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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６０斤。不过，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沈万治很感激队长为自己想得周全，说：“队长，你放心，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报出１６０斤后，说什么还是过不了关。一辩论，就束手就擒，信口胡说队里亩产５１２斤。人们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的产量？”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们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得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五尺高的汉子立时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小孩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辩论会的气势把沈寨乡十九大队会计郭朗吓得头发蒙。娘，这又推又打又骂的，谁受得了？干脆交代了算啦，早交代早过关，也省得挨整。他找到干部，说：“我这次来时，队长让我带了３个亩产数，有１００斤的、２００斤的、还有４５０斤的。我报４５０斤的单产吧，别斗我了。” 干部笑了，说：“你这思想就不对了，征购是义务，交粮自觉自愿，没有人逼你斗你呀。” 郭朗忙赔着笑脸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出了门，郭朗骂道：“你娘的腿，自愿个屁。” 硬汉子架不住辩论会 和兴乡春生社王勤立一到会上，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你干部怎么启发，任你辩论如何气势汹汹，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干部们恼了，说：“王勤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王勤立翻了一下眼皮，说：“实话我已说过了。” 干部们说：“开你的辩论会，撸劈你也得报高产。” 王勤立说：“中，辩论吧，反正闲着没事。”这还了得！辩论会马上召开，王勤立站在中间，任凭人们斗争，就是一言不发。辩论会开了一天，王勤立硬是没开“缝儿”。干部们决定对这个顽固分子来个“熬鹰”，连夜突击。所谓“熬鹰”，就是斗争王勤立的人分成三班倒，一班斗争，两班睡觉。王勤立是不能睡的，一直得站在中间，前半夜王勤立还能坚持住，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王勤立招架不住了，翻着白眼，一头扎在地上。人家拉他起来，他还是倒在地上，半死不活地说：“中，中，我服了，我报５５０斤单产，饶了我吧。” 干部们说：“你开始为啥不说？” 王勤立说：“支书临走时向俺交代了，别一整你就竹筒倒豆子，看眼色行事。”说着说着，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文城乡村民钱富江老汉参加了那次征购会，他说：“开始人们都还沉得住气，他看你，你看他，等待观望。后来，一看人家报了，再不报就要打成右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胡报一气，３００斤不中，就报５００斤，５００斤还不中，就往７００斤上报。只要别说辩论我，咋着报都中，谁报的高谁过关早。” 粮食征购会议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会计、队长，匆匆赶回家中，掀起了一个征购的狂潮。 藏粮藏粮五花八门 古训说：“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来的粮食，将要被全部征走，今冬明春将无以饱腹时，老百姓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藏粮”。 五花八门的藏粮运动充分显露了老百姓的智慧。卫星乡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又重新搀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又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多的麦子。 周庄大队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里，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上破衣服。 杨里环村杨凤珍把粮食用塑料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几十个锅盖大的饼子，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着，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有一部分乡和大队在征购中，把在县里报的数字全推翻了，沈寨乡２０个大队中实产降得最低的为７７斤，最多的才１２９斤，距全乡原来报的产量４３５斤相差甚远。卫星十二大队原报产量４３０斤，后来只承认９２斤。石寨铺王善庄原报产量４１０斤，后来降为１０５．５斤。 这怎么得了！公社党委严厉地指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克服在征购工作中的右倾麻痹情绪，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王成恕，原任石寨铺乡财粮，如今已老态龙钟，他说：“其实群众手里早就没粮食了，可上级还叫征购。我说，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有的队连种子、口粮都入库了，还征购哩，谁知，也不知道是谁汇报给领导，把我狠狠地辩论了几场，开除了乡财粮的职务。” 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 吴国祥，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是条硬汉子。在征购中，会计问他是先交粮后留种子，还是先留种子后交粮。吴国祥毫不含糊地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会计胆小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吴国祥一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把着留下了万把斤的种子和口粮。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上级一次次地催促交粮，吴国祥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着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屋里挖出了存粮，当时就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地带走了，吴国祥临走时对含泪相送的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比吴国祥更惨的是沈寨乡三大队六分队的李如意。征购一开始，李如意就召开了群众大会，但不是传达县上李书记的讲话，而是告诉群众征购开始了，怎样变着法的藏些粮食。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弄？我做主，咱村先藏７０斛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老少爷们再三商定，把７０斛大麦放到最老实的陈宽家里。 李如意万没料到，征购中间，不知哪个老少爷们犯了邪，直接跑到公社把李如意私藏粮食、准备私分的事告发了。李如意听罢这个消息，如雷电击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吴国祥、李如意们如同几块小石头子，被淹没在征购的狂浪里。据统计，仅诸市、文成、褚堂等乡在征粮的几天里，就批判和斗争了２４６人。 被逼无奈交粮搀假 人们开始用各种办法来对付催命的征购了。 先报高后报低。诸市、沈寨、和兴乡开始每天上报征粮进度都很高，几天时间就分别完成了７９万斤、９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十几天过后，７９万斤变成了７１万斤，９８万斤变成了８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变成了８６万斤，征购任务不但不上升，就是原有的入库粮，也莫名其妙地从仓库中“流”走了。 搀杂兑假。玉山粮所门口，一位青年扛着一布袋粮食往人群里凑。管理人员问他干啥的，他说：“交皇粮的。”管理人员让他解开布袋看看，他打开布袋，管理人员把手伸进麦里抓了一把，看看麦子成色不错，就称了一下，让他倒进仓库。他飞快地扛着粮食上了天桥，走到顶端，解开布袋倒出了粮食，开始口袋里淌了一些麦子，后来就只有黄土了。这个卖粮的社员叫蒋老虎。 一行运粮队伍来到了诸市乡粮所，运粮的汉子们缠着收粮员要求收粮。收粮员说：“天色不早了，看不清，明天再说吧。”运粮的汉子们不依，非缠着收粮员收下，收粮员被缠不过，只好草草地验了一下，就让他们入库了。几个运粮汉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地把麦子倒入粮库。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里面有６布袋杂粮，充当麦子交上了差。 清晨，常庄乡徐楼分队的送粮队伍要出发了，队长向村里的一位老汉请教：“大爷，这１０斤麦兑５斤土坷垃，保险不保险，万一让人查出来，可就网包抬猪娃，显露了蹄爪了。”老汉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说：“孩子，你尽管昂头挺胸地去交公粮吧，老汉包你没事。”队长满腹狐疑地推着小车子上路了，傍晚，运粮队回村了，队长激动地大老远就喊：“交上啦！交上啦！”老汉不动声色地说：“我说不会错吧。”队长问：“大爷，您老咋这么有把握哩？”老汉慢悠悠地说：“当年我老汉就是用这种办法哄日本鬼子的，如今这几个土八路，好哄。” 众人惊叹不已。 征购队鸣炮庆贺老百姓啼饥号寒 粮食征购工作在上级的严令催逼和百姓们的软磨硬拖中艰难地进行，粮食一点点地被集中到仓库中，百姓家中被一点点地挤干了粮食。“不能给资本主义思想残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公社党委英明果断地指挥着征购工作，一队队搜粮队伍日夜奔波在村村寨寨，为从厕所里、牛棚里、老坟里挖出一点点粮食而欢呼雀跃。 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把这个残酷的世界埋住了。山坡、河沟里一片银白，河水瘦了下去，只有干枯的芦苇在冷风中抖索。阡陌间没有一个行人。一两只饿急眼的狡兔惶惶地跑过，雪地上留下一行行梅花印，家无隔夜粮的百姓们躲在草屋里，苦着脸等着大食堂开饭的军号声，又怕听见搜粮队进村的喧嚷。村村寨寨好静哟！ 终于，９０００万斤任务完成了！ 终于，家家户户室徒四壁了！ 查岈山变成了一个自披重孝的寡妇。此刻，县城的大礼堂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征购工作胜利结束暨征粮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正开得热闹哩。 １９５９年的查岈山公社，仍然处在执著的跃进和狂热之中。尽管，人们经历了１９５８年冬季的饥荒，部分村子出现了浮肿病人；尽管，人们目睹了大炼钢铁的荒唐和失败，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没有了犁和耙；尽管，人们已经吃上了大食堂的“眼馍”和碗里越来越稀的面汤，对共产主义萌芽产生了迷惘和动摇。但是，那对美好理想的热望，那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仍促使着人们在歧路上英勇地奋斗，如歌，如泣……写到这里，笔者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惨烈的图画：夕阳如血，战鼓咚咚，一队铁流般的队伍艰难地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马车或牛车上面载着面黄肌瘦的妻女，身后血迹斑斑，前面是崎岖、险恶的山路，但人们仍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查岈山人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天国的庐山上会召开一个什么会。可这个会却搅得查岈山人六神不宁，莫名其妙地展开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什么叫右倾？查岈山人十个就有九个半弄不懂它的意思，左手、右手知道，“左倾”、右倾不清楚，淳朴善良到极点的查岈山人却要无端地去反一个叫右倾的玩艺儿，实在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共产党的没错，共产党让咱反谁咱反谁。”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查岈山公社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要在反右倾中独占鳌头，人们的心劲高得很哩。 查岈山公社反右倾运动是分点分片进行的，从南到北共分了１０多个点，先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再由干部带动群众掀起高潮。高庄大队是一个学习点，附近的大营、小营、霍庄等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会议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个村的人，怎么会犯这么大个错误？他爹怎么没管住他们呢？后来，才知道彭、黄、张、周是朝廷中的大臣，触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批判会上，大伙还是觉得彭、黄、张、周离自己太远，恨不起来，批判起来总也找不到有劲的词汇。反之，批判会如一杯温吞水，开来开去，翻不起大浪，让主持会议的人着急。高庄生产队的杨保松平常发言很积极，嘴也能说，可这回不知说什么才好，在主持会议的干部再三启发下，他才说：“领兵元帅反党，不得了。你说他反党干啥哩？一天三顿吃白馍，喝红糖水，天热了吃肉臊子凉面条，天冷了喝羊肉汤，有啥不得劲哩？非反党不中。要是叫我这样有吃有喝的，哪个龟孙才反党哩。我看彭德怀是吃饱了撑的。” 主持会议的人一听，这批判的味儿不对呀，赶快制止说：“杨保松，你赶快下去吧。” 小营大队支书杨田，生性好斗，打人是一把好手，常常是一边打人一边骂：“奶奶的，非把你劈了不可。”这次批彭、黄、张、周，杨田有劲儿使不上，没有活人站在面前，杨田的腿脚有点没地方放，急得自己拍屁股打胯，说：“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当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主持会议的干部说：“杨田，别胡扯。” 杨田愣了愣，又说：“上面有大彭德怀，俺队有小彭德怀，我知道，王老乾反对粮食征购，在前丁庄地里挖马齿菜吃，是故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 池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幸仁也十分气愤，批判说：“旧社会地主一个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咱穷光蛋一个也要不上，合理吗？彭德怀和他们穿连裆裤，我非和他拼命不可。” 批判会开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草草收场了。主持会议的干部们心里十分焦急，反右斗争是党和毛主席交代下来的大事，反不出名堂怎么能行呢？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呀。人们坐在一起，苦苦地想着办法，如何将这批判会开得轰轰烈烈。小营生产队后丁庄队长丁海全说：“我看这批判会不斗争几个活人，是开不成功了，光有炮药，打不着兔子，还是不中。”他的提议，赢得了大伙的一致赞同。对，应当找几个替死鬼，上面有大彭德怀，下面就有小彭德怀，弄几个小彭德怀往人群中间一站，打也打得痛快，骂也骂得痛快，会议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可是，找谁当小彭德怀呢？会议主持人让每个生产队报一个小彭德怀，轮流坐庄受批斗。有的生产队长问：“这小彭德怀啥标准呢？”主持会议的人想想说：“反对人民公社的，不愿入社的，偷吃牲口料的，藏粮反对征购的，平常爱发牢骚的，看着不顺眼的，每队自报一个，批判完了再报。” 这一来，批判会开出了水平，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倾斗争步步深入，联系实际，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中共遂平县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做法。 也有实在批判不下去的生产队，杨店就是一个。虽然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但反右斗争却冷冷清清，人们发言说不了两三句话，不是打瞌睡，就是脱下衣服捉虱子，手指挤得虱子啪啪响，一边挤一边说：“挤死你个彭德怀，挤死你个黄克诚。”主持会议的人急了，万般无奈，想起唱戏。山里人最喜欢看戏，看到奸臣恨得咬牙，看到忠臣拍手大笑。于是，为了调动人们对彭德怀之流的仇恨情绪，请了一个草台班子唱起了戏。先唱《铡严嵩》，又唱《铡国舅》，后唱《秦香莲》，唱罢戏，主持会议的人开导大家：“看到没有，彭德怀就是老严嵩，就是国舅爷，就是陈世美，想犯上作乱哩，我们不和他斗和谁斗？我们不铡他铡谁？谁不斗彭德怀，就是和严嵩、国舅爷穿一条裤子，就是他娘的小白脸陈世美。” 这一招还着实有效，人们的仇恨情绪被鼓动起来。批起彭、黄、张、周来咬牙切齿。 无论如何，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斗争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中开展得热火朝天。不知彭德怀为何人的人们为彭德怀很动了一阵子肝火，有３６１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小彭德怀，斗得鼻青脸肿，有４５８名群众因偷吃牲畜料、偷拾了一块红薯被当成小右派斗争得一塌糊涂，挨了批斗以后，他们还惊恐地问别人什么是“右派”。 饿得灵魂出窍 为了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岈山人民公社各大队还纷纷成立了劳动教养队。划出１００多亩地，盖几间草房子，派几个民兵持枪警戒，把各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白天让他们干活，夜里开批判会，轮流受批判。公社要求教养队每天汇报一次敌情变化、斗争对象。胜桥大队一下集中了１８９个坏分子，弄了１２０亩地、２８头牛、４匹马、４头骡子，成立了教养队。白天管制坏分子干活，夜里轮流斗争坏分子。先斗冯炳银，因为他说公社食堂的饭吃多了光想撒尿，后斗争李绍清，因为他偷吃了牛料，致使牛饿得用人抬才能站起来，接着斗争李风颜，因为他在裤裆里藏了一个红薯带回家。直斗得三个人夜里翻院墙偷跑回家，民兵们持枪追到家中，又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回教养队，斗了个死去活来。土山大队的劳动教养队开饭时，坏分子杨保全说：“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不久汇报到干部那里，当天夜里被打得死去活来。常韩村的胡天玉算是硬骨头了，在村子里已经被斗争了十几场，弄到教养队后，仍然是一肚子的不服气。袁队长让他修厕所，他说：“吃八大两，没劲，干不动。”袁队长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胡天玉吐掉嘴里的血，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发动全体人员开斗争会，胡天玉被打倒在地，仍然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大怒，让炊事员把饭做稀点儿，把馍做小点儿，非饿得这些坏分子灵魂出窍不可。果然，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尚天友半夜里钻到伙房偷馍吃。２３个坏分子就有１４个饿得全身浮肿，爬不起来。坏分子宋加文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当袁队长再次召开批判会时，全教养队已经无人可批了，能挨批判的人已经站不起来，批判别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气力。于是，土山劳动教养队只得向公社党委汇报：“目前，今后两天的批斗对象还没确定下来。” 有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为证： 教养队真正好，身上有灰洗洗澡。灰洗净，思想好，不破坏，不造谣。生产积极干劲高，后补社员摘了帽。管制生产也取消，入队群众急着斗。出队人人拍手笑，都说斗得有成效。 一片喊斗声 １９５９年的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们斗了旱魔斗水患，实际产量才２１０亿斤。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灾年当成大丰年，并在全省开展“到底是灾年还是丰年”的大讨论。结果在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重压下，硬是估产４５０亿斤。秋后，“共产风”又刮了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１９５８年，哪一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一个农民交不够征购任务，就会被捆绑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地区，在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成了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儿撕下来，活活地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４０多个农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９３％……庐山会议后，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反右斗争、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１７７４人，３６人死在狱中，拘留１０７２０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６６７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处于急风暴雨中的岈山人民公社风雨飘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辉煌使得岈山人民公社在反右倾、反瞒产中更是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了。 尽管１９５９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７０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尽管人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田间地头，流血流汗地抗旱，老天爷仍毫不客气地使岈山区的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自古以食为天的人们更加惶恐不安，可是人民公社的英雄好汉们不怕这些，打的粮食少不怕，只要吹得多就行。于是，又一桩辉煌的壮举诞生了：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虽然曾受到严重的干旱，但岈山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副业生产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作家李二次欣然登临岈山，慨然感叹：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样翻江倒海的回天力量，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在自然面前昂然屹立，做自然的主人。作家在采访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叫王宪三的老汉，他拿着一棵豆子对李说：“你看，这一棵就结了１４００多个荚，我活了六七十岁了，从我记事，我们这里哪一年旱灾也没有今年旱得很，可是哪一年也没有今年庄稼长得好。从今以后啊，我们啥都不怕了！” 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陈丙寅红极一时，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新德里，到国际上去宣扬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接到通知后，放牛娃出身的陈丙寅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忙着量体做出国礼服、学习出国礼节、准备出国讲话材料，直到坐上飞往新德里的飞机，陈丙寅还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哩。 前来接替陈丙寅任中共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遂平县委宣传部长郭书志，一到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４０年后的秋天，我去采访郭书志，当年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宣传部长变得老态龙钟，那张小白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皱纹，但思路相当敏捷，一提到岈山１９５９年冬季的情况，郭书志就说：“我接任时陈丙寅出国了，社员家里粮食早已被征购一空。”似乎，征购粮食与他无关 郭书志缓缓地说：“１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哟，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我们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我布置反瞒产工作哩。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楂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遂平县委岂敢怠慢，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一头钻进漫天大雪里，急急忙忙赶往楂岈山人民公社，６０多里路一口气走到。一见到郭书志那张焦虑不安的小白脸，蔡中田就急匆匆地吩咐：“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不到半个时辰，蔫头耷脑的大小队干部被召集到公社大楼前的空场里，有的人披着蓑衣，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头顶油布。蔡中田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粮食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也表现了农民的自私自利，这说明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能长期革命下去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年是大丰收年，下面没入库的粮食还很多很多，群众偷走的也很多。那些队长和会计的觉悟不高，常常串通一气藏粮食。我们要下狠心，穷追不舍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注意打击敌人和落后分子，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谁有意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儿斗。”雪飘飘扬扬地下着，蔡中田头上、身上落满了雪，但他全然不顾。听众没一个敢动的，粮食问题把人搞得麻木不仁。 郭书志又讲了一通，宣布分组讨论，自报粮食。会议刚结束，大小队干部便炸了营，议论纷纷，周彦庄党支部书记周文点说：“这次一来，我就知道坏事，想着就是挖粮食。挖吧，反正是快过共产主义了。” 大营大队王继元嘟嘟囔囔地说：“我就猜着这次会是挖粮食，粮早挖走了，吃的都没有，还挖粮哩，咋挖？”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反瞒产三级干部会上吓病了，回到家里汤药吃了十几剂，刚见好。今天他被通知来参加开会，心里就一阵紧一阵地敲鼓，一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直发黑，一头栽倒在地，嘴里直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高德弄进屋里，他仍浑身不停地筛糠。 人们被弄进几间大房子里，分组讨论，自报粮食数字，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尴尬的状态。任凭公社干部磨破嘴皮子，就是没有张嘴说话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用眼神表达内心的世界，谁也猜不透每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高庄大队的统计员高秀仁干脆来个老和尚打坐，坐着呼噜呼噜地睡将起来。他这一呼噜不要紧，仿佛传染病一样，会场上立时就有几十个瞌睡者，有装睡者，也有真睡者，主持会议的干部们急得一头汗，还是没挖出一斤粮食，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郭书志急得小白脸更白了。 逼急了，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发言，光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打的粮食够吃的。干部们问打了多少斤？队长们的头一耷拉，都说没数，不知打多少斤粮食。有的说今年确实打了不少粮食，小麦打了多少，豆子打了多少，红薯种了多少，一问还有没有粮食，回答说都上交了。 干部们急了眼，使出了绝招：“背靠背”。 把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在一间屋，会计在一间屋，分别由干部们把着门，一个个地过堂，６连连长刘贺圈一见这阵势，当即吓得把屎拉了一裤裆，臭烘烘的屎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当下就提着裤子颤颤抖抖地说：“我报……我报６００斤……谷子……” 这“背靠背”乃整人一绝，一般都经不住这么折腾，只好从实招来。干部们先审会计：“快老实交代吧，现在就看你的了，你们队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说你知道藏粮的数字。你说了可以从轻处理，不老实交代就不客气了。”会计一听队长把自己供了出来，心中颇觉憋气，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藏粮情况供了出来。其实，队长一句话没讲，根本不知道会计已经从实招来。这叫“离间法”。这边，干部又找到队长，说：“会计已经交代了，你们队共藏粮多少斤，在什么地方藏。你老实交代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后果自负。”队长一听，心里直骂会计没人味儿，原先商定好的谁也不能讲，你为什么先把我出卖了？队长也就从实招出来了。 “内奸”混迹人群侦破藏粮 袁庄大队大小干部２０多个，挖了一天没挖出一粒粮食，急得干部们一头火。 袁秀申大队长心生一计，从人群中找出一向老实胆小的三队会计袁根，私下交代说：“袁根，你听着，你藏粮的事领导上已经知道了，就看你态度如何了。如果你能在这次挖粮中表现积极，可以不追究你个人的问题，将来还要表扬你。”袁根本来心虚，经这么一说，早已是冷汗一头，忙说：“中，中，党叫俺干啥俺干啥。”袁队长眼珠一转说：“你到队长、会计堆里，注意打听他们谁都说点什么，及时向我汇报。”袁根忙点头说中。可以主动赎罪，袁根自然卖命，混迹于人堆里，支楞着耳朵听周围的人说话发牢骚。二小队队长李文正低声发牢骚：“我的思想问题咋着也解决不了，白搭，现在还有１０００多斤红薯哩。”吴寨村排长孙富清说：“我这党员也当不成了，瞒产２０００多斤红薯。”三连五排长孙长更说：“我藏了３５００斤豆子，谁也休想挖走。” 他们万没想到隔墙有耳，袁根装作上厕所溜出会场，悄悄告诉大队干部。这一下李文正、孙富清、孙长更算倒了血霉了，好一顿批斗，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挨了整，他们还纳闷，莫非上级领导有千里眼，要不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自己藏粮了呢？ 重利诱供人人告密 公社干部们在会上宣布，谁要是主动揭发出别的生产队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可以让揭发者吃一半。这一政策的宣布，确实让不少人动心，眼下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谁不想多弄点粮食啊，粮食是命根子！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经不住诱惑，他领导着２００多口人，早就没粮食吃了，群众饿得发昏，把树皮都剥吃了，要是能弄到一点粮食，他贾守业无疑积了八辈子的德。可是揭发谁呢？他心里算来算去拿不定主意，他知道村村都没有多少粮食了，其他村的人们同样饿得没办法。但一想到本村老少爷们一张张瘦瘦的脸，老贾狠了狠心，揭发了二排长赵德文在皂角树边的红薯窖里，藏有２８００斤红薯。那边赵德文还蒙在鼓里，公社干部叫到他时，他还装得若无其事，可一提到有人揭发他藏了２８００斤红薯，地点又说得十分准确，他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但很快又从地上蹦起来，拍着屁股疯了般地喊：“日他奶奶，我也揭发，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６个红薯窖，硬说成４个，瞒了两个，也有２０００多斤红薯。”刘耀西一听有人揭发了他，也恼了，黑丧着脸说：“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今年秋天家里放了５００斤扁豆。”你咬我，我咬他，人们为了粮食红了眼睛疯了似地咬成一团，直咬得人人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仍在狂咬不止。结果，挖出的粮食全部上交，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到头来，人们才明白过来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查岈山大队参加会议的５４人，不是一言不发，就是顽固对抗，耍二五眼子，想蒙混过关。公社干部就先找一向比较积极的会计毛聚宝、陈友，用十分关心的口气说：“你们在历次运动中是比较积极的，这一点党心中有数，将来会考虑你们的进步。可是这次挖粮运动，你们又当了尾巴。不但不积极揭发别人，还死死地保着自己。你看，你们的问题已经被三官庙的张学章揭发出来了，你们说咋办吧？要想主动赎罪，就得赶快揭发别人，争取宽大处理。”毛聚宝、陈友一听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不禁怒从心头起，异口同声地揭发张学章，说：“张学章在村东头的麦秸垛藏了５００斤小麦，在村西头的粪池里埋了１１００斤红薯。”那边，张学章万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公社干部找到他，说：“张学章，你还不快点揭发，毛聚宝、陈友已经把你揭发出来，你还护住他们哩。”张学章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娘的，平常看着关系不错，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出卖人哩，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终于，张学章揭发出了毛聚宝、陈友藏粮的具体地点。 堂堂硬汉屈打成招 一连会计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怕得上牙打下牙咯咯响，无论怎么也控制不住。队长朱遂平说：“包根，瞅你那熊样，还没整你，你已经垮了。”结果，包根被公社干部看中了，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说是大辩论，其实根本就不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就有人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躺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会儿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架不住这么批斗，早就从实招来，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５００斤的经过。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喊了出来，轻蔑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包根，吐了口唾沫，昂首挺胸地站在中间。一阵拳打脚踢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了起来。有人弄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到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人称“金鸡独立”。 可是还没等朱遂平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又是一阵暴打。硬汉子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仍不肯承认藏粮。于是，就被捆了个“小鸡浮水”，一根细麻绳勒进肌肉里，捆了个结实，把绳子搭上树去，只轻轻一拉，朱遂平便被吊在半空中，只消一袋烟工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架不住这种酷刑，大喊大叫起来：“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典型引路带头供出藏粮 陈世俊红极一时。在挖粮食时，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光荣的旗帜、模范的榜样，有当年的《简报》为证：陈世俊同志在挖粮食工作中，思想觉悟高，大放光彩，一个连就报粮２．１万斤，同时，还带动其他队也报。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党就是俺的亲生父母，我坚决相信党的政策，一定把粮食报出来。”其实，陈世俊一听说挖粮，就吓了个半死，两天没吃饭。公社干部找到他，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这次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或许可以将功补过。陈世俊茅塞顿开，一口气报了两万多斤粮，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放在某某地方。也就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一见陈世俊带了头，也都乖乖地交代了自己的藏粮。 遂平县委又报喜：三天挖出藏粮４５９００万斤 瞒产会议开得惊心动魄，大小队干部眼看着不交代藏粮过不了关，只好认了，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１．５万斤豌豆。” 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的小屋里放了１．８万斤黄豆、１．１万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高粱４０００斤。” 钟清同、钟得江说：“刘庄的菜园里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２０万斤，稻子３０万斤。” 结果派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挖出来。粮食没挖出来，不怕，只要粮食数挖出来就行。中共遂平县委向信阳地委报喜：３天挖出粮食４５９００万斤。 蔡中田们都松了一口气。 藏粮无奇不有 老百姓真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里。 没了粮食，怎么熬过这饥寒交迫的严冬？没有粮食，如何度过来年荒春？没有粮食的惶恐，令查岈山区的每一个农庄战栗不安。老百姓无法想象没有粮食的日子该怎样过。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粮食，等于塌了天。 最为顺从和通情达理的老百姓们懂得：税赋者国家之命脉，故以下奉上纵有常分而量入为出自留余畜，是以国家严限定额则下不能剥上不敢侵其。撰写《汝宁府志》的老秀才们如是说。可是，高征购一次次地征去了有限的粮食，眼见得家无隔夜粮，甚至连田间干枯的红薯叶也被吞下肚去。老百姓们在粮食恐慌心理支配下，全然顾不得“国家之命脉”了，由顺从转为反抗，五花八门地把极少的粮食当做金子般藏起来，以躲避疯狂的征购。 夜色如墨，除了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外，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张吴楼大队王丁庄生产队的郭殿奎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把几个窗户全部用破棉被堵上，破门用石磙顶着，提防村干部踹门而入。郭殿奎手持铁锨，在锅台中间一点点地铲，终于铲出了深约３尺的小坑。他让女人把红薯干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５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郭殿奎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郭殿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郭殿奎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可他们万没料到，５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 入夜，常韩大队的张清山愁眉不展，家里放的３０斤豆子和１０斤谷子成了他一块心病。放在哪里呢？藏柜子里，怕干部们撬开柜子；放在麦糠里，又怕干部们搜出来。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难为得张清山唉声叹气。还是妻子提醒了他，说：“干脆在鸡窝下边挖个洞，埋起来。”张清山一听，就拿了把铁锨，让妻子站在院子门口放风，自己吭吭哧哧地干了起来。挖着挖着，砖头垒的鸡窝轰隆一声倒塌了，砸了张清山的脚，疼得他直咧嘴。但他顾不了许多，先把砖头块扔在一边，继续挖坑。坑挖好后，他把豆子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盖上黄土和鸡粪，这才垒起了鸡窝。一下子干到鸡叫头遍，才把鸡窝垒好，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才叫上妻子回屋睡觉。 八队姬富远的粮食放得更绝。他把３２斤黄豆用布袋装了，又用塑料布包好。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藏在墙根里的粮食，就被邻居李银会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 灰山凹村的卞长山是个能人，不但能说会道，主意还特别多，所以众人推举他当了队长。可队长也怕没粮食吃，老婆、孩子收藏的１３０斤麦子躲过了干部们的几次搜查，如今挖粮队又要进村了，急得卞长山一脑门子汗，这点粮食若是被搜去，全家算是断了活路。可是藏在哪里呢？卞长山脑子一转，看到屋角放的四个空空的小坛子，心里有了主意。他把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卞长山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后湾村西村的徐广光想得也绝，他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 小营村吴寨生产队队长白有才急了眼，把２０斤棉花和８斤芝麻全部套进被子里，做成了一床又厚又沉的被子。小孩睡觉尿床，把被子尿得精湿，可又不敢拿到外面去晒，只能在家里捂着。谁知芝麻竟发了芽，白白的芽钻出了被面儿。白有才只好让全家人生吃芝麻芽，扔掉太可惜了。 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者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遂平县，斥责遂平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高潮，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接到电话，蔡中田是真真地发愁了，妻子为他包的野菜包子，他是一口也吃不下。他心里清楚，老百姓家里实在是挖不出一点粮食了，下乡走到哪里，他都看到老百姓挖草根吃，人开始浮肿了。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没有粮食对老百姓的危害。但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智，上级的指示是不可抗逆的，这粮食还得继续挖，挖不出粮食丢掉乌纱帽事小，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可不是玩的。他心情沉重地摇动电话机，要通了各公社党委的电话，传达了地委的挖粮指示。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明天１２点以前，必须完成地委下达的挖粮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各个公社和大队都要大反右倾思想。这是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折扣。没有油料，可以用菜子、向日葵子这些能够出油的东西顶上去，要搞一个通宵，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蔡中田说到这几句话时，心中颇有几分悲壮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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