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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刮刮的老将军”对垒“法西斯分子” ·马兰当选 ·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 ·“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 ·“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6·26行动 ·初试锋芒 时间：1948年5月的一天。 地点：比勒陀利亚。 南非正在筹备“普选”。之所以在普选这一词上打上引号，是因为占这个国家人口75％的黑人没有权利参加这一选举。究竟谁会当选呢？是那位曾在联合国慷慨激昂地鼓吹人权的“顶刮刮的老将军”、现任南非总理史末资，还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南非国民党的主席马兰博士？比勒陀利亚是发起“马兰运动”的城市，一股疯狂的政治热浪席卷着这个南非共和国的行政首都，在大选前三个星期它的意向已十分明确了。 史末资何许人也？早在1899—1902年布尔人与英国人的战争中，这位受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格外赏识的年轻的司法部长即率领一支游击队，辗转于开普省一带，煽动具有荷兰人血统的布尔居民拿起枪杆，骚扰英军交通补给线，使他名声大噪。在随后的谈判中，他又力主缔结和约。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他和路易·博塔①领导的南非人党竞选获胜，他在博塔内阁中任殖民部长和矿业部长，成为博塔内阁的掌舵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不仅主张南非联邦参加英国一方作战，而且亲自率军到东非作战，被任命为东线英军总司令。由于屡建战功，竟作为“外国人”破天荒地参加英国的“战时内阁”。战后，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建立国际联盟中起了重要作用，可称是德属西南非洲成为南非联邦直接管理的委任统治地的策划者和促成者。1919年，他继承博塔成为南非总理。但在1924年的选举中，他所在的南非人党遭到失败，此后10年处于在野党地位。 ①南非政治史上有三个博塔：路易·博塔为南非联邦第一届总理（1910—1919年）；彼得·博塔先后担任总理（1978—1984年）和总统（1984一1989年）；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即“皮克”·博塔）在1977年到1980年任外交部长，1980年后任外交和新闻部长，后在曼德拉内阁中任矿业和能源部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史末资力促政府与德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时任总理的赫尔佐格则主张保持中立。1939年，南非议会通过了同德国断交的议案，赫尔佐格为此辞职，由当时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史末资出面组织内阁。在二战期间，他曾任英国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和丘吉尔首相的顾问，并指挥约70000人的南非军队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意大利和马达加斯加诸战役。1941年，史末资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战争时期，需要大批人力，为了获取非洲人对战争的支持，史末资曾于1944年宣布应当废除已经过时的种族隔离政策。 1945年9月，史末资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从欧洲回国。在机场上，他受到成群结队的南非人的欢迎，横幅和口号都是“感谢您，史末资将军！”这时，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大厅前，已聚集了大批群众，其中也有许多黑人男女，他们从史末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特意赶来欢迎这位联邦领袖。但是，就在史末资即将到来之前，派到会场来的武装警察袭击了非洲人。这些怀着真诚的希望来倾听史末资讲话的善良人们，就这样被野蛮地驱散了。 十分明显，马兰博士远不及他的对手史末资将军那么有名气。他本来是个神学博士，在他踏入南非政治舞台之前，曾经当过8年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凡是旨在使国内黑人和其他非欧洲人获得平等的一切社会改革，他都激烈反对。作为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不仅积极支持那些正在南非联邦形成的法西斯组织，还煽动反犹太人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成立的国民党，一直把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作为紧密盟友，马兰的部下还曾郑重地谒见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屡次公开表示希望德国获胜，并在非洲宣扬“新秩序”。后来，当国际法庭审讯重要战犯时，他们又派代表团去纽伦堡，抗议处死戈林。 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怎么会击败在国际上“德高望重”的史末资元帅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选区制的方法。南非的选举分选区进行。哪一个候选人在选区获得的选票最多，他就可以在国会得到一个席位。可是其他那些得票较少的候选人，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后就不算数了。这样只要一个候选人在选区得到引％的选票，那么其他49％的选票作废了。实际上，马兰的国民党之所以获胜，只是它赢得的席位占多数；而史末资的统一党①尽管得到的票数比南非国民党还多125000票。但按规定，统一党仍须退位。第二，在南非白人的眼里，史末资始终是一名亲英派。在1902年的英布和谈中，他即主张缔结和约。他极力劝说民团代表们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不要继续这场他认为将导致布尔人自我毁灭的战争。1910年他在博塔内阁中又极力奉行与英国的和解政策，努力改善英布关系，主张南非联邦必须在大英帝国内求得发展。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又为英帝国效尽犬马之劳，并深得英国人的赏识。二战结束后，史末资政府仍保持亲英政策，引起了南非荷青白人的反感。在选举前，他已与伦敦政府安排，只待选举一结束，他即直接赴伦敦参加英帝国联邦会议，还将就如何巩固英国在南非的地位提出建议。而马兰的竞选班子则对日益上涨的布尔人民族情绪更为了解，在国内掀起一个激烈的反英运动，并强调对外实行完全独立的政策，以抵制英国的干涉。 ①在1934年，史末资领导的南非人党与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合并，组成南非统一党，而马兰为首的极右派则组成新的南非国民党。 最重要的则是对非洲人的看法。在战时，史末资为动员人力，曾多次许诺要改善黑人和非欧洲人的状况。虽然这仅仅是口头上的许诺，却引起了南非白人的恐慌。一位布尔农民忧心忡忡地说，“在南非联邦有两百万以上的白人，而黑人数目比白人多4倍。我们要是给了他们权利，他们转眼之间会把我们全部赶走。”战后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1946年的南非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和金矿工人罢工，使南非白人的担忧变成了恐惧。在竞选中，马兰正是用“黑色危险”来威胁国内的白人，硬说如不采取“果断的政策”，即种族隔离制，国内经济的发展将使各民族、种族混杂的现象进一步严重，其结果不仅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垮台，而且欧洲人本身亦将不复存在。这种恐吓十分奏效，致使南非白人，特别是荷裔白人，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宣扬“种族隔离”的马兰及他领导的国民党。据统计，在1948年的选举中，约有80％荷青白人支持南非国民党，使南非国民党在大选中险胜。 南非国民党的上台意味着种族隔离制将全面系统地推行。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南非国民党执政时才开始施行的。其实，从里贝克1652年登上南非的那一刻起，这里就出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无论是布尔人，还是法国人或英国人，歧视非洲人始终是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马兰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实行隔离或对人采取不同态度的种族歧视是南非联邦自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敦城登陆以来的传统的种族政策。”但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则是不能否认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上台到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的13年中，国民党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 大选结果揭晓后，马兰立即表示：实行种族隔离制政策将使非欧洲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如同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自由发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兰政府上台后的短短三年里所通过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应。 1949年通过了两项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第一项为“失业保险法”修正案。它规定此修正案不适用于年薪在180英镑以下的非洲人。因为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全年能获得180英镑的工资，所以这个修正案几乎使所有的土著居民都享受不到失业保险。第二项为“禁止杂婚法”，不准欧洲人与任何非欧洲人通婚。随后，对1927年通过的所谓“取缔淫乱法”①进行修正，规定禁止非配偶同居关系。对“道德败坏的人”进行管制。警察局的密探奉命监视住房的窗户、小轿车或出租汽车。按南非联邦的法律规定，一个牧师要是替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欧洲女人证婚，那么他就要被判10年苦役，哪怕那女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印度人或犹太人的血统。黑人是禁止和白人妇女通婚的，否则就要处以死刑。 ①这条法律不但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而且也禁止他们之间的非配偶同居关系；违法者处以5年徒刑。此法对欧洲人与混血种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通婚和同居，却未正式加以禁止。 这一年还通过了各种修正案，以推行种族隔离制。如“铁路和港口使用法”修正案加强了火车和轮船上的种族歧视；并以“欧洲人同卡佛尔共用一台电话机是一种耻辱”为由，要求电话室里也实行种族隔离制。此外，飞机的座椅、厕所的手巾都开始进行种族隔离措施。同时，总理办公厅还向各国家机关发出通令，指示用欧洲人代替担任公职的非洲人。这样，非洲人在国家机关可担任清扫工这种职务的权利也给剥夺了。9月，又颁布命令，禁止非欧洲人在正规军的战斗部队服役，他们只能在正规军中担任各种辅助工作。 马兰领导的南非国民党赢得选举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一个阿非里卡人的党，是一个竭尽全力要剥夺非洲人权利的党。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的新立法使非洲人更加迫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和斗争的必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卫兵”为形势所惊醒，也不需青年联盟的说服了。青年联盟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并为实施这些纲领的战斗行动提供了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纲领旨在达到“民族自主”，即“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自主并达到政治上的独立。这就意味着不接受分治、隔离、受托人地位或白人领导权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根据白人统治即白人统治黑人的思想搞出来的”。 1949年12月，青年联盟觉得苏玛博士的政策已难以容忍，在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一轮选举中，他们决定投莫罗卡的票，苏玛落选了。这颇有点“宫廷政变”的意味。在选举之前，青年激进派认为马修斯博士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又多次参与各项行动的组织工作，同时他所担任的教职又使他有机会接触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协助姆达在黑尔堡大学筹建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以来，他已逐步熟悉并接受了青年联盟的主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对青年联盟决定推选自己当国民大会主席婉言谢绝。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联盟只好采取第二方案，即推选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 莫罗卡博士是位外科医生，曾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受过训练。但他是南非为数极少的几个黑人富豪之一，在奥兰治占有一个非洲人保留地，在沙巴·恩楚占有一些农场。同时他也有与阿非里卡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历史。如他在奥兰治自由邦就开设了一所学校，专门接纳贫穷的阿非里卡人孩子上学，同时也为白人病人开设了医疗服务。尽管莫罗卡博士不是最佳选择，但当他听到青年联盟的意向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选择。当选秘书长的是青年联盟组织者沃尔特·西苏鲁，他的丰富阅历和坚强性格使他在青年激进派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设立专职秘书长。这时，西苏鲁决定放弃他的地产代理商职业，集中精力搞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并加紧设法把青年联盟的战斗纲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曼德拉与坦博均被选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从而为推行青年联盟的计划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样，在1949年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青年联盟最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主要由于它的领导层有一批像曼德拉这样的杰出领袖，他们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斗争策略。与老一辈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怀着对自己民族的赤诚之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其次，这个组织从成立到1949年，已在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从而给予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新的生命。最后，它在理论上已日益成熟，围绕着非洲民族主义的鲜明概念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系统的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长期目标是实现“民族自由”、政治上的独立和自决；短期目标则是废除各种带有种族歧视的不同政治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抵制，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策略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纲领不仅是对刚刚上台的马兰政府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是青年联盟对国情和黑人解放斗争长期研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进一步系统化。“人口登记法”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种族纯洁”，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联盟居民要领取注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却没有规定对于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政府对如何安置迁出的人亦概不负责。与此同时，政府还蠢蠢欲动，为镇压共产党作各种准备。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种族立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一个混血种人团体决定于5月1日举行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马兰政府的野蛮禁止。为了回答这一禁令，在5月1日这天，南非联邦的重要矿区兰德金矿的80％非欧洲人矿工拒绝上班。对于这次集会的组织，曼德拉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尚未消除。 实际上，在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青年联盟即已决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地位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并决定首先应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以一天的抗议活动来反对马兰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对5月1日的集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内部意见并未统一。西苏鲁这时已认识到广泛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他的两位共产党朋友要求他参与“五·一”集会时，他决定召集一次会议以争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更广泛的支持。 曼德拉和坦博对此做法很不同意。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应与黑人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参与罢工。对这一决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大发雷霆。他一方面与罢工的组织者争论不休，并设法冲击会场；另一方面在青年联盟的杂志《北极星》上撰文，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们是工人。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这块土壤生长茂盛。 马兰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来驱散集会群众。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和亚历山大镇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时遭警察的武装袭击。警察在别诺尼市命令在场围观的群众在3分钟内散开。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警察用刺刀杀人，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曼德拉和西苏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到奥兰多组织群众，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并安排人们疏散。这次罢工虽然从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当局的残暴镇压，结局悲惨。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五·一”节的罢工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这一事件使他真正认识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时亦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的态度。他逐渐认识到，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单靠黑人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 马兰政府对“五·一”节示威的反应是决定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的影响。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危险”。“五·一”节事件后，他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草案”。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特大权力，他不仅有权宣布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宣布任何组织为“共产党组织”，而且有权采取各种镇压措施。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随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 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于6月20日宣布自行解散。显然，这一条例针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南非的2000名共产党人，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话来说，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为了哀悼“五·一”节示威被杀害的死难者，为了抗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在号召书中，青年联盟明确地指出，“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南非人都知道，1652年4月6日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当时，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支船队由范·里贝克率领于圣诞节前夕启锚出航，已在海上航行了3个多月。在这第一批欧洲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布尔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他们怎能忘记这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镇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发生部分罢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省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协调这种活动。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非欧洲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亦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单干的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各类民主组织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1951年，马兰政府又颁布了“班图权利法”。这是国民党政权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该法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此法令还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种族隔离制的实施。同年，“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有色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保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各项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就任青年联盟主席后，开始考虑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通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是消极抵抗。诚然，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号召力，还要对时时遭受暴力摧残的人民进行非暴力的训练，但非暴力是反抗一个肆无忌惮的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曼德拉不会忘记1946年时他的两位印度朋友如何组织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的情景：有些开车，有些坐车，纪律良好，秩序井然；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自愿进牢房。“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曼德拉向西苏鲁提议。西苏鲁表示同意，“但这种消极抵抗必须是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亦应欢迎各种族的人来参加这个运动。”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鲁将他们拟好的关于贯彻“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给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这一计划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行动。届时应告诉政府，必须撤消特别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立法，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表示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顿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正在这时，噩耗传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缔造者塞姆博士不幸逝世。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礼貌的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亦随之结束了。在青年联盟的年会上，担任主席职务的曼德拉面对各种不同意见，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他的主席演说既坦诚地承认内部的分歧，又回避了处理这些分歧的办法：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他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批新一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中断了正在举行的会议，赶去参加塞姆博士的追悼会。随后，他们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挑灯夜战，周密地规划即将到来的战斗——1952年的蔑视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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