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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6集会与6·26蔑视运动的开始 ·“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那是你的光荣！” ·首次入狱 ·当选非国大副主席 辞典上对“蔑视”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用这个词来形容从1952年6月26日正式开始的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最贴切不过的。这场运动是由曼德拉和西苏鲁一起精心策划的，因而理所当然是：“有意识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人们不按照所谓的“常规”或“法律”行事，黑人和有色人种从只准白人通过的人口进入火车站和邮电局，示威者从容不迫地走进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地区，黑人有意坐到只许白人使用的座位上，这当然是“用不服从的方式”。面对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人们等闲视之，并自愿被关押；在白人政权的三令五申之下，示威者我行我素，坚持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办事，对政府命令漠然处之，这当然是“对权威举行挑战”。貌似强大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得如此脆弱，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不间断地使用警察和监狱，不间断地进行袭击、搜查、逮捕和审判。然而，正如青年联盟的号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摧毁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手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他们的兄弟印度人那儿学来的。这种策略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著名领袖甘地发明的，他在南非的21年正是他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893年4月，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已在印度工作了两年的甘地，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聘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友人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早在少年时代，甘地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得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抵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禁止印度移民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队伍缓缓前进，前一排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很多人被送去监狱。甘地亦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南非政府不得不释放甘地，以求体面地解决冲突。经过多次谈判，政府被迫于1914年1月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的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非洲人国民大会之所以决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除了受到印度人大会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暴力对抗的概念难以接受。其H，南非这块土地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多种民族和种族共处，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使用暴力，将在各民族心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同时将导致这个国家永远也难以安宁。1899—1902年发生的英布战争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愿看到同样的事在这块土地上重演。 根据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和总书记西苏鲁于1952年1月21日致函马兰总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废除最主要的6项种族歧视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证法”，1950年7月颁布并引起严重后果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同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班图权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选举法。莫洛卡和西苏鲁在信中表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们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这些合理要求，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马兰没有亲自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复函，而由其秘书代笔写了一封复函。首先，信中指责西苏鲁不去同土著事务部长交涉，并对他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质疑。信中还强调，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复函最后警告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苏鲁再一次致信马兰总理。他们宣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常渠道”；这些种族歧视的立法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他们警告说，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何种动乱，即使发生，亦不会是我们所为。” 随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达杜和书记密斯特里和卡恰利亚代表印度人大会致函马兰总理，“我们受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信中还十分明确地强调了印度人大会的立场：“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这样，南非印度人大会不仅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同时也防止了政府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1952年4月6日，是第一批荷兰人移民踏上南非这块土地的300周年纪念日。1652年的这一天，范·里贝克率领下的荷兰三桅船队徐徐驶进桌湾。舰队司令范·里贝克在旗舰“德罗美达里斯”号的航海日志上写下：“日落后不久，我们驶进了桌湾，在水深4噚①处的沙砾海床抛锚。我命令舰长大卫·柯宁克，明天拂晓，带领6名士兵（划手除外）乘一条单桅小帆船登陆，看看有没有其他过往船只留下给我们的信件，能不能搜罗到蔬菜。至今我们已连续航行了3个多月，全体船员都已疲惫不堪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个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船队补给站的使命在300年后的今天演变成了一场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悲剧。 ①噚，古代荷兰计量水深的单位，合1.85米。 这一天是南非白人的节日。但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祈祷“解放”的宗教仪式。在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站在主席台上，听莫洛卡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说。曼德拉当时已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副手毛尔维·卡恰利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在他们的身后有各种巨大的横幅和标语：“人人都有选举权！”“马兰记住希特勒是如何倒台的！”、“消灭通行证！”整个会场群情激奋，热情的群众站在炎炎烈日下认真地听了5个小时。最后，莫洛卡带头宣誓：“我们要把头脑、身体和心灵里的全部力量拧成一股，一定要使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能再持续下去。”他号召广大群众加入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在整个组织过程中，曼德拉认识到让群众理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至关重要。只有当人们从心里觉得非暴力抵抗是非洲人最好的武器，他们才会打消疑虑，踊跃参加。他和卡恰利亚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对象是城镇居民。有条件的地方就召集会议，讲解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没条件的地方则只能挨家挨户去敲开陌生人的门。首先，他向人们解释，以鼓起他们的勇气。他耐心地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其次，他强调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告诉志愿者非暴力比武力进攻更需要决心和纪律。如果他们愿意充当志愿者，他就进一步讲解志愿者的注意事项。 曼德拉走访了开普敦、纳塔尔和德兰士瓦。每到一处，他总是与志愿者做朋友，很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与志愿者建立亲密友情的同时，他也学会了控制自己容易外露的愤怒感情。一次在服装工厂的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各种族的工人讲话时，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在整个组织动员过程中，由于与各种族的人都有接触，他真正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一个“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与会者郑重声明：“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非欧洲人民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有一位与会者提出问题：“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曼德拉很幽默地回答：那是你的光荣。一旦要求辩护，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会代表你向法庭解释蔑视运动的理由和目的。最重要的是，任何志愿者决不允许接受保释和罚金的要求，他们必须带着笑容迈进监狱。 政府的反应是神经质的。它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了500名男女姓名，并命令4位共产党人包括马克斯、达杜博士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为了身先士卒，成为一志愿者的先锋”，他们针锋相对，立即组织集会和发表演说，随后即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政府还查封了共产党员鲁恩·弗斯特主编的报刊《前卫》，但她仅仅将报刊名改为《号角》又继续出版了。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运动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纪念日。按照原计划，蔑视运动从这一天正式开始。这次斗争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兴致勃勃的志愿者戴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至伊丽莎白港。当他们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人口时，被等在那里的警察逮捕并押至停在那里的火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警察决定将他们带到车站的另一侧时，不得不让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整个事件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至当列车过桥时，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因为是运动的第一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在此时外出必须持有特许证。这样，散会后，两个人“很不志愿”地被巡警套上手铐，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在等着将他们送人牢房时，卡恰利亚问曼德拉：“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卡恰利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是按种族划分的。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屈尊奉承一下这家伙。”他是指那个站在一边的尉级警官。“少校，可否请您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这位警官听到称呼十分高兴，但嘴上还是念叨着“规定纪律”等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他将两位犯人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两人进去。“哈哈，你这家伙，总是这么有办法。”卡恰利亚情不自禁地对曼德拉的机智表示钦佩。 第二天早上，狱吏送来早餐。曼德拉惊讶地发现他盘子里的食物与卡恰利亚的完全不同。“为什么我只有玉米糊和水，而我的朋友有咖啡、面包和果酱？”他很气愤地问。那个狱吏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咆哮着：“闭嘴！吃你的！”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狱经历。他后来描绘道： 我们被塞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住受伤的人，要求予以治疗。得到的粗暴回答是要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这时，蔑视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各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效地组织群众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隔离法令。有的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人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坐在专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以示蔑视。这些志愿者认识到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一项将根本改变自己命运的事业，精神振奋。正如一首自由之歌所唱的那样：“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当时位于专员街东方旅馆楼上的蔑视运动指挥部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志愿者在这儿休息、交谈、交流情况。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指挥部里洋溢着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一次，当一位志愿者带来了一条极令人开怀的消息时，西苏鲁情不自禁地跳起了科萨舞蹈。在一旁的卡恰利亚简直看人了迷，“我太欣赏了，又要求他重新跳了一次。”在这样一种解放了的气氛中，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文件。两个星期后，警察逮捕了蔑视运动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洛卡博士、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马克斯、达杜博士、卡恰利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卡思拉达。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政府的镇压措施反而激起了志愿者的热情。在7月份，共有1500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 运动在9月份达到高潮。一个月里，在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有一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监狱已人满为患。为解决这一困境，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不得不亲自拜会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支部负责人。他们承认监狱已很难再装犯人，而被捕的志愿者甚至被释放了也不愿回去。他们只好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一段。 10月初，蔑视运动进一步升级，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比勒陀利亚举行联席会议，计划将蔑视运动从城镇扩展到乡村地区。当时很多记者都报道了这一会议的盛况，莫洛卡在向代表们致欢迎辞时不无自豪地宣称：“今天，我们目睹了南非历史的转折点。”第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成功地提议南非局势应在联合国内引起辩论。蔑视运动的大部分在押的领袖号召志愿者加强行动，以对此提案作出响应。到10月份，南非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志愿者参加运动，在德兰士瓦东部，还有31名农场工人参加了志愿者队伍。在伊丽莎白港，3个星期内共发生了有850人参加的6次罢工行动。 然而，在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停顿下来了，后来被捕的志愿者还不到300名。这主要是因为10月18日在伊丽莎白港和11月9日在东伦敦相继发生的两起动乱事件。伊丽莎白港动乱的起因是列车巡警想逮捕两个在新布莱顿要下车的非洲人，因为他被告知这两个人偷了一罐油漆。这两个非洲人拒捕并得到站台上其他乘客的同情。在冲突中，巡警向围观的群众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随后引起很多过路人的围观，并聚集在警察局门前抗议。愤怒的群众向赶来解围的警察扔了石头，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数人。群众只好逃离警察局回到出事地点，并将怒火向白人发泄。4个白人被打死。在镇压中，警察开枪打死7名非洲人。 伊丽莎白港事件使东伦敦的警方更加嚣张，一切公众集会均遭禁止。然而，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想方设法弄到了在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特许。后来发生的事则众说纷坛了。警察一口咬定说，当他们到达时，祈祷集会和政治大会没有区别，他们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会议组织者则坚持说，当警察抵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扎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据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期待麻烦出现”。这一行动导致至少8人死亡。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除了这两起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讲坛，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强化，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事态的发展亦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制度。亦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行列，他们的领导人是帕特里克·邓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等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法律依据仍然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罗织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亦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场为时半年的蔑视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教育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的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0000人。 ①对蔑视运动中的被捕人数有不同统计。卡特与凯里斯的统计为8057人；南非警察的年度报告为8429人。本数字取自汤姆·洛奇，《1945年以来南非的黑人政治》，朗曼，1983年，第46页。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后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曼德拉清醒地指出：这样做当然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当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盖托的向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如果你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你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他对运动领导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在约翰内斯堡对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的审判中，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的密探，他在审判中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曼德拉对这一点感到很痛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支部没有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监督”，对新成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情况没有认真地进行考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短短几个月里新成员的剧增所致，但地方支部包括总部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是原因之一。 1952年12月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艾伯特·卢图利为全国主席，而两个月前被选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为副主席。就在这时，白人政权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卢图利酋长在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他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其他一些中心地区。这一禁令是对52名蔑视运动的领导者发出的，曼德拉也在其中。对这一禁令，曼德拉愤然指出：“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①诉讼程序。” ①“星法院”是英国中世纪不受普通法约束的法院。 正是在禁令期间，曼德拉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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