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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他在这一部分的生活习惯显著不同于另一部分。分界线大约开始于1692年，这时他的年龄是50岁。乔治·伯纳德·肖（G．B．S）在1680年已出版了《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通过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轻率叛离，他对牛顿的描绘如同他在那一年当然不是的那个样子。但通过对他的天性之可能性的预言性洞察，他提供给我们一幅30年后不会太不合理的画——“在昏国王乔治的黄金（远胜过黄金色的）岁月”。我可以通过说明他的过时的预言性在这儿称赞G．B．S吗？ ［编者注：乔治·伯纳德·肖，剧作家、社会哲学家，他那个时代的爱尔兰牛虻，在1946年7月26日庆祝他的90岁生日。为表示崇敬，S．温斯顿从肖的一些朋友那里收集了他们对他的赞辞。这些在《乔治·伯纳德·肖：90》的题目下被出版（哈钦森，1946）。在撰稿人中不仅有梅纳德·凯恩斯，还有其他人如吉尔伯特·默里、约翰·梅斯菲尔德、悉尼·韦伯、H.G．伟尔斯、迈克斯·比尔博姆以及约20个相似特色的其他人（莫里斯·多布写了《伯纳德·肖和经济学》）。在温斯顿的建议下，凯恩斯言归正传于肖的戏剧《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岁月》，其中的主角是伊萨克·牛顿、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廷臣及随员。该剧写于1939年，当时凯恩斯自己已沉湎于牛顿研究，凯恩斯在投稿中通过愉快地嘲笑伯纳德·肖的非常典型的一般错误和不合适宜来娱乐自己。凯恩斯在1946年4月9日将它寄给温斯顿时写道： “谢谢你给我一个惊奇。关于我承诺的对G．B．S的卷册的投稿，因为我不喜欢被置于外面。我现在寄给你，希望它未迟到。我真诚地道歉，因为它是如此可怜而马虎的东西——但我实在是太忙了，我能腾出身来考虑事务的唯一连贯点的时间是这个周日，我不得不满意于我在这一天内能汇集而写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是，除了官方的记录外，凯恩斯写的最后的东西。他死于4月21日，这个周日之后的第14天。它写于他刚从关于建立银行和基金的塞芬拿会议——这对他证明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失望——回来之后，在疲劳和笼罩在一列美国火车里发作的严重心脏病的阴影下写成的。〕 开始于一个小细节，这场戏的背景是，未交代地，在伊萨克·牛顿某处的一所房子里，显然地，在剑桥镇——牛顿从未有这样一所房子。他在剑桥的所有年头都居住在三一学院，在那些现在仍在那儿可以看到的房间里。但G．B．S准确地谈到“一个铁阳台在外面，有一个铁楼梯通下到花园里”，尽管这些现在都除去了；因为牛顿作为他的花园曾拥有现在建筑物和街道之间的一块草地，他的实验室就在这花园里。30年后牛顿确实拥有如他描述的那样一所房子，是在莱斯特广场旁边的圣马丁街。据记载，他的窗帘和室内装饰物全是深红色，剧作者可能将此记在了脑中。他在剑桥也没有管家和女仆，仅仅有一位老剑桥理床人，也有时是一位年轻人，学院的一位公费生或以后的一位秘书，他们在此借住，并帮他做一些事情。 但1680年在这个剑桥居室的牛顿，主要处于他生活的第一时期，那时除几位科学家朋友外知道他姓名的人还不算太多，距《原理》一书出版还有7年的时间。他像隐士一样生活，疯狂地专心于所有的宇宙之谜，一位魔术师，带着深深奇怪的秘密，怀疑的、孤独的，不能与光明世界交往。恰好我们有他一张稍晚一点，1685年的画，来自汉佛莱·牛顿，他在学院里与他住在一起，在《原理》创作的最后阶段作他的抄录员。“那时他的仪态非常温和、庄重和谦恭，表面上从不发怒，思想深沉。他面容温柔、快活、漂亮。”“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如此专注于他的研究以至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时常忘记吃饭，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的饭末动，当我提醒他吃饭时，他会回答——“我吃了吗？”然后整理好走到桌旁，站着吃一点或多一些——可以说我不曾看到过他自己坐在桌旁……他在2点或3点之前很少会上床睡觉，有时要直到5点或6点，躺上4或5个小时，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在这些时候，他常常要在试验室里花大约6个星期，无论白天黑夜灯很少熄灭，他熬一个晚上我再熬一个，直到他已完成了他的化学试验，在操作中他是最大限度地仔细、严格、准确。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不能看透，但在这些时候他的辛苦、他的勤奋使我认为他的目标在于超过人类艺术与勤奋所及的什么东西。我不能说我曾见过他喝白酒、啤酒或麦酒，除非在就餐时，然后就是非常俭苦。他极少去大厅进餐，除非在公共日子里，而且如果他未被提醒的话，他会非常马虎地出去，趿着鞋子，不系长统袜，穿着白披褂，他的头极少梳。 汉佛莱的怀疑是对的，正如数以百计页未发表的手稿存下来所证实的，牛顿当时正寻觅哲人之后，长生不老药和基本金属向黄金转化的可变性。他的确是一位魔术师，相信通过将强烈的头脑专注力用在传统密卷和隐藏的书籍上，他将能够发现自然的秘密和未来事件的进程，恰如通过将纯粹的智力游戏运用于几项观察事实，他已经除去了苍穹之谜的面纱一样。当他的工作向前瞻望，并向着现代科学的所有奇迹引路时，他自己的精神穿过中世纪回望到最古老的东方的传统和秘密。G．B．S放到他口中的话是对的——“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质的转换，长生不老药，光与颜色的魔术，压倒一切的是圣经的隐义。当我集中思想专注于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漫游开去，进入到沉思无穷系列数目的闲散的游戏中，并将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边。多么愚蠢！多么大的时间浪费，无价的时间！”这些话是对的，尽管难以想象它们曾从那位秘密人士紧密的双唇中发出，他甚至没有向与他生活了5年的汉佛莱提示那实验室中的火可能隐藏的东西。 G．B．S允许他戏剧中的角色熟悉直到几十年后才发表的牛顿的著作，那没有害处。但我是否可以，大概公平地抱怨一点？因为它不仅变更了日期（牛顿比剧中晚45年才说出这一思想），而且变更了牛顿为数不多的被记录的思想表达的最著名、最可爱的话： “G．B.S的牛顿：我花费一生来沉思我无知的海洋。我一度吹嘘曾在那无尽海洋的沙滩上捡起过一颗卵石，我本应说是一粒沙子。” “牛顿自己：我不知道我可以向这世界表现什么；但对我自己来讲我似乎仅仅像一个小男孩，在海岸上玩耍，偶尔娱乐自己于发现比普通的更光滑的一颗卵石或更漂亮的一只贝壳，而伟大的真理之海尚未被发现地铺在我面前。” 如汉佛莱描述的那样，经过10年或更多的花费于紧张热烈的研究劳动和自我忽视之后，伊萨克·牛顿——已经给这世界带来了《原理》，到达了生命中的更年期，失去了他深深依恋的母亲——陷入了一种神经衰弱，如我们现在描述他的那样，如此强烈以至它助长了一种流行的传言，说他疯了。他错乱而且有病；他失去了他在头脑的集中力（并且再未恢复如初）；他认为他被他的朋友们迫害和欺骗，便给他们写信，带着荒谬和无稽的控告。到这个时候1692年，他已50岁，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朋友们感到什么都不能恢复他和他的理性，只有将他从三一学院的房间里挖出来，为他寻找某种名誉的、高贵的职业。他们的第一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对牛顿的神经的影响是使他厌恶整个计划。国王提名他为剑桥皇家学院院长；但遭到了学院的拒绝，因为他既不是一位伊顿学院派，也不是一位国教牧师；——存在牛顿准备的关于为什么这些重大理由都不有效的长长的简纲。还有一个使他成为宪法院教师的试图。最后，一位三一学院的老朋友，查尔斯·蒙塔古，现在的财政大臣和洛德·哈利法克斯，为他获得了先是造币厂监察员然后是造币厂雇主的职位，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和适度的职责。 牛顿移居伦敦，并在此后的30年在伦敦社会占据着很像G.B．S．在其早20年到30年的背景中为他预料的那个位置。牛顿已进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魔术之书籍已合上了；他的长简袜拉好了，他的头发也梳好了（尽管他的饮食未变好：凯瑟琳·巴顿过去常说：“他总是让他的午餐呆上2个小时；他的粥、牛奶或鸡蛋，这些热着端给他作为晚饭的东西，他却经常吃凉的作为早餐”）。他参加了波普和斯威夫特的圈子，被一个人称颂而被另一个人讽刺；他，皇家学会的主席，对伏尔泰和所有来自大陆的拜访者而言的伦敦风景之一，科学家与学术的高贵的年高德劭者和赞助者，英国与世界的被公认的光荣。在一个场合，的确，他去了剧场，但仅有一次，——“有太多的好东西。”他后来说，“它像一顿过量的午餐。第一场我快乐地听；第二场使我的忍耐到最大限度；第三场，我跑掉了。” 他从乡村来的一位年轻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年仅17岁，为他理家。凯瑟琳被证明是伦敦社交界最聪慧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斯威夫特喜欢与她单独用餐，在给斯特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爱她胜过这儿的任何人。”她成为哈利法克斯的伙伴以及某些传闻所说的情妇。她照料牛顿的生活起居刚好30年。牛顿死得富而著名——像莎士比亚、达尔文和肖伯纳。 我希望G．B．S能够填充他的疏漏，将凯瑟琳·巴顿和查尔斯·蒙塔古带进剧中。牛顿在圣马丁大街的房子和图书馆（经过长期荒废的流浪之后，今年他的书籍又重新回到了三一学院），非常接近现在麦克未伦先生的庄严房产，带着深红色的室内装饰和窗帘，以及有凯瑟琳·巴顿为他理家，可能正好是G．B.S在上一个世纪给予他的拜访者和对话的场景。但剧作家们有他们公正的特权。将1710年的牛顿向回移动30年，要比假装查理二世及其女士们在乔治一世统治下硬朗有力较容易些。G．B.S毫不迟疑地宣称，确实在吹嘘：“自莎士比亚使特洛伊的赫克托引用亚里斯多德以来，舞台上未犯过更使人惊愕的时代错误”比他在他的这部戏中，尽管他头脑中的特殊例子（使牛顿明白了水星的近日点有问题）是，就我想来，他在这个安排中所犯错误是最小的。“同时我承认，”肖总结说，“我剧中的牛顿是一位舞台天文学家：那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的天文学家。牛顿作为一个人是不凡之人中最奇怪的；我有章节和诗句说明所有他的矛盾。”那的确是真的，我只需通过说牛顿比他在这儿显示得还远远奇怪来证实它。当牛顿离开剑桥并合上魔法之书时，他将他的大量的手稿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在他死后，凯瑟琳·巴顿的丈夫添上了他能搜集的关于这位神童和天才魔术师生命第一阶段的所有故事和回忆录。它们躺在那儿，直到几天前拍卖人的木槌将它们分散开给了不同的买主。其内容的某些部分是很著名的，但这些资料从未像它从大箱子里出来那样被作为直接的连续的故事而发表。那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最奇怪的”——远远最奇怪——“在不凡人之中”，几乎从他作为遗腹子出生开始。 我希望不错过这册献礼之书，但仍然被这个世界令人困惑的太多的事物占有、剥夺了头脑的闲暇——我只有匆匆写下这几行不太够的文字。它们对于我对乔治·伯纳德·肖抱有的爱与尊敬来说太不公平了，太轻了。 1946年4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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