立起来的危险道路。我们“中归联”绝不能容忍这一事件。对于造成中国1000多万人生命死亡、数千亿美元财富损失的侵华战争，这一事件不认真地承认和反省，怎么能够同曾经蒙受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在新的友好与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呀？！ 这次篡改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是违反被害者的心情，是刀剜旧伤口的行为，把我们国民陷入了没有良心、不知羞耻的地步了。这种无视国民心情的做法，必然像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背离正义而战败那样也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是以本身对战争的体验和反省为基础的，我们对文部省这种违背史实的举动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迅速改正。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1982年8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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