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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8年在亚利桑那州出生，那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我对尼克松的最初印象是在5岁时留下的，我看到尼克松宣布，他决定于1974年8月8日辞职。 那时我正同父母在新泽西州的海边度假。我还记得电视荧屏上尼克松的那张大脸。他的话我听不懂。但从父母的反应来看，我明白他讲的很重要，可是当时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简短讲话是导致他下台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顶点，也不可能知道16年以后我将为他工作。 1990年7月3日，我成为前总统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助理，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与世长辞的那一天。在这4年中，我和尼克松在政治及外交政策方面无话不谈。尼克松曾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并成为那些追求善良与邪恶、辉煌与欺诈、无私与自私、伟大与卑微的人们崇拜的偶像。即使在去世后，尼克松仍然引人注目，引起争议，有着无穷的魅力。他总是说：“在政治生活中，沉闷单调比犯错误还要糟糕。"他有时会犯错误，但是他从不呆板枯燥。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美国历史和人性的表现一样，他在人生旅程中也是既取得过成就，也犯过错误，但那是多么丰富多彩的人生！尼克松自己隐约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一生是按照其固有轨迹运行的。 我与尼克松总统相处的4年，是这位前总统的最后几年时间， 他那时既不是白宫的主人，也不是副总统或者国会议员。人们如何评价尼克松，取决于他当政时的业绩；而他离开白宫后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则决定着他最终如何看待自己。了解尼克松的晚年生活，对于认识他的早年生涯和政治颠峰时期的作为至关重要。对于了解尼克松来说，这几年所提供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一生中其他时间所提供的更为丰富、深刻而全面。这是尼克松臻于完美的时期。 我与尼克松共事是一种很偶然的机遇，我和他相识的方式也很独特。我的政治价值观形成于里根执政时期。里根为了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为了恢复美国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表现出很大的决心，对我影响很大。我认识到，美国之所以总是无比强大，就在于它有强大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尽管我最初的兴趣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但我对政治程序和在20世纪晚期驾驭美国政治的领导人也极为着迷，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和使他能够一展抱负的理查德·尼克松。 我在科尔盖特大学一年级攻读政治科学时，恰逢罗伯特·考夫曼但任学校的国家安全问题教授。他培养了我对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兴趣。上四年级之前，当我准备离校度暑假时，考夫曼借给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理查德·尼克松所写的《1999：不战而胜》。我在暑期选择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方面，例如苏联的改革进程、改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必要性、中国开始形成的改革压力，以及继续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必要性等等，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当即给尼克松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我对他的许多看法表示赞同，对有些问题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还对他写作此书表示感谢，因为该书澄清了我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我把信寄出去，并没有期望得到回信。几星期后，我收到前总统亲笔写的便条，他邀请我到他在新泽西州的办公室，同他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 1989年10月2日，我与尼克松第一次见面，他极为慷慨地把他最宝贵的时间给予我。我们的首次交谈长达两个小时，讨论了关于世界形势的问题。这次见面使我以后成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长期助手。 当我在1990年开始为尼克松工作时，我没有想到能如此之快地接近他。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他多次被他信任的人所伤害，他仍然很快就信任了我。我成为他顾问班子的一员。我倾听着他对国际事务、世界领导人、美国政治、美国政策和水门事件的看法，倾听着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人性的看法。我协助他撰写他最后的两本书：《只争朝夕--美国在一个超级大国世界的挑战》和《超越和平》。1992年6月17日， 我同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1992年的大选之夜，我与尼克松都在电话机旁度过，和他一起根据选票情况对选举结果进行分析。我参加过尼克松一家的多次聚会，包括每年万圣节前夕前总统的庆祝活动。我随同他出访过欧洲和亚洲，在那里他邀请我参加他同一些国家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私人会晤。 如同他所说的，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让我了解"现实世界如何运作"，以便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以他的教训为戒。尼克松让我放手提炼自己的政治观点，了解运用它们的经验和责任，并为改变政治观点而与美国第37任总统进行交锋，接受挑战。 从一开始，尼克松总统就是我的良师益友、老板和美国政治史的导师。由于不可多得的机会，我得以在私下场合接触这位20世纪最重要和不朽的人物之一，耳濡目染他的思想、行为和个性。我自1989年就开始写日记，尼克松对此全然不知。每次交谈之后，我马上就把谈话的内容、气氛和自己的感想记下来。本书中所引述的都是前总统尼克松的原话。他虽然是在私人谈话中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个人观点，但他显然知道，他的这些言论终将公之于世。1994年8月， 《纽约时报》记者威廉·萨法尔在鼓动我写作本书时曾说过：“尼克松同你交谈时，明白他是在对历史讲话。"尼克松力图通过我们之间的谈话，使他的预言和见解能够在他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生命力。 尼克松对我就政治或外交事务发表评论时，既有面向普通公众的那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更多地是以私人谈话中那种极为自然、坦诚和直率的风格来表达他的观点。我所选择的题目和内容，是尼克松在他一生最后4年中感到最有趣、最愤怒、最高兴、 最可笑或者最好奇的事情。有些展现出他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世界性政治家，有些展现出一位狡猾诡谲的政客面貌，有些则展现出他是一位慷慨、善良但备受折磨的人。 本书第一卷考察了尼克松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关于领导的观点。尼克松知道什么东西构成伟大的领导，什么会破坏它，以及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作为一个曾经赢得权力，丧失权力，然后又重新获得影响力的领导人，他那无与伦比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评价其前后领导人的独特地位。本书尽可能把这些评价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反映它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尼克松的这些言论不只是讲给我一个人听的，而且是讲给几代人的。 尼克松的一生犹如一面透镜，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人性中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尼克松的一生不仅是复杂的，它还反映了人的潜力与缺陷的冲突。如果说尼克松曾经实现了美国梦，然后又在1974年失去它，那么他于1994年旧梦重圆，以成就取代了挫折。在辞去总统后的岁月里，尼克松积极活动，力图恢复他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名誉。最终，他找到了成就与失误、满意与遗憾、苦干与其必然代价之间的平衡，实现了他久已追求的内在满足。 人生的终点就是人与其经验的最终结合点。尼克松以苛求的目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把他的教训告诉我，以便我能够把它们告诉其他人。他使我做好面向未来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也为没有他的未来做好了准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尼克松真正领悟了他一生的价值，以及他所经历的历史的真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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