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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同理查德·尼克松见面，就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位曾经登上权力顶峰的人物。他态度直率，目光坚定，谈吐自信，步履从容，显然很自律。他不是那种阿谀奉承的领导人，他具有获得过权力、又失去了权力、然后重新获得权力的人那种风度，他的身上表现出书写了戏剧性历史的人那种气质。尼克松像那些真正的领导人一样，精力极为充沛。他了解并讲求这一点。他谋求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他感到这是他命中注定要承担的角色。如果说他谋求权力的愿望是与生俱来，那么他自己的艰苦努力和多次失误则使其美梦成真。他相信他具备一个伟人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伟人自身、伟大的国家和历史机遇。尽管断送了他总统生涯的悲剧使他失去了正式的权力，但却抹煞不了使他得以执掌权力的那些因素。从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看出，尼克松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领袖。 根据他自己所下的定义，伟大的领导人应该高瞻远瞩，以便激励他自己，使他能够领导国家前进，无论是为了善还是恶。他以马基雅维里式的口吻说，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既爱又恨；对他的态度也不外乎此。他的力量和远见卓识，他的说服能力、感染力和鼓动能力，他对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都使他既有忠实的追随者，也有死敌。这两种人尼克松都有。尼克松关于伟大领导人的思想，是在他多年运用权力，观察他人如何行使权力，并考察其效果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或许会将伟大赋予理查德·尼克松，但是尼克松却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去追求伟大。 1993年5月9日他对我说：“伟大领袖必须具备两种不同的主要特征：一是普遍性，二是独特性。"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上届大选结果，他对比尔·克林顿行使总统权力的能力深表怀疑。这也使他对伟大领导人和他本人与此相符的特点进行了哲理上的思考。 “首先，伟大的领导人必须有头脑、有爱心、有胆量，”他说，并形象地指着自己的头部、胸部和腹部。“这也就是说要精明、有同情心、有勇气。没有这些，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就算是伟大，也不会最出色。看看俄国的彼得大帝或者罗马的凯撒大帝，他们有头脑、有胆量，但是完全没有同情心。而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他有点小聪明，也有同情心，但是太缺乏胆量。领导人很少同时具备这三种特点。多数伟大领导人只具有其中的两种，然而他们也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极为有效地驾驭权力，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国家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但是，一个伟大和卓越的领导人需要具备这三种特点。这是伟大领导人特征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则更加独特。” 他在强调第二点时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伟大领导人要乐于冒险，善于使用权术，有统治头脑，会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遇到难题敢于拍板，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 “这是很困难的标准，多数领导人是达不到的。一旦他们达到了，他们也就随之成为伟人。” 他起劲地阐述着他的观点：“咱们逐个来看看这些特点。”他伸出一个手指：“第一，冒险。这是伟大领导人的最重要特征。如果你不能接受巨大风险的挑战，你就永远不可能创造伟业。和其他任何职业比起来，政治上能够带来巨大机会的风险更值得去冒。你冒的风险越大，你在获胜后获得的回报也就越大。看看那次'基金演讲'（一般称它为'审核者演讲'）的情况吧。1952年的那次演讲很可能就在当时当地结束我的政治生涯。但恰恰相反，它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不要因为可能有所失而不敢行动，否则你将一事无成。生活其实就是一场赌博。何不以人生做个大赌注，赢就赢个痛快？” “这就转到了我对政治的另一点看法。一个人除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政治是很凶险的职业，否则他决不会考虑参与任何竞选。在民主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在选举中失败，他还可以再做努力或者另谋职业。而在不民主的社会，他就会人头落地。一个领导人必须有必胜的决心，而将失败抛至脑后。最杰出的领导人是那些在激烈竞争中奋力拼搏，在危难之际背水一战的人们。风险玉成了他们。” 在尼克松看来，担任领导的首要条件是他必须有能力，可信赖，这样他才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种种风险。在对他的各种批评中，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他为人不可靠。政治就其本质而言，讲求绝对的可靠性。竞选公职，特别是竞选总统，需要经受最严格的审查和反对，经受公众的最终检验，得到公众的最终认可，即选民的判决。一个人竞选失败后，面对着公众的反对，若想再作尝试，不但要求他个性坚强，而且要求他为人可靠，值得信赖。尼克松在为人和政治中也难免偶尔动摇，否则他就不成其为人；但如果说他向来不可靠、不老实，那就是对他本性的误解。无论是在竞选公职时，还是在受到公众的无情监督时，他都是政治信念坚定、政治立场可靠地履行职责。 “考虑一下，”他边说边在椅子上挪动着身子，“政治是达到你所需要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恶，有了这个地位你才能够影响事物的进程。政治通常是个喧闹的舞会。它不是为懦弱者准备的。要进入这个战场，你必须有胆量。但如果你愿意冒险，政治可以使你成为伟人。” “现在，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什么？”他问。我看了看笔记本答道：“统治。” “对了，统治。竞选和统治当然是两回事。在竞选时，你的活动目的是获胜；而在管理时，你的活动目的是推动国家前进，在某些情况下是推动世界前进。一个成功的竞选者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看看克林顿总统的情况吧。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一个拙劣的竞选者；这种人往往难以爬上权力的顶峰，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的政治手腕玩得太过分；看看德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的情况吧。统治是非常复杂和极为困难的。” 我问：“竞选满足了一个人的需求；而统治则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对吗？” “说得好，尽管竞选所涉及的已经远远超出其本意，但它基本上是指使一个人被选出，所以那种说法非常恰当。而统治尽管从来没有满足过每一个人的利益，但那毕竟是它的目的。”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想我的下一个观点是关于实用主义，对吗？要知道，伟大的领导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坚持他的理想，什么时候作出妥协；应该知道采取哪种斗争方式，放弃哪种方式。原则是粗壮的大腿，支撑着人，使人站立起来，但如果时机不合适，它也能使人栽倒在地。” 他仰靠在椅背上歪着头说：“我记得1985年在东京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晤。他告诉我，一个领导人应该有两副面孔，一副笑容可掬，一副威严可怕。他的意思是，为了有效地进行领导，一个领导人必须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有些人认为实用主义就是目的本身，并就此意义而运用它；有些人则把实用主义看作十分邪恶的东西。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实用主义的确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只能把它作为达到伟大目标的一个手段。为了实现你的目标，必须了解怎样使制度运转。但在原则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目标，一个领导人不得不说服他自己和其他人违背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原则。你知道丘吉尔的那句名言，大意是说，如果希特勒向地狱开战，他会在下议院用最华丽的辞藻称颂这个魔鬼。这句名言准确地说出了我想表达的意思。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有效进行领导的关键，就是知道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尼克松向前探着身子，拿着我放在桌边的钢笔在空中比划着说：“决断，莫妮卡。决断。每个伟大的领导人都必须有能力作出困难的决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同敢于冒险的能力同样重要；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必须学会孤注一掷，因为无论你对一个问题作出怎样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百分之百正确，在你是总统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国会选区还是在全国，你的一半选民都会反对你和批评你。有时候，正确的决定最不受欢迎，那时我所说的勇气就将发挥作用。人民希望从他们的领导人那里获得力量；这就是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在海湾战争后急剧上升的原因。他作出了艰难的决定。”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北越攻击我们的一艘非武装间谍船时，我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总统只警告一次。'他们再也没有类似的举动。” “当面临棘手的决定时，多数顾问都默不作声，或者只提些模棱两可的意见，他们都不想承担责任。我还记得轰炸海防的决定。罗杰斯国务卿说：'如果轰炸能够起作用，我赞成轰炸。'无论一个决定的结果如何，最终都要由最高领导承担责任。他是决策者；他是不得不承担后果的那个人，无论结果好还是坏。” 他喝了一口奎宁水，清了清嗓子。“下面我要谈谈关于权力的最后一个观点。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权力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权力掌握在坏人手里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则能使历史变得更加美好。人们指责我在水门事件时滥用权力，但是我要告诉你：只有心怀恶意才是真正滥用权力；水门事件是一系列疏忽和失误，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大阴谋。伟大的领导人知道权力的潜在力量，从而明智地使用它，但他们也了解权力的限度，不会跨越它。”他知道许多人认为他跨越了雷池，便补充道：“但是伟人也会犯错误。” 他脸上掠过一丝嘲笑，说道：“人们经常问我一个愚蠢的问题，'当总统有趣吗？你快乐吗？'问题不在这里。领导人担任公职是为了有所成就，而不是为了快乐或者有趣。伟大的领导人更是如此。领导人需要具有洞察未来的眼光，以便领导人民前进。” 我说：“总统先生，你讲得对。但既然多数人对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缺乏耐心，领导人也应该谈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事情。只靠政治眼光，下次大选你很可能被击败。” “说得很对。当然应该双管齐下。人们总是想知道'你最近为我做了些什么？'而如果你最近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你就是不准备再次当选。但是你必须激励自己，他握紧拳头说，"你必须去做正确的事情。你看， 我只得到犹太人3％的选票和黑人7％的选票。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他们伸出手，努力去做正确的事情。” “那也是伟大领导人的定义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哦，我说不好。你就做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必须无私地谈出利己的目标。” “当与领导有关时，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你认为都应该这样，对吗？”我又问。 “我认为应该如此。如果遇到重大事件，或者情况良好，有些人善于处理困难局面，很多人则不见得，因为人的领导能力有高有低。” 我说：“有些领导人个性坚强而政治上软弱，比如布什；有些人政治上强硬而个性软弱，比如克林顿。很少有人两者兼备，但那正是一个伟大领导人应该具有的品格特征。” “说得太精彩了。你看，自从1960年以来，政治真是完蛋了，坦率地说，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也许因为涉足其中的人太软弱，或者个性软弱，或者政治上软弱，或者两者都软弱。我闹不明白。我参加了1968年和1972年的竞选，因此，这种情况对我也不例外。”他大笑着说。“那些像样的候选人似乎不再参加任何竞选了。与其选出一个无能之辈，还不如一个都不选。美国的最高公职需要更棒的人。” 尼克松关于领导人的思想论述得十分精辟，这些见解不仅代表了他的看法，而且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总统、哲学家、人，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尼克松提出了伟大领导人的条件，他也身体力行，努力达到这些条件。在《领导者》一书中， 尼克松列举了6位他认为堪称伟大领导人的外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日本首相吉田茂、西德总理阿登纳、尼基塔·赫鲁晓夫、中国总理周恩来。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在建设国家、拯救国家，或者推动世界前进的过程中，以其独特方式发挥了持久而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尼克松是同时代人；他认识并熟悉他们，因而在衡量自己时就有了活生生的标准。他将他本人关于领导的观点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期望公众和历史合乎逻辑地将他也视为伟大领导人之一。也许他是维护这些人的最后一位最好的见证人。 然而，在评价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时，他却不太宽宏大量。他按照自己的经验和历史观，当然还有他的偏见，来评判其他总统的功过是非。在尼克松看来，真正伟大的美国总统屈指可数：华盛顿、杰佛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不用说还有尼克松自己。这些人符合伟大领导人的标准：伟大国家的伟大人物，经历并指导了伟大的事件。他将自己置于伟人的名单之中，与其说出于其坚定的历史修正观，不如说他确信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种观点影响到他对其前后总统们的看法，它不仅代表了他的抽象认识，而且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抱负。 1991年2月18日， 他递给我《纽约时报》上一篇关于总统日（指美国总统华盛顿和肯的出生纪念日， 为多数州的法定假日，在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译者著）的重要评论文章，文章中没有提到他是20世纪的伟大总统之一。他冷冷地说：“嗯，他们拿这篇评论寻开心。”他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使他有些恼怒并感到遗憾，也使他对其他所有美国总统--无论是列入这个名单的，还是像他一样被排除在外的--都投以批评的目光。 “我正在读伍德罗·威尔逊的自传，”他在1991年11月12日对我说。“告诉我，你以为他如何？” 在回答之前，我转了转脑筋，想了想这个问题，知道他是要测试我对他所赏识的总统的看法。我说：“他的理想主义既是他的最大力量，也是他的最大弱点。他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人，但是他不承认人类难免犯错误的本性，而试图以建立国联一类机构来加以纠正。这是徒劳的，但也是值得钦佩的。” 尼克松微笑着说：“他在成为政治家之前是位学者。”显然是把威尔逊和他自己相提并论。“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行动家，至少在他第一任总统期间如此。但后来他变成仅仅是一个思想家，这就是国联失败的原因。他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也经历过惨痛的失败，这是伟大领导人的特征。他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未能充分认识到应该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是软弱无力的。” “你也清楚，林肯总是遭到压抑，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惨痛的失败。我知道当总统是何等的艰难不易，要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不会被打翻在地。”他紧握拳头说。 “我对威尔逊的能言善辩惊叹不已。他最精彩的演讲是关于'人民领袖'问题和'国家'问题。这样的雄辩与口才今天已经不多见了。金钱的侵蚀，公众目光的短浅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确实毁掉了文采飞扬的公开演讲。里根喜欢说的'让我今天过得快活，'是引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当然，我喜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力图与听众沟通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总不能用台词来取代高雅语言。” 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政治家应该避免迎合公众的最低标准，不受这种诱惑？” “千真万确。肯尼迪、约翰逊、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他们没有一个人起草自己的演讲稿。而我至少自己起草了部分演讲稿，并且亲自精心撰写了某些最精彩的段落。总统讲的话是要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因此，如果可能，应该留下自己的话。历史是个飞去来器。那些伟人--华盛顿、杰佛逊和林肯，至今依然伟大。但是历史却要捉弄其他人。肯尼迪和里根在一片颂扬声中结束其总统生涯，但后来却受到人们更严厉目光的重新审视；而像杜鲁门那样在一片斥责声中下台的人，后来却得到公众更有利的评价。历史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总统的言论永远存在，为什么总统所说的应该是他自己的话。'伟大的无声的大多数'一词就是我自己的创造。它将经久不衰。它的意思是不要认输，不要让别人向你发号施令。当我在1960年大选中失败后，人们弃我而去，党内的人也说：'你完了。'但是我重整旗鼓，用自己的话证明自己的才干，最终获得了胜利。伟人总是因他们独特的词语而被人们所铭记。威尔逊就是如此。” 尼克松把自己看作思想家和行动家，一个如同威尔逊那样的人物。他用这个高标准衡量其他的总统，并常常批评他们没能像他那样达到这个高标准。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巨人，”他在1992年9月26日说。 当时离总统大选只有几个星期，尼克松正关注着克林顿提出的计划，即通过集中管理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以加强政府的作用。由此引发了他对罗斯福的一番评论。他说：“他的所作所为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尽管那些措施不是临时性的，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他还使世界摆脱了法西斯的魔掌。这一切使他永远成为伟大的领袖。'新政'确实打开了索要权利和政府救济的闸门，但是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任何其他人处于这个位置，也不得不如此。” “罗斯福是个绝妙的操纵者，尽管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他最有用的敌人，是像他那样上层社会的人。但他攻击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并把下层社会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阶级斗争？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但关键在于，他知道穷人的人数远远多于富人，因而他成为穷人的英雄。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所面临的危机太深重了。” “罗斯福是个出色的政治家。这家伙有眼光。在30年代末期，他大声疾呼，美国应该尽力阻止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警告。那不是他的错；至少他看到了危险，并勇敢地站出来讲话。当珍珠港遭到轰炸时，他知道必须用理想主义去感召国人。他特别强调道义事业，而那正是激励人民支持他的参战决定的原因。他具备了这一切：有冒险的能力，善于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能够作出困难的决定，能够为了崇高的事业而运用权力。” “此外，特迪·罗斯福（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在肉体上、精神上、感情上都无所畏惧。他知道何时运用实用主义去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像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那样的死硬派，抨击他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换取国会批准他的计划。罗斯福反唇相讥，称拉·福莱特是个不懂得妥协让步，只知蛊惑人心的政客。罗斯福事事都干得出色、漂亮，他由此而成为名垂千秋的伟大领袖。” 尼克松对其同时代人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分析。1992年10月27日，因总统竞选的 治活动，尼克松再次感到兴奋和激动，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继任者进行了一番评论。 “哈里·杜鲁门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现代史，”他说着，递给我一本大卫·麦卡洛写的传记。“这是出版商送给我的，但我觉得它对你更有用处。”尼克松越来越关注布什将要在11月的选举中失利的情况，尽管布什坚称他将获得杜鲁门那样的胜利。我们每天在尼克松住宅的书房会面；他举起一杯奎宁水，让我也举起一杯葡萄酒，为出现选举奇迹而干杯。停顿多时，他才指着那本书说：“我给你讲讲杜鲁门的一、两件事，毕竟他当总统的时候我在国会里。” “杜鲁门是个强硬的狗杂种。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具有我在一个总统身上所能看到的某种最出色的直觉。当代多数总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息量太大，建议太多，对问题的分析太细致。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而杜鲁门则不然。杜鲁门总是凭借他那出色的直觉行事，万无一失。他确实有不少很出色的顾问，但就冷战问题而言，他才是我们获胜的设计师。杜鲁门看到了苏联扩张的危险，意识到他必须冒政治风险，以便使美国人民相信，我们不得不同苏联人竞争，否则和平与自由就要受到危害。他明知有风险，但却义无反顾地去干。即使他有时职位较低，但他不乏勇气，真正的勇气。你知道，罗斯福去世的时候，他处于一种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政治地位。接任总统已经是够难的了，但他还得应付冷战初期的种种挑战--那是历史赋予他的最高使命。鲁门应付裕如。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我知道布什也在读这部传记，并把自己与杜鲁门作比较。那可错了。在政治方面两人有相同之处，但在个性方面却截然不同。杜鲁门是个杰出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因偶然事件而成为总统，我的意思是说，布什得益于曾经担任副总统，得益于里根的余辉，杜鲁门则是因为前总统的去世。两人的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曾在幕后奋战，但杜鲁门是钢铁铸成的人，布什则不是。” 我问：“你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造成的吗？” “嗯，"他犹豫地说。"我想是的。当你像布什那样出身豪门时，你无须竭尽心力去干。而如果你像杜鲁门那样出身卑微，你就不得不为每项所获而奋斗。” “那么说勇士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我问。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一个人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他之所以具备这种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的能力，出身或背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你不得不为每件事情而顽强拼搏时，你就变得更加强壮有力。” “他也会更加铁石心肠吗？"我问。 “或许有那么一点吧，也很难不这样。但无论如何，它使你更加强壮。"他说这些话时，显得有那么点不自在。"让我们再回到同杜鲁门相比较的话题上，将第80届国会同本届国会相提并论是错误的。第80届国会通过了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它将这两个国家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它揭露了阿尔杰·希斯；它批准了塔夫托-哈特雷法案。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没有捍卫这个法案，他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但克林顿毕竟不是杜威。我发现，克林顿也正在同样猛烈地抨击杜鲁门。正如人们所说，杜鲁门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而克林顿和布什都不是。他们两人都在争夺杜鲁门的衣钵，但是他们都不配。” 10月30日，当大选日益临近，而布什看来注定要失败时，尼克松继续谈论有关杜鲁门的思想。他说：“这次大选的结果，要比多数人所认为的，或者比民意测验所显示的更加势均力敌，但我仍然认为布什将会失败。他没有哈里·杜鲁门那么强有力。尽管如此，我记得贝比·雷伯佐曾经说过，1948年他之所以投杜鲁门的票，是因为他对杜鲁门将在选举中痛遭失败感到同情。如果人们认为两个候选人的得票接近，他们就会去投票。但是杜鲁门具有真正卓越领导人的品质，那种我在现代许多政治家身上看不到的品质：十足的勇气，坚定的决心。 “我知道我下面要讲的有点离题，但我清楚地记得杜鲁门把特德·威廉斯派往朝鲜，他是最棒的击球手中的最后一人。那纯粹是一种政治行为。威廉斯是杜鲁门的好朋友，是个虔诚的共和党人。如果他不是不得不去，他就会打破所有纪录。但杜鲁门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杜鲁门的政治原则非常强，但他也是个很好的幻想家，远比评论家们所认为的更有想象力。” 尼克松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更为复杂：感激、遗憾和谨慎的批评相互交织。艾森豪威尔是他的良师益友，使他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派他出访全世界，那是他第一次广泛的外交政策课程。然而，尼克松对他的尊敬和刻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艾森豪威尔提携过他，使他圆了总统梦，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尼克松关于忠诚的标准。尼克松对他既尊敬又憎恶。这是一种复杂的比较评价方式，当尼克松也用它剖析自己的生涯时，这种评价方式同样困扰伤害了他自己。 “艾森豪威尔是个很有趣的人，"1991年2月27日，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中， 尼克松第一次对我评论了艾森豪威尔。"在社交活动中他富有魅力，热情洋溢。但他又是头犟驴。他必须领导盟军在欧洲获胜。他是个倔强的狗杂种。1960年，直到他万般无奈时，他才认可了我。这对我的竞选活动简直是灾难性的，因为大家都热爱艾森豪威尔，而我那时正在同肯尼迪进行一场不相上下的竞选。是的，我猜他是在维护他自己，但这种做法实在不是最忠诚的。"这时一束光线射入他的办公室，照在他的脸上。他站起来，拉下百叶窗，然后继续谈他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 “1952年，我们曾讨论收拾华盛顿的烂摊子；当然当时的情况无法同现在相比，艾森豪威尔真是可敬可佩，他坚持要我和他联袂竞选，问鼎华盛顿，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艾森豪威尔要我与史蒂文森角逐，因为我有一批支持者，而且他知道我擅长进行攻击。艾德莱·史蒂文森非常聪明，但根本不适合当总统；他考虑问题时务求周全，费尽心机，但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大笑起来。 “艾森豪威尔使用我，但他用得很合适。我记得他对我说：'你搞垮了希斯，用正当方式搞垮了他。'然后他把我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充分信任我，让我保护我自己，回击针对我的种种攻击。直到了解了事实真相，他才开始保护我，但此后，特别是当他看到'基金讲话'后我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时，他便完全支持我了。” “艾森豪威尔尊重诚实的斗争。他愿意走正路，所以他派我到各处去攻击对手，这不成问题。我的攻击颇为出色；艾森豪威尔心中有数。这一着很奏效。回首195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的天！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见艾森豪威尔！你是不在场，而我是过来人。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艾森豪威尔非同一般，然而他这个人心胸可能也比较狭隘。他妒忌心重，有时他在政治上过于为自己着想，而不去支持那些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人。” 我问：“你是否是指1960年？” “是的，不过，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别人。艾森豪威尔竭力保全自己，但常常是以损害他最亲密的人为代价。是的，那就是政治。我不是要贬低他。他是个伟大的战士，伟大的领导人。他教我懂得了许许多多事情，从外交政策到与国会共事，以及当总统的各个细节。艾森豪威尔最初告诉我的一件事，是给一封写得糟糕的信签名是如何困难。他总是强调：'信的开头决不要冷冰冰的，一本正经。要把每封信写得各有各的特点。'他知道如何做好各种事情。那就是艾森豪威尔。” 尼克松对艾森豪威尔的矛盾心理，来自于他对忠诚的珍视和不忠诚使他受到的损害，以及他对艾森豪威尔既感激又憎恶的两种抵触而又并存的情感。对尼克松来说，艾森豪威尔手握重权，可以造就他或者毁掉他。尼克松受其支配，处于其威权的阴影下。但是现在，尼克松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因而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评论可以更加直言不讳了。艾森豪威尔对待尼克松的态度反复无常，这既帮助了尼克松，也使他受到伤害。现在，尼克松可以承认这一事实了，既对我承认，也对他自己承认。 如果说尼克松是从艾森豪威尔的成功中获得了经验，那么其后他又从其直接前任的失败中得到了总统职位。尽管尼克松在几乎每件事情上都与林登·约翰逊意见相左，并强烈批评他对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处理，但他钦佩约翰逊的旺盛斗志，他就此对自己也颇为自豪。尽管尼克松从约翰逊手中接过来的是越战败局，但他对约翰逊仍给以公允的评价，认为他是位傲慢专横但颇有能力的政治家。 “约翰逊很强硬，很强硬，很强硬，"1991年5月23日，尼克松斩钉截铁地说。 他当时正在撰写关于美国领导人的第9部书《只争朝夕》， 在请我核阅有关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部分后，他直率地对约翰逊作了一番评论。"他是个爱国者，但也是个工于心计的家伙。要知道，并不是有很多人了解，为了阻挠我1968年的竞选，他使用了人们总是批评我使用的把戏，让人将窃听器安装在副总统候选人斯皮罗·阿格纽的飞机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后来告诉我，约翰逊在我的飞机上也装了窃听器。你相信吗？” 我问：“先生，你当时知道此事吗？” 他直视着我说：“不，不，当然不知道。但是我应该有所察觉。约翰逊对所有录音的玩意儿都特别着迷。我永远忘不了大选获胜后他带我进白宫的那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讨论--战争，苏联人，等等，等等。但他干的第一件事是把我带上楼，去看他卧室的保险柜，天晓得柜子里还保存着约翰·肯尼迪曾安装在床底下的录音装置。约翰逊跪在地上，掀起床罩，用手在床下挥了挥说：'迪克，它们是由声音驱动的。'” “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说。 “可不是嘛。是约翰逊告诉我要保存好每张纸片，我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一点一点地学着做。约翰逊什么都喜欢录下来。他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录音设施。我们都知道是这玩意儿给我带来了麻烦，但开始安装它的是肯尼迪，而约翰逊很崇拜这东西。” 他手里转动着一支钢笔。"你知道，约翰逊命令停止轰炸，是想把选票导向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汉弗莱是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对手--译者注）。苏联人对我当选感到惊恐，因此他们插手使北越人坐到了谈判桌旁。约翰逊真是足智多谋，而且相当棒。尼克松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显然他很佩服约翰逊的操纵才能。治家，所谓'不错'，是指他知道他想得到什么，并通常能够如愿以偿。他也是一位不费劲就当上总统的人。当然，在肯尼迪死后，他无论如何不会在1964年的大选中失利。人们投他的票纯粹是出于同情，而我们党又四分五裂，很可能终归要败北。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是个灾星，但是我记得1964年赫伯特·胡佛就戈德华特之事对我说，戈德华特非常软弱，这对我们很可能反倒有益，帮助我们把极端主义从党内清除出去。也许他是正确的。” “然而一旦获胜，约翰逊便什么也不顾了。他有勇气，但这不足以让他在1968年再次获胜。他留给我一个烂摊子，但至少他同该死的北越人进行了战斗。如果换一位懦弱的总统，早就不打了。” “他捍卫民权，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但他在美国扩大福利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他所说的那些关于实现'伟大社会'的废话，只不过是花钱的借口，以便把钱投入所有的项目，包括他提出的那些新项目，以满足他那些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约翰逊是个真诚信仰自由主义的人。但他所做的多数事情，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约翰逊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曾经告诉我，'人们支持你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你。只有当你能够为他或者对他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你才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他在生活中一直遵循着这个信条。” “他下台后爱发牢骚，愤世嫉俗，也很固执。我想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约翰逊对历史将如何描绘他过于敏感，以致在离任时完全崩溃了。约翰逊为人不怎么样，但他凭胆识决断，尽力而为。” 尼克松靠着椅背对我说：“这就是今天给你上的政治课程。” 他对其后一些同时代人的评价，与其说是从历史角度来谈论，不如说更是他的个人看法。由于福特、卡特和里根都是在他之后担任总统，他便通过倍数更高的透镜来观察和评判他们，对他们更加刻薄，特别是根据他们如何对待他这位前总统。尼克松制订的政策和所取得政绩的存亡有赖于这些人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无权无势，并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继任者们干着与他截然相反的事，沮丧与挫折吞噬了他。他对这些人的评价反映了他的失望、焦虑和气愤，并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即他是一位卓越的领袖。 “可怜的杰拉尔德·福特，"1992年7月8日，尼克松与他的继任者福特通完电话后说。你甚至不能相信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关心几张总统照片，想让我为这些照片签字。真想得出！他竟然为这个打电话！当然，他为挣大钱而忙于到处演讲，像他们中的其他人一样。"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集中到了他想强调的一点上。"你知道，从1952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在演讲后要过一分钱。当然没有人为此而赞扬我。福特的确是头一个伸手要钱的。罗斯福和肯尼迪死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我都没有干过这种事。但从福特开始，他们都是以权谋私，或者靠出售当政期间的经历来积聚财富。我知道这种事很有诱惑力，但就是不应该做。此外，福特演讲时难道有人注意听吗？” “但是，先生，他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台的，他别无选择，而只有充当既定政策的看守人。"我说，想从尼克松那里为福特争得几分同情。 他答道：“的确如此。我并不是要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的处境十分糟糕。他甚至不愿意当总统，他从未想过以那种方式成为总统。当然，由于他是我挑选的，媒介和其他所有人都对他粗暴无礼。"他犹豫了一下。"不，我还是同情他的。用同一标准评价他是不公平的。但是要知道，看着他现在在那里以公肥私，让我难以忍受。” 1993年年中，听说福特将参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70岁生日聚会的消息后，尼克松对福特更加失望了。4月27日，尼克松反感地说：“（《华盛顿邮报》董事会主席卡瑟琳）格雷厄姆要去赴会。基辛格竟敢也邀请我参加！我绝不与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我干嘛呀？我这人够既往不咎了，但是对那帮人我做不到。好在我也去不了，因为那天我必须参加去（国际事务专家）迪米特里·西姆斯的婚礼。当然，为了基辛格我可以去待上头10分钟，可是当他告诉我格雷厄姆将要出席时，那就拉倒吧！但是看看福特，他正在想什么？去参加这种混帐活动？” 幸亏福特在位的时间不长，从而免遭尼克松的全部怒气。然而，吉米·卡特，那个以"诚实"为口号赢得竞选的人，因暗指尼克松不诚实，自然成为尼克松的主要攻击目标。 1990年7月23日，尼克松说：“卡特没来出席我们图书馆的开馆仪式， 我简直难以置信。"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及他的出生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尤巴-林达，4 天前举行了落成揭幕仪式，前总统福特、里根和布什总统都出席了。而卡特则以日程安排有冲突为由没有参加。尼克松很生气。"这是不是你所听说过的最可恶的事情？” 那时我才为他工作3周，对他并不太了解，但我忍不住问道：“先生， 你也从来没有去过他的图书馆吧？” 他看着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震惊。"没有。尽管如此，那样做也不对。” 卡特不仅是尼克松之后第一位干满一任的总统，而且也是尼克松之后第一位干满一任的民主党总统。人们对此并不妒忌。尼克松对此忿忿不平，尽管他知道，由于他的辞职，卡特在1976年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卡特炫耀他本人道德正派，以此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广为流传的尼克松缺乏道德的问题上。他宣称尼克松的手腕是马基雅维里式的邪恶手段，而标榜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他将恢复美国的美德，并把美国从尼克松总统时期的道德废墟中拯救出来。 1992年4月1日，尼克松说：“卡特属于那种试图道德高尚，但尽做些微不足道小事，近乎于伪君子的人。"那天早晨，卡特是布什总统的白宫客人，这使尼克松有感而发。 他问我：“他们讨论的不是俄国人吧？” 我回答说：“从新闻报道看好像不是。” 他说：“那好。"他停顿了一下。"布什为什么邀请卡特去那里呢？卡特可是个党派观念十足的人，他不会去那里帮助布什的。"他又停顿了一下。"卡特就是这么一种人，当着你的面，他总是龇着牙笑，显得比你圣洁。可转过身去，他就对任何他不喜欢的人痛击一番，其中也包括我。这就是所谓的宽宏大量。我理解他在1976年，甚至某种程度上在1980年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么多年后继续落井下石就太过分了。” 1992年10月初，当尼克松计划访问俄罗斯时，卡特也考虑前去访问，尼克松为此感到不安。几个月前，尼克松率先提议援助俄罗斯，以帮助它巩固自1991年共产主义垮台以来所建立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制度。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公开推动，布什政府拿出了一个援助计划，尼克松因此而受到称赞。他在这个问题上十分防范，对卡特的染指甚为恼火。 10月3日他说：“我想我们去俄罗斯时卡特或许也在那里。他到俄罗斯旅行， 很可能是想在中亚建一所户外小屋。"他停下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态度，然后不再那么讥讽地说：“不，这样说太过分了。你知道，我与卡特在私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有不少矛盾，但作为前总统，他还是干了一些好事。当福特打高尔夫球时--如果他认为这就是他的退休生活方式，他当然可以这样做--卡特则在为穷人敲钉盖房。至少卡特不说空话，而是将自己的说教付诸实践，对此我还是很赞赏的。他本质上是个正派人；只不过他不是个当总统的料。” 我问：“你认为他是不是过于老实，以致不能成为领导有方的总统呢？” 他笑了。"这可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不，我不知道。我想他太相信别人，太天真，特别是在与俄国人打交道时。” 卡特插足国际事务令尼克松大为恼怒。他认为，卡特以自由的，非官方国务卿的身份，对他国和我国的政治事务进行干涉，其作用是破坏性的。 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3天后，卡特受到这位当选总统的召见，这激怒了尼克松。看来克林顿要让卡特当他的非正式顾问。他试图实行卡特的外交政策，并炫耀他自己的'新民主党'风格。如果他找卡特，他就别来找我。” 一个月后，卡特就布什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进行了批评，尼克松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声说道：“你听见他说什么来着？简直令我难以相信。他说如果布什首先关注非洲的话，他就不会有今天索马里的问题。这个可恶的家伙。他太不负责了；在海湾战争期间，他就对出兵干预出言不逊，今天又讲这一套？"他摇了摇头。"克林顿曾表示，他想会见所有前总统。这是废话。卡特已经堂而皇之地出入白宫，同时又对布什大加抨击，我的上帝，布什已经大权旁落了。” 几个星期后，他说起卡特在电视上的露面，但不承认他实际上看了电视。"尼克松夫人在C-SPAN台看到了卡特。人们称卡特是前总统中最好的一位，因为他致力于维护人权。天哪。他做过好事，但是我们不应不分优先次序。国家利益应该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国家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应当去关心人权问题。否则理想主义将会泛滥成灾，有效政策将无法得到贯彻实施。” 他对卡特扮演的外交政策调解人的角色加以批评。"我不能想象，布什甚至克林顿等人怎么能在执行他们自己政策的同时却赞赏卡特四处插手的作法。一方面是美国的官方政策，一方面卡特却神气活现地到处推行他的政策。这令世界其他国家摸不着头脑，也让残酷无情者有可乘之机。世界上的独裁者就不会把美国放在眼里，他们与卡特相互呼应，试图安抚我们。他们在利用卡特。这是危险的，不仅对卡特危险，而且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危险的。只有当政府正式批准他的访问计划，使之为政府目的服务时，他的访问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样做，也可以使政府让卡特去承担那些不愉快的差事，反正他是以非正式身份进行活动的。唯有如此，我以为才能对卡特在全世界的活动予以赞扬。你知道，他待在亚特兰大或者在全世界游荡，自称他正在监督着32场战争，并打算监督巴拿马的选举，新闻媒介喜欢这种消息！真是荒唐。美国有一个国务卿；我们不需要再填一个自由行动的国务卿。” 1993年9月21日，尼克松对卡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评论， 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国为在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而开展的大规模争办活动一事。尼克松强烈主张，尽管中国有侵犯人权行为，仍应让它得到主办奥运会的机会，以促使它更加开放，进而实现民主自由。他说：“奥委会应该将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予中国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打开它的大门。我不赞同像卡特1980年干的那样，为了政治原因而滥用奥运会。那是一种小动作，毫无意义。他们打算在哪里举办奥运会？澳大利亚还是别的什么中立国家？天哪。我看到《时代》周刊表示反对，但是他们错了。卡特的本意并不坏，但是我认为他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斗争方式。” 尼克松对卡特的看法，是一种赞赏和厌恶的奇妙混合。他尊重卡特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真诚；但憎恶他的政治立场、天真以及在尼克松看来自恃正派的傲慢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尼克松在卡特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一个误入歧途的好人。对尼克松而言，他走过的道路是正直的，但受到了权力政治的腐蚀；对卡特而言，他走过的道路也是正直的，但却受到了权力现实的侵扰。 同样，尼克松对罗纳德·里根也是持有尊敬、赞赏、批评、妒忌等各种相互交织的看法。里根的哲学比其他继任者都更加接近尼克松，尽管尼克松在多数情况下赞同里根的政策，但他对里根经久不衰的声誉颇为不满。同里根一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业绩非凡。同里根一样，尼克松的国内计划雄心勃勃，但常常引起争议。同里根一样，尼克松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反弹。同里根一样，尼克松连选连任，大获全胜。但与里根不同的是，尼克松是在灾难中结束其总统生涯，蒙受了更无情的历史评价。尼克松认为，是他使里根事业有成，因而有权分享里根的辉煌成就和荣誉。 1991年1月27日他说：“里根是我所认识的最正派的人之一。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个好人，善于沟通，是位杰出的总统。他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领导我们前进。他极为擅长同新闻媒介和俄国人以及每一个人打交道。但是我对里根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小心地向我这里看了一眼，他知道我的政治观点深深地植根于里根任总统的年代。"他振作起全民的精神，他在军备扩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但他是用胆子而不是用脑子去领导。当然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对杜鲁门就很有效。但好在里根周围有许多好顾问，坦率地说，在他第二届任期将满的时候，他的作用已不那么明显了。这不是他的错误，但他的才能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笑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睡起觉来，当总统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同情他。他是发生巨大事变时期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你知道，尽管我认为里根在军备扩充问题上十分正确，但对那些对此过分夸张，并称这是导致共产主义垮台的唯一因素的人，我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多少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对付俄国人的。我们为了制造轰炸机和其他各种装备竭尽全力。我不想贬低里根，但他只是推翻共产主义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实，共产主义一定会因其自身缺陷而自行崩溃的。里根的军备扩充也许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俄国人不得不同我们进行较量。但我认为，功劳要归之于冷战时期的各届总统，从杜鲁门到布什。” 他停了一下。"里根去格林纳达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贝鲁特。"他停住，然后用讥讽的口气说：“他宣称：'我们战胜了共产主义者！'在格林纳达？在这个方圆仅相当于加州惠蒂尔的地方？里根确实取得了一些外交政策功绩，但格林纳达不是其中之一。那是他必须做的事情，他不应该为此再自吹自擂。” 他又从侧面朝我瞥了一眼。"你知道，尽管里根所说'把政府从我们的背上甩下去，从我们的钱包里扔出去'这句话的确十分精彩，但他的政策中缺乏人情味。这犹如资本主义因过度兴奋而走向狂乱。他的哲理是对头的，但他的做法却是冷酷的。评论家们说他要把老人们赶到大街上；这种说法很不准确，也不公平。但是他的谋士们所推崇的供应经济学派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政府必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指的不是那些钻体制的空子，巧立名目，骗取福利钱款的人，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有责任对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助一臂之力，给予他们非常临时性的帮助。我没有从里根的政策中体会到这个意思。他那种前进、前进、前进的资本主义，似乎已将同情怜悯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你看，里根是适当时期的适当总统。他做了他认为最好的事。他抬起头来说：“就像我们所有人那样。” 1992年5月12日，里根到尼克松在新泽西的办公室登门拜访。 里根的先遣保安人员先到达，大楼里其他办公室的雇员们纷纷拥进大厅，以一睹两位前总统相会的场面。当时尼克松正要把他手里的报纸递给我，保安人员告诉他里根的轿车已经抵达。尼克松将报纸扔到最近的一张桌子上，疾步走到门口去迎接他的接班人。尼克松和里根肩并肩走进办公室。 我听到尼克松大声说：“罗恩！嘿，进来呀。” “迪克，"里根回答道，"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办公室。能到这里太棒了。” 他们走进尼克松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小时的私人会晤，然后两位前总统笑着出现在门口，开着玩笑。尼克松转向里根，指着他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说：“你看，罗恩，我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爱尔兰血统的人。” 里根微笑着，将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我本人也是爱尔兰血统的人，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件奇闻轶事。"他讲了几个笑话，然后又用一个爱尔兰的五行打油诗给我们逗乐，但说到一半时便卡壳了，怎么也想不起下一句。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尼克松轻轻地伸出手扶着他的胳膊。 他说：“罗恩，你不介意同我的工作人员照几张相吧？我知道他们会不胜感激的。” 里根明显地放松下来，很高兴换了个题目。尼克松介绍了我。"罗恩，这是莫妮卡·克劳莉。她是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少有的保守分子！她由于太年轻没能投你一票，但她对你了如指掌！” 里根开心地笑了，然后我们三人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如同我想象的，里根有礼貌、风趣、热情。尼克松无意在自己的办公室与里根一比高低，他让里根我行我素。然而里根离去后，尼克松则变得直率，并显得有点忧郁。 “我们谈得不错。他对追忆往事兴致勃勃，而我则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我想办法让他与我讨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说他一向'信任'（前苏联总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他竟然用了'信任'这个词。领导人从不相互'信任'。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本国的利益。里根说：'我们武装自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信任。'这种看法未免太天真了。他还告诉我，他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可以再次统一起来。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解，而且是难以置信的不负责任。我相信立陶宛会喜欢听到这种话！如果里根认为苏联会再度统一的话，那么他就是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戈尔巴乔夫也一定被迷惑了。” “但是要知道，里根太厚道了。我竭力让他对戈尔巴乔夫有个正确的认识，向他说明叶利钦是真正民主改革的代表，而里根却正在被戈尔巴乔夫的来访所利用。他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 “可是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告诉我他每天在牧场上锻炼。他毕竟没有经历4月15 日至8月8日和9日我所经历的水门事件和辞职，水门事件，日复一日。 那些日子是艰苦难的。当然里根遭到过未遂刺杀袭击，那是肉体经受的巨大挑战。可以说我的经历更加痛苦，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无论如何，里根从外表上看总是积极开朗，这就已经取得了一半胜利。” 尼克松看了看天花板，然后又看着我。"他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失态了，就是讲那个笑话的时候。他的记忆力不好。我希望人们能给他以帮助。我真心希望如此。” 里根来访所带来的幽默、忠诚、友谊和善意令尼克松感到舒心。他们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对手而是朋友。他们似乎属于不同时代的共和党斗士。但他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为国真心奉献的精神。他们的关系有着象征意义：他们彼此谋求只有对方能够惠予的友谊。 然而，里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使尼克松非常悲痛和同情。为了防备有人会因尼克松年事渐高而对他进行攻击，尼克松对那些批评里根年纪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992年11月27日，克林顿看望了里根，尼克松对此冷嘲热讽地说：“他去看望里根，而新闻媒介对里根真是十分刻薄，说他糊里糊涂，颠三倒四，整天闲逛。他们干嘛不放过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头脑敏锐了。那又何妨？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人，饱经当美国总统的各种压力。我们倒要看看新闻界的那帮家伙，到他这把年纪时是不是也能如此！"由于里根两任总统，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已成为新闻界的固定素材，尼克松对此感到义愤填膺。他说：“他们真是暗箭伤人。应该批评他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 尼克松逝世之前，与里根又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1992年12月3日在伦敦， 他们都应邀发表演讲。两天后，尼克松回到新泽西。他把我叫到身边，语气充满悲伤。 他边摇着头边说：“莫妮卡，里根遇到不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年痴呆症或者什么其他的病，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我以为他没带助听器，其实他是心不在焉。亚特兰大·里查菲尔德公司总裁洛德·库克找了个理由，说他有时差问题，可并不是那么回事。80％时间是南希在说话。实际上，里根所讲的只有一句话，'克林顿似乎是个不坏的人。'这就是里根建立在吹捧基础上的政治学。阿谀奉承，阿谀奉承。"他挥动着手说。"南希对克林顿夫妇只字未提。我想她为了得到钱，会让希拉里·克林顿很自在的。这种不谋而合不是很有趣吗？"他说着，咧着嘴笑了。 我说：“先生，如果里根身体状况真是不佳的话，他就不应该再参加什么公开活动了，至少要严格地加以控制。我觉得应该给人们留下他以前的形象。” “我同意。你看，尼克松夫人有时也同我谈到这一点。她十分痛苦，患有关节炎和肺气肿，因而也十分同情里根。她有一点说得对：早在发展到这一步之前就不应该再干了。我认为这并不适用于我，至少目前还不适用，一旦如此，我就指望你们所有的人去制止我了。” 1993年9月23日，尼克松在纽约同里根最后一次见面，共进午餐， 对里根表示出更大的同情心。他在办公室里与我面对面默默地坐了至少好几分钟，然后才开口说：“从表面上看里根的身体还行。但是他的脑子比上次更糟糕了。他的胃口好极了，很喜欢吃甜食。竟吃了三份！我的天，如果我吃一份甜食，就会增加体重！南希对他说，他应该减去10磅。里根还说，他最讨厌吃西红柿；他说他小时候有一次曾吃了一小堆西红柿，其中有几个坏的，从此他就对西红柿腻味得要命。整个下午他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他总想不起他要讲的事。每次他开始讲一个故事，总要在南希不断的提示下才能讲下去。这太可悲了，太可悲了。你和他为伴，但是却感到你只是一个人，因为他心不在焉。” 他朝下看看。"变老是一个很残酷很残酷的过程。老年痴呆症的麻烦在于，身体状况通常很好，但它却成为囚禁一个逐渐坏死大脑的牢笼。患这种病是可怕的，但是人们说患者本人毫无感觉和痛苦，谢天谢地。看到别人，特别是里根患上这种病是可怖的。我与他在一起，但同我在一起的已经不是里根。” 他停顿了一下。"如果我也患上这种病，上帝帮助我。” 里根病情的恶化促使尼克松工作得更加勤奋，时间更长，以保持大脑的灵活敏捷。在尼克松看来，变老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大脑的退化并不一定如此。他看望里根后，立即开始阅读更多的书，记更多的事，他不仅担忧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恶化，而且害怕他周围人的怜悯。"要锻炼脑子，"他这么说着，而且拼命地工作，与吞噬里根大脑的那种自然力量相抗争。尼克松在其一生中培养出来的自觉自律，使他在晚年获益非浅，也使他为自己的好运气而加倍陶醉。他对里根的同情，也使他对里根的总统任期予以更加积极的评价，否则他是不会那样做的。但他把里根称作一个朋友，一个优秀的、如果不是伟大的领导人。 无论如何，在尼克松迄今所评论的冷战时期的所有总统中，约翰·肯尼迪是最常被提到的。尽管尼克松自称对肯尼迪并不在意，但是肯尼迪的名字在谈话中至少几周就要出现一次。像对肯尼迪的多数前任和继任总统一样，尼克松对肯尼迪的感情是一种奇妙的混合物：钦佩、恼怒、尊敬，以及健康的竞争。但与他对其他总统的看法不同的是，由于他曾与肯尼迪的幽灵竞争，他对肯尼迪的看法更加错综复杂。因为肯尼迪的早亡加重了人们对他的怀念，所以尼克松知道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然而他并未望而却步。 1992年9月4日，尼克松说：“1960年的大选恐怕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因为两位候选人都十分出色。"他在作此番评论时，正值总统竞选越来越显示克林顿将要获胜，这使尼克松回想起1960年时他的民主党对手。他总是称他和肯尼迪为"候选人。 “布什的支持率现在落后8个百分点。这可太多了。想当年，1960年大选接近尾声时，两个候选人之间的支持率仅相差两、三个百分点。辩论是非常关键的。如同你知道的，那些通过电视看第一轮辩论的人认为肯尼迪获胜，而那些通过电台收听这次辩论的人则认为我获胜，因为我准备充分。但是形象问题导致了巨大的差别。自从那次辩论后，电视便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最近我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尼克松和肯尼迪将全部时间都花在争论太平洋上的两大块礁石岛：金门和马祖。这个作者真是不得要领。中国仍是扩张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发出适当的信号。连肯尼迪也改变了他的观点。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即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肯尼迪同我的看法比本世纪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更加接近。这对竞选，对国家都是有益的，因为那时正值冷战的关键时刻。一个对俄国人心慈手软的人根本不可能当选。” 他又满脸怒容地说：“乔·肯尼迪（Joseph的昵称，肯尼迪兄弟的父亲--译者注）这个老东西是个暴君，道德败坏的恶棍。他策划了西弗吉尼亚计划，毁掉了休伯特·汉弗莱，当然1960年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的投票有诈，是场骗局。尼克松夫人直到今天还说我们应该要求重新验票。"他笑了。"在库克县投票的都是些花岗岩脑袋。” “你是否真的认为重新验票会给国家造成很大混乱？"我问。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他回答。"我只是想'就这么着吧。'可是后来我们陷入了越战和水门事件--说什么造成混乱！这只不过是学者们辩论时的一种高谈阔论，即如果我在1960年当选的话，是否会出现越南问题和水门事件。越南问题？当然会出现，只不过是必须正确处理。而水门事件？绝对不会有。因为人物角色不同，环境条件也不同。不过，这些话没有什么意思。历史就是历史。 “我要说的是，1960年那次大选是个转折点。我们有两个杰出的候选人。我们有电视辩论，它改变了政治的进程。我们还有冷战问题。那次竞选又是历次竞选中最势均力敌的一次。1960年是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那是我第一次竞选总统，而且是最令人满意的一次。”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尼克松答道：“要说最令人满意，还是1946年我首次竞选国会议员那一次，只因为它是个新鲜事。但1960年是我首次竞选总统，而且完全靠我自己。我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但只是在有限的程度内。那次竞选富有生气，令人激动，肯尼迪是个出色的对手。在库克县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前， 那场竞选也是没有什么毛病的！而1968年和1972年的竞选就大不一样了。自然我赢得了那两次大选，然后是越战和水门事件。大选是令人满意的。不过，越战问题总是在折磨着每一个人。还有暗杀问题和社会动荡问题等等，这都使那一时期成为十分错综复杂的年代。” 尼克松的一生及其事业与肯尼迪兄弟的一生和事业，相互交织在一起，以致尼克松关于肯尼迪的议论简直就是在议论他自己。每当他评论肯尼迪兄弟的所作所为时，尼克松常常暗示，他自己的表现，不论在政治上、道义上，还是在这两方面，都在他们之上。当他谈到他们的政治抱负时，他常常突出他个人的抱负。当他把肯尼迪作为一般人来谈论时，他就夸耀他本人。而当他把肯尼迪作为总统加以评论时，他则在对比中极力显示自己更加伟大。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尼克松并非生性妒忌。但是，他对于肯尼迪在身后被奉为圣明，而他自己的一生却由于另一种命运舛错而蒙受玷污，的确怀有一定的愤懑情绪。 早在1992年5月15日，他就曾经说过：“说实在的，肯尼迪在白宫呆的时间， 还没有长到足以产生什么影响的地步。我们能说他有什么成就呢？所谓'猪湾事件'（指1961年在美国支持下古巴海外流亡分子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一次未遂入侵事件--译者注）是个不负责任的灾难。” 我打断他的话，"你看过有关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卷宗吗？” 他表示未曾看过。我说：“无以计数的章节已被删除。他们所发表的不过是经过大大净化的文本而已。” 尼克松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知道他们删去了一些，但还没有删到那种程度。"他停了一会儿又说：“喔，他们要维护肯尼迪的那种形象。据我所知，那些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部分被删除了。而你也知道，他们对我们录音带中所有'被删去的多余部分'做了多大的文章。那些话与肯尼迪兄弟所用的语言相比，真是算不了什么！杰克（John的昵称，指肯尼迪总统--译者注）并不像他的支持者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正直和诚实。” 尼克松又把话题转到肯尼迪做总统的事情上。"他对东西方关系的处理是灾难性的。他第一次派战斗部队去越南是正确的，但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提出的渐进主义做法很可怕。他的做法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请注意，"为加强语气，他打了个手势。每个总统都会犯错误。肯尼迪也不例外。不过问题在于，他们在强调其他人的错误时，却掩饰了肯尼迪的那些错误，这就很不公平了。噢，你知道，那些自由派是如何看待肯尼迪的。他们喜欢把肯尼迪吹得神乎其神。” 尼克松看不起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的表现，更蔑视肯尼迪一家待人接物的态度。他说：“肯尼迪兄弟并不值得赞誉。他们简直缺乏教养。据说杰克总是彬彬有礼、风度迷人、精神抖擞。"他一边说一边翘翘鼻子，"那是吹牛，肯尼迪啐过服务员，他对佣人们不加理睬或者大声喝斥。我还记得，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吃饭时，看到博比（Robert的昵称，即指罗伯特·肯尼迪--译者注）--肯尼迪兄弟中最漂亮，也是最卑鄙的一个--把他的那份菜扔到地上，并正好扔到了服务员身上，而原因只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菜。贝比了解肯尼迪兄弟。当他们住在基·比斯开恩时，常有社交往来。肯尼迪兄弟全都习惯于把佣人当作蠢货，我的意思是他们举止下流。佣人大多是古巴人，而肯尼迪兄弟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这些人全都不存在。博比是最坏的一个。被他非法窃听的人比谁都多，而且他干这种事的时间比谁都早。他是个杂种。” 1992年初，比尔·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促使尼克松把克林顿和他自己在1960年的民主党对手作了最直言不讳的对比。1月17日， 尼克松说：“指责克林顿追求女色，无疑是有根据的。这很可能成为他的严重不利条件。可是，它却不曾成为肯尼迪的负担。由于新闻媒介的保护，人们在1960年时对此竟一无所知。当时我倒略知一二，但我们当然不能利用它。贝比后来告诉我更多的事情。你也许知道，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过去常给肯尼迪拉皮条。肯尼迪对此毫无顾忌，就像克林顿一样。肯尼迪侥幸逃之夭夭，克林顿却未必能够这样幸运。虽然他有着同样的……。"他停了一下，噘起嘴巴，用蹩脚的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家乡--译者注）土话，说了句脏话。他对自己模仿嘲弄的腔调不禁哑然失笑。 “你知道，这真有意思，乔·肯尼迪曾是个保守派。我记得，1960年竞选期间，有一次我们同乘一辆火车。乔说，'迪克，你要知道，如果杰克不参加竞选，我会支持你的。'当我注意到他身边坐着个惹眼的女人时，乔耸耸肩膀说，'那是我的外甥女！'这一家子真不是东西。他们以为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惩罚。” 我说：“他们通常能够做到这一点。” 尼克松笑一笑说：“我全知道。可你想要证明它，却是很费力气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比那里，听到特迪（Edward的昵称，即爱德华·肯尼迪，他是肯尼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译者注）的演讲。讲得还可以，但是所有那些陈词滥调，什么'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不，而不是为什么'等等，全是废话。但他们却总是能弄得煞有介事。特迪这个人看上去真像个讨女人喜欢的小白脸。但遗憾的是，他现在的身价可是一落千丈了。” 尼克松明白，鉴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两人俱已被暗杀，他对肯尼迪家族的看法未免失之亵渎。不过，他仍想拿掉这些政界名流头上的耀眼光环，把他们的真实面目公之于众。揭穿这个神话是尼克松工作日程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要进行报复，而是想在历史的竞技场上讨个公平。暗杀夺去了约翰·肯尼迪的生命，也使他未得到公正而平衡的历史评价。"水门事件"同样也剥夺了尼克松获得公正评价的机会，尽管那是由尼克松自己造成的。肯尼迪之死虽然是悲剧，但却是尼克松所要破坏的神话的一部分。1991年底上演的奥利弗·斯通有关肯尼迪的电影，促使尼克松提出对肯尼迪暗杀事件的评论。 12月23日那天，我告诉尼克松，我看了那个影片。他惊讶地问道：“你干嘛要把7 美元送给奥利弗·斯通呢？” 当此片发行成为一条重大新闻时，我感到非常好奇。刺杀案件之谜以及被广为报道的奥利弗·斯通对沃伦委员会调查的攻击强烈地吸引了我。 尼克松摘下眼镜，在办公室的一角坐下，问我对此片有何反应。 我对他说，斯通的论点是，肯尼迪不是死在一个单枪匹马的刺客手中，他是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某些人策划的一次政变的牺牲品，他们反对肯尼迪所计划的从越南撤军，反对结束冷战。政变成功了。主张干涉的约翰逊就任总统，他按照计划，命令将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从而使美国陷入了东南亚的10年战争和几十年的冷战。这次政变的成功意味着，如同斯通所说，一个长达25年的"隐蔽政府"，这个政府被维护军事-产业界联合体利益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秘密控制。 尼克松沉下脸来。"不，他不可能是当真的吧？上帝！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令人不能容忍的论点。斯通就是这样到处贩卖这个混帐东西的吗？真是可恶之极。” 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用低沉的语气继续说道：“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已经公布，仅有一个刺客。而且迄今没有任何能够推翻这一结果的确凿证据。这些异想天开的推论，什么中央情报局插了手，什么绿草小丘上藏着其他杀手，或者什么子弹从汽车周围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弹起来以后击中了肯尼迪，等等，都是荒谬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个无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斯通或者任何别的人能向我出示确凿证据，我说的是确凿证据，即奥斯瓦尔德同其他人联手行动，那么当然可以不必介意中央情报局阴谋案之类的疯话。否则，他就应该停止用他那不可靠的、自私的、反对越战的影片扭曲美国的历史。” 尼克松很愤怒。斯通对暗杀的解释，包括转弯抹角地暗示尼克松了解这个大阴谋，完全是信口雌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斯通宣称这是艺术创造，他从未否认该电影是将事实和虚构混合在一起，但是在尼克松看来，问题在于，那些不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在看过电影后，会认为那就是历史真相。 “从你对我讲的来看，尽管斯通想方设法给肯尼迪歌功颂德，但实际上他是对肯尼迪之死加以利用，而这种做法是肯尼迪家族多年来一直竭力避免的。过度痴迷对于肯尼迪家族没有丝毫帮助。我认为更糟的是，斯通关于越南战争的愚蠢议论损害了肯尼迪的形象。只有克林顿这一代人认为，只有将肯尼迪描绘成愿意保证从越南撤出，他才能给人以负责任的形象。现在，肯尼迪关于继续留在越南的决定，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要知道，所谓他要彻底撤军的计划，当时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根本就不可能。” 我回答说：“这部电影根本不是关于暗杀事件的。他唯一的目的是要证明在越南问题上肯尼迪是正确的。它想说明，在发现派遣首批部队是错误的之后，肯尼迪就想从越南脱身。他是个冷战斗士。在斯通看来，如果把这一点写进去，就是歪曲肯尼迪的本来面目。” 他说：“太对了。这是编造得十分巧妙的骗局。” “观众中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受了骗？” 他回答道：“一个都没有。这部片子是希望对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感觉良好的那一代人的作品。关于越南战争的宣传很不诚实，很无耻！对出兵负有责任的是肯尼迪，而人们却在越南问题上对我穷追不舍。肯尼迪做得对，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事情是他干的。” 两个小时以后，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口授的备忘录，它是有关奥利弗·斯通在12月20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题为"谁在篡改历史"的专栏文章。在专栏文章中，斯通讹称肯尼迪曾拒绝出兵越南。尼克松在给我的备忘录中争辩道，肯尼迪向越南派遣了首批部队16000人，在他遇害身亡前美军已有400多人伤亡，有鉴于此，斯通篡改了历史。 3天后，他递给我《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阴谋策划反对约翰·肯尼迪？"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上写着"莫妮卡：注意"，并用笔把最后两段圈出来。这两段讲述了肯尼迪决定派遣首批部队，发起"哈姆雷特战略"计划，在南部和北部发动一系列攻势和掩蔽行动的情况，以及他不愿意考虑用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情况。 当《时代》周刊在1992年1月6日那期公布1991年的最佳影片名单时，尼克松继续着他对此片无声的反抗。他在吹捧约翰·肯尼迪的段落画上圈，在段落的下面写道"瞧！"这部片子及其上座率使他感到十分不安，不仅因为肯尼迪的遗事遭到歪曲，而且因为大众文化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对整个越战时期的错误看法。尽管尼克松认为他应该在1961年成为总统，但是他对肯尼迪干涉东南亚的决定表示赞同，认为任何旨在颠倒那段历史的企图都是捏造事实。 对关于他妒忌肯尼迪，妒忌人们对他的由衷怀念，以及妒忌肯尼迪出身豪门的任何含沙射影的指责，尼克松都非常敏感。尼克松对他的卑微出身引以为荣，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在政治上获益非浅，而且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更加出类拔萃。他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形象：尼克松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肯尼迪给国民树立的是凭借天赐取得成功的样板，而尼克松树立的则是依靠奋斗获得成功的典范。 尼克松对精神分析家的无知和误导十分光火，1992年1月16日他感叹道：“当听别人说'尼克松妒忌肯尼迪'时，我真是无法忍受。我从不妒忌肯尼迪。他们从哪里得出这种印象？他有他的成长道路；我有我的成长道路。他是个厉害的对手，这是我唯一忧虑的。在国会里，我们是友好的议员，在总统竞选中，我们相互竞争。我们两人的道路经常交叉在一起，时而是朋友，时而是对手，不过如此。” 无论尼克松是否真的妒忌肯尼迪，无论尼克松掩饰这种妒忌的努力是否成功，他对这个问题的断然否认，说明他意识到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将永远交织纠缠在一起。他希望载入历史的是他们之间健康积极的竞争，而不是像许多人所一再描绘的那种你死我活、充满摩擦的关系。肯尼迪性格中的严重缺陷，促使尼克松更加深刻地剖析自己。他指责肯尼迪的行为，或许暗暗地将其与自己的行为相比较，但他们的缺点是极为不同的。人们总是再三强调尼克松的错误，而无视他的德政；对肯尼迪却恰恰相反。尼克松对肯尼迪的评论就是要纠正这种不平衡。 通过评价他的前任和后任，尼克松更多地认识了自己。他们的竞选与政策，成功与失败，思想与行动，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总之，每位总统的方方面面都使尼克松得到安慰，他看到了历史将会怎样将他载入史册。对别人的思考给他以解脱，不仅因为他们也曾像他那样飞黄腾达，而且许多人也像他那样一落千丈，即便不是像他那样跌得如此之狠，如此之深。雄心和才干将他们推上了权力的顶峰；时势将他们铸造成为领袖。当他给伟大领袖的标准下定义时，他也是在用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和要求他人，他知道相比之下，他将作为一位卓越领袖而雄居其中。有些领导人比其他人具备更多的优秀品质；而他认为自己具备了全部优秀品质。通过列出伟大领导人所应具备的素质，并举出自己所具备的，他希望有权被视为那些在总统职位上创下了丰功伟业，并具有永恒魅力的伟人行列中的一员。他认为他已得到这种权利，他已经证实了自己。 他经常说，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他对其他领导人的评价，旨在使人们对他的总统任期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评价，不是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而是将自己所犯的错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当他说里根"做了他认为是最好的事，就像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那样"时，他是在说他已经尽力而为了。无论大错还是小错，并不是只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发生。他吁请用同一的高标准和现实标准衡量所有总统。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败坏他前后总统的声誉，而是要让历史看到，担任总统的是那些真实的、不完美的，但又在尽力的人们。尼克松期望得到的，不是历史宽恕他，而是给他以公平，他迄今一直被剥夺的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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