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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岈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大军进了查岈山，在母猪峡被官军打了个埋伏，义军受到挫折。李自成率军退到查岈山西的平头垛山下，见此山高耸入云，层峦叠嶂，易守难攻，就率众登上山顶安营扎寨。后来官军赶到，将平头垛团团围住，强攻义军营寨，兵将损失惨重。有人献计：断绝山上粮草，可以令李自成不战自降。李自成见官军将山困住，毫无退意，想到将来山上粮草用尽，不禁心事重重，夜不能寐。 一天夜里，李自成昏昏入睡，忽然一白胡子老头来到，告诉他山上有三分金地，种上庄稼不到８天就可以收获。言毕，老头化作一道金光去了。李自成醒来，惊骇不已，忙命人播种小麦。果然，小麦第二天出土，第三天拔节，第四天孕穗，第五天扬花，第六天黄熟，第七天收割。将士们打场扬麦，麦糠像雪花一样飘下山去。官军大惊，知道李自成暗中有神相助，只好起营拔寨，灰溜溜地逃了。 三分金地毕竟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人们却使传说变为现实。 １９５８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风调雨顺，人勤春早，金簸箕里仿佛就是金色的海洋，微风吹拂，百里平原涌起金色的麦浪。麦子没割，早秋的庄稼也长势喜人，翻身的山民们都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江山有老天爷帮着哩，共产主义快到了。” 麦子刚开镰收割没几天，从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爆出一则头号新闻：２亩９分地的小麦亩产３８２１．９斤！ 就在卫星社坐上“卫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４３５３斤，使卫星社的“卫星”黯然失色。２０多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７３２０斤。７３２０斤小麦就是铺在１亩地里，也足有半寸多厚，不知麦棵是怎样承受得了的。这天文数字让全中国目瞪口呆。 吹牛皮确实不交税 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这块神奇的宝地，刚刚麦收罢，秋玉米尺把深，责任田的主人告诉我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是６００多斤。”说起３０年前的高产“卫星”，人们都哈哈地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吹牛皮不交税呗。”“咋说哩？”陈丙寅点了根烟，神情严肃地说：“放了小麦高产卫星，全国都知道，危害不浅哪！”他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他说：“其实，在放卫星之前，全国已经很热了，记得先是《中国青年报》上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３０２５斤的纪录，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日他娘，咱这儿水稻再高产也不过七八百斤。不几天《人民日报》又登了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２亩５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１７４１０斤的全国高产纪录。这又叫我们吃惊不小，不信吧，《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１万多斤马铃薯就是在１亩地里堆起来，也得堆一尺多厚，咋种的呢？这时候，查岈山区开始割麦子了，说句良心话，当时最高每亩地也就２００多斤产量，最好的地也顶多打３００来斤，我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块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穗头大，籽粒饱满。一块是韩楼大队钟庄的地，一块是魏楼大队水库里的一块地，就有人开玩笑说：‘今年咱也放它个卫星。’我说咱放卫星算啥，不顶人家的零头。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来了，前后来的还有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 吃饭的时候，方璜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方璜说：“一两千斤不算高吧？”我笑着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儿差不多。”钟清德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块儿地的麦长得好吗？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公社分派让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钟庄的那块地，让团委书记曹志新去打魏楼水库里的那块麦地，方璜说：“我也下去转转。”第二天，他们就都下去了。 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公社接到方璜的电话，她很激动地告诉我：“韩楼放了高产‘卫星’。”我一听，忙问：“亩产多少斤？”方璜说：“亩产３０００多斤。”我不大相信，说：“别打岔子了，会有恁多？”方璜说：“真的，一点错不了，陈世俊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还会更高。”公社出了这么大一颗“卫星”，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不能无动于衷，放下电话就赶到韩楼去了。一到钟庄，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过去一看，见方璜也在，公社副社长银宗吾也在，还有钟清德、陈世俊、曹玉娥一干人。麦垛不小，是个大马头垛，小山一样，确实不小，但要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是那种形势，谁敢说不相信呢？谁说不相信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我就问陈世俊：“啥时候割的麦子？啥时候打的？”陈世俊说：“昨晚上连夜割的麦子，今上午打的，一点不错，亩产３０００多斤。”妇女队长曹玉娥也说：“是２亩９分地的麦子，每亩打了３８５９斤３两９钱。”我也不敢说有假，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落实了。”于是，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１１１７８斤６两，平均亩产３８５３斤。后来我说：得刨去点麦余籽。钟清德问：“刨多少？”我说：“刨个七八百斤吧。”最后，定为亩产３５８３斤３两９钱。我嘟哝了一声：“就这也有点玄，会打这么多？”方璜听见了说：“陈书记，这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不相信群众可不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亩产３５８３斤的报道。我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你不说真的不中，谁唱反调打谁的右倾。 ●为人民公社争光吹点有啥 坐在我面前的曹玉娥，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飒爽英姿，做了奶奶的她早已白发苍苍，和每一个山村的老妪一样度着晚年，从她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妇女队长的影子。她除了做饭，就是哄小孩，喂猪。提起放高产“卫星”的事，她摇摇头不乐意说，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缓缓地讲起那３０年前的往事。 那年俺才２５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俺年轻时候，上进心可强啦，特别是看了电影《李双双》，俺就光想学着李双双的样子做。在队里干活，都是俺带着姐妹们干的。就说那块２亩９分地的试验田吧，是俺和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技术员陈根几个人培育的，开始定亩产２０００斤。种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不生着新法子打２０００斤不容易，过去我们都是五寸腿的耧种麦，两耧一垄，中间隔一条背垄。有人就提议，中间不留背垄，横着播一次种，竖着再播一次，麦子生长起来后都成了小方方格，不能下锄锄草，只能用手拔草。再一个就是多上粪，一车一车地拉肥，确实弄了不少，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弄了十多万斤肥料。 后来，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伙都说这块地非亩产千斤不可。正准备割麦的时候，社长钟清德回来了，把我和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几个人叫到大队，说是开个紧急会议，钟清德对我们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清德又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陈世俊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呢？” 钟清德说：“至少３０００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得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１００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了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试验田的麦子长得不错，打打试试吧。” 我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地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高产“卫星”的放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想放恁大个‘卫星’，除非把那１０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说：“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我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了我一眼，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慢腾腾地走路。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他这一说，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梁友仁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我们就组织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吭气。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放了出来。 大科学家的惊世论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带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农业科学家也前来参观，对放高产“卫星”大唱赞歌。 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也大量地吹起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１００万斤番薯、６０万斤甘蔗、５万斤水稻的“事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３０％，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４万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安徽、河南等省的报纸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上千斤的省了。据《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３６９００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１万多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１３万多斤。 全国处在一片疯狂的吹嘘海洋之中。岈山人民公社的３８５３斤“卫星”只好望洋兴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１９５８年的秋天似乎耐不住性子早早地就到来了，不几天，高粱滚出红米，玉米甩出红缨，大豆不甘寂寞地摇响了金铃，红薯迫不及待地拱出胖胖的身躯。山民们早早地牵牛造场，磨好了镰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３８５３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３万斤以上的１２４１６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２０００斤到３０００斤的２６９３７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１８１６．７亩。 悠悠４０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１９５８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２１．１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４０００株，每株若有７个杈，每株可收１４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３７００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３０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４２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４０００棵，每株１００个棉花桃，按１００个桃拆１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５３３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１９５８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１９５８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叫人热血沸腾，如乘风坐电，超火箭，越卫星，气吞宇宙，排山倒海，保证亩产千斤县，跃进声势冲破天。” 乖乖牛皮太大太大了 “卫星”上天了！其辉煌壮丽的景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今天的科学家在按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点火装置时，也禁不住自叹不如了。 深夜，第六基层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清家里，灯光闪烁，灯光下，马清和生产队大队长徐铜锤、农技站技术员董长运在秘密交谈。马清发愁地说：“看来今秋这形势逼人哪！咱要不放颗高产‘卫星’，怕上级不愿意哩。” 徐铜锤说：“那咱就放他一颗，奶奶的，牛皮也不是光兴人家吹，咱也兴吹吹。” 马清问：“董技术员，你觉得这水稻亩产能打多少斤？” 董长运沉吟片刻，说：“最多打个６００多斤，虚报一点也只能打８００多斤。” 徐铜锤说：“８００多斤不中，人家小麦还亩产３８５３斤哩，我看要放就放大点，在８００斤前面再加个８就行了。” 董长运吓得一激灵，说：“乖，８８００斤的亩产呀，别打渣子了，牛皮太大了，太大了。” 马清吸着烟，思虑了一会儿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就说水稻亩产８８００斤，放出去再说。” 于是，秋季水稻第一颗高产“卫星”上天了，亩产８８００斤，在此监视收打的有团委书记冯道中、农业站技术员王新斋，证据确凿。好个“证据确凿”！ 第十一生产队的水稻高产“卫星”一放，把邻近的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吓了一跳：奶奶的，亩产８８００斤这么大的“卫星”就在枕边硬是没发现，真是瞎眼了！想想，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还挺生气：你他娘的第十一生产队真不够意思，放这么大个“卫星”也不透个口风，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难看吗？你能放，哪个龟孙子不敢放！ 放！放个大“卫星”让十一生产队看看！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生产队队长李西庚自告奋勇，说：“就放我种的那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地，仅有１．２亩，玉米也确实长得不错。可“卫星”放得更不错，亩产５４００斤，而且又是经团委书记冯道中监视收打的，准确无误。 十队的人们心里平衡了，出气了。 谎言的野火很快把人们的心烧野了，处在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里，人们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谎言说过１００遍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表彰人们移山填海放“卫星”的冲天干劲，遂平县委及时编发出套红的号外，专门登载“卫星”奇迹。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第二基层社第二生产大队实现水稻亩产万斤，是该生产大队支书梁玉坤、大队长徐启山、技术员王臣创造的，在收打过程中，该社社长郑广毛亲自监收过秤，１．２亩的水稻试验田，竟打了１６５００斤，折合亩产１３７５０斤。 这一下子把８８００斤的“卫星”甩得太远啦。 群众放“卫星”，干部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第六基层社的党委书记徐本元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放“卫星”，让人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他和团委书记冯道中一商量，就在自己种的１．１亩水稻地里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卫星”。 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该社第一大队第二青年队队长吴新亭、左德富一咬牙，放了颗谷子高产“卫星”，亩产１８６４．９斤。 刚开始，人们在放高产“卫星”时，还有点顾虑。左顾右盼，想等别人放了自己再放。再说，谁也拿不准这高产“卫星”到底放多少算高产，看看人家，一比就心中有数了。可是谁知这放“卫星”也得抓紧时间，等人家乒乒乓乓放得满天都是“卫星”时，那些等待观望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放得越晚越被动。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卫星”就往大处放，越放越大，越放越高，人们仿佛吃错了药，得了“说谎症”，一个比一个地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一个比一个说得堂而皇之，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说得毫不羞耻，说得气冲霄汉，说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都知道是在说谎，人人都拼命地说谎，人人都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逻辑发生了错乱，而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遂平县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卫星”上天，专门在县委的红头文件上开辟了“卫星榜”以助声威。于是，更大的高产“卫星”直冲云霄，使银河系更加灿烂，让人瞠目结舌。 高产不在地好坏，谁说劣地不打粮。岈山人民公社又放出一颗亩产３１４０３．３３斤的水稻大“卫星”。一亩水稻３万多斤，这在遂平县高产“卫星”史上是第一次。 深秋的一天下午，岈山管理区第六大队水稻营营长赵书祥发愁得没吃中午饭，一个下午总是在稻田里转来转去，害牙疼似地哼呀嘿的。驻队干部王富合也蹲在地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们怎么能不发愁呢？上午公社来电话，催问有没有高产“卫星”，听口气十分不满意，说人家生产队大大小小的都放了“卫星”，就你们第六大队，连个“卫星”毛也没有，真的想当小脚女人啦！ 赵书祥心里着急：哪个龟孙不想放“卫星”？看着前前后后的生产队都争着放“卫星”，他心里实在是担心。有心放一个“卫星”吧，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不放“卫星”吧，上级饶不了自己，弄顶右倾的帽子戴戴就坏事了。正当赵书祥剪不断理还乱的当儿，公社催着放高产“卫星”的电话又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搞得赵书祥六神无主。 驻队干部王富合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级派来到史庄蹲点的，一个秋天风里雨里也没少干活，累得黑瘦。可是庄稼怎么打也放不出高产“卫星”来。这让一贯老实本分的他心里直发毛。他心里很明白，高产“卫星”放不出来，他是甭想给上级交差了。轻则弄个右倾，重则丢了饭碗。可是，王富合打心眼里不乐意说这个谎话。事到如今，这个谎话不说又不中。 两个老实人被逼急了，一咬牙，叫来了副大队长秦满盈、团支书秦守建。赵书祥黑着脸把上级要放高产“卫星”的指示向大伙讲了一遍，说：“大伙看看咋办？”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王富合看看大伙说：“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俺也知道说瞎话亏心，这个心咱就亏一回，放个高产‘卫星’。” 赵书祥咬牙切齿地说：“奶奶的，这回咱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个最大的。让他们都知道咱史庄的人不是熊包。” 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３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１０００多斤的零头，才像哩。”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５日，公社农技站站长董贯林、县报记者郑道群，亲自过秤监打，完全属实，水稻亩产３１４０３．３斤。 社员人人都是大学生 查岈山因为人迹罕至，穷乡僻壤，野兽出没，人们便编织出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不乏鬼狐精怪，也有不少美妙动人的憧憬，凤凰山的传说就十分动人。凤凰山位于查岈山人民公社的西边，约二里左右，这山酷似一硕大无比的凤凰翩翩欲飞。传说古时候这一带劳苦人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整天为财主当牛做马，到头来却被财主榨尽了血汗，逢年过节，穷人不会写春联，就用碗在红纸上扣圈圈。不知哪一天，山村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走村串户教穷苦百姓识字、学文化，穷苦百姓高兴得把她奉若神明。这事却惹恼了财主们，他们暗中察访，发现这美丽的姑娘是凤凰变的，就暗地里作法，坏了风水，人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从此，穷苦人民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从这则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盼望学习文化知识的迫切心情。 时间匆匆，白驹过隙，转眼到了１９５８年的秋天，短短的几天时间，人们把千古梦幻变成了现实，据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５７０多所，学员１０多万名，基本做到了每个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村支书任命了大学教授 大学遍地都是，知识成了大食堂里的菜汤，任谁盛上一碗喝下肚里，就会立时成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查岈山人民公社四大队王资庄的人们刚刚吃过晚饭，就听军号声嘀嘀嗒嗒地响起来，男女青年便纷纷拿着小木凳，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的三间草房走去，王资庄农业大学上课了。课堂是三间草房子，门口一块白木板上写着“农业大学”几个黑字。 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个泥巴垒的讲台，墙上用锅灰涂成的黑板。人们陆续进了农业大学的门，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有说有笑，一会儿，一个穿着黑夹袄的汉子手里拿着馍走进来，边走边吃上了讲台。 这汉子叫吴套，是村里的会计，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念过“人之初，性本善”，学会了加减乘除。自从上级要办农业大学的会开过以后，村支书在村里的人堆里数来数去，最后选中了吴套。 村支书找到吴套，说：“吴套你会加减乘除法吧？” 吴套眨眨小眼说：“会倒会一点儿，就是难点儿的不会。” 支书说：“多难的你不会？” 吴套想想说：“数多了我就不会除了。” 村支书拍拍他的头，说：“就这吧，你当大学教授吧。” 吴套吓得蹦起来，说：“去吧支书，大学教授能是玩的，我是蚂蚁尿书上———湿(识)字不几个，别让人笑话我了。” 村支书说：“不当能中？这是政治任务。” 一听说是政治任务，吴套不蹦了，这年头谁敢惹政治呀？吴套只好苦着脸说：“中，支书，我先丑话说头里，我只能教加减乘除。” 村支书苦笑着说：“你就是教个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就中。”就这样，吴套当了农业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吴教授，吴教授。”人们半是戏谑半是调侃地乱哄哄。 吴套把馍送进嘴里，用手抹拉一下嘴角，说道：“教授，上课，上课。”人们渐渐静了下来，纷纷掏出铅笔、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吴套在黑板上写了一气，转身对大伙说：“今天学习乘法，大伙先记记，再跟着我念。”人们就照葫芦画瓢地在小本本上记，有人说：“吴套啊，千万别学得多了。回家跟老婆一睡觉就忘光了。” 王资庄农业大学办了一个月就散伙了，一是农活太忙，没人学了；二是吴套把肚子里的东西也教完了，再教没东西了。吴套对校长姬振华说：“校长，我可是没啥可教了。” 今天，当我到王资庄采访时，当年的大学校舍早已扒掉了，当年的大学生们早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教授吴套早已耳聋眼花，佝偻着腰在村头晒暖，老眼昏花地看了我一阵子，讷讷地说：“胡弄，如今我连乘法口诀都忘了。”提起当年事，他有隔世之感。 四海来宾出尽风头 伴随着深秋的金风，岈山人民公社的名声越传越远，终于名扬天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把岈山人民公社推向了辉煌的峰巅。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前往岈山参观学习，仅一个月时间，参观团就达２９个，参观人数达３１８００人。北京的大右派章伯钧、储安平他们来接受教育了，参观了龙沟食堂，亩产３８５３斤的“卫星”地等，这些大右派们一个个服气了，都纷纷表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奇迹教育了我们。”那些蓝眼睛金头发高鼻梁的西方人也来了，摄影机对着放了“卫星”的麦秸垛照个不停，嘴里不住地“ＯＫ”；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来了，他们带着显微镜，挖来“卫星”地的泥土进行化验，无不感叹人民公社的伟大。 岈山几百年哪出过这样的风头呢？这一阵子陈丙寅和钟清德忙得不亦乐乎，公社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团，下设经验介绍组、伙食接待组、交通运输组，专门负责一切来访接待事务。为了全面介绍人民公社的经验，全社设立了２５个展览馆，展览内容有漫画、快板、实物，使前来参观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生生的教材。党委分工陈丙寅书记向参观团的人们介绍岈山人民公社的全面情况，社长钟清德蹲在韩楼介绍放亩产３８５３斤“卫星”的情况，副社长银宗吾专门负责后勤接待工作。 如今那个伶牙俐齿的钟清德已经作古，每天放牛的陈丙寅回忆说：“那时候真忙得连放屁的空都没有，参观的人一拨拨地来。我是一次次地介绍，不几天就讲得嗓子哑了。最后没办法，只好让人给我录了音，人一到就放录音，白天来了白天放，夜里来了夜里放。” 退休的银宗吾刚送完孙子去学校，我把他请到招待所，老人回忆说：“我分工负责后勤接待。咋接待哩？我想着来参观的有领导有群众，总不能混到一堆儿吃饭吧，就让人在乡政府垒了个小食堂，专门接待领导干部；在杨店学校里垒了个大锅，搭了个大棚，专门接待一般干部群众。人来得实在多时，接待不了，就领他们去群众家吃饭，反正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饭也没啥好吃的，蒸馍，熬豆腐粉条，人来了就发一个碗一双筷子，排队打饭，吃过饭，嘴一抹拉就走人，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社会嘛。乡炊事员朱德实是把好手，南方人来了做大肉块，新疆人来了做半生的肉片，北方人来了做汤。住处安排在教室里，地下铺上厚厚的麦秸，县里给批的被子，人来了就往屋里领。那时候，来人也不分个时候，啥时来伙房就啥时做饭，吃流水席，一天也不知做几顿饭，谁来谁吃，吃了就走，至于后来吃了多少面也没个数，反正吃完了就写个条子往乡里送。” 在这一片沸沸扬扬的赞颂、祝贺声中，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一班人被自己的创举所激动，成天处于陶醉之中，如一个小孩被自己吹出的肥皂泡的五颜六色所迷惑，他们的头脑也处于昏眩状态。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分显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和优越，公社党委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全社在半个月之内，开展一个百花齐放的竞赛运动，提出要事事挂元帅，事事放“卫星”，事事搞跃进。同时，全面开展评比活动，并号召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领导艺术，敢想敢干，破除一切迷信，大搞工作方法的新创举，如畜牧、农业、食堂等项工作，可以提出“一夜完成××任务”，“几小时实现电气化”，“几天跨上千里马”，“一天放１０颗‘卫星’”等等。 如同催化剂，把本来就炽热的情绪推向高峰，人们无所顾忌起来。无所顾忌的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 向县委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堵鼠洞１４７万个…… 这恐怕是个亘古未闻的事情，自从世界上有了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自然较为宽容地容忍了这些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丑恶的东西，为它们创造了许多可生存的条件，让它们繁衍生息。然而，到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苍蝇、蚊子、麻雀、老鼠被宣布为“四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除“四害”，中共遂平县委发了红头文件，县委书记蔡中田，这位扛着汉阳造从沂蒙山打出来的汉子，又以当年打国民党的劲头，召开电话会议，宣布了县委关于除“四害”的决定：苦战三天，搞个歼灭战，全县工农兵学商实行半日制工作法，每人每天交两只麻雀，两只老鼠，１００只苍蝇。 这下热闹了。当天晚上全县上下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齐出动，捉老鼠的捉老鼠，逮麻雀的逮麻雀，战果辉煌。据统计，一夜间全县共出动除“四害”大军１１４７５７人，捉老鼠２６８４８只，堵老鼠洞２４４６４８处…… 各社、乡纷纷响应县委号召，向县委作出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１亿只，堵老鼠洞１７６５万个，打蝇子７２８万只。 如今，当我翻开那一页页发黄的档案，看到这些数字仍感到触目惊心，实在难以相信人们是怎样完成任务的。我曾向一位当年担任过公社秘书的老人打听，这些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除“四害”任务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这位老人苦笑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部分的数字是信口胡说的，只要上头高兴。反正也没有人一只蝇子一只麻雀地来核实，想说多少就说多少。” 报喜：生产队自造了火车 为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公社党委领导人民大搞工具改良运动，人人献计，个个献策，人人搞创造，个个搞发明。各乡村都建立了技术革新研究室、发明创造展览馆，口号是：一村培养一个诸葛亮。 深夜，常韩粮所里依然灯火通明，几个人凿的凿，砍的砍，地上堆了一堆木板和刨花。人们用木板打制成大斗，一个连着一个，下面安上钢套，前面用人拉，后面有人推。于是人们欢呼：“木制火车”试验成功了。 凌晨１点多，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被一阵锣鼓声从梦中惊醒，他迷迷糊糊地问进来的通讯员：“外边谁在闹什么？”通讯员说：“有人来报喜，说是试验成功了木制火车。”一听说岈山出产木制火车，陈丙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火车他这一辈子也没几回，自己社能生产火车，就可以天天坐了。待他走出门外，定睛一看，见灯笼火把映照下，人们抬着几个木头斗子，喜气洋洋地打着标语，上写：卫星，又是一颗大卫星，木制火车试验成功。陈丙寅问：“火车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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