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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绝大部分日本战犯被赦免释放后，管理所正准备裁减工作人员之际，公安部下达了接收国民党战犯的指示。我刚接到调任辽宁省公安厅的调令，但仅过两天调令被取消，这样在管理所任职长达20多年之久。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的8年国内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兵数百万。 建国初期，因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等原因，研究制定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方案一直未有出台。1953年下半年。西安市公安局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关于处死3名国民党被俘将军的报告。罗瑞卿部长在报告上批示：“不杀为好，杀了是可惜的人物。”后将报告呈报中央。党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研究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分散关押在全国的国民党俘虏数量。 第二，成立以罗瑞卿公安部长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上 第三，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战犯。 第四，不审讯，不审判，集中起来，改造他们。 “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之后，初步确定了926名战犯，其中有72名中将、388名少将，校级276名，省党部书记27名，省主席和厅长46名，情报系统处长以上117名。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是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骤然间，我们管理教育科就有7名科长，他们大部分人是抗日干部，非常老练。到了抚顺后职务下降，但他们没有丝毫怨气，工作非常负责。 国民党战犯们刚来时，脸色普遍发黑。那时正好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战犯们认为中共因匈牙利事件教训，一定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枪毙或永远监禁，他们特别怕报复。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实行三民主义，可他的命短暂。其继承者蒋介石则实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扬言：“认可将半壁江山转手让给日本军队，也要消灭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年轻的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失去了几十万名党员，到了几乎被消灭的境地。国民党战犯们就是那次政变的“功臣”，是日本投降后发动内战的罪人。所以，他们认为报仇雪恨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党中央对他们的方针是：“不审讯，不审判，集中改造”。对此，没有一个战犯不叹服。转移到抚顺的350名战犯中，在地方被判死刑的有6人、死缓10人、无期徒刑15人。党中央决定宣布后，这些人全都感动得哭泣了。因此，较之日本战犯或伪满洲国战犯，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更容易一些。政策交待后，他们很快摆脱了苦恼。 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方法与改造日本战犯类同，但其目的和具体措施不一样。如果说，改造日本战犯的目的是把他们从战争狂改造成热爱和平的人；那么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的是把他们从寄生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思想观念来说，国民党战犯要比日本战犯有厌恶战争的长处，相反，在他们身上封建军阀的腐败观念根深蒂固。 为创造物质富裕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一切财富是劳动中创造的。但是，过去过着高官厚禄寄生生活的国民党战犯们，轻视劳动，蔑视劳苦大众。把他们改造成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因此，让他们反省罪行的同时，侧重劳动改造。这一点与日本战犯的改造方法完全不同。 出于这种目的，我们设了农场，种了果树、蔬菜，养了禽畜。此外，做饭、理发等都交给战犯自己干。后来盖了工厂，让他们干技术劳动。开始，有些战犯怨声载道，说什么“凤凰掉进水里，连鸡都不如”。另外，对他们来说，什么活都是很累的，干起活来非常吃劲。上旱田，准备除草时，因为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站着不敢下锄。管教和看守手中拿着杂草和庄稼苗，教他们区分，而后又教他们除草的要领。这样，初期的劳动成了管教和看守干，战犯在一边看。管教和看守人员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战犯们虽然开始学的较难，但很快就熟练了。他们毕竟有文化，领会快，干得又很认真。半年后，他们的劳动都是自觉进行的。 劳动是辛劳的，可是其成果——收成是令人高兴的。他们吃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吃起来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他们开始珍惜劳动的果实，他们开始产生了对耕田农民和工厂工人们的理解的思想。 战犯们逐渐地成了劳动的主人。而对他们的监视和监督成了法律上的形式。劳动时，没有看守，他们反而更自觉负责地干活了。那时管理所有几头牛。一天，一名看守领着几名战犯到山脚下割牛草，大伙儿分散进行，其中一名战犯割草进入山沟迷了路，待他返回原地时，一同来的人和车都已经走了。无奈，他背着沉重的青草走了10余里路才返回管理所。他回来后，看守这时才发现一同去的战犯少了一个。战犯检讨没有及时返回，而看守向战犯道歉没有点名，让他背草走那么远的路。 在抚顺管理所集中的国民党战犯中，有不少南方人，他们主食是大米，而当时供应的粮食中米少面粉多。管理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种了几亩水稻。因无引水，计划挖井灌溉。水田由战犯们平整，水井由管教和看守挖掘。战犯们看到管教和看守挖得全身都是泥水，过意不去地要求换着干。随着井的加深，危险也会增大。 “让我们也参加挖井工作吧！哪怕是一阵工夫也行。” 战犯们真心地要求与管教和看守们共甘苦。可是，不能让他们干危险的活，负责他们的安全，责任重大。还是管教和看守坚持到最后。 工作人员为改造战犯们而倾注的人间爱是热情又纯洁的。一天，上大田干活，突然下起了暴雨。正在地头上干活的工作人员脱下自己的雨衣，把战犯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包起来。战犯们的衣服没有湿，而两名工作人员被雨水浇透了。事情虽平凡，而对战犯们的教育是巨大的。 劳动改造从开始的单纯劳动，渐渐结合进科技知识。根据战犯们的年龄、健康、爱好、特长，自愿安排劳动科目，并相应地固定工种，教他们相关的科学技术。为此，管理所从外单位聘请了科技工作者，并挖掘战犯中的人才办起了工厂。其中较有成果的是电机厂。电机厂于1958年8月开始建设，到年底竣工，第二年初开始生产。工厂生产的电机由于质量好，供不应求。当年扣除投资额后，获纯利25万元。 1959年9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全国人大第2届第9次会议上通过了对改造表现好的战犯给予特赦的决定。自此，每年都要释放一部分国民党战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期间，全国5个监狱中关押的国民党战犯约400人。文革动乱期间经历了艰难时期，至1975年，也就是被关押25年之后全部被释放了。 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参与国家政治。此外，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了在狱中学到的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发挥自己在狱中学到的技术，结合实际，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全省农民提起白玉昆无人不晓。后来，他的事迹报到中央。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当时从台湾投诚到大陆来的国民党空军军官时，特意邀请白玉昆一同参加。 在狱中学到电机技术的前国民党少将参谋长曾傅坦于1961年释放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北海市运输队修理厂。期间，他进行多项技术革新，改进许多设备，提高了生产力。他那以厂为家认真负责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一次，工厂厂长准备淘汰陈旧的球磨机，买一台新机器。曾傅坦觉得只要修一修还可以用。他与其他几名工人一道，利用下班和休息日把球磨机修好了。他为工厂这样节约的经费不知有多少，成了厂里的先进模范。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国民党战犯出狱走上社会后，人人为成为好公民而尽心尽力，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可是，当时为国民党战犯找工作时却遇到了困难，谁也不想接纳战犯。最后，地方政府只好以行政命令安排的，还有个别战犯是受家属排斥无家可归。对此，管理所想办法给他们解决难题。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市市长尚传道释放后，回到北京家中，可夫人拒之门外。夫人说：“你是在外乱搞，又是战犯，我早已忘掉你了。”因此，管教人员先后3次找她家属谈，但夫人说“早已离婚了”。后来，我以管理所的名义邀请她。她无奈应邀。我和管教人员一同谈话，做工作。 我说：“我们理解夫人的心情。尚传道年轻时，做了许多对不起夫人的事。但现在他已变成新人。我们应该对这种转变而高兴。夫人应该比我们更加高兴才对，不是吗？” 在我和管教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夫人态度有所转变。3天后，夫人不再挡驾，尚传道得以与家人团聚。后来他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到北京出差时，常去看望他。每次见面，他总是谈及那次我做他夫人思想工作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管理所向全国各地派人了解战犯们释放后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不少问题。释放较早的个别战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单位。一些战犯工资也不能按时领取，生活相当窘迫。我们与有关地方政府联系，为他们逐一平反。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又发现有10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被错定为战犯。我们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纠正了错误。根据中央指示，对这10名同志给予与统战干部同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们感激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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